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言知青岁月
李晓奇、曲培平、党大建
当松散的语言和个人的记忆化成深思熟虑的白纸黑字，由回忆而燃烧起的炽热情感化为理性的思考与感悟，无论是质朴无华的语言，还是文采飞扬的妙笔，统统汇集并冶炼成了一种精神，升腾为一种文化，可以辐射，可以启迪，可以传承，使那些已经远去但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仍然给我们的心灵以极其强烈的震撼。
我们一直认为，任何战友的个人回忆与感悟，都无法代言六团战友乃至知青整体，但又是万不可或缺的部分。回城后，战友们的境遇与发展轨迹千差万别，有大量的下岗、退休的普通劳动者，也有中央委员、政府部长，还有著名作家、知名学者，等等，但他们的回忆都始于一个起点。我们在差异中还是看到了更多具有共性的记述与思考，这无疑源于我们这批空前绝后的一代人所特有的积淀。
“错综其数，……其孰能与于此”。苦难与悲壮、欢乐与激昂、迷惘与醒悟的交织，是知青岁月的主旋律。
当年一群 15 至 20 来岁的大中城市学生，被当时的政治形势鼓动到二龙山。但一踏上这块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在劳动中的扭结，就迅速主导了这批城市学生的生存方式和情感世界。我们面对的是壮美严酷的大自然，从事的是单调艰苦的农耕劳作，这种巨大的反差和心理冲击，只有亲历者才能体验。
北大荒辽阔壮美的自然环境，机械化耕作的大农业生产方式，半军事化的建制与管理，淳朴粗犷的北疆民风，随着时间的推移，浸透到了这一知青群体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的方方面面，并或多或少凝固在我们的观念和情感世界里，其影响并未因国家政治环境的改变、个人身份的转变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更新而消失，有些反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发炽热和凝重。
这是一个情感之谜，是世俗的政治语境无法涵盖的。
在很多战友的记忆中，蜿蜒流淌的讷谟尔河，连绵起伏的小兴安岭，苍凉多姿的白桦林，鲜花盛开的草甸子，雪色皑皑的荒原，铺天盖地的大烟炮，黑色沃土上的“东方红”，金色田野上的“康拜因”，无边的麦浪豆海，麦场上高高的粮囤、小山般金灿灿的大豆……，就像一幅幅绚丽的画卷，构成了我们的青春背景图。深度严寒中的挣扎、生理极限上的劳作，田野上的放歌、灾荒后的饥饿，政治上的进步与倾轧、患难时的真情与冷漠、爱恋中的温馨与失落，油灯下的苦读、压抑时的怨恨、荒唐后的愧悔，生者对逝者的思念、回访时的热泪……总之，一切人性中的真善美、假恶丑，悲剧与喜剧的构成要素，都被高度浓缩地展示在这块背景图中，显得如此真实和丰富，构成了美学理念中的绚丽多姿，文学意义上的丰富多彩，心理学鼓励的释放，以及教育学肯定的历练与早熟。
六团、二龙山成为我们苦难与悲壮、欢乐与激昂相互融合的命运共同体，留下我们青春的人生轨迹，构成了六团知青长久不衰的激情、相互认知的标识、情感回归的家园。它像一条有力的精神纽带，至今连接着成千上万的六团战友。正如一位战友所言：“这份纯真的黑土情将超越时空，会永远在历史中珍存。”
“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令人欣慰的是，对知青岁月的回忆与反思，展示了当今多元文化中的一股“清流”。
知青运动的形成与文革不可分，因而注定是共和国不堪提及的一段历史。人为失误造成的苦难不值得歌颂。但“满怀理想”、“战天斗地”、“磨练人生”、“奉献青春”这些充满激情的豪言壮语，仍然出现在许多战友的回忆中和文章的字里行间，显现着理想的基因并没有随着青春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时事的变迁而完全消失。我们认为，这不完全是观念滞后的反映，而更多地展示出这个亲历苦难的群体至今仍坚守着“母子情深”般的那份责任与宽容，以及深藏着对自己当年的纯真和奉献的自尊。
如今，多数知青因经历而导致了自身人生资本的匮乏，已经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和沉默的大多数。不少知青的人生轨迹或浓或淡地带有悲剧色彩，他们的大半生，默默承受着正常社会性发育被扭曲后，义务大于权利，奉献多于收益的境况。但正是他们特殊的人生积淀，成就了中国社会变革初期和中期最需要的反思意识和奉献精神，他们固守的似乎已经过时的“知青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当今社会“功利主义至上”的风气。他们之间曾经甘苦与共的战友情结和群体归属感，是当今社会人情淡漠中的一片绿洲。
知青是“文革”悲剧的见证人和牺牲品，对思想解放、人性复归，有着发自内心的渴望和深切的理解。所以，我们成为最早倡导和传播新思想观念的一批人。在改革开放的中期，我们的宽容与理解、奉献与牺牲，无奈与麻木，稀释了变革成本，促成了社会急需的基本稳定。这无疑是当今多元文化中的一股清流。因而，把知青比喻为中国连接贫困与富裕、封闭与开放的桥梁，定义为共和国建设的承重墙、发展的铺路石，是相当贴切的。
“惟往古之得失兮，览私微之所伤”。对知青岁月的回顾，还使人感受到，已度过天命和耳顺之年的一代知青所特有的冷静思考。
如果冷静地从一代人的命运去考证那段令所有知青不能忘怀的时代，我们无法用歌颂式的语言进行肯定，内心感受十分矛盾与复杂。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给我们的上山下乡注入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这个情结使得这个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没有功利、甚至没有自我。当这个情结成为罩在稳定城市、解决就业难题等实际需要上的一道光环时，必然注定了这个群体自身权利与义务的长期失衡。从“革命小将”到必须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身份上的大起大落，显示出我们对自身行为乃至命运的无法把握，巅峰与谷底的置换仅仅因为一个“革命”的标签。当这道外在的光环消褪之后，理想与现实、初衷与结果的反差必然导致知青运动的崩盘，以及众多社会性难题的凸显。
知青上山下乡，导致个人学业荒废，国家人才断档，家庭乃至社会动荡，农民负担加重，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与利用……
毛主席说过 ,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革命”却把我们这群祖国“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撵出了学堂，推入了农民的怀抱，以接受再教育为由，关闭了学校的大门，剥夺了千百万不同年龄段城市学生受教育的权利，社会文明的进程显然被严重扭曲了。农民用宽厚与纯朴容纳并教育了我们。然而谁都清楚，只有劳动者知识化，而不是知识者“苦力化”才能够使社会进步。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承受、忍耐，接受命运的既成事实，既有理想主义的基因，又有群体服从的效应，既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又是听天由命的必然。“去时冲冲、走时匆匆”的经历，使我们从理性上、整体上无法去歌颂“上山下乡”，“上山下乡”的经历带给大多数知青的命运确实不尽如人意，是不争的事实。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央领导以知青、家长、农民和政府“四个不满意”的判断，终结了知青运动。
人生有失必有得。正是因为经历了实实在在的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实践，使得我们这一代人与世界上所有战后的一代不同。我们不是理想破灭的一代，更不是虚无颓废的一代，下乡使我们原本激进虚幻的理想转化成了对社会底层民众的了解、同情与责任。我们对曾经拥有的理想和信念，不因其光环曾经绚丽而放弃反思，我们也同样不因当年的幼稚而永远幼稚下去！亲身的实践和时代的变革使我们成为理想革新的一代，这个革新是对“革命理想主义”的辨析与扬弃。
我们亲身参与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先进与落后的大碰撞，出乎我们意外地大幅度缩短了文明的差距；我们伴随着扭曲的命运获得在困境中生存的本领，使“北大荒精神”增添了时代、知识与理想的内涵，实现了“北大荒精神”到“知青精神”的城市转移。这种精神支撑着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又一次承受起国家的重负，实乃和谐社会之需，国家民族之幸，亦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我们命运坎坷多舛，却收获了坚韧、忧患、多思、敢为的果实；我们从小被灌输并深信不疑的价值观在世俗的功利环境中被挤压得奄奄一息，但深埋在灵魂中理想主义的基因，依然使责任、志向、忠厚、重实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群体特征。
我们没有理由自卑，当思想的力量在挣扎中显现出叛逆与忠诚、束缚与挣脱、现实与理想、守旧与创新的种种矛盾时，我们也就具备了承上启下所应该具备的一切特征。因为历史提供给了我们所有能够启迪、悟化、警示、借鉴、淘汰、鞭挞、锤炼、彰显的事实。
我们今天的反思，并不是要空发对于命运的哀叹和步入晚年的悲鸣，更不是要争国家政策性的补偿。我们需要冷静地从作为共和国第一代“花朵”所承担的对国家的发展、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对先辈的无愧无悔、对后代的承上启下，所作的科学的、理性的、增益的认知。
“知青运动”是空前的，为什么应该是“绝后”的？如果不从理念上回归“以人为本”，“绝后”似乎总带有令人不安的乐观。因为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扭曲重演。以历史长河来衡量，个人命运的坎坷，一代人的荒废，实在不应该耿耿于怀。当我们超越了个人的得失，实事求是地定位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被利用的纯真，被宗教化的理想，被放逐的青春，被耽误的人生，就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块理性的基石。
掩卷：四十年前的那种混沌、狂燥、杂糅的风云，开始一团团、一层层、一片片、一丝丝地被梳理、剥离、分解、褪去，但仍无法释怀。毕竟：
进步，是流不尽的万古江河，百川朝宗。
光明，是挡不住的万古日月，百盏朝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