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小鬼大
我的父亲应该算是个“儒将”吧。他出生于小业主，上过私塾。是具有一点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战争时期，曾用两个小金元宝换过德国造的旧莱卡照相机。有时也写诗。记得有一年回国探亲，见他正在为国歌填赋新词。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上海革命委员会军管，主抓文化和外事活动。那时我大约十岁，敢做敢为的年龄。
那一年的八一建军节，空军政治文工团到我居住的军区大院演出歌剧《江姐》，首场演出的票子是发到各部委的。那天晚上，我父亲到市委参加拥军爱民活动，很晚都没有回来。演出就要开始了，我急得想热锅上的蚂蚁，急中生智，我对检票的小战士说：我是xxx的孩子，请你放我进去吧？小战士笑了：快进去，在后排找位子坐好，就要开演了。演出结束后，我正得意的哼这歌往家走，突然看见保姆南京阿姨手舞足蹈的飞奔过来：“不得了了，你爸发脾气了，小姑娘，你不要犟，晓得啊！”我一进门，父亲不由分说地用鸡毛掸子把我抽了一顿。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我。过后，我在床边的墙上写下了三个字“老张坏”母亲在世的时候，每次探亲她都会提起这件事，总是暗示我：你父亲是爱你的。我不记仇，我和父亲之间的隔阂决不是因为这件事，那是后话。虽说打了，我并没有多大改进。
孙晓峰叔叔是我父亲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全国解放后，我父亲南下来到上海，孙叔叔则到北京的《解放军》报社工作。他每次到上海出差都住在我家。和我父亲大碗吃肉，大杯喝酒，好得像一个人似的。那年我有十岁吧。孙叔叔又来了，不同以往的是，他们关起门来争吵个不停。好奇的我隐隐约约可以听到是关于孙叔叔的婚姻问题。我从来没有见过孙阿姨，从他们结婚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她大孙叔叔三岁，不能生育，所以没有孩子。为此，我母亲没有少操心。
父亲在大声吵过之后摔门而去。孙叔叔则一个人在屋里喝闷酒。我突然推开门说：“孙叔叔别休了阿姨，如果你一定要孩子，那让我做你的女儿吧”。我的话把前来斟酒的南京阿姨下了一跳，忙说：“这个小丫头，大人的事体你懂什么，不要乱插嘴。真是人小鬼大。”孙叔叔醉眼惺忪的看看我，指指对面的凳子，示意让我坐下。讲述了他的故事：他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说是女大三，抱金砖。为了抗婚，他参加了革命。为了晋级入党，他不得不认这个“结发妻子”。文化大革命中，在地方军管的时候，他认识了电子管厂的一个女工，他说她漂亮，聪明，有文化。他想离婚和她结婚。可是组织上还有我的父亲都坚决不同意。为此他很痛苦。他问我该怎么办？我吓坏了，我那时还是个孩子，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只是在小画书上读到，只有地主才有大老婆，小老婆。我不希望孙叔叔变成像地主那样的坏人，而且认定这肯定不是好事。我说：“那孙阿姨以后怎么办哪？她是大老婆吗？”
孙叔叔没能离婚，他们过继了他兄弟的女儿，也就是电影《秘密图纸》中女特务的扮演者师伟。酒醒了以后，孙叔叔在我父亲面前一直夸我心眼儿好。执意要带我到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去当演员。我父亲不同意说：那可不行，你别把我女儿带坏了。
这一次的对话，可能是我对婚外情最初的启蒙教育了，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不能容忍没有爱情的结合。我就是这样长大的，过早地接受了许多成年人的思想理念。比其他的孩子要早熟。
我应该感谢我的父亲，正是由于他的原故，我很早就接触了不少知名的艺术家，他们是：歌唱家朱逢博，任桂珍；越剧演员徐玉兰；沪剧演员丁是娥，杨飞飞；电影演员张瑞芳，魏鹤龄；舞蹈演员魏芙(她是魏鹤龄老先生的最小的女儿)还有很多不知道名字。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对艺术不屈不挠的追求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使我一直渴望高尚的情操。鄙视邪恶和阴谋。还有我的父亲，他就不怕他的女儿成为资产阶级“封资修”的接班人吗。
(大院里的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