我也转个帖子教育一下小孩子。以后30岁以下的不许对64发表看法。吼吼

沙鸥博关于“八九学潮”的五个问题及答案”一文中的五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做为八九学潮中的一个参与者和学生组织的基层干部，本人虽然不能代表你所谓的“学运领袖”们回答你的问题，但想同沙鸥博讨论一下自己的想法，供沙博参考。

一，六四来临，在要求中国政府平反时，作为把那些伤亡者联手送上不归路的另一方，学运领袖们忏悔了没有？

本人意见：虽然本人在八九学运中所担当的角色称不上什么“学运领袖”，但本人对学运最后以杀人和流血告终感到深深的悔恨，这种感觉伴随着本人很多年，成为一种心理重压，因为内疚而在对这一事件的是非争论中保持沉默。我相信很多当年学运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有此感受，这可能是为什么当年这么多学生组织的参与者，真正出来谈论这件事的人很少。但我相信，这批“沉默的大多数”已经在心里做了很多深刻的反思和忏悔。在你所谓的“学运领袖”中，封从德先生在这方面公开的反思比较多，虽然有一些观点我不见得赞成，但对他能公开自我反思的勇气还是非常钦佩的。

对你所谓的“学运领袖”的讲法我也不太赞成，因为在学运中我本人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什么领袖，我感到自已周围的同学应该也是同样的想法，他们不过是同我一样的普通的学运组织者，有的因为勇敢冲在最前面而为人所知，有的因为同学们的信任而被推到最前面，“学运领袖”的帽子完全是媒体给戴上的。我本人当年参加学运完全是出于自愿，从来没有感觉到是受了那些所谓“学运领袖”的影响，在学运失败的责任上，他们并不应该承担比我们这些不出名的参与者更多的责任。我觉得用“被骗”的借口把责任推到那些出了名的人的身上来消除内心的内疚是可耻的。

当然，你和很多读者会觉得我这么一个小人物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本人当然明白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可是既然我们当年自觉自愿地参加了这场运动，我们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不能装成无辜的样子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别人身上。即便我们不能深刻反省和忏悔，我们至少应该尽力为六四中无辜死难的同胞争取一个说法和合理的补偿，永远在心里哀悼他们，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关心和帮助他们的遗属。

二，假如中共不镇压，运动将以何种形式收场？

也许我们当年把事情想的太简单，我们起初对政府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学运的问题是抱有幻想的，因为学运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想推动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较乐观的结局是政府同学生之间进行比较真诚的对话，原谅学生的过激行为，允许学生自治组织的存在，比较悲观的结局是政府一边把一批学运的组织者抓起来判刑，一边开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安抚民心。当时在我周围的一些学运的组织者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这也是他们受到同学们信任和支持的主要原因。

但是，政府一开始就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起的一场动乱，尤其是北京市政府，一边谎报军情，一边用压制、欺骗、分化、抹黑的惯用伎俩对付学生，激化了政府同学生的矛盾，使得对立逐步升级，而到了最后无法妥协的局面。

当然，学生组织者的不成熟、学生组织的分化以及学运向全民运动的迅速转型而出现的在领导上和方向上的混乱也是对立激化的重要原因。但毕竟这场运动并不是一场反政府的运动，虽然因为运动的自由性有一些“打倒共产党”的杂音，但主调并不是要推翻政府；同时政府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着处理学运的主导权，只要采取比较开明和缓和的处理方式是不用以杀人流血的方式收场的。如果沙鸥博和读者详细了解八九学运的历史，你们可以发现在事态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有很多机会可以使之以比较平和的方式收场。

三，八九学潮有多“伟大”？

这个问题不是本人考虑的问题，但你我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感觉和判断。尽管本人为这场运动的结局感到内疚和痛悔，但本人对参加了这场运动始终感到自豪。本人觉得，八九学运使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彻底失望，打碎了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意识形态的枷锁，迫使中国政府走上了发展市场经济和同国际社会接轨的道路。至于说它多“伟大”，我们就留给后人评说吧。

四，八九学潮是民主运动？

这个问题是要用史实来判断的。作为一个见证者，本人想提出一些亲身经历供沙鸥博和读者们参考。

本人曾经是北大学生组织“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的成员。这个组织成立于四月十九日，是学运中最早成立的学运组织，虽然没有后来的高自联、广场指挥部等机构出名，但她基本上主导了八九学运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方向。例如，学运中主要诉求大部分是由这个组织发出的，高自联、绝食团、广场指挥部等学生组织以及工自联等市民组织的骨干都曾经是这个组织的成员，高自联在学运的中期和后期主要由这个组织在支撑和主导。在这个组织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中，学生组织者们一直在追求和实践者民主的原则。从其最早的名称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对民主的诉求。这个机构的最早的领导者们是由北大三角地汇集的学生们鼓掌选出的。后来数次改组是由学生代表大会选出领导人，但因为选举过程不是普选，她一直以“筹委会”形式存在，并在绝食活动发生前一直在筹备全校的普选，准备通过普选确认其组织的合法性，而她得到了全校大部分学生，甚至是官方学生会的认同。在北京高校对罢课问题产生分歧时，她首创采用全校民调的方式进行决策。在学运的发展过程中，她在民主的原则下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组织制度和决策机制，并制定了以三权分立的民主原则为基础的“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宪章” 草案。如果沙鸥博和读者们有兴趣，以上信息可以在封从德主编的《八九学运回顾与反思》一书中找到印证。

因为意识到我们学生对民主认识的不成熟，封从德等北大筹委会的组织者们在早期提出了“民主启蒙运动”的概念，希望通过学生自治运动实践民主原则和宣扬民主理念，为中国的民主实践积累经验。后来高自联又提出了“校园民主运动”的概念，希望通过校园普选的形式实现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使中国向有限民主迈进一步。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学运的过程中一直贯穿了两个主旋律，一个是代表普通民众的以“打到官倒”“惩治腐败”、“平抑物价”等为主的民生诉求，一个是代表知识分子的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为主的民主诉求，学生们希望政府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允许民间组织存在和媒体的独立性，从而形成社会监督机制以杜绝腐败的发生。

五，八九学潮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什么？

这个问题也不是本人所能回答的。我们各自即便有自己的看法，也都是主观的，最好留给历史学家们去分析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