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讨论问题先要定义概念，然后用概念去套现实，一旦现实不符合既有的概念演绎就或争论不休，或寻求权威解释。
这本来就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特征之一。
相反，英美法系重归纳，既包括各种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构成的判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英美法系中基本上没有大陆法系中的法典，也不推崇成文法中的概念。
作为一个纯粹的历史经验主义者，我不会贸然地给出一个关于民主的概念（因为它太丰富了太重要了），然后要全部人同意我的概念，然后再单方面宣布自己的胜利。
我还不至于浅薄到这个程度，也没有狂妄到这个程度。
不过，后面我会举例子来描述它。举的例子多了，它的特征就描述出来了。自哈佛商学院以案例分析为主要教学方法后，这是一种普遍接受的方式。
我们讨论民主和创新这个问题的目的主要是看中国这一代的年青人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突破，摆脱婴儿潮和教育大跃进的困局，就象美英加的婴儿潮一样，为个人创造出巨大财富，同时把整个中国社会带到一个新的高度。简单的说就是1963-95出生的中国人的历史地位问题。国内一直在关注了这个问题，但是隔靴搔痒避重就轻的居多。我会揭示这些现象后面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好了，解释了一下方法论，我们继续：
说起那个金刚圈，去年我在陈家村认识了一位陈铁匠，他手工精美、价钱又公道、童叟无欺......窜词了
说起这个创新问题，已经成为束缚我国经济发展的金刚圈。
熟悉中国历史尤其是科技史的朋友都清楚，在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中，尤其是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中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这个星球最大最强的国家。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经济规模最大，人均收入最高，还表现在中国是世界科技发明的领跑者。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国在人均产出（也就是人均生产力，或人均效率，或科技水平）上突然被欧洲超过了。
但是，由于中国人口的庞大，中国仍然维持了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头衔。
在1820年，中国还占有全球GDP的32.4%（ECONOMIST，2008， MADDISON'S ESTIMATE），但是科技已经完全落后于欧洲。随后在1839-1842，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战败，被迫割让香港。
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科技创新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引出一段著名的公案：李约瑟之秘（The Needham Puzzle），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
（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CH, FRS, FBA December 9, 1900–March 24, 1995，英国生化学家，中国科技史学家，中文名李约瑟.）
李约瑟自己，还有黄仁宇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有一些学者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因为中国人口多到不需要技术发明的程度（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而欧洲地广人稀需要科技发明来替代劳动。
依我看这些解释都欠妥当，连李约瑟自己都承认在中国技术创新速度在15世纪并没有下降。而且，在整个1500-1900期间，中国的发明创造的速度和以前几乎是一样的。
我1997年去参观江西省一个科技馆，他们收集的历史资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清两朝的农业科技发明并不比前几朝少。而且所有的科技发明都在节余劳力而不是要求更多的劳力，所以有人说中国的科技发明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这也是没有证据的。
所以说，不是我们不行了，而是人家太行了。不能怪弟兄们不努力，是共军的火力太强大了。
中国的经济问题还是由中国经济学家来解释好。
隆重推出本系列目前为止的第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
（Justin Yifu Lin）
我在国内的时候，他从芝加哥大学回来,带来了很多好东西。其中就有1995年发在《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上的这篇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
我就不给他唱什么赞美诗了，让我们来想想什么是创新。
我想大家基本上会同意，创新无非就是通过做试验来找到一种更有效率的方法，也就是林毅夫所说的试错（Trial and error）。
我们假设做一件事（比如说为金字塔运石头）的各种方法在效率上符合正态分布，出现效率高的结果很小，出现效率低的结果也很小。大多数人做这件事的效率就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技术水平。
如果有人发现了效率高的方法（比如说轮子），并且把它推广到整个社会，这个做事的正态分布的均值就在向高效率移动。整个社会的技术水平就上升了。
好了，发现高效率的方法就去决于这个社会有多少次试错。社会上试错的次数越多，发现高效率方法的可能性就越大。
社会总试错次数取决于社会的人口和每个人的平均试错次数。
答案就出来了：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而发现。
林毅夫总结说：
在工业革命前以工匠和农民的经验为主要来源的技术发明，是生产过程的副产品，而非发明者有意识的、具有经济动机的活动的结果，其创新主要依据经验对现有技术作小修正而产生（Musson，1972）。从概率的意义上，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各类发明者“试错和改错”的实践经验越多，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越快，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Simon，1986）。中国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流域相比并不是最为肥沃的，但是，地形西高东低，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集中在光热条件好的3～10月，使得中国的土地在适合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能够种植可以供养人口数量较多的高产粮食作物（Temple，1986），因此，中国的人口总量自古以来一直远高于欧洲，这种人口数量使得中国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但是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
《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也就是说，自秦统一六国以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一直保存一个大一统的格局。在国家安全得到保证的情况下下，自然地理条件使我国的人口高于欧洲。而人口多，产生高效率试错的可能性就越大，科技发明就越多，人均的产出就越高，国力就越强。国力越强，人口就越多，发明就更多，人均的产出就更高。这样一个良性循环是古代中国可以称霸世界的根本原因！
比如说：
汉朝（公元前220-公元后220年）的人口是大概4-6千万，而当时的欧洲人口大概是不到3千万。
唐朝（公元618-907年）的人口是大概5-7千万，而当时的欧洲人口还是3千万左右。
宋朝（公元960-1279年）的人口是大概1个亿，而当时的欧洲人口大概是不到6千万。
元明清朝（公元1279-1911年）的人口是从1亿涨到5亿，可是欧洲人口在这段时间突飞猛进居然也上升到了将近5亿。
(DATA SOURCE：A.Feuerwerker,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Heritage of China, ed. PaulS. Ropp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p. 227).
所以，中国的人口优势在明清朝已经消失。更为重要的转变是技术创新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了以作试验搞发明为生的职业科学家团体！
还是看林的总结：
欧洲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人口规模相对中国为小，工匠和农民的数量和相伴随的生产实践的经验也相对较少，因而在前现代社会的经验型技术创新中处于劣势。但是在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后，实验方法被广泛运用（Mathias，1972），“试错和改错”的次数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生产实践，因而大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特别到19世纪中叶，科学已在技术发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Cameron，1989），使得技术发明遭遇到瓶颈时，能够经由基础科学研究的努力，增加对自然界的认识，打破技术发明的瓶颈，扩展新技术发明的空间，而使得技术创新的不断加速成为可能（Kuznets，1966）。
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在西方逐渐转变为“为发明而发明”。这种有针对性的实验活动，代价较高，需要有成本效益的经济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商业利益的制度可能确有利于这种实验型的技术创新活动。
《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所以，古代中国靠人口不自觉试错而获得的，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创新方式，已经无法和欧洲职业科学团体建立在科学革命的基础上的，以实验为主的技术创新方式相抗衡。
中国的衰退始于此，当代国人的困境始于此。
老大从此靠边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