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
要了解今天的美国和伊朗的仇恨，就要从美国中情局在1953年发动政变推翻伊朗民选政府说起。
当初，伊朗独立后，民族主义 情绪高涨，当时的民选政府不得不考虑将伊朗石油国有化，或至少在英国拥有的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里分多一点。而这之前，伊朗政府每次对英国肆无忌惮的掠夺稍有不满时，英国都会运用军队而推翻不满政府而扶持傀儡政府。而在1950年，虽然英国在伊朗仍然有很多亲英势力，当在大使馆的政变计划被伊朗政府发现，导致所有英国的外交官（也可以说是间谍）被伊朗全部驱逐出境。
被赶出去的英国佬，当然非常恼火，先是对伊朗石油出口进行禁运，造成伊朗经济的重大损失。但是当选的摩沙德政府，不肯将石油工业重新交还给英国，而只愿意就英国应该享有的分红进行谈判。于是英国首相邱吉尔决定出兵攻打伊朗，但是可惜时世变迁，英国已经不再是世界老大，所以邱吉尔就向美国总统杜鲁门请示，可不可以让英国出兵伊朗。如果美国不肯，可不可以由美国政府利用其美国驻伊朗的大使馆出头，然后让英国在伊朗的势力配合，搞一场政变。
当时杜鲁门一口拒绝了英国佬的提议。当时的美国还想拉拢新独立的世界各国，意图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新次序，当然要同臭名昭著的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划清界限。所以一直等到好战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邱吉尔的这个提议才得到实施。当初的领军人物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小罗斯福，时在美国中情局中东分局任职。接受政变的任务后，小罗斯福以假身份证偷渡进伊朗，在由英国情报局地下组织租用的地方藏身，开始组织政变行动。
而其中小罗斯福差点不慎暴露了自己是名门之后。他时常去土耳其大使馆的网球场打球并接触联络关系。有一次，一个球没有大好，他脱口而出：“啊，罗斯福！”结果打球的同伴们问他怎么会有这么怪的感叹方法，他只好编个谎话说他是个很忠诚的共和党员，在他长大的共和党地方支部，因为大家很恨罗斯福总统，所以人人都这样讲粗口。
结果在美国大使馆的主导下，小罗斯福利用了伊朗的亲英势力终于把伊朗的民选政府推翻了，而扶持了巴列维的国王体制作为美国的傀儡。当然，由于美国的出力，英国无法再独自拥有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于是进行了改组，变成了现在的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atrol， 简称BP），并容许其他8家西方石油公司分赃。
这个成功的政变，对世界历史具有重大的影响。一是经过这次政变，让美国找到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方法，去推翻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政府，而中央情报局就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中心。结果在第二年就发动了危地马拉政变，然后介入了几乎每一个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政变。在中国，美国中情局也很快成了达赖喇嘛的老板，从印度和尼泊尔指导在中国的颠覆活动，一直到尼克松访华。而在1990年后，由于中情局的恶名远扬，其颠覆他国政权的专家们逐渐改变身份，摇身一变而成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为美国的地缘和经济利益，大兴颜色革命。据法国电视台的“颜色革命”纪录片的披露，仅在前苏联的加盟国，这些“非政府”组织就投资超过了一亿美金用于中情局革命。
三十八
另外一个重大影响，就是这个政变，造成了伊朗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并带动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反西方思潮和今天伊斯兰世界针对西方的极端恐怖活动。
本来穆斯林世界在近现代积弱，和中国，印度等等古老文明国家一样，是在西方通过科学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军事暴力下，被摧残的结果。落后就要挨打，尤其是在缺乏基本人性的殖民帝国主义列强的兽性面前，迫使很多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开始思考改革之道。其中不乏很多人接受了西方即是文明的广告台词，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放弃民族传统，改变自身文化，全面向西方学习，就会变成一个被西方人尊重和平等对待的国家。所以除了早先中国义和拳运动之类的以卵击石的仇外运动的话，很多人以为只要按照西方的方式运行，那么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就可以得到保证。
但是，当伊朗摩沙德政府这批完全由西方教育出来，对西方体制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服口服的政府官员们，被西方打下十八层地狱，而被认为是造成伊朗积弱而已被推翻的国王制度被西方重新树立，失望和愤怒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回到他们本民族的传统，而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就取得了人民的强烈支持。
1979年的伊朗革命给美国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美国外交官被扣为人质。当然，所有的美国媒体都会一致攻击革命者抓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外交官为人质是一种无耻和野蛮的做法，而不会有人出来教育美国无知的民众，正是这些文明的外交官曾经在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政变和推翻民选政府。美国随后进行了又特种部队进行冒险救援的军事行动，又以失败而告终，最后只好靠在两伊战争中，偷偷给伊朗武器才把人质换了出来。
今天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自然有不少感慨。其中一点就是为什么在伊朗当时有那么强大的亲英力量，可以强大到推翻一个国家的政府的力量。伊朗人对英国人的狠毒是非常明白的，有一句伊朗谚语说，假如你走在路上，被一块石头跘到，那块石头一定是英国人放的。但在英国的长期统治下，手段高明的英国人已经培养出一批伊朗的“英国”人，一旦需要为英国利益而动作，他们就响应而起，尤其是言论自由下的英文报纸里，充满了英国的情报人员，通过媒体散布谣言，比如说伊朗总理摩沙德是同性恋等等，在伊朗制造危机。
其实同样的情况也在印度出现。印度在1950年独立后，尼赫鲁为首的政府希望能够通过不结盟运动而确立印度的国际地位，而印度的精英“英国“人就利用其力量，大举攻击印度政府的外交政策，强烈要求印度参加其宗主国英国的北约，为印度的外交政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当然中国在收回香港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好在中国政府曾经有过在新疆，尤其是伊犁地区，俄国势力太大的教训，和这之后不断清楚俄国影响的经验，在香港的处理上，亏吃得要小一些。另一个因素，就是英国的势力今非昔比，中国也不如印度和伊朗那么好欺负，经过了基本法解释权一役，英国就不再敢乱来。本来以英国人掌控的香港法院（最高法官中九占其四，上诉法官中21占11，还不包含香港“英国”人）企图以法律至上的名义，抢夺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并以此限制中国掌控的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被中国法理上由中国人大的权威而击退。
有意思的是，伊朗和印度两国都用了二十余年时间把亲英势力彻底清除，而中国在1997年后，开展了中学为主的国家意识教育，在二十年后的2017年才开始放开选举，无疑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这样的话，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大国，另一方面香港的亲英人士们大概已经廉颇老矣，再香的政治饭，已经吃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