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典型的城里人的故事
几个月前，作者之一参加一个老乡的孩子的生日宴会。这位朋友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有房有车，四岁的儿子上了社区幼儿园。生日宴会很是热闹，小朋友欣然接受了大家的各种礼物，吃了餐馆提供的长寿面，竟然还亲自动手给大家切生日蛋糕。显然，小朋友知道并且习惯了这种活动。在他看来，过生日是必不可少的，收礼物是理所当然的，当寿星是义不容辞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城里人家庭发生的典型故事。
然而，这种事情在农村是难以想象的。通常，小孩子在满月和周岁之后，逢“十”才过生日，多数人在十岁之后、四十岁之前甚至不过生日。本文作者均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小时候很少过生日，收到的礼物也就是鸡蛋和一两件衣服。今天，由于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乡下小孩过生日也许会收到奥特曼这样的时髦玩具，但年年过生日的情形恐怕还是很罕见，更别说那种当寿星的感觉了。
城里小孩和乡下小孩在过生日方面的显著对比，正是目前中国悬殊的城乡差距的一个缩影。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孩童时代的差别，就已经是富人和穷人的差别，这很可能就是他们一辈子的差别。从出生开始，两种人的命运似乎就注定了。我们不得不问：幼年时的贫富差别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竞争方式以及竞争结果的？这种竞争会对收入差距带来怎样的结果？
二、穷人之间的竞争
首先，我们来分析穷人之间的竞争。设想这样一个情形：在一个贫困的农村，有一群贫困的孩子，他们中将来谁能出人头地？对于乡下人来说，通过竞争取胜的途径主要是两条：考大学和做生意。于是我们的问题是，给定其他条件（智商和情商）相同，什么因素导致乡下孩子更容易考取大学或者做生意赚钱？答案似乎是：运气！
在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总是有几个孩子，但这些孩子并不享有同等的上学机会。在九年“义务”教育还主要是农民自己的义务的时代，读书是一件很昂贵的事情，因此通常只有男孩和最小的孩子可以读完小学。因为男孩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至少要学会写字和算数，所以是优先考虑对象；而最小的孩子已经成为最后的负担，因此不论男女，上学的机会相对更多。这显然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在小学升初中还需要考试的时代，并不是所有成绩好的小学生都有机会读初中。在绝大部分农民看来，读了初中不一定能考上高中，考上高中不一定能考上大学，考上大学不一定能找一份好工作，何况升学的成本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单调递增的。此外，从农村考出一个大学生的历史概率确实太低。因此实际上没有多数父母敢于奢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大学。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孩子在小学毕业后，能否上初中、读高中和考大学，几乎完全取决于父母的远见，这和家庭收入甚至学习成绩都没有显著的关系。
如果考大学的期望概率太低，同时学费负担不是太高时，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虽然具有相对更强的学费支付能力，但是并不比那些相对贫困的家庭占有更多优势。家庭收入越高，读书的机会成本越大，而且这种成本是单调递增的，可是上大学的期望概率从而期望收益对大家都是相同的，这使得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是阻碍穷孩子考大学的主要障碍。[①] 民间常说，“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正是从一个侧面体现考大学的经济约束在穷人面前其实差不多。想想看，如果一个家庭通过自筹和负债可以负担孩子读初中和高中的费用，而大学费用可以通过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来解决，那么经济问题就不是太严重的问题。真正严重的问题是，父母对于孩子上大学的期望概率和期望收益太低。给定这种低概率和低收益，一个孩子即使在小学时成绩拔尖，也难以得到考初中的机会，从而失去了考高中和考大学的机会。毕竟，孩子小学毕业时能否进一步上学是由家长决定的，当然就与其学习成绩无关了。当考大学成为一种相当奢侈的梦想时，给定孩子的智商和情商，父母必须对孩子考大学具有较高的期望概率和期望收益，这就取决于父母的远见。父母的远见是指给定信息集时的预期方式（expectation formation）。[②] 父母必须看到社会发展的趋势，必须舍得对教育进行投资以便提高上大学的概率，必须预期到上大学后的贴现收益高于投资成本。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本文作者之一有三个妹妹，其中两个妹妹都是父母顶住舆论的压力获得了读初中继而考中专的机会，最小的妹妹则幸运地考入大学。
再深入一步，父母的远见由什么决定？很遗憾，我们暂时还没有答案，我们猜测这是纯粹的运气。也许以前念过书的父母会更有远见，但农村贫乏的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农民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概率和期望收益，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当然，如果上大学的经济约束更严重了（比如助学贷款很难获得），或者上大学的期望概率和期望收益因外界因素变化了（比如大学毕业很难找工作），那么结论可能会发生改变。时至今日，虽然农村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是情况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至于另一种途径——通过做生意来发财，如果不是因为本身特别聪明，那么显然主要是因为运气。一个穷孩子，辍学或退学后去城里打工，多数是因为幸运地碰见了一个亲戚、老乡、老板、老婆（公），又或者因为政策，于是命运为之改观。
如果考虑个体差异，那么除了运气（包括父母的远见）之外，个人的聪明和勤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不过这已经没有什么有趣的经济含义了。毕竟，我们不太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智商，尽管有时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情商。
三、富人之间的竞争
接着，我们来考虑富人之间的竞争。城里孩子是否成功，显然不能用上大学来度量，因为他们基本上都可以上各种大学。我们不妨以他们能否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来分析富人的竞争。给定智商和情商，富人的孩子怎样才可以得到高薪的工作？答案昭然若揭：家庭背景！
两个城里小孩，在他们上幼儿园时，竞争已经开始了。谁能上更好的幼儿园？谁能读更好的小学、中学？这直接影响了谁能考上更好的大学。同样是大学毕业，谁能进入国家机关、垄断国企、世界500强外企等热门单位？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步，无不跟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对他们来说，相同的是父母的远见，不同的是他们的亲戚或家长的朋友是否具备足够的实力。因此，两个孩子竞争的实质是两个家庭在财富和权力方面的竞争。
与穷人之间的单打独斗式的竞争不同，富人之间还有一种合谋式的竞争。中国家庭自古以来就讲究门当户对，这其中除了生活习惯、文化环境等因素之外，还存在政治或经济利益。富人之间的联姻，好比日本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使彼此之间结成更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高层之间的亲缘、血缘、地缘关系都是盘根错节的，形成了一副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而穷人之间由于家庭基础差不多，难以形成互补的利益交换。
四、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竞争
然后，我们来讨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竞争。看上去，穷人和富人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没有什么可竞争的。其实不然。只要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就一定会有竞争，只不过竞争的方式与前面不同。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竞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常和博弈，另一种是非常和博弈。形象地说，前者类似于给定蛋糕大小，给穷人切多点还是给富人切多点。后者既涉及蛋糕本身的大小，又涉及切蛋糕的方式，两者相互影响。前者的例子，包括高考录取指标分配，地区间的转移支付和国家项目的投资。后者的例子，包括富人到穷人的村庄去投资（会拉动经济，但也会带来污染），收入所得税的决定和《劳动合同法》的内容。
不太夸张地说，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竞争，其实是两个阶层之间的竞争。根据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或者2005年克拉克奖得主阿西莫格鲁（Acemoglu）的“社会冲突理论”[③]，富人会利用手中的法定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权力，制定有利于富人的经济政策。由于禀赋缺乏，手段落后，因此穷人其实没有多少可以和富人博弈的实力，除了自己的本钱。从理论上讲，如果富人恰好掌握了先进技术，那么寡头政治在经济意义上也可以是有效率的。但是寡头政治不利于技术创新，因此当创新很重要，而且创新的竞争效应超过熊比特效应时，一个向穷人开放更多机会的社会将后来居上。这也许意味着，如果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竞争属于常和博弈，那么竞争的结果对穷人将是非常不利的。
五、竞争的福利效应
毋庸讳言，中国已经是一个贫富收入差距很大的社会。因此，我们分析穷人和富人的竞争问题，必然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穷人之间、富人之间以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三种竞争，哪种竞争会有利于减少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呢？答案依赖于三种竞争之间的相互影响。
先考虑富人之间的竞争。富人起点高，相对于穷人有在位优势。因此，如果把整个社会看作是一个市场，那么富人就相当于市场上的寡头：虽然是少数，但是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寡头之间如果不竞争，而是结成卡特尔，那么整个市场就是垄断的。由于富人的垄断会更加抑制穷人的势力，因此不管垄断是否有利于技术创新，垄断本身肯定会加剧贫富差距。因此，如果考虑到社会公正，就应该鼓励富人之间的竞争，抑制富人之间的结盟。现实中，法律规定的官员回避制度，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富人合谋。
如果富人之间没有竞争，只有合谋，那么穷人在和富人进行竞争时，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由于起点不平等，即便过程公平，结果也是不公正的，并且这种不公正会因为富人合谋而更加严重。反之，如果富人之间有竞争，甚至是伯川德式的竞争，那么理论上也可以实现一个类似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种最乐观的情况下，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别将非常小，他们之间的竞争就会接近于完全竞争，这当然是乌托邦了。从比较静态学的角度讲，富人之间多一点竞争，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竞争就更趋于公正，贫富差距就会更小。
穷人之间的初次竞争会产生一些富人，再次竞争就相当于完全竞争了。由于穷人的基础都是一穷二白，因此给定富人之间没有竞争，那么穷人之间的竞争只能是一种常和博弈，不仅不会增加新的财富，而且会导致内耗。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如果要改善自己的状况，应该更多地合作，迫使富人之间竞争，并且争取在和富人竞争时有更好的起点和更公平的过程。
from 《经济学家茶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