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荐』中国文化的源头智慧 作者：祝和军 第一篇

『文章推荐』中国文化的源头智慧

作者：祝和军 (转贴此文已征得作者本人的同意)

第一篇 思维智慧篇

讲国学，有人认为首先就应该讲孔子和老子。的确，孔子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老子是道家文化的鼻祖，而正是这两种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沿革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所谓“入乎儒，出于道”。然而，我们似乎忘记了，儒家和道家的观点尽管不同，一个讲“入世”，一个讲“出世”，但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思维的模式却是相同的，即都是一种阴阳观。无论是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论语》），还是道家的“万物负阴以抱阳”（《道德经》），都是基于“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基本观点得出的，而后者正是出自《周易》。

　　“一阴一阳谓之道”概括了《周易》全部的秘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易》打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什么是思维模式？按照心理学的解释，思维习惯就是遇到问题该如何去思考；遇到困难，该如何去解决。它关心的不是思考什么，解决什么（那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所倡导或宣传的），而是如何思考，如何解决。正是有了《周易》的影响，我们中国人的思维直到今天还是上面“阴阳鱼”式的，从来也不是直来直去，而是讲究迂回进入、张弛有度、过犹不及、以退为进、物极必反、月盈则亏、内方外圆、否极泰来……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式的智慧”、 “中国式的领导”、“中国式的管理”，这些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东西的魅力在哪里呢？我认为不是世界观，而是方法论。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很独特，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新颖，解决问题的途径很“怪异”。而这种思维模式正是《周易》给我们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思维模式就是这里的 “渔”，它要让我们学会怎样把“鱼”钓上来。

　　《周易》在国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我们说到国学，首先想到的是“六经”。也就是说，这六部著作是我们学习国学的必读书目，是经典的教科书，读书人的必修课程。 “六经”包括什么？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而《周易》在“六经”中排在了首位，成为了“群经之首”。

　　清朝的大学士纪小岚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经过反复思虑，还是把《周易》放在“经部”的首要位置。因为《周易》代表了“中国式的思维”，渗透到了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国人的人生、交际、谋略、兵法、管理、政治、中医、艺术，无一不打上了《周易》的痕迹。翻开《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黄帝内经》、《鬼谷子》，我们都能从中嗅到《周易》的味道。难怪纪小岚在《四库全书总目纲要》中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皆可引以为说”。

　　所以，讲国学，首先应该从《周易》讲起；用国学，也应该先要领会学习好《周易》中的智慧。

观乎人文 以化天下——揭开《周易》的神秘面纱 作者：祝和军
　　
　　
　《周易》就是用来算卦的吗？

　　一说到《周易》，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算卦、看风水。如果到大街上走一走，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在大街小巷吆喝着给人算卦的人都称自己是用《周易》来给别人算命的。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让别人相信，自己不是在胡说八道，招摇撞骗，而是有理论依据的。至今估计还有很多人半信半疑，《周易》真的这么神吗？它算出来的到底准不准？当然也有人说，这完全是迷信，去算命的人真是愚昧，两个眼睛的人被没有眼睛的人（算卦的大多都是瞎子，即使不瞎也会装瞎）忽悠，真是可怜！

　　那么，《周易》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就是用来算卦的吗？如果它是用来算卦的，真的能算准吗？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不寒而栗——自己的命运原来能够被“算”出来！这种观点估计没有几个人会相信。

　　《艾子后语》里曾经记载了一个专靠算命来行骗的术士：齐王喜相命，有个人自称神相，还说自己是鬼谷子的学生、唐举的老师。齐王敬重不已，请他相命。神相却说：“先不要急，我给人相命一定要先谈一整天才行。”于是就跟齐王闲谈。谈了一会，有人来报告齐王说秦兵包围了即墨已三天。齐王脸色大变，神相在一边说：“我看大王眉宇间一股黑气，预示着一定会有战争。” 又过了一会，卫士绑上来一个人，说此人偷了国库许多东西。神相又在一边说：“我看大王下巴发青，一定要破财。”齐王不高兴了，说：“你说的这些都是已经发生了的，我想知道将来的事情。” 神相端详了半天才说：“我看大王面部方正、气宇轩昂，一定不是平凡之人！”齐王很气愤，一怒之下就把这位神相杀了。看来，打着算命的幌子行骗，迟早是会露出狐狸尾巴来的。

　　可是，这真的是我们古人眼中的《周易》吗？仅仅是简单地占卜、预测命运这么简单吗？肯定不是。在今天被我们看起来很荒唐的事情，我们的祖先却是非常严肃的。据说古人演卦有很多规矩，必须先斋戒，吃素食，还要沐浴，洗个澡，毕恭毕敬地去演卦。整天吃肉，身上脏兮兮的，演出卦来肯定不灵。而且，你不能碰到个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去演卦。比如，你今天家里丢了一只鸡，就不能靠演卦推算一下自己的鸡被谁偷去了。只有遇上大的事情，才能透露天机。否则，就会遭遇厄运。

　　《韩非子》中记载着一个周文王给商朝的奸臣费仲演卦而蒙难的故事。费仲是纣王身边的奸臣，无恶不作，坏事做绝。当时周文王在朝歌，一次与费仲一起饮酒，喝的有点多了。费仲知道文王能够演卦，就让文王算一下他的命运。文王一开始不愿意，但拗不过费仲的一再请求，何况费仲当时是纣王身边的红人，得罪不起。无奈之下，文王就替费仲演了一卦。费仲迫不及待地问文王结果如何，文王一时语塞，紧锁双眉，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费仲急了，一再催问。文王说：“此卦甚是奇怪，大人您现今虽享荣华富贵，只是日后，您死的倒真是奇怪。” 费仲问：“但不知是怎样的死呢？” 文王答曰：“人之生死虽有定数，有因疾病而死，有因水火而死，有刀兵而死，有跌扑而死，或者悬梁投井而死，而大人您，日后要在六月间冰冻而死！”费仲一听，脸色就变了，问文王：“君侯自己终身，可曾占过没有？”文王回答说：“倒也占过”。“但不知日和如何”，费仲问道。文王说：“不才倒得个善终正寝，百子送终。比大人您，却好得多了。”

　　这话让谁听了都会恼火。你落了寿终正寝，我却来了个死于非命！这不是明显地嘲弄我吗？何况古代人对生死很是忌讳，而费仲又是一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小人。所以，文王占这一卦不要紧，却是把费仲给得罪了。费仲认为文王戏耍了他，怀恨在心，跑到纣王那里狠狠地告了文王一状。文王因此蒙难，被纣王囚禁在羑里整整7年，受尽了折磨。不但如此，为了营救文王，他的大儿子伯邑考还被纣王害死。

　　文王因为喝醉了酒，随意演卦，泄漏了天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看来，《易经》是用来算卦的不假，但不是瞎算，更不能行骗。就像《聊斋志异》里的那位崂山道士，到深山中学会了穿墙之术，回来以后四处卖弄，不务正业，结果不但丧失了法术，还闹出了很多笑话。所以说，算卦也有算卦的规矩，古代人对此非常严肃，斋戒、沐浴、祭天、守时，一样都不能少。

　　看来，《易经》根本不是靠预测吉凶吸引我们的眼球的。如果仅仅是为了预测吉凶，还讲那么多规矩干什么！再者，演卦真的能够预测吉凶祸福吗？今天的我们估计没有几个人相信这种说法了。我们不傻，古人也不傻。据《北齐书》中记载，北魏的开国之君魏道武帝拓跋珪就是一个不信星相和占卜之说的人。公元396年，拓跋率军攻取后燕，一路势如破竹，最后兵临后燕国都中山城下。正当拓跋要下令攻城时，太史令晁崇进谏： “今日攻城恐怕不太吉利，当年商纣王就是在甲子日败亡的；今天就是甲子日，兵家大都忌讳在今日出兵。” 拓跋一听，哈哈大笑道：“商纣王败亡于甲子日，但周武王不就是在甲子日兴起的吗?” 于是下令攻城，果然灭了后燕。

　在反封建迷信方面，拓跋珪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看来古人也并非靠占卜活着的。既然占卜不管用，我们为什么还对《周易》这么着迷呢？是什么东西吸引了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周易》上来，看看这到底是一本什么的书。

无字天书和有字天书——从《易经》说到《易传》

　　我们现在所说的《周易》其实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易经》，一部分是《易传》。这两部分和在一起统称为《周易》。从时间上看，《易经》恐怕是我国最古老的一本书了，从内容上看，这本书的直接目的显然是用于占卜。占卜，就是在遇到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对未来的事情无法掌控的时候，通过演卦来预测吉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算卦”，预测一下自己的运数。《易经》记录了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传说是伏羲画出了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可以理解，在古代社会中，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对于周边发生的事情无法解释，无法操纵，更无法预测，于是就通过这种方式来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理由。卦象吉，证明这件事可以干；卦象凶，则证明这件事不能干，要有意识地去规避。

　　而《易传》呢，《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和发挥。《易传》共分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今天我们读《易经》，主要是借助《易传》来读的。因为《易经》的成书时间比较古老，根本不容易读懂。不仅今天的我们读不懂，就是古人也读不懂。所以，只能借助《易传》。如果说《易经》是教科书，那么，《易传》就是这本教材的辅导工具书。所以，《易传》的十篇又称之为“十翼”。“翼”就是“翅膀”的意思。没有《易传》提供的这十个“翅膀”，《易经》这只大鸟根本飞不起来。

　　至于《易传》的作者，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据说是孔子写的。孔子读《易经》，颇有心得，于是就把自己的读书笔记汇编成册，起了个名字就叫《易传》，以区别于《易经》。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易传》形成于战国时代，而不是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因为从内容风格上看，《易传》和《论语》差的太多，很难想象是出自孔子他老人家之手。不管怎么样，《易传》成书都应该《易经》晚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无论在内容还是行文风格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易经》文风比较简朴，专门用来演卦预测吉凶，目的性比较强；《易传》的文风就比较抽象，已经不是用来占卜了，而是通过解释《易经》中的卦象来阐发宇宙、社会、人生的道理。比如，《易经》中只有 “—”、 “--”两爻，通过两爻的合成和重合演变出不同的卦象，然后再从卦象看出吉凶。据说伏羲演八卦的时候，用的是蓍草，根本没有文字，只能靠一双眼睛看（仅有其“象”，未见其“辞”）。直到文王演六十四卦的时候，才配上文字（辞）。而在《易传》中，“阴”、“阳”两个字开始出现了。别忘了，“阴”和“阳”已经是概念了，而不再是用蓍草编成的“—”和 “--”。这其实已经上升到理论高度，正所谓“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更进一步的是，《易传》通过对卦象的解释最终得出了“一阴一阳谓之道”的观点，形成了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阴阳观”。翻开《易传》，我们看到的已经是“阴阳”、“刚柔”、“动静”、“盈亏”、“进退”这样一些相辅相成的概念了。所以，《周易》对后来儒家和道家影响比较大的，是《易传》，而不是《易经》。

　　但话说回来，《易传》毕竟是从《易经》中来的，没有《易经》，就没有《易传》，而《易经》正是用来算命合占卜的。也正因为此，算卦、占卜的一些成份不可避免地流传了下来，被一些算命先生和风水先生所利用，成为了他们招摇撞骗的资本。关于这一点，古人其实早有洞察。《五经注》这样批判《周易》：“其失也，贼。” 意思是说，学会《周易》演卦的人，如果不走正路，就会变成旁门邪道，贼头贼脑，招摇撞骗，像贼一样把别人手里的东西忽悠到自己腰包里。这种东西，古代称之为“术”。这样，从《易经》到《易传》，《周易》逐渐有了“学”和“术”之分，到最后甚至泾渭分明。“学”是指有关天地人生的大道理；“术”则是算卦的技法。“学”的著作，历代史籍中列入经学类的子部，十分尊崇；“术”的著作则列入“术数类”，杂部，是轻视的。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们，对待《周易》是“叫其理，玩其占”，读书人学习《周易》，重在明白《周易》中经天纬地的大道理；至于占筮，则是读书人业余玩的游戏，如同现在的麻将、扑克一样。

　现在我们或许能明白了，《周易》并不是有些人眼里的封建迷信，而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的大智慧，绝对不能抛弃。正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它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结构和思维模式。

　即使是《易经》中的占卜之术，我们也不能一概视为封建迷信。如果那样，就是在苛求我们的祖先了。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古人只能借助一双肉眼来对这个世界进行解释和推测，而不象今天的我们有望远镜，有宇宙飞船。今天的我们看起来是封建迷信，当时的人们可能还奉为真理呢！历史进步了，观念也在进步，信奉的东西当然也在改变。

六十四卦中的奥秘

　　占卜是为了预测吉凶。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他们身处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我们的祖先用演卦来进行算命，而不是用别的方式来算命呢？比如，他们完全可以靠投硬币的办法来预测吉凶阿！把一个硬币投到空中，落地的时候，正面表示吉，反面表示凶。这样岂不是更简单？何必还那么繁琐地去演卦？就拿今天来说，一个人如果很罗嗦，喜欢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传小道消息，我们就说这个人很“八卦”。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八卦的推演过程，看看有多么繁琐。

　　 卦象推演过程中的两个基本单位是“—”，另一个是“--”。 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下面我们看一下八卦的卦象：

　　　
　　　
　　乾：乾三连　　坤：坤六断　　震：震仰盂　　艮：艮覆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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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离中虚　　坎：坎中满　　兑：兑上缺　　巽：巽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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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每一卦都没有具体的内涵。也就是说，卦象不具体指什么，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会显示不同的含义，正所谓“随时而变，因地而化”。比如，八卦可以用来指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代表山，巽代表风，兑代表沼泽。八卦也可以用来指抽象的数字：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八卦可以用来指方位：乾指西北，坎指北，艮指东北，震指东，巽指东南，离指南，坤指西南，兑指西。八卦可以用来指五行：乾、兑表示金，震、巽表示木，坤、艮表示土，离表示火，坎表示火。八卦可以用来指四季：乾、兑旺于秋，衰于冬；震、巽旺于春，衰于夏；坤、艮旺于四季，衰于秋；离旺于夏，衰于四季；坎旺于冬，衰于春。

　　看来演卦真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绝对不是投硬币那么简单。两爻形成八卦，八卦又演出六十四卦，彼此相互依存，又生生相克，构成了一个无限循环的封闭系统。况且，每一个卦象的含义又不确定，必须结合地点、时间、所要占卜的事情等各种因素揣摸卦象所蕴含的义理，推测其中的吉凶。这真是一门极其深奥的学问，很难学会，即使告诉你了占卜的规则，你也未必能够推测吉凶。就像金庸小说中的武功秘籍，你得到了也没有用，因为你看不懂。所以说，《易经》真是一部天书，是真正的秘籍。这门“手艺”根本不用去申请专利，因为旁人很难剽窃，剽窃过来也是乱码。你如果妄加揣摩，就会走火入魔。

　　从八卦的推演过程可以看出，真正吸引我们的并不是占卜吉凶的目的，而是演卦和凭借卦象推测义理的过程。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也正是推演八卦和推测义理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代表着我们祖先的一种信仰，一种思维，一种智慧。也正因为此，《易经》被列为“六经之首”，登的是大雅之堂，而不是像一些神话传说那样被打入“冷宫”。就拿今天来说，我们学习运用《周易》中的智慧，也不是因为它能用来算命，而是要学习演卦的思维模式，用它来体悟人生，洞察世间万象。

　　《易经》中的思维模式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内核，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皓首穷经地去研究，更不知道耗尽了多少高智商文人的脑细胞。因为你不论怎么钻研，都会觉得意犹未尽。于是，《易经》成了一个打不开的黑箱，永远也无法把里面的奥秘全部穷尽。就像蒙娜丽莎脸上的那一丝微笑，从不同的角度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智慧的魅力、艺术的魔力。《史记》中说，孔子读《易经》曾经“韦编三绝”（编连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可谓痴迷。即使这么用功，孔子还认为自己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奥秘，仰天浩叹地说：“假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南怀瑾先生也说，读《易经》最好不要夜里读。因为夜间一读《易经》，一夜不能睡觉，越研究越没完，一个问题找到了答案，同时又会发现另一个新的问题，这样不断发现问题，发现新的道理，研究下去，不知不觉，就到天亮了。“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 一个春天过了都不知道的情景。为什么时间过去了都不知道？痴迷而已。

　　那么，伏羲和文王所推演的六十四卦里到底蕴含着什么秘密呢？是什么灵感让他们去如此推测和解释这个世界呢？更进一步说，为什么在所有的古代文明中，只有我们的民族选择了这种思维模式？这是纯粹偶然的吗？就拿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来说，当我们的祖先用演卦预测吉凶的时候，远古的西方人却正在痴迷几何学。其中的差异又如何解释呢？
　　

海洋文明VS黄色文明

　　《易经》虽然是用来占卜的，但却是表达了上古之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传达了上古社会人们的一种世界观。我们在上面说过了，如果仅仅是胡乱算命，投硬币就可以了，没必要如此繁琐地演卦。现在科学发展了，对于宇宙的起源、人的出现已经有了科学地认识。霍金说，宇宙的形成源于宇宙的大爆炸，达尔文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可是，我们的古人却不知道这些，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站在荒芜一片的大地上，看着漫无边际的苍天碧空，高山流水、飞禽走兽，鸟语花香，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一下子到了自己眼前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要到哪里去……总之，是一脸的茫然。

　　这种茫然，这种困惑，古代人都遇到过，不管你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于是，他们便用自己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做着种种推测和猜想。

　　但任何的猜想和推测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和自己的生存相关联。生存的方式不同，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也就不同。试想，如果你是一个出身寒门的穷孩子，每天都要靠辛苦的劳动才能满足温饱，每天都要靠紧衣缩食才能基本维持家庭的开支，你所理解的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又会是什么样子呢？相反，如果你身出豪门，有着贵族血统，饭来张口，伸手穿衣，每天都出入高档的酒店和娱乐场所，你又会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世界也许本无区别，有区别的其实是看待世界的眼睛。维特根斯坦说：“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王阳明说：“身外本无一物，其发微之精处，就在于人心中的那一点点灵明”看来，世界的意义在人的心里，在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中，正是“人心”才使这个世界明亮起来，成为他看到的样子。而在这里影响“人心”的，正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

　　马克思晚年对人类文明早期的古代社会有过深入的研究。马克思说，人类要存在下去，首先应该满足两个条件，进行两种生产活动：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另外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在这里表达得意思其实很容易理解。人要吃饭，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人们不得不去考虑怎么能够吃饱肚子。这一顿吃饱了，必须考虑下一顿的食物从哪里来。除此之外，还要考虑住在哪里，身上穿什么。不然就可能会冻死，被野兽吃掉。所以人要进行第一类生产，满足自己吃穿住行的需要。第二类生产是人类的延续所必需的。试想，全世界的家庭如果都不准备生孩子了，人类是不是迟早要像恐龙一样灭种？没有了生儿育女的行为，人类不可能代代繁衍下去，因为人迟早是要死的。

　　既然这两种生产时人类的存在是必须的，那么，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进行并看待这两种生产的呢？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让他们有了推演八卦的思维方式？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几千年前的上古时代，看看他们所生存的环境。我们这样说，可能会陷入所谓的 “地理决定论”。但是，所处的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影响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正如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就可能有不一样的心情一样。而且，越向前追溯，生产力越不发达，对地理环境的依赖就越明显。所以，以伏羲为代表的古代知识分子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还要从我们的祖先所处的地理环境说起。

　　在这“两种生产”中，西方的远古人类可能更看重“物质资料的生产”。为什么呢？因为西方人生活在大海包围的环境中，吃饱穿暖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学会打鱼、造船等生存技能，因为对他们来说，随时都可能没有了吃的，临时建立起来的栖居之所随时都可能被大海淹没，从而不得不随时准备迁徙，不得不对喜怒无常的大海怀有宗教般的敬畏，不得不去研究大自然的规律和奥秘。因此，他们的目光多朝向的是身外这个喜怒无常的自然世界。因此，他们喜欢研究自然，揣测自然的奥秘，而对人自身的生产却没有给予过多地关注。所以我们经常说，西方社会是“海洋文明”，是大海塑造了西方的文化、气质、性格和思维。

　　而我们东方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祖先一开始就生活在广阔无垠的平原上，生活安定，不必四处迁徙，过着平静稳定的群居生活。在吃穿住行方面，东方人也没有西方人那种眼中的生存危机，只要有一双勤劳的双手，就能种庄稼，而只要会种庄稼，就不怕被饿死。当然，大自然也会来捣乱，要么大旱，要么大涝。但风调雨顺的时候也是有的。只要在收成好的时候，学会储存粮食就可以了。大海的咆哮带来的灾难是摧毁性的，而暴雨和干旱却不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所以，东方的文明是 “黄色文明”，东方的社会是农业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可能就不会迫不得已地去关注“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是投向了自身，更多地关注“人自身的生产”。

　　而这也正是伏羲演八卦的关键所在。

谁是神奇的造物主？

　　伏羲氏又称包牺氏，他对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而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八卦。据司马迁在《史记》记载：伏羲的母亲名叫华胥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有一天，她去雷泽郊游，在游玩途中发现了一个大大的脚印。出于好奇，她将自己的脚踏在大脚印上，当下就觉得有种被蛇缠身的感觉，于是就有了身孕。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怀孕就怀了十二年。后来就生下了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这就是伏羲。

　　传说在伏羲生活的远古年代，人们对于大自然一无所知。当下雨刮风、电闪雷鸣时，人们既害怕又困惑。天生聪慧的伏羲想把这一切都搞清楚，于是他经常站在卦台山上，仰观天上的日月星辰，俯察周围的地形方位，有时还研究飞禽走兽的脚印和身上的花纹。《易传•系辞》中是这样记载的：
　　
　　古包羲氏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进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
　　
　　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肯定是在自己和天地万物、飞禽走兽什么发现了某种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个共同的东西，给了伏羲灵感，他才创作出了八卦。我想，当时的伏羲可能非常兴奋，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天地万物运转变化的大奥秘。

　　伏羲做八卦的时候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先关注的是自己，然后才去关注外面的世界，把在人身上发现的东西类比到外在的天地万物上去。这也就是所说的 “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恰恰相反，他们是先关注外面的世界，最后才关注自身。《圣经》中所讲的“上帝创世”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上帝用七天的时间创造整个世界的。先是创造了天和地，后来又创造了光、空气、日月星辰，最后才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圣经》中讲的这个故事影响深远，以至于古代的西方人在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内没有关注人自身。直到苏格拉底喊出了那句“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后，这种状况才开始转变。

　　那么，伏羲发现了什么？

　　我说出的答案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他发现了两性之间的交配！

　　让远古的西方人感到惊讶的是天上那灿烂的星空，让我们的祖先感到不可思议的则是“人自身的生产”，即两性交配——怀孕——孕育出新生命的整个过程！

　　你没有看到吗？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通过本能式的性行为使女人受孕，随即一个新生命就这样诞生了！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不是通过别的东西改造出来的，也不是从别的东西中移植出来的，而是从“无”到“有”硬生生的创造出来的。孕育生命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估计太不稀奇了，可是不懂生理学的古人却是感到万分的惊奇。所以他们感慨地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谓之易”。还有比创造新生命更大的“恩德”吗？这简直就是造物主的神奇！就像把一粒种子埋在土地里，它在合适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长成禾苗，开花结果。男女交配的秘密就在于此，下面我们简要地分析一下其中所蕴含的基本思路：
　　
　　1、男人和女人性别是对立的，但又彼此互相依存。没有男人，也无所谓女人，反过来来说也是如此。
　　2、男女不能互相替代，男人不能替代女人，女人也不能取代男人，各自有着自己的独立位置。
　　3、男女性别又是相反相成的，只有男女的结合才可能有生殖行为，才可能有“生”。
　　
　　男女之间本能式的交配行为，给了伏羲莫大的灵感（钱玄同、郭沫若甚至断定，《易经》中阳爻“—”和阴爻“--”代表的就是男女生殖器）。也正因为此，伏羲演八卦的基本单位是阴阳两爻。估计在他看来，有这两个基本的单位就够了，完全可以演化整个世界。因为阴阳两爻相生相克，彼此交合，就会产生“生”的能力，而“生”出来的东西还能继续“生”，这样就能无限地延续下去，就是“生生谓之易”了。

　　这就是《易经》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模式。有人说，中国的文明是黄色文明，中国的文化是生殖文化。可谓一语点中要害。我们的祖先正是在男女交配的过程中发现了 “万物负阴以抱阳”的奥秘，在受孕生殖的现象中总结出了“生生谓之易”。17世纪,中国的伏羲八卦吸引了一个德国的科学家莱布尼茨,他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八卦的阴阳两爻很有意思，他把阳爻作为零,把阴爻作为一来研究,然后,发明了二进位制数学。而正是这种二进位的数学，而这种数学正是今天电脑技术的理论基础。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曾经断言：人是符号的动物。人之所以比动物更伟大，在于人能够在现实世界中抽象出观念性的东西，然后再用符号表示观念，对现实世界进行分类。比如，我们在生活中看见很多三角的东西，我们就用“三角形”这个概念来指称所有这一类的东西。但是，有些概念符号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相对应的东西的，比如，我们每天都吃水果，但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水果”，我们仅仅见过苹果、梨、葡萄……西方中世纪有个哲学家叫奥康，他就认为，我们人类创造出了很多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而后又被这些东西束缚住了。比如上面这个例子，我们仅仅有“苹果”、“梨”、“葡萄” 这些概念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再在这些概念之上搞出“水果”这么个东西来，因为现实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与这个概念相对应。比如你说：“我想吃个苹果”。别人可能就会给你拿一个苹果过来。但是，如果你说：“我想吃个水果”，别人估计就不知道你要吃什么。所以奥康认为，像“水果”这样的概念，就应该在词典里删除，免得制造一些麻烦。

　　可是，从现实世界走向观念世界是人的本性，并不是奥康说删除就删除的。纵观世界任何民族，其实都有两个历史：一个是事实的历史，另外一个是观念的历史。事实的历史就是实际发生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则是人类头脑中产生的革命。观念的历史来自事实的历史，但一旦产生就具有了独立性，有其自身的逻辑，影响着人的思维和观念。在我们古代，观念的历史和事实的历史是并重的，正所谓“左手记言，右手记事”。一个手用笔把发生的事情记下来，另外一个手把感想也写出来。其实二者是不分家的，事实中肯定有观念的渗透，观念中也肯定有事实的侵染，所谓“六经皆史”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塑造一个民族思维，体现一种文化智慧的，正是观念史，而不是实际发生的历史。就拿《周易》来说，直接对我们这些后人产生影响的并不是伏羲如何观天望地，从男女交配孕育生命的现象中获得灵感从而创立八卦的过程，也不是他用八卦来预测吉凶的事实，而是后人从这些事实中抽象出来的观念性的“义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是《易传》，而不是《易经》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真如郭沫若和钱玄同所考证的那样，伏羲用阳爻“—”和阴爻“--”代表的就是男女生殖器，这可能是他观察到男女交配孕育生命这个现象后忽然冒出的想法。但以伏羲为代表的古代知识分子绝对不会就此停止，他还要沿着这种想法走下去，去推测和解释整个世界。果然，后来的周文王把伏羲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用此比附天地万物，不仅发现动物也是雌雄交配的产物，而且日月、天地也是相互依存而彼此消长的。于是范围越来越大，最后得出了结论：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由两种相反相成的原始生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此一来，“阴” 和“阳”这一对概念就产生了。最后《易传》对《易经》中所有的卦象做了总结，得出了结论：“一阴一阳谓之道”。

　　“一阴一阳谓之道”，别看这么简单的几个字，那是经过上千年才总结出来的，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了。由此，《周易》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模式真正地进入了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史，塑造了我们的思维。

平行线会不会相交？——阴阳思维VS 线形思维（之一）

　　在考察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之前，我想先说一下西方人的思维。有比较才有鉴别嘛！尤其在今天，我们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顶礼膜拜，总是把我们自己的思维斥为迷信，真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所以，这种比较更为必要，否则，我们就无法感受传统文化的真正魅力。

　　我们上面说过，西方是海洋文明，四周环海的颠簸生活让他们非常看重外在的自然世界，而不是关注自身。远古的西方人也对这个世界进行推测和解释，但他们的思路却和我们东方人不一样，他们想找到这个世界最后的“根基”，总想找到一个最终的东西来解释这个世界。所以，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都在仰望天空，都在苦思冥想这个世界到底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说：“水是世界的本原”。这个推测可以理解，西方人四周都是水，很容易联想到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水构成的。后来赫拉克利特说“火”是世界的本原，恩培多克勒说“种子”是世界的本原……总之，他们所认为的“本原”都和生产资料有关，表现了古希腊人对生存的焦虑，对自然的敬畏。

　　到了后来，西方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心灵，但始终没有改变这种线形的思维。比如柏拉图说，“理念”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由“理念”引发出来的。什么是“理念”呢？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柏拉图说，“桌子”这个概念就是理念。现实中，我们之所以把所有的木制的、有四个腿一个面的东西称之为桌子，是因为它们“分有”了“桌子”的“理念”。但现实中的桌子都是不完美的，因为它们只是“分有”了“桌子”这个“理念”的一部分，而不是占有了全部。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一条直线和一个圆形是完全符合几何学上的概念的。无论我们怎么小心翼翼地摆弄手中的直尺和圆规，总是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的破绽。就这样，西方人在线性思维的鼓动下，在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之上又构造出一个世界来，那就是理念的世界。

　　在西方人眼里，要进入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数学了，因为数学最典型地表达了线形的因果思维：给一个支点，就能按照遵循逻辑推导出结论。起点是给定的，推论的过程又是符合逻辑的，结论也就是必然正确的了。所以，在西方，和数学一起发展起来的是逻辑学。当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数学家欧几里德在创建几何学体系的时候，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在着手创建他的逻辑学体系，专心致志地研究三段论式的推理。数学和逻辑学的联姻，造就了西方人的狂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康德比阿基米德更狂妄：“给我一个因为几何学的前提是自明的，推论是符合逻辑的，根本就是无懈可击，毫无破绽。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宇宙！”

　　这就是西方人的线形因果思维。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听一听西方人说话，就会发现他们的句式几乎都是“因为……，所以……”，逻辑性极强。正是这种思维使得西方产生了科学，当然也产生了宗教。

　　给一个支点，就能撬起整个宇宙！但这种思维模式里有一个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支点在哪里？我们去什么地方获取这个支点呢？这个支点又怎么证明是确定可靠的呢？正如我们盖房子，地基如果没有夯实，上面无论修建的多么牢固，早晚还是会坍塌的。还有，其他的结论都是从支点推论出来的，但支点本身却无法推论出来，我们只能认为支点的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预先给定的。比如，在几何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理，就是“平行线永远都不会相交”。这个公理就无法证明，我们只能认为它就是公理，是什么时候都不会出错的。但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这一点。正如上面这三组平行线的图形，我们看到它们没有相交，但平行线无限延伸下去是否会相交，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也无法去验证，到最后只能由上帝来保证了。

　　西方的科学思维模式里，上帝就像幽灵一样渗透到科学理论的角角落落。没有上帝，西方所谓宏大的科学大厦就面临坍塌。原因就在于这个支点。上帝要来保证这个支点的正确和恰当。一旦支点受到了怀疑，科学大厦就立即会坍塌。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完美的善”，还是牛顿的“第一推动者”，都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宗教和科学，不是相互冲突的东西吗？在中世纪，不正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教会运动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吗？其实这正是我们东方人最大的误解。西方的宗教和科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宗教，就不会有科学；没有科学，估计也出现不了宗教。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正是对自然界和目的性的坚定信念，使得西方很多大的科学家在成就自身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宗教徒的身份。屈指算来，爱因斯坦、牛顿、笛卡儿、罗素、莱布尼茨，哪一个不是在研究完自然的奥秘之后，又去教堂进行礼拜呢？这些把探究自然界的奥秘与对上帝的归依等同起来的科学家们，正是通过一种把科学视为生命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在西方的文明史上演绎出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开辟出了一条专属于西方的“智”的传统。从早期的泰勒斯因夜观天象掉入坑中，到毕达哥拉斯的百牛大祭，到阿基米德面对罗马士兵的最后请求，再到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还有爱因斯坦临终的那句名言：“我还是不相信上帝会通过掷瓠子来决定这个世界的”……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几乎病态的“求真”精神和热情向自己的有限性发起了一次次的挑战，来回赎自己偷食禁果的原罪。

智慧哪里有固定的模式——阴阳思维VS 线形思维（之二）
　　
　　与西方的线性因果思维不同，被《周易》所塑造的“中国式”思维不是直来直去的，而是阴阳式的。中国人从来不承认有一个最终的支点，更不会说阿基米德和康德那样狂妄的话。相反，在中国人思维的最深处，总是两个相反相成的因素纠缠在一起，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活体，相反相成，每时每刻都在相互作用，而不是一方完全处于被动，而另外一方完全处于主动。正如下面的这个“阴阳鱼”的图形，黑和白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在这个方向上侵染了我的“地盘”，而我却在另一个方向占据了你的“领地”。勾挂连环，变幻莫测。因此，这种思维模式的特点是：迂回，再进入，进入，再迂回，带有的活体对抗和“博弈”的痕迹。我们知道，所谓的博弈，指的就是是活体之间的对抗，你的对立面不是僵死的、任你摆布的，而是和你一样能够进攻、能够反抗的。就好比下棋，你每走一步棋子，对方也会走一步；你想把对方吃掉，对方还想把你吃掉。在这种情况下，线形思维是万万要不得的，除非对方不走动棋子，而只有你自己走。但是，这样做就无法下棋了，因为破坏了象棋的规则。
　　
　　说的这里，我们或许能明白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主要来自对外在自然世界的探索和思考，而外在的自然世界都是“死体”，任你摆布，而不存在反抗和斗争。这也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西方社会过于注重“物质资料生产”，过于敬畏自然界的规律，最终形成了线形的因果思维。自然界是客观的，换句话说，自然界是“死” 的，只要我们把握了它的规律，就能一劳永逸地控制它。正如作试验，只要满足了试验的条件，就能得到同样的试验结果。所以，西方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发展出了辉煌灿烂的科学技术，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物质财富。

　　而我们中国人，一开始思考的就不是如何去探究自然界的奥秘，而是在两性之间相反相成的活动中获得了灵感，关注的是“人自身的生产”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生命现象。一旦牵涉到生命现象，因果律就完全失效了，因为人不是机器人，而是有意志、有意识的活体，根本就不能按照设计的程序出牌。人生没有规律，如何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规律可循。而《周易》给我们的思维，就是让我们去把握其中的“微妙” 之处，体会人生至理，洞察事件万象。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西方人所拥有的是知识，中国人拥有的才是智慧。智慧哪里有固定的模式呢？康德说的好： “给我物质，我能撬起整个宇宙，但是科学定律连一个毛毛虫的生命运动都不能解释。”

　　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对中国的《周易》非常重视。他曾经说：“我们的科学基于因果律之上，而我们都认为因果园里是万古不变的真理。然而，在《周易》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思想，似乎专着眼于机会率。我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中国人却极为关心。而我们所崇拜的因果律，他们似乎不屑一顾”。的确，又《周易》所引发的中国传统的思维结构与西方人大相径庭；的确，对于西方人奉若神明的“因果律”我们的古人并不十分重视，然而由《周易》所引发的思维模式不是“机会率”，而是“阴阳率”。如果我们把“因果律”和“阴阳率”比较一下，至少能发现几点不同（对照上面的图形）：
　　
　　1、对“因果律”而言，“因”和“果”的关系是外在的，相对独立的。“因”不依赖“果”存在，“果”一旦由“因”产生出来，就具有了独立的地位。对“阴阳率”而言，“阴”和“阳”是内在的，彼此纠缠在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而是处于整体的结构中。

　　“因果律”看重元素，“阴阳率”重视结构，最为明显地反映这种差别的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差别（关于中医，我们下面还会详细讲）。西医认为，所谓的疾病无非是病毒进入了人的身体，所以要把病毒杀死；中医认为，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人的身体的整体机能发生了紊乱，所以要增降人的免疫力，辨证施治。
　　
　　2、从“因”到“果”的过渡，靠的是逻辑推理；强调其普遍性、必然性。而“阴”和“阳”的互动，注重的是“时机”，重视的是“相时而动”，这里没有必然性的规律，没有普遍性的法则，唯一可做的就是“相时而动，顺势而行”。

　　“因果律”强调普遍必然，“阴阳率”注重“时机”“变化”，最为明显反应这种差别的则是“科学”和“谋略”的差别。科学都是证据的，能够预测的，它的功能就是能让我们看到“因”，就能想到“果”；而“谋略”则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注重活体之间的对抗、妥协和博弈。所以，中国因受“阴阳率”的影响成为了一个谋略大国，无论是研究战争的《孙子兵法》，还是探讨雄辩之书的《鬼股子》，无一不打上了谋略的痕迹。
　　
　　3、“因”和 “果”之间的联系是直线单一的，二者的结合是机械的，是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之间没有任何感性联系；而“阴”和“阳”的关系是多重的，内在镶嵌的，互相拥有的。

　　 “因果律”注重机械单一的外在联系，“阴阳率”强调迂回、多重的内在纠缠，最为明显反应这种差别的是“印欧语系”和“汉语”之间的差别。前者是表音文字，后者是象形文字。前者非常适合来写科技论文，传达的信息严谨明确；后者则是天然用来写诗歌的。所以，中国的诗歌很难翻译成英文。西方写史书，写得好像是科学文章；而中国人写历史，写得好像是诗歌。正如鲁迅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北宋的苏舜钦却拿《汉书》来下酒，索然无味的历史书，竟然让中国人写的妙笔生花，正是我们语言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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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其实都包括两部分：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就是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人生，人怎么生活才有意义；而方法论则是强调如何去思考这些问题，如何实现自己所认为的人生价值。可能只有中国是个例外。她的世界观中包括了方法论，她的方法论中也包含了世界观。而所有的这些，渗透到了中国的文字、艺术、政治、经济、管理、医学等各个领域，让人回味无穷。

没有谁是天下第一

　　在西方，上帝是最完美的，没有任何缺点，它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无人能及；而中国则没有这种让人崇拜的“神”。即使在神话故事中，各路神仙也是各司其职，没有谁是天下第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绝活，没有谁是“全能冠军”。

　　我们小时候都玩过“剪刀;拳头;布”的游戏。别看三个简单的符号，我们却是玩得其乐无穷。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游戏的奥秘就在于剪刀、拳头和布都有自己的对立面，或者说“克星”：剪刀是布的克星，布是拳头的克星，而拳头又是剪刀的克星。惟有如此，这个游戏才能玩下去。《西游记》中，孙悟空神通广大，有七十二般变化，那又怎么样呢？大多数妖怪他还是降服不了，关键时候还是要到处去请救兵。原因很简单，孙悟空不是全知全能的，他并不是所有妖魔鬼怪的克星。要铲除妖怪，就要去找到妖怪的克星。孙悟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先变化成小虫子去打听妖怪地底细，然后再去请救兵。孙悟空降伏不了金光眼，就去请昴日星官这个平时根本不在意的小神仙。这叫一物降一物，露水点豆腐。有人说了，如来佛的法力无边，谁能比得上？确实，如来佛法力最大，可惜他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产物，他是印度宗教中的佛。我们中国文化酝酿不出这样的角色来。
　　
　　这仍然是由《周易》中所体现的思维观决定的。 “一阴一阳谓之道”，最后操纵这个世界的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阴”、“阳”这两个相反相成的东西。“阴”和“阳”都是“道”，但又都不是“道”，“道” 不能来自“阳”，也不能来自“阴”，而只能来自二者的相生相克。阴阳相互牵制，相互抵触，但又谁也离不来开谁。没有“阴”，无所谓“阳”；没有“阳”也不会有“阴”。二者相生但又相克，所以构成了永恒的运动，产生了万物。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出现“老子天下第一，包揽天下”的局面，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文化打造的思维不是线形的，而是阴阳式的，向来排斥独断的、本原性的东西。天大不大？天够大了，无边无际，但与天相对应的还有地。你如果迷信天、不看地，就会倒霉。

　　据说殷商时代的人们就很迷信天，相信天命观，迷信上帝鬼神的神秘力量，事无大小都要向神问卜一番吉凶。他们相信上帝也是他们的祖先神，是专门庇佑自己子孙的，而无论这些子孙做些什么，祖先都会在天堂保佑他们。正因为此，商朝后期，纣王无道，残暴至极，令人发指。《淮南子& #8226;要略》中记载：纣为做天子的时候，对老百姓残酷剥削（赋敛无度）、滥杀无辜（杀戮无止），皇宫简直就是杀人的战场（宫中成市），把人绑在烧红的铜柱子上活活烧死（制炮烙之刑），把忠心规劝的忠臣的心挖出来（刳谏者），把孕妇的肚子剥开（剔孕妇），老百姓都被他糟蹋坏了，怨声载道（天下同心而苦之）。可是，我们这位纣王却有恃无恐，因为天命神学的意识形态在他的脑子里扎根了。当殷王朝大臣祖伊听说西伯的活动后，告知纣王，纣王竟然嚣张地说出了一句让今天的我们大跌眼镜的话：“我生不有命在天!”（我的命运自有老天安排！）

　　后来周朝灭掉了商朝，从商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再也不敢忽视地下的事情了。天不是万能的，不能保佑你一辈子。所以，周朝对天和地都很重视，对上仍然还要敬天，但还要重视地下的事情。周朝的国君心里其实很明白：周是一个小邦，之所以能够灭掉商朝，靠的就是重人事，修道德，实行仁爱之政，使天下归心，万民附焉。《史记•周本纪》中说：西伯被囚羑里，放归后“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

　　看来，天命必须和人事相配合，不尽人事，仅信天命，灭亡是迟早的事情。看来天和地真是一对矛盾，你什么都相信天命，在地下胡作非为，老天不会庇佑你；就像今天的人们天天炒股票、买彩票天天梦想发大财一样，结果到最后仍然两手空空。相反，你认为自己了不起，不相信天命，觉得靠自己的努力什么都可以做到，那也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人活一辈子偶然的事情很多，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就能掌控自己的命运的。就拿今天来说，你可能工作非常努力，但如果没有遇到好的机会，也不可能飞黄腾达；你可能很有才气，但如果没有一个让你施展本领的平台，你这一辈子也可能是虎落平川，碌碌无为。你可能买了一次彩票，忽然就中了500万。这些在古代都称之为“天命”。《尚书》中也说：“天命靡常”，就是说天命不可捉摸，要敬畏。孔子说他这一辈子有“三畏”，其中第一个就是要“畏天命”。“天命”要敬畏，地下的事情也要重视，这就是 “尽人事而知天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乐莫大焉。”自己只要尽到努力了，其他的就要靠上天来安排了。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古希腊有个诡辩哲学家叫赫拉克利特，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一切皆变，正如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为什么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路呢？这是因为河流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你刚才踏进去的那一条河流已经不是现在这条河流了。赫拉克利特这个观点很伟大，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切都在变化。后来他把变化的根源归结为神，仍然有点牵强附会。

　　赫拉克利特之所无法解释“永恒的变化”，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变化的动力和源泉。即使找到了，也不是很彻底。因为西方文化在根子上是“一”，而不是“二”（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如果去看一看《周易》，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了。

　　按照传统的说法，“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别小看简单的六个字，可让我们的古人伤透了脑筋，因为不知道这三个词啥意思。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这里的这个“易”字。我们知道，在《古汉语辞典》里，“易”有双重意思：1、变化；2、容易。这就是中国文字的魅力，一个同样的字可能有不同的涵义，而且按照哪一种涵义讲都可能说得通。起先《周易》、《易经》、《易》，西方有人翻译为The Book of Change，意思是“讲变化的书”。但是“易”不但讲“变易”，也讲“不易”，或者说是讲“变易的不易之道”，这里的“不易”是指“不变化”，还是指 “不容易”呢？西方人糊涂了，到最后干脆不译，就直接用汉语拼音“Yi Jing”做书名，算是“易”的一种巧译。结果让我们大开眼界的是，这种“不易”又做了一次语言游戏：不译，不易，是译，是易。

　　依笔者看来，这三个词应该区别对待，不能等同视之。“简易”中的“易”应为“难易”之“易”。所谓的“简易”就是简单、容易的意思。所谓的简单，是说全部卦象都由阴阳两爻构成，构成单位是简单的。不就是一个“—”、一个 “--”，有什么难的？略微看一眼，大部分人都能有一点肤浅的认识。也就是说，入门并不难。所以说，“易”的第一要义就是“简单、容易”。可是，你再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傻眼，因为就是这么两个简单构成单位却演绎出了无穷无尽的变化。而这正是《周易》的魅力。最能代表《周易》智慧的是围棋。围棋就是由黑子、白子构成的，游戏规则也很简单，就是围子。因为简单，所以入门很容易。可是，你如果真正钻进去，你就会发现，就是黑白两子，却能走出无穷尽的棋局，真是变幻莫测。这才是高智商的游戏。而且所有高智商的游戏都满足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构成单位简单，二是游戏规则容易把握。但正是这种所谓的“简易”后面蕴含却是汹涌澎湃的风浪。在这一点上，象棋就逊色很多了，不仅构成单位多，包括车、马、象、炮、卒，而且游戏规则也比较麻烦，所以它玩出的花样就远比围棋少的多。

　　所谓的“变易”指的则是一切皆变，永无止境。在这里，你看不到任何现成的东西，也找不到任何支点，看到的只有此消彼长，潮起潮落。一切都在变化中产生，一切又都在变化中消亡。《易传》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生生谓之易。”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变化，无不是相互对应的阴与阳的作用。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有阴则有阳，有失必有得，有刚则有柔，有积极的一面就有消极的一面……既相互对立，又和谐统一，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而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则无不是因了阴阳交互作用而致，这就是“道”，是宇宙的大规律，是我们认识一切事物的钥匙。这个天地之道，生生不息，周而复始，这就是 “易”------不断地变易。所谓“观于阴阳而立卦”（《易传•说卦》），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易传 •系辞》），所谓“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易传•系辞》），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所谓“不易”，最难理解，歧义也最多。有人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一切皆变，而变化本身是不变的，所以说是“不易”。本人认为，我们古代绝对没有西方这种诡辩式的语言游戏，这是西方的专利。我们玩语言游戏，总是在“形”、“音”和“意”上做文章（我们后面会专门谈中国语言的魅力），而非玩弄“变”和“不变”的概念。这里，我取最简单的意思，所谓的“不易”，其实就是说“不容易”。怎么说“不容易”呢？其实就是说，即使你知道了阴阳之间是相生相克、变化无穷，也无法把握其中的奥秘。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卦象不仅代表事物，还代表四时、四方、五行。含义多重，使得破解卦象的确切含义变得扑朔迷离。虽说六十四卦都是由“—”、“--”两爻组合而成的，但其组合和变化的意义却是难以把握的。而且在每一卦中，不仅“—”、“--”各爻的数量非常重要，而且它们所处的位置也十分关键，整体和局部之间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卦象而言，即使“—”和“--”的数量相同，但其搭配的状态和所处的位置不同，卦象的含义也会大相径庭。大家估计都知道“天忌赛马”的故事，同样的三匹马，排列顺序不同，其导致的结果也会大相径庭。更何况变化还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是强调阴阳的互相转化的“恒变之术”，而是把阴阳维持在平衡状态中的“中庸之道”，却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正因为此，同样面对《周易》，孔子从中感悟出来的道理和老子从中感悟出来的道理很不一样。孔子注重“乾上坤下”，注重阴阳的伦理含义，从中得出“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修身养性之道；而老子却是“贵柔守慈”，强调“上善若水，天下莫之能争”，让人总感觉是“君人南面之术”。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模糊性是智慧的一种美德”。《周易》看似清楚、实则模糊的特性成就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智慧如果像白开水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里还会魅力。1+1=2，大家都不会产生歧义，但这里面也没有智慧，至多是一个小知识。惟有《周易》，成了永远也打不开的黑箱，无论如何咀嚼，都觉得意犹未尽。在《周易》的理解方面，没有权威，谁也不敢说自己已经穷尽了其中所有的奥秘。确实，在千变万化的卦象中把握事物发展的现状、规律及其意义，确实是一件“不易”的事情。所谓“《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游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所谓“阴阳不测谓之神”，“神无方而《易》无体”（《易传•系辞》）讲的就是这种活学活用的不易之法。总之，一切皆变，“变”体现了中国人最高的思维智慧，但其中的奥秘，又是干巴巴的语言如何说清楚的呢？老子早就说过：“道可道，非常道”，因为对于这种时隐时现，变动不居的思维智慧，我们只能细细的品味，静静地体悟。

永远都走不出的圆圈

　　说完了《周易》中的“易”，下面就来说一说《周易》中的“周”。我们前面说过，《易经》和《易传》这两部相差上千年的著作被我们的古人统称为《周易》。一个“易”已经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又出来个“周”字。和“易”字一样，对于这个“周”字的理解也是众说纷纭。看来，要真正理解《周易》，还要在“周”字上费一番脑子。

　　有人说“周”字指的是周朝。唐人孔颖达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周易》中的“周”不过是一个地理—时间概念，意为“周朝所著之书”。但汉朝的郑玄不这么认为。郑玄说，夏朝、商朝、周朝都有自己的占卜著作。夏朝的是《连山》，商朝的是《归藏》，周朝的是《周易》。但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有《周易》，夏之《连山》和商之《鬼舱》都已经失传了。但这里的问题是：《连山》和《归藏》都不以朝代命名，为什么《周易》之“周”字偏偏要解释为“周朝”呢？所以郑玄认为，《周易》之“周”不是一个时期概念，而是由这本书的精神实质所决定的。它传达了《周易》中的另一个思维特征——周而复返，循环往复，流动不止。

　　郑玄的解释可能更合理一些。中国文字的多义，即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错讹横生的根源。幸亏中国人学会了不去“较真”，对是非没有过多的执著。否则，只会自讨苦吃了。“周”字何解？我们可能只能倾向那种更合理的解释，除非有新的出土文物证明这种解释是错的。何况后来的很多著作都是这样评价《周易》的，正如《易赞》中所说的：“《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

　　《周易》最终还是落在了“易”和“周”两个字上。如果说“易”强调的是“一切皆变”的阴阳互动，那么，“周”体现的则是首尾相接的圆形结构。其实，六十四卦的卦象早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六十四卦本来就是循环往复的封闭系统，即从乾和坤（见上图）这一最简单、最直接的矛盾开始，经过不同的组合和变换，最后到既济和未济两卦完成。但令人深思的是，这一过程的结束恰恰是另外一个过程的开始，因而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叫做“未济”。意思是说，这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也是在提醒我们：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开始了。正如上面的那个图形，六十四卦并没有一个线性的先后顺序，而是在各自的位置上组成了一个首尾相接的圆形结构。这个圆形结构，也就是“周”，即周而复始也。所谓“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传•丰》），所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传•系辞》），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传•系辞》），所谓“方以智，圆而神” （《易传•系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我们中国人讲得“圆圈”。西方人也讲“圆圈”，但含义却是大相径庭。

　　很多人估计都听说过芝诺的“圆圈悖论”：圆圈里面是自己已经知道的知识，圆圈外面是尚不知道的知识。圆圈画得越大，圆圈里面的范围也就越大，表明你知道的知识越多。可是，圈外的范围也会相应地增大。由此，芝诺得出的结论是：你学到的东西越多，不知道的东西也会相应地增加。

　　芝诺把学习知识看作画圆圈，充分凸显了西方人的外向扩张型思维。他们总是想把圆圈画得更大，把自然界所有的奥秘都装到自己脑子里。于是，西方文化的发展总是超越性的、批判的、直线的，任何一种学说的兴起，任何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通过否定自己前面的学说、批判自己前面的观点进行的，所以一浪压过一浪，一浪盖过一浪，看到的字眼多是“批判”、“批评”、“否定”。无论你是大思想家、大科学家还是大艺术家，都逃脱不了被否定的命运。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极其高，被誉为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但他却这样评价自己：“尽管后人不能绕过我，但他们一定能超越我”。

　　这是西方人的思维。而我们的中国人的思维呢？中国人的思维不是否定的，而是守成的；不是超越的，而是向源头回归的。先秦文化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源头，可我们从来就没有走出先秦，每一次创新都必须回到源头，到那里寻找创新的灵感。比如，孔子的《论语》，历史上读了几千年，今天还在读，还在挖掘它的意义，而从来没有人去彻底否定它。老子写了一本《道德经》，一共才 5000多个字，可是他的后人总是“微言大义”，从中寻找发挥思想的灵感。《庄子》就是借《道德经》发挥出来的，《孙子兵法》好像也是从《道德经》引申出来的。有的人总觉得经典不能误读，所以要为六经作“注”，后人觉得作“注”还不够，于是又为“注”作“疏”；“疏”还不够，后人又作了“索引”。所以，中国人的“较真”精神没有用到探索自然界的规律上面，而是用到了考证、探微经典上面了，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我注六经”的传统。我们有一个成语 “皓首穷经”，就是从这里来的。很多人研究六经，劳心费力，头发都白了。也许在国人的意识里，经典和圣人已经把“天下至理”都已经说完了，正所谓“以不言为教，无为为君，绵绵若存，物得其真”。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领会圣人的意图，体味经典的含义，而从来没有反思圣人和经典是否说错了。正是这种“我注六经” 的思维取向，正是这种“皓首穷经”的探索精神，使得中国人的思维表现出了极大的守成性，从古到今形成了一个走不出的圆圈。这种“反求诸身”的思维模式，所带来的缺憾就是扩张性思维的欠缺。这可能是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技术来的潜在原因，也是中国近代闭关锁国的内在根源。直到今天，我们读小说、看电影，总喜欢看的是历史剧，像历史学习智慧和做人的道理，而不像西方人，喜欢读探险记，喜欢看科幻片。他们总想到未知的领域里寻找新奇，总想到陌生的地方欣赏风景，而我们总是在守住源头，牢牢地抓住经典，在回旋式的思维中重新获取生命的意义，点燃思维的火焰。

　　西方有西方的优势，东方有东方的长处。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个东西其实都包含着它的反面”。一种思维的长处可能正是短处，它的劣势可能正是其优势。西方的思维模式使得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分掠夺和压榨，环境污染、道德沦丧、欲望膨胀正是扩张性思维的恶果；而守成性的思维却让我们始终走不出“天不变，道亦不变”怪圈，以至于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务“实”不如务“时”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务实的民族。这话说对了一半，因为中国人不仅务“实”，还很务“时”。正如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方东美先生所言，中国人是讲究“时” “中”的实际人。

　　我们中国人对“时”非常敏感。也许我们是黄色文明，自古至今都在靠农业生存，所以对“天时”的依赖性很强。正如《吕氏春秋》中所说：“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则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则物无可为。古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

　　正因为受这种黄色农业文明的熏陶，中国人从来不会以僵死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而是重视“时”。起先重视的是刮风下雨的“天时”，这一点在《易经》中已经有反映（以八卦象征四时的变化），但真正在思维方式上影响我们的，则是《易传》中的“时中”。这里的“时”已经不是“天时”，而是“时机”。

　　六十挂绵绵推演，周而复始，变化多端。但我们不要忘了一点，变化都是要经历时间的，而时间也参与了这种变化。没有了时间的参与，估计也就没有变化了。正如我们听一首音乐，一个个的音符串联起来，但我们的耳朵听起来却是如此地连贯。正如我们看一部电影，一张张静止的胶片，怎么会转换成生动的画面？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有了时间。如果没有时间，估计我们就无法看到电影，也无法听到音乐。

　　《周易》中从来不单纯地讲“中”，而是讲“时中”。“时中”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 “蒙”卦的《彖传》：“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意思是说，蒙卦表示希望亨通。所以，以通来行事，是符合蒙这个时机的。所谓“时中”的原则，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合乎时宜”，二是要“随时变通”。中而非时，不谓之中。同样，时而不中，更不谓之中了。所以《周易》中说：“《系辞》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时机不对你就要隐忍待发，这就做“潜龙勿用”；时机成熟之际则要果断行动，不能拖泥带水，正所谓“见龙在田”。

　　《论语•宪问》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的为人，说：听说公叔文子不说话，不笑，不拿东西，是这样吗？公明贾回答说：这完全是传话人说错。“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意思是说，公叔文子是该说时才说，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话；高兴时才笑，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笑；该拿的才拿，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取。孔子听了很为赞赏，连连问：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吗?公叔文子的言、笑、取，可说是合乎“时中”原则的。

　　所以，“时中”是《周易》中隐藏的又一个大的秘密。卦象千变万化，瞬乎即逝，你能否迅速地切中卦象的吉凶，关乎事之成败。正所谓“举事而不时，力虽尽而功不成”（《管子》）。

　　也许，在我们的思维模式中，从来没有脱离开时间来谈论事件的，因为时间参与了事件的构成，没有了时间，也就没有这个事件了，谈论它就没有意义。比如，一个农村老汉有一天买了一注彩票，中了500万的头等大奖，结果错过了领奖日期至使大奖无效。在这里，“领奖日期”和“中奖”共同参与了“发了500万的大财”这个事件，缺一不可。所以，错过了领奖日期，说自己“中奖”就没有任何意义，用哲学术语来说，这是一个“假问题”。

　　西方人经常嘲弄我们中国人没有是非、真假观念。其实我们中国人有是，也有非，但就是没有是非；有真，也有假，就是没有真假。为什么？《周易》中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一切皆变，哪里有固定的“是”，哪里又有固定的“非”呢？《红楼梦》中的一句“假作真时真亦假”，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六十四卦周而复始，首尾相接，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在这个不断旋转的圆圈上，哪一个卦象又比另外一个卦象优越呢？我们可以说，这些卦象都是吉，也可以说这些卦象都是凶，关键看你在什么时候切入这个卦象了。不时而吉，其实也是凶。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韩国的国君韩昭侯非要修建一个高大的门楼。他的谋士屈宜臼奉劝他不要这么做，警告韩昭侯说：“如果你非要修建这么个高门，恐怕你还等不到这个高楼修建完，你就要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时机不对”。屈宜臼说，国君在自己家修建一个高一点的门楼，搞得气派一些，有错吗？没有错。可惜的是，当年我们国强民富的时候，你如果修建一个高楼，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秦国去年刚刚攻占了我们的宜阳城，元气大伤，人心不古，你在这个时候偏偏要修建高楼，就是大错特错了，势必会使百姓离心，将士散德，韩国的败落就不可避免了。结果，韩昭侯没有听屈宜臼的劝告。而屈宜臼的预言也恰恰应验了，高楼还没有修好，韩昭侯就去世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故事，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是非常深刻。正如屈宜臼说的那句话：“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意思是说，我所说的时间，不是客观的的时间，而是参与到整个事情当中来的时间。在合适的时间作一件事情，效果会很好；在不合适的时间作同一件事情，往往会很糟。所以屈宜臼说：“夫人固有利、不利时”。

　　和我们中国人不同，西方人总是把“时间” 看成某个客观的东西，用以解释自然界的运动变化。牛顿认为，时间有着独立存在的实在性，它作为上帝的属性，是无限的和永恒，不依赖于任何对象或主观的意识。它像一个空盒子一样，各种物体都在其中。莱布尼茨不同意牛顿的观点，他说，时间并不是牛顿意义上的“空盒子”，它只是一种关系或者说秩序，用来表示共存（空间）和连续（联系），而作为一种关系和秩序，本不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人们在经验世界中的一种抽象。就像“〉”、“〈”、“红”等符号一样，客观世界中是没有的，只能依赖人的主观才能显现。

　　但无论是牛顿还是莱布尼茨，都把“时间”和“外物”联系在了一起，唯一遗忘了人的活动。正如海德格尔后来所批评的那样，他们唯一遗忘的是“时间”和人的生存的关联。看中的只是“时间”，而没有看到“时机”，而正是后者，才使得人生跌宕起伏，险象环生。正是时机，让人的微妙的生存状态完全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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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里双解 攻补兼施
　　 ——从中医看“阴阳”思维向自然领域的渗透 作者：祝和军

　　
　　思维模式的“霸权”

　　一说到“霸权”，我们总是会联想到“霸道”、“蛮横”、“老子天下第一”、“用拳头说话”“大棒政策”等字眼，那么，思维模式是如何成为“霸权”的呢？

　　关于“霸权”，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词是“话语霸权”。谁掌握了“话语霸权”，谁就会在谈话中掌控游戏规则，谁就会在说话中占尽优势地位，而处于弱势的人必须按照他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出牌，否则就会淘汰出局。其实，比“话语霸权”更为严重、更为隐蔽、更为深层次的一种霸权就是“思维霸权”。所谓“思维霸权”，就是说一种文化思维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四处撒播，向人生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一不打上这种思维模式的烙印。

　　“思维霸权”并非贬义，它暗示的是人性的一种倾向。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在他的《工具论》所说，人有一种倾向，或者说“假相”，即把在某个领域习得的一种规则想当然地应用到其他领域，并丝毫感觉不到有任何不当。按照培根的说法，思维估计是最容易被“迁移”的东西了。所谓“思维”，说的白话一点，不过是“如何去思考问题的套路”。但这种“套路”一旦形成，就会用来思考一切问题，形成我们上面所说的“霸权”。

　　这是人的本性，估计很难改变。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一种线性因果思维。当这种线性因果思维形成以后，西方人就开始用这种思维去思考自然社会的一切现象，表现出了无法比拟的理性实证精神和因果演绎模式。所以我们经常说，西方人把任何东西都“科学化”，一个东西如果不被认为是科学的，都会遭到鄙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一切都在理性的审判桌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确实是这样，据说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写了一本书叫做《梦的解析》，主要研究人的潜意识和精神现象的。但因为这本书主要是讨论梦魇，很多人都不愿意把这本书当作科学著作。其实，不是科学著作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弗洛伊德却无法忍受自己著作被打上的这种“非科学”的烙印，于是又给这本书增加了一个副标题——精神分析科学导论。看来，在西方，是不是“科学的”，并不是无关紧要，而是打上了强烈的价值色彩，尽管不是科学的未必是不正确的，尽管不是科学的未必是不合理的。

　　中国也是如此，古代文化，特别是《周易》，所展现出来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我们不仅用这种思维判断吉凶，还用来思考自然、思考社会，思考人生，产生出很多只有我们文化才会有的东西。比如、中医、雄辩之术、兵法、武术……这些，后面我们还会详细地考察。而我们这一讲所要谈的中医，就是中国人用“阴阳”思维思考自然的结果。在我国古代，中医药所用的志徽就是阴阳鱼，可见“阴阳鱼”式的思维对中医的影响之深。

　　然而，中医只是一个代表。还有很多领域都渗透着我们国人对大自然的“阴阳式”思考，尽管我们所观察的角度和西方人不同。比如，对于日有长短，海有潮汐这一自然现象，晋朝的杨泉这样认为：“日者，太阳之精也。夏则阳盛阴衰，故昼长夜短；冬则阴盛阳衰，故昼短夜长；气之引也。行阴阳之道长，故出入卯酉之北；行阴阳之道短，故出入卯酉之南；春秋阴阳等，故日行中平，昼夜等也。月，水之精。潮有大小，月有盈亏。” 当然，我们的古人没有望远镜，不可能观测到太阳相对于地球之海平面的引力问题，但是“阴阳式”的思维却让他们感觉到了日月、昼夜长短和海之潮汐之间的关系。真是让人惊奇！这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周易》中“无往不复”、“否极泰来”等“阴阳”观。念至于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大戴礼记》中是这样解释的： “阴阳之气各静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盛，则散为雨露；阴气盛，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二气之化也。”尽管我们的古人根本不会使用高低气压、冷暖气流、正负电荷等现代术语，但在“阴阳式”思维的引导下，自然而然地将这些自然现象看作是两种相互矛盾的自然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象西方人那样，把这些变化看作某一个元素辗转变化的产物。这就是我们古人的高明之处。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就坦诚地承认，自己的物理学成果受益于《周易》。

　　在这个世界上，估计本来就没有什么固定永恒的真理。思维结构不同，思维模式各异，其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就会不同，对“科学”的理解也就不同。苏轼有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许，世界本来就没有原本的真相，思维模式是多元的，所展现出来的科学形态就是多元的，正如我们下面所要谈到的中医和西医。
　　

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文明的曙光在天幕上耀映亚细亚大地之时，遍及神州大地的簇簇史前文化篝火，由点到面联接起来，形成燎原之势，逐渐的融化在文明时代的光华之中。而在这一片“光华”之中，最耀眼的则是中医。

　　“中医”是个专用名词，它的“中”字显然是为了区别“西医”的“西”字。因此，大家理解的“中医”是指传统中国医学或中国大夫。不过认真求实地考证一下，这个“中医”之“中”，本来的意思根本就不是指中国呢！

　　很多词语的意思就是这样在历史中被篡改的。但篡改的成功在于其能够解释的“通”。如果大家一眼就看出这种解释得牵强附会，估计这种“篡改”也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汉字的魅力，我觉得应该是八个字，即形同意易，音同意远。也就是说，要把握一个汉字的确切含义，就要同时把握其“音”、 “形”、“意”，缺一不可。但是要把握这三者，又必须借助于上下文的关联（context），否则就无从把握了。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易”字，到底是“变化”之“易”，还是“容易”之“易”？如果从上下文的关联无法看出这一点或者说都能解释的通，就为歧义的解释提供了土壤和空间。所以西方人很不屑于中国的文字，认为中国的语言词不达意，歧义横生。其实，这种“词不达意、　歧义横生”的反面不正是中国文字的魅力吗？也只有这种文字，才能在“形”、“音”、 “意”之间玩弄起真正的语言游戏；也只有这样的文字，才能产生唐诗、宋词、书法、篆刻这些数不尽的艺术瑰宝！

　　说的有点偏离主题了。我们在这里是要考察“中医”的“中”字。“中”字何解？大部分人的解释是，“中”字表示的是“中国”，“中医”说的就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医学理论以及相应的治疗疾病的方法，以区别于西方的医学，即西医。但问题是，“中医”一词在西汉时就出现了。《汉书•艺文志•经方》中说： “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这里的“中”不是“中国”的“中”，而是“中间”的“中”。这句谚语说得非常好，意思是说，有了病根本就不需要医治，只要维持在“中间”就可以了。至于 “中间”的意思，我们可以结合上文来理解：如果很热，就不能再加热了，如果很冷（寒），就不能再继续冷（寒）下去了。所以，身体内只有一股力量（不论是热还是冷），就是我们所谓的“疾病”了，即“独”而“失”。要改变这种“病态”，就要维持在“中间”，即不热也不寒，维持在“寒”与“热”的中间。可见，“中”在这里指的是一种均衡、平稳的态势。也就是说，“中”即“医”，均衡了，平稳了，病就自然“医” 好了。

　　“中医”这个名词真正出现得到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区别中西医给中国医学起名为“中医”。这个时候的“中医”的名称是为和“西医”做一个对比。到了1936年，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中医条例》正式法定了“中医”两个字。过去人们又叫中国医学为“汉医” “传统医”“国医”这些都是区别于西医而先后出现的。

　　也许，“中医”（区别于西医）中全部奥秘就在于“中医”（中而医）的这个“中”字（听起来好像有点绕口令。但没办法，中的文字的特色就是如此），它代表着中国医学中的一个最高境界。“中”就是致中和，就是以平为期，以和为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致中则和。”寒就要让热，热就要寒，结就要散，散就要结，逸就要劳，劳就要逸。“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适事为故”，恰到好处就好了。

　　中医的这种治病原理，我们在一部儒家经典中也能够看到，即《中庸》。《中庸》一书中至关重要的哲学命题是“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的是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我们后面会讲到，孔子也正是从“致中和”得理念出发，来阐述社会关系中的伦理原则的。由于年代的久远，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到底是中医的“致中则和”影响了儒家的“中庸之道”，还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影响了中医的“致中则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和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无疑都受了《周易》的影响。如果说儒家经典《中庸》体现了这种影响，那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医学著作《黄帝内经》更是深深地打上了《周易》的痕迹。

不知易者不知中医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阐述医学理论的书籍应该就是《黄帝内经》了。对于这部托名黄帝的古代医书，其真实作者已经很难考据，其成书年代也说法不一，或说是在战国，或说是在秦汉之际，或说是在汉朝中期。然而无论如何，其思想的系统性和完备的程度，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是极为罕见的。可是，如果我们有幸翻开这部古老而又深沉的医学著作，肯定会大吃一惊：在这部书里，出现最多的不是病理，不是药方，而是“阴阳”二字！以至于初读者不得不怀疑：这到底是一部医学著作，还是一部解释《周易》的书？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中一句话道出了中医治病的最高原则：“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阴阳，既然是“天地之大道”，必然无处不在，无处不显，故为“神明之府”。“治病必求于本”，那么“本”是什么？显然是掌握阴阳的“变化之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易》从根本处决定了《黄帝内经》的“身体观”和“疾病观”，也决定了中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的走向。有道是：“不知易者不知中医”，古代的中医药家都很重视对《周易》的学习研究，很多有名的医家无一不对周易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中医学史上有一句名言，叫做“医易同源”。意思是说，医学和易学尽管形态各异，但却是同根本源。正如明代医学家张景岳所说：“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一言以蔽之，易学与医学的核心问题都不过是“阴阳”问题。

　　但《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已经不是抽象的符号了。我们上面说过，伏羲观男女交配而推演八卦，文王变八卦为六十四卦。而《易传》则从《易经》中的这两股相反相成的生殖力量中抽象出“阴”、“阳”符号。这是一个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观念化过程。当这种观念化的东西渗透到人的思维以后，又会从理性走向感性，由抽象过渡的具体。所以，《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已经不是《易传》中抽象的阴阳，而是有着具体的所指。比如，人的体表属阳,体内属阴；背侧属阳，腹侧属阴；六腑属阳，五脏属阴；机能活动属阳，,组织结构属阴；机能亢进属阳；,机能低下属阴等等。但是,事物的阴阳属性并非绝对不变,而是相对的、变化的,要根据一定的条件来决定。例如胸与腹相对而言,胸在上属阳,但与背相对而言,胸又属阴。

　　至于阴阳变化的规律，和《周易》中的变化规律是相似的，只是反映到了人的身体上。在这里，我们不妨简单地归纳一下：

　　1．阴阳的互根同生，相反相成。没有阴,就不可能有阳,没有阳,也不可能有阴。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说的：“阴生于阳，阳生于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具体到人的身体,人体各种机能活动是“阳”,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则是“阴”。没有营养物质，就无从产生机能活动；而机能活动又是化生营养物质之动力,没有脏腑的活动,饮食就不可能变成体内的营养物质。这种阴阳的对立和统一始终贯彻在生命的全部过程,一旦“阴阳难绝”，生命也就终止。

　　2．阴阳此消彼长，运动不止。阴阳并不是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不断地进行着“阳消阴长”或“阴消阳长”的斗争。例如,人体在进行机能活动时（阳长）,必然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营养物质（阴消）；在化生各种营养物质时（阴长）,又必须消耗一定的能量（阳消）。所以，阴阳之间只有相对的、动态的平衡；而没有绝对的、永久的平衡。因此人体中阴阳在一定限度内不断的有消有长,有盛有衰,这是生理活动的过程,这个活动过程出现异常,就会发生病理变化。如果机体的物质基础（阴）消耗过多，则机能活动（阳）就会相对地亢盛，从而导致阴阳的失衡，产生形体虚弱、头晕耳鸣、燥热盗汗、虚烦不眠等“阴虚阳亢”的症状。治疗这种病理要用“滋阴潜阳”法来调整体内阴阳的消长，使之恢复正常，达阴阳的相对平衡。

　　 3．阴阳相生相克，彼此转化。中医认为“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阴阳可以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例如，机能亢盛的阳证可以变化为机能衰竭的阴证。肺炎病人，症见高热、面红、烦燥、脉数而有力，这些都是机体反应机能旺盛的表现，中医叫做“实热证”，应用寒凉的药物来治疗。但是当发展到严重阶段而出现毒性休克时，病人反而手足发凉、面色苍白、脾搏细弱、血压下降,也就是机体反应机能衰竭，“实热证”转化为“虚寒证”，应急用温热的药物 “回阳救逆”。
　　
　　阴阳相生相克，却又相反相成，此消彼长，反映在人的身体上，则表现为“新陈”和“代谢”。所以中医认为，阴阳相对平衡方能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若遭受某些致病因素的破坏，体内阴阳任何一方偏盛或偏衰，都可发生疾病，既所谓的“阴阳失调”。所以，我国医学认为，疾病发生的基本环节就是“阴阳失调”，而治病的关键就是要“调和阴阳”，而非“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我们上面说过，发轫于《周易》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她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不象西方世界那样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纠缠在一起：方法论同时又是她的世界观，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这一点在我们后面几讲里体现的将会十分明显。正是这种特色，使得中国社会“道”和“术”不分，“仁”和“知”难辨，“知”和“行”不可分离。具体到中医，也是如此。《黄帝内经》从“阴阳式”的思维模式出发，成就了自身的“身体观”，即把身体看作一个有机的结构系统，而非身体的各个部位之间简单、机械的组合。也就是说，中国人眼里看到的是“身体”（body），而非“肉体”（fresh）。

显微镜下的肉体器官——西医眼中的“肉体”

　　法国哲学家拉美特曾经有一句名言，就是“人是机器”。在线形因果思维的影响下，西医把正是像拉美特所说的那样把人的身体看作是各个器官组合搭配起来的“机器”。只要各个肉体器官保持完好，身体这个“机器”就能有效地运转。人之所以会得病，那是因为某些器官遭到了病毒的侵染。要想根治疾病，就必须把这个病毒找出来，而后再用合适的药物将病毒杀死。这样，病毒一旦消失，人的病就痊愈了。

　　所以，西方人重视的是解剖学。通过手术，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单独拿出来研究。正如胡维勤先生在《将中医进行到底》中所说的那样，西医手术可以摘除人的肾，医生将肾用一个托盘装来给你看：“看好了呀！这就是你的肾。”然后，“啪”的一声扔进了垃圾桶。在这里，肾是一个物质，是一个可以随便对待的东西。比如怀孕生孩子，现在流行的剖腹产就是西医的产物。孩子既然在妈妈的肚子里已经成熟了，完全有理由将妈妈的肚子剖开，把孩子从里面拿出来。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仍然是线形因果思维的影子，即重元素，轻结构。所以，西医向来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胃出现了病变可以切除一部分，照样可以消化食物；肝发生了癌变，可以移植，把一个健康的肝脏嫁接上，照样可以发挥造血功能；心脏出了问题，可以通过助搏器和搭桥的方法帮助心脏跳动……所以，西方的医学是随着生物学和细胞学一起成长起来的，是和显微镜、听诊器、血压表、X光机、CT、核磁共振等仪器的发明共同进步的。有了细胞学，医生就可以分析研究细胞中发生的兵变，找出“罪魁祸首”的病毒；有了仪器，医生就可以根据检测出的结果来判断你身体的状况。

　　所以说，西医的手术更是一门技术，它与建筑工程技术没什么两样，开刀割掉盲肠就相当于建筑工程上的定向爆破，心脏搭桥手术就相当于“二战”时美国大兵在搭浮桥。可以看出，西方医学家在理念中是想把医学发展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寻找的是治疗疾病的普遍法则和药物。所以，西方在解剖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细菌理论和病毒理论，他们热衷的是寻找和研究病毒，重视的是在显微镜下观察病毒的活动。而在药物学方面，西方的医学重视“提纯”，即寻找和创造对付这些病毒细菌的“天敌”。一旦“提纯”出灭掉某一个病毒细菌的药物，就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了。

　　就拿今天来说，我们去医院里看病，首先要做的就是化验，先从你的身上抽取血样，然后送到几个不同的化验室去化验。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找出在人体内作祟的病毒，二是要分析病毒的性质。病毒一旦露出“庐山真面目”，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病毒下手了。只要你身体内病毒的性质是一样的，所吃的药一般都是一样，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小孩还是老人。

　　这就是线形因果思维下的西医。在西方医生眼里，人的身体估计就是血液、肌肉、骨骼组成的“肉体”。这个“肉体”和外在自然界的任何事物一样，都可以进行观察和研究。肉眼实在看不见，就借助仪器。如果你有一天被推进手术室，在医生眼里，估计你都不是“人”了，仅仅是“一堆肉”！行文至此，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以无间入有间”地解牛和今天医生用手术刀在人身上“游刃有余”，原理估计差不多，“唯手熟尔”！

　　正因为西方的这种“身体观”，正因为西方的这种线形思维方式，西方的医学到今天业已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巨大学科，包括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细胞学、分子解剖学等五大学科。因为重视实验，强调观察，注重分析，西医的科学性在全球范围内也越来越受到认可。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那些拿不出“证据”来的医学理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其中，受冲击最大的就是中医。

　　看不见的经络脉象——中医眼中的“身体”

　　但在中国人眼里，人不是机器，而是一个场，一个棋盘。人的器官好比棋盘的上的每个棋子。对中医而言，重要的是盘活“身体”这盘棋，而非计较棋盘中的每个棋子。所谓“善弈者谋局，不善弈者谋子”。只要这些棋子能够互相配合，协调有序，身体就是健康的；否则就是病态。因此，中医在“阴阳式”思维的影响下，重视的是身体的机能结构，而非各个器官。正如棋子离开了棋盘没有任何意义一样，身体上的每个器官单独拿出来没有任何意义。从这种“重结构、轻元素”的立场出发，中医建立了与西医完全不同的病学理论。中医没有细菌理论，但却讲究寒热、虚实。中医没有把导致疾病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单纯的病原体，而是将其看作是身体各机能关系失衡的结果。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说的那样：“阴盛而阳虚，先补其阳；后泻其阴而和之。阴虚而阳胜，先补其阴，后泻其阳而和之”。

　　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中医很注重养生。养生之道在于取消疾病发生的根源，是一门更高的医术。而等到病入膏肓再去治病，这样的医生也许只是三流。有这样一个故事：扁鹊是战国时代的名医。他的医术很高超，很多疑难杂症，扁鹊都能手到病除，因此扁鹊的名声大噪。相比之下，他的两位哥哥就有点“名不见经传”了。一天，魏国的国君文侯问扁鹊：“听说你有兄弟三人，都会行医，哪个水平最高啊？”扁鹊说：“我兄弟之中，我的水平最差，大哥的水平最高。”文侯很奇怪：“为什么你的水平最差却名气最大呢？”扁鹊说：“大王有所不知，我大哥可以在病人生病之前，就可以看出病人所生之病，并给予适当的治疗和提醒，病人就不会生病。由于大哥治病在病人病症发作之前，病人并没有确实的体验到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所以病人就不会觉得我大哥会治病。二哥技术比大哥稍差，它只能在病人发病之后，在病情深入发展以前给病人治好，所以病人以为我二哥只会治小病。而我的水平，只能在病人并入膏肓的时候才能为其治病，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我治好的疑难杂症，觉得我的医术最高，所以我的名气才最大！

　　《史记 •包公传》中也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妇人，常有腰背疼痛并伴有畏寒发热，名医淳于意诊断属于“内塞”，病因是由于“欲男子而不得”所致。清代也有因10年未过性生活以致有神经症表现的男人，名医徐灵胎的处方是“命与妇人一交”。所以，在中医看来，所谓的病证不是病毒侵入了人的身体，而是阴阳失衡。上面这两个例子中的女人和男人，是因为长期没有性生活而导致了阴阳失调，内分泌紊乱，才表现为一系列的外在症状。而对于这种病的治疗，也不是从线形思维出发，用一种物质（如抗菌素）来消灭另一种物质（如细菌），而是从“阴阳”关系入手加以治疗。所谓的“欲男子而不得”和“命与一妇人交”，就是要通过男女之间的交配达到阴阳的平衡。不如此，失去平衡的身体机能就无法恢复常态。

　　之所以此，有人认为，吃中药的意义在于吃阴阳，而不是吃元素。这话很有道理。中药的配制和西药的使用方法完全不同，它不讲究“提纯”，而是重视“配伍”，即因地、因时、因人、因症而不断地调整配方，使阴阳有变而无定法。所以，很多研究中医的西方人试图通过分析中药中的化学成分来探究中医治病的原理，往往无功而返。因为中医中根本就没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药方，视野中更没有一模一样的病人。想要在里面找到“一劳永逸”的治疗方法，简直是痴人说梦。也正因为此，中医的这种理论使其很难进入实证性的、普适性的现代科学形态，经验色彩较浓。纵观我国历史上的那些著名的医学理论，到最后仅仅是一些药方的汇总。比如《本草纲目》，记载了两千多个药方，但却没有所谓的病理学。究其原因，正是中医所信奉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思维观念决定的。

　　中医不仅重结构、轻元素，而且还重功能，轻器官。虽然《黄帝内经》在“灵枢”一篇中也谈到了解剖问题，但其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却不像西医那样严格地以解剖学为基础。但其所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却不像西医那样是以严格的解剖学为依据的。中医也有“藏象”理论，但其所谓的“五脏”、 “六腑”则不能与西医的种种器官等量齐观。以五行学说相比附，中医主张肝、胆配木，心、小肠配火，脾、胃配土，肺、大肠配金，肾、膀胱配水。这是由于，木的性能是向上舒展的，故与肝、胆善于疏散的功能相同类；火的特点是炎上的，故与心和小肠开窍于舌、发赤于面的特点相等同；土为生长万物之母，故而比做具有消化和吸收功能的脾、胃；金能发出声响，故而犹如上下鼓动的肺和大肠；水则具有向下流淌的特点，故而与具有排泄功能的肾和膀胱相比附……。由此可见，中医的“五脏”、“六腑”主要是从功能而非器官入手的（六腑中的“三焦”甚至没有与西医相对应的器官）。说到底，中医所赖以支撑的思维结构——“阴阳”本身就是功能属性而机器上的零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五脏”为阴，“六腑”为阳；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 “五脏”还是“六腑”，它们之间又各有其阴阳互转、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正如“灵枢”篇中所说：“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内合于五脏六腑，外合于筋骨皮肤。故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

　　看来，在中医的眼中，人的身体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场”，对于人体健康真正具有意义和影响的，不是这些器脏的实际结构，而是其相互之间的功能关系。其中蕴含着诸多“阴阳不测谓之神”的秘密，根本无法找到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医学规律，也无法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看不见的经络脉象——中医眼中的“身体”
　　
　　但在中国人眼里，人不是机器，而是一个场，一个棋盘。人的器官好比棋盘的上的每个棋子。对中医而言，重要的是盘活“身体”这盘棋，而非计较棋盘中的每个棋子。所谓“善弈者谋局，不善弈者谋子”。只要这些棋子能够互相配合，协调有序，身体就是健康的；否则就是病态。因此，中医在“阴阳式”思维的影响下，重视的是身体的机能结构，而非各个器官。正如棋子离开了棋盘没有任何意义一样，身体上的每个器官单独拿出来没有任何意义。从这种“重结构、轻元素”的立场出发，中医建立了与西医完全不同的病学理论。中医没有细菌理论，但却讲究寒热、虚实。中医没有把导致疾病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单纯的病原体，而是将其看作是身体各机能关系失衡的结果。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说的那样：“阴盛而阳虚，先补其阳；后泻其阴而和之。阴虚而阳胜，先补其阴，后泻其阳而和之”。

　　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中医很注重养生。养生之道在于取消疾病发生的根源，是一门更高的医术。而等到病入膏肓再去治病，这样的医生也许只是三流。有这样一个故事：扁鹊是战国时代的名医。他的医术很高超，很多疑难杂症，扁鹊都能手到病除，因此扁鹊的名声大噪。相比之下，他的两位哥哥就有点“名不见经传” 了。一天，魏国的国君文侯问扁鹊：“听说你有兄弟三人，都会行医，哪个水平最高啊？”扁鹊说：“我兄弟之中，我的水平最差，大哥的水平最高。”文侯很奇怪：“为什么你的水平最差却名气最大呢？”扁鹊说：“大王有所不知，我大哥可以在病人生病之前，就可以看出病人所生之病，并给予适当的治疗和提醒，病人就不会生病。由于大哥治病在病人病症发作之前，病人并没有确实的体验到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所以病人就不会觉得我大哥会治病。二哥技术比大哥稍差，它只能在病人发病之后，在病情深入发展以前给病人治好，所以病人以为我二哥只会治小病。而我的水平，只能在病人并入膏肓的时候才能为其治病，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我治好的疑难杂症，觉得我的医术最高，所以我的名气才最大！

　　《史记•包公传》中也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妇人，常有腰背疼痛并伴有畏寒发热，名医淳于意诊断属于“内塞”，病因是由于“欲男子而不得”所致。清代也有因10年未过性生活以致有神经症表现的男人，名医徐灵胎的处方是“命与妇人一交”。所以，在中医看来，所谓的病证不是病毒侵入了人的身体，而是阴阳失衡。上面这两个例子中的女人和男人，是因为长期没有性生活而导致了阴阳失调，内分泌紊乱，才表现为一系列的外在症状。而对于这种病的治疗，也不是从线形思维出发，用一种物质（如抗菌素）来消灭另一种物质（如细菌），而是从“阴阳”关系入手加以治疗。所谓的“欲男子而不得”和“命与一妇人交”，就是要通过男女之间的交配达到阴阳的平衡。不如此，失去平衡的身体机能就无法恢复常态。

　　之所以此，有人认为，吃中药的意义在于吃阴阳，而不是吃元素。这话很有道理。中药的配制和西药的使用方法完全不同，它不讲究“提纯”，而是重视“配伍”，即因地、因时、因人、因症而不断地调整配方，使阴阳有变而无定法。所以，很多研究中医的西方人试图通过分析中药中的化学成分来探究中医治病的原理，往往无功而返。因为中医中根本就没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药方，视野中更没有一模一样的病人。想要在里面找到“一劳永逸”的治疗方法，简直是痴人说梦。也正因为此，中医的这种理论使其很难进入实证性的、普适性的现代科学形态，经验色彩较浓。纵观我国历史上的那些著名的医学理论，到最后仅仅是一些药方的汇总。比如《本草纲目》，记载了两千多个药方，但却没有所谓的病理学。究其原因，正是中医所信奉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思维观念决定的。

　　中医不仅重结构、轻元素，而且还重功能，轻器官。虽然《黄帝内经》在“灵枢”一篇中也谈到了解剖问题，但其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却不像西医那样严格地以解剖学为基础。但其所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 却不像西医那样是以严格的解剖学为依据的。中医也有“藏象”理论，但其所谓的“五脏”、 “六腑”则不能与西医的种种器官等量齐观。以五行学说相比附，中医主张肝、胆配木，心、小肠配火，脾、胃配土，肺、大肠配金，肾、膀胱配水。这是由于，木的性能是向上舒展的，故与肝、胆善于疏散的功能相同类；火的特点是炎上的，故与心和小肠开窍于舌、发赤于面的特点相等同；土为生长万物之母，故而比做具有消化和吸收功能的脾、胃；金能发出声响，故而犹如上下鼓动的肺和大肠；水则具有向下流淌的特点，故而与具有排泄功能的肾和膀胱相比附……。由此可见，中医的“五脏”、“六腑”主要是从功能而非器官入手的（六腑中的“三焦”甚至没有与西医相对应的器官）。说到底，中医所赖以支撑的思维结构——“阴阳”本身就是功能属性而机器上的零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五脏”为阴，“六腑”为阳；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 “五脏”还是“六腑”，它们之间又各有其阴阳互转、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正如“灵枢”篇中所说：“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内合于五脏六腑，外合于筋骨皮肤。故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

　　看来，在中医的眼中，人的身体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场”，对于人体健康真正具有意义和影响的，不是这些器脏的实际结构，而是其相互之间的功能关系。其中蕴含着诸多“阴阳不测谓之神”的秘密，根本无法找到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医学规律，也无法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中医算不算科学——取消中医的背后

　　清朝末年，西方凭借着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西方的思想观念伴随着他们的科学技术一起涌进了中国，其中就包括西医。

　　西方的坚船利炮早已经让我们见识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我们的大刀长矛挡不住他们的枪林弹雨，我们的武术无法击敌于数尺之外，我们的血肉之躯也无法和炮火相抗衡。所有的这些，让我们无法不正视，无法不面对。于是，在我们民族的内心深处，出现了普遍的生存焦虑和一层浓厚的自卑感。

　　否定中医的呼声就是在这样一种自卑感极重氛围中喊出的，原因很简单，当我们把中医当作科学来对比中医的时候，发现中医根本就不是西方的那种实证科学。无论我们用多大倍数的显微镜，我们也看不到“阴”和“阳”，无论我们怎么把人的身体进行解剖，也发现不了穴位，而那些所谓的“丹田之气”也是不知在无何有之乡！

　　所以说，一定要以科学的观点看，中医显然是没有根基的。中医理论根本就不是按照线形因果思维建立起来的，而且也不能用实验的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但问题是，线形因果思维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我们不否认，中国文化中的“阴阳”思维渗透到人生、自然、社会的各个领域，在体现中国文化独特智慧的同时，也造就了很多迷信和糟粕。但西方的线形因果思维渗透到人生、社会、自然的各个领域，就没有形成糟粕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西方把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纳入到了科学的解释框架，试图用科学解释一切，也出现了难以回避的尴尬。科学也许能用来解释“冷冰冰”的事物，但却无法解释“活体”的生命。正如我们所引用的康德那句话：“给我物质，我能撬起整个宇宙，但是科学定律连一个毛毛虫的生命运动都不能解释。”中国的阴阳思维，对“活体”一直充满着人文关怀，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把什么都看作“对象”，看成“工具”，这种思维在社会领域内广泛应用，形成了兵法、谋略、艺术等中国特有文化瑰宝，但是，当中国人也运用这种方式来思考自然界时，就出现了 “天人感应”之类的封建迷信。所以说，无论是西方的线形因果思维，还是中国的阴阳思维，都有自己所适用的范围和界限，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是“霸权”，就是“僭越”。西方的科学思维是如此，中国的阴阳思维也是如此。

　　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一切都表现出了狂乐得热情。尤其是对西方的科学，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情地抛弃了自己的文化，抛弃了自己的智慧。不相信，我们就去看一看电视上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广告，不是补锌，就是补铁，好像我们中国所有的人忽然间都缺乏营养了。而这种吃“铁”、迟“锌”的逻辑恰恰是西方的思维。我们忽视了整个身体的平衡，而疯狂地进补，最后往往适得其反，不但没有使身体更健康，反而伤害了身体。

　　当然这里面也有商业运作的成分。一些商家抓住国人迷信科学的心理，在进行大肆宣传的同时，也开始展开了“威胁”。比如怀孕，就有人威胁我们：“女人怀孕了要吃叶酸，如果不吃，肚子里的孩子就不会发育好，搞不好就是畸形”。面对这样的“威胁”，我们吃不吃？我们完全处于弱势，也许不得不吃。

　　因为迷信西医，我们在生活中闹出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有很多“闹剧” 还转化成了悲剧。比如，很多人为了减肥不吃饭，结果虚脱而死。这样的悲剧估计每年会出现很多例。还有很多人用西医的疗法去美容、去美体，用进口的化妆品，做“丰胸”之类的手术。对于这种现象，与其说是无知，还不如说是对西医过分迷信。

　　前两天，笔者的一位朋友喜得贵子。孩子出生时8斤多，让朋友着实高兴了一回。在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妇女怀孕以后，摄入的营养越多越好；孩子出生以后，体重越重越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按照“阴阳互根同生，相反相成”的观点，人体的机能活动和人体的营养物质是一对矛盾体，无论哪一方占了优势都未必是什么好事。如果肚子里的生命吸收了过多的营养，势必会造成阴盛阳衰，影响婴儿出生后的机能活动。现代人总爱相互攀比孩子出生后的重量。你的孩子出生后只有5斤，我的孩子出生后却有8斤，于是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健康。按照中医的理论，孩子出生后6斤多最恰当不过了，过于肥胖的孩子势必会造成“阴”（营养物质）盛“阳”（身体的机能活动）衰，影响孩子整个身体的机能。

　　中医中的阴阳思维固然有其缺陷，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限制了外科手术的发展。然而，人体诸机能的健康与协调是否像西医所理解的那样，都能还原为各个器官的完整与健全呢？恐怕也并非如此简单。“代偿”功能的普遍存在似乎已说明了这一点。比如，眼睛不好的人，耳朵往往灵敏。把人的身体分析成一堆乱七八糟的指标（去过医院化验的人估计都有这样的体会）进行个案研究，只能使得身体的整体性遭到破坏。也许，人体本来就是一个“黑箱”，并不是所谓的科学能够完全解释的。当我们以解剖学的方式将其“打开”之后，“黑箱”里的秘密便不复存在了。正如黑格尔作的那个精彩的比喻：“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来的葱已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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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不测谓之神
　　 ——从谋略、兵法看社会领域内的“阴阳”观念 作者：祝和军

　　
　　医术和战术——孪生兄弟的不同命运

　　和中医的命运不同，中国“阴阳式”思维一旦进入到社会人生领域，就大放光彩，就连西方人也不得不佩服。西方人说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产生出科学，但他们从来不敢说中国文化里没有产生出兵法和谋略。翻开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和中医一样大放光彩的是中国的兵法和雄辩之术。说起中国的兵法，我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说起雄辩之术，我们的脑海中马上就会浮现出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和那部专讲谋略的《鬼谷子》。据说，现在《孙子兵法》已经被翻译成了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更为甚者，有的国家还为大学生专门开设课程，讲授这门看似古老、但却常读常新的中国智慧结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孙子兵法》被西点军校列为教学参考书。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时，发现其办公桌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恺撒传》，另一本就是《孙子兵法》。美军进攻伊拉克的时候，每位士兵手里都备有一本《孙子兵法》，随时阅读，以备不时之需。可见西方人对中国古代兵法的热衷程度。

　　但戏剧化的是，《孙子兵法》、《鬼谷子》和中医其实同出一源，其思维方式都是来自《周易》，来自那个神秘难测的“阴阳鱼”图形，区别仅仅在于一个用于了自然领域，一个用于了社会认识领域而已。如果我们把《黄帝内经》和《孙子兵法》对比来读，就会发现它们的思维方式其实是相通的：
　　
　　《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陈。《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
　　 ——《黄帝内经•灵枢》　　
　　
　　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孙子兵法•军争》　　
　　
　　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
　　——《六韬•军势》
　　
　　在上面的文字中，《内经》直接引用兵法，可见已经把“医术”当成“战术了”，所谓的“刺法”也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兵法”。而《孙子兵法》中的一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明显是从治病救人的中医中得到了灵感和启发。而最后这段《六韬》中的话就更明显了。直接把两军对垒比拟为治病救人，所谓 “善战者”和“善除患者”，其实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道理其实是相通的。

　　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比喻：中医和兵法其实是一个母亲的两个儿子。这个母亲就是《周易》。他们是一奶同胞，性格、脾气、智商几乎无甚差别，但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从事的职业有所差异，从而注定了他们在今天社会中不同的命运：中国的兵法是当今社会的座上客，备受青睐，人们不仅要从兵法中学习人生智慧，还要用于外交、商业等现实领域；而中医则非常不幸地沦为了阶下囚，被斥为封建迷信，一棒子打入了冷宫。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中又包含什么隐情呢？

　　其实前面我们已经隐约提到了。和线性因果思维一样，《周易》中所体现这种阴阳思维方式也有其适用的界限。二者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思维。当这种思维向自然领域渗透时，难免会产生一些迷信和糟粕，当精华和糟粕鱼龙混珠时，西方人自然将中医打入了冷宫，至少不会看作科学。而在社会领域就不一样了，社会领域是人参与其中的“地盘”，到处是“活体”的对抗，而不是像大自然那样的“死物”呆在那里等着我们去观察、去研究。正如下面这个图标所分析的，阴阳思维只能应用到人事社会领域才能发挥出威力，可是一旦应用到自然领域，就会出现悖谬，产生迷信。中医之所以不是迷信，就是因为人的“身体”并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场”，但是阴阳五行之术推导出来的“天人感应”之类的东西，就是迷信了。线性因果思维也是如此，它应用到自然领域，产生的是科学技术，但它一旦进入人事社会领域，就是教条了，必将压抑人的自由意志，把人可做按照既定程序动作的机器。

　　应用领域/思维模式 阴阳思维 线性因果思维
　　 自然领域 封建迷信 科学技术
　　 社会领域 谋略智慧 本本教条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人类在与大自然周旋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它能够预测未来，为我所用。比如说，今天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我们看的久了，就进行了总结：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于是，我们就靠这个知识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起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说：知识关乎自然。但是，一旦涉及人的生活领域，知识就没有用了，因为知识一旦把人的生活纳入到自己的范围之内，就会出现尴尬，因为线性因果思维在这里完全失效了。比如爱情就不是科学，谈恋爱如果有所谓的“爱情学”的话，我们也无法从中总结出什么规律。因为对你适用的，未必对别人适用。

　　所以，与人相关的学问就不是知识了，而是智慧。还有现成的法则可用吗？肯定没有。因为你想把对方置于死地，对方也想将你打的不能翻身。这里已经是两个“活体”的对抗了，线性因果思维在这里肯定会遭到挫败，而阴阳互动、此消彼长的思维却派上了用场。正如谋略大师冯梦龙所说： “智慧没有固定的模式，以顺应时势者为最高。所以愚人千虑或有一得，聪明人千虑亦有一失。而大智之人遇事能应付自如，无需经过千思万想。他人取其微末，我则执其大端；他人看得近，我则觑得远；他人愈忙愈乱，我则以逸待劳；他人束手无策，我则游刃有余。正因为如此，所以难事遇到他就变易了，大事遇到他就化小了。他观察事物，入于无声息的毫芒之微；他举止行动，出入意想思考之外。”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是孟子说的话。意思是说：如果照抄照搬书本上那些教条般的知识，就不如没有知识。因为知识会让我们的思维形成套路，造成思维负担，最终作茧自缚。战国时期的赵括，把兵书背诵的滚瓜乱熟，连他的父亲赵奢都自叹不如。但又怎么样呢？长平一战。四十六万大军全军覆没，无一而还。近现代史上的王明，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是倒背如流，可惜就是不懂中国国情，处处吃败仗，如果不是毛泽东的临危受命，红军也几乎是全军覆没。兵法绝对不会有现成的理论，谋略也没有所谓的规律，只能是“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孙子兵法》的冷酷面孔（之一）

　　正是由于“阴阳式”思维的影响，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无不打上了“斗争”的色彩。中国人把任何事情都愿意当作战争来看待。比如辩论，本是口舌之争，我们称之为 “舌战”。《三国演义》中就有过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商业领域中的竞争我们称之为“商战”。而最能代表中国式游戏的象棋和围棋，也是仿照“战争”来设计的。在法庭辩论中，起诉的一方发起的是进攻，辩护的一方是在防守……

　　当然，最能代表“斗争”的还是战争本身，其他的都是小儿科。因为，它牵涉的是生死存亡，远非其他形式的“斗争”所能比拟。战争，估计是人类最直接、最残酷的争斗形式了。当其他的一切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时，最后只能诉诸于武力。古人早就说过，兵凶战危，对国家而言，它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它用实力说话，用流血的方式来最终强迫失败者臣服。战争的结局，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并且是用“生”与“死”、“存”与“亡”这种最惨痛的代价和最极端的选择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当你在战争中失败，必须接受“死”与“亡”的现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因此，国家的主宰者、战争的决策者，对战争问题不能有丝毫忽略，必须认真对待。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说到《孙子兵法》，估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化理论化的军事著作了，素有“兵学圣典”之称。在我国历史上，《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据说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所著，全书分为十三篇，是孙武初次见面赠送给吴王的见面礼。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汉书•艺文志》中则记载： “兵权谋家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也就是说，孙子在见吴王的时候，所献上的仅为八十二篇中的十三篇，见吴王后又著问答多篇。晚至唐代，流传的孙子兵法共三卷，其中十三篇为上卷，还有中下二卷。《孙子兵法》注家杜牧认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十三篇，是经三国时期的曹操之手删节的。

　　但无论是八十二篇，还是十三篇，对我们了解传统文化中的军事辩证法来说，都已经足够了。因为兵法本身只是我们进入战争智慧的“抓手”和“敲门砖”，而不是现成的理论和教条。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微乎其微，至于无形，神乎其神，至于无声，能为敌司命”。也就是说，真正高明的将领不会迷信任何现成的理论，不会把任何法则当作万能钥匙，而是在当时的局势中，在敌我双方所展开的阴阳互动和转化中随机采取相应地战略，正所谓“相时而动，顺势而行”。不如此，就无法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而这才是《孙子兵法》传授给我们的智慧，即什么也不要迷信，即使是《兵法》，它也仅仅是一个梯子，当我们登着梯子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应该把梯子抛弃。

　　所以，在笔者看来，《孙子兵法》中最高的智慧并不是“兵以诈立”的战术思想，也不是“兵者诡道”的用兵法则，而是一种 “阴阳不测谓之神”的“无形”智慧。翻开《孙子兵法》，最高明的战略就是“微乎其微，至于无形”，最高明的战术则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微乎其微，至于无形”，是在告诉我们：在战争中切莫有“执著之心”。因为你一旦“执著”，必然有破绽，有破绽就有软肋，有软肋则战不能胜。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不费一刀一枪而平息战争，将战争化于无形。这估计是战争中最高明的战术了，因为这一思想已经是跳出战争来看待战争了。战争是在利益纷争面前迫不得已才采取的手段。既然如此最高明的战争则是没有战争。所以《孙子兵法》中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没有勋章的将军才是最好的将军，默默无闻的领袖估计才是最有智慧的领袖，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著名象棋大师于幼华曾经说过，要想在象棋对弈中取得胜利，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把对方将死，二是把对方的子全部吃光。乍一听，这话好像是废话，没有任何意义，其实，简单的两句话已经涵盖了象棋对局过程中的全部玄机。战争何尝不是如此呢？战争要取得胜利，办法估计也不外乎两个：一是让对方放下武器，主动认输；二是将对方的军队在肉体上予以消灭。前者是大战略，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后者才是具体的战术运用，是“以奇之兵”的阴谋诡计。既然是“存乎一心”，就没有所谓的普遍法则，所以要“神乎其神，至于无声”；既然是“以奇治兵”的阴谋诡计，也就没有固定的套路规矩。所以，“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有一位研究《孙子兵法》的资深专家曾经说：《孙子兵法》是两张面孔：一张面孔看似说了很多，另外一张面孔看似又是什么也没有说。确实如此，翻开一张面孔，我们细细体味，就会发现里面蕴含着无法穷尽的大智慧；而翻开另外一张面孔，确是如此地不实用!它无法像科学知识那样拿过来直接运用，对现实无法进行具体的指导。也正因为此，《孙子兵法》真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有很多人靠兵法打赢了很多战争，但更多的人则是受了兵法的拖累打败了战争。原因很简单，那些战败者把智慧当成了知识，把《孙子兵法》当成了教科书，把“阴阳不测谓之神”的“神”理解成了无往而不利的规律，哪里有不打败的道理？真是成也兵法，败也兵法。西施一笑，风情万种；而东施效颦，则是丑态百出。韩信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扭转败局；马谡凭借孤山，逞匹夫之勇，结果是全军覆没。知识是可以复制的，而智慧却不能照搬。

　　佛家讲，你要放下，就连“放下”的念头也要放下。《兵法》何尝不是如此？你也要放下，最后连《兵法》也要放下。

《孙子兵法》的冷酷面孔（之二）
　　
　　两军对峙，兵戎相见，战争的双方常常并不处于单向制约的因果关系中，而是处于彼此消长，相互转化的阴阳关系中。正如范蠡所说的那样：“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在这里，没有直来直去，而是迂回和进入。直线的思维要不得，正所谓“欲速则不达”；而只有寻找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正所谓“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当这种 “阴阳不测谓之神”的阴阳纠缠的思维形式进入到战争的战略战术研究，就出现了《孙子兵法》中的强弱、虚实、远近、真假等范畴。正所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视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尔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功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的很多军事家，比如孙武、范蠡、孙膑、韩信、赵奢，都是善于运用“阴阳”之间的这种相反相成、此消彼长的关系来分析战争中的刚柔、奇正、攻防、主客、虚实、劳逸诸种矛盾因素，有的甚至直接运用《周易》来推演兵法。

　　阴阳观念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本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关键是要看这种思维向何处运用和延伸。就好比火药的发明，我们既可以用来开山辟路，也可以用来烧杀抢掠。阴阳观念也是如此，它在自然领域运用中运用，我们顶多会说它不科学，但在战争领域就不一样了，它立即换了一个面孔，变得残酷无情。因为在这场游戏中，赌注不是别的，而是人的生命。《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正因为此，战场估计是世界上最卑鄙的地方了。之所以卑鄙，是因为战场上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朋友，没有人情，更没有道德，唯一有的就是生死。抛开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不谈，单就战争本身而言，战争将人性中的恶全部暴露，同时也将人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所谓“以奇治兵”，说得就是要出其不意，不按常规方式出牌；所谓“兵以诈立”，则是说，弥漫在战场上的都是谎言，没有一丝的真实。总之一句话，战争是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

　　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襄公向来主张以德治国，推崇仁义。但就是这样一位仁君，历史却送给他一个绰号——“蠢猪式的军事家”。因为他将治理国家的原则用于了领兵打仗，最终导致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据韩非子的寓言集《外储说• 左上》记载：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 “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

　　历史往往是无情的。战争，尤其是古代社会中那些为争夺统治权力而互相厮杀的战争，总是要彻底撕掉那块“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展示于世。于是乎，恪守“军礼”信条，奉行“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宋襄公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亏输，成为战争舞台上的完败者。

　　战场估计都是小人的天下，是一个把“恶”赤裸裸地表现为“恶”的场所。难怪马基雅弗利说“政治无道德”。在这里讲道德，简直就是迂腐。《资治通鉴》载：公元前340年，商鞅帅秦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率兵迎敌。商鞅当年曾在魏国效力，与公子卬相交甚厚。于是商鞅派人遗书于公子卬： “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意思是说，我原来和公子您是至交，现在却是各为其主，兵戎相见，实在不忍。我很想和公子您见面谈一谈，最好能把手言和，互相罢兵。这样做不仅不伤害我们之间的情谊，对魏、秦两国的百姓也是有好处的。天真的公子卬竟然相信了，“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商）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

　　就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打败了重情义的君子。胜者为王败者寇，这就是战争所带来的强权逻辑和霸道哲学。齐鲁之乡的宋襄公以仁义治国，本是一件令人尊敬的事情。可惜，他将自己的原则过分放大，用其指挥战争，最终遭人诟病，授人以笑柄。公子卬何尝不是如此？重情谊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把情谊用在了不合适的场所，才遭了商鞅的暗算。

　　每个领域都有其所适用的思维原则，应该划开界限，不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地捆绑在一起。而中国的文化却在本根上很难理清楚其中的是非曲直，阴阳思维四处撒播，使得精华与糟粕并存，珍珠与泥沙同在。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是一个天真的梦想，而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为取天下”的警告更是成了千古绝响。中国的阴阳思维借助战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反过来又渗透到了治国、人事、管理等其他社会领域，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太多的交际“兵法”、处世“兵法”、管理“兵法”、仕途“兵法”……不知道有多少“厚黑”、权术、阴谋诡计和尔虞我诈与这些所谓的“兵法”有关。翻开中国历史，中国人把太多的精力和才华都浪费在了人际关系的算计上，用在了权术的平衡上，以至于造成了大面积带有杀伤力的“内耗”，使得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几乎丧失了向外突破的力量。这估计正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大力反省的地方。

　　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谬误。此话不假，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下面讲到中国传统中的谋略之学的时候，我们也许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诡道大全之《三十六计》
　　
　　最能体现阴阳思维结构的军事思想，要数著名的《三十六计》了。《三十六计》不像《孙子兵法》那样是一部专门的理论著作，而是采集兵家之“诡道”的谋略大全。它借助于阴阳学说中的太阴六六之数，来总结古代军事史上的战争经验。按计名排列，原书共分六套，既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势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的辨证思维发挥了的淋漓尽致。正如《三十六计•总说》中的那句提纲挈领的话：“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

　　三十六计是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全诗除了檀公策外，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依序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伐虢。

　　三十六计中，其中一类计谋就是直接运用“阴阳”概念，将“阴阳不测”的矛盾关系展现出来。例如，“第一计，瞒天过海：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阴，太阳。”这就是说，机密要藏在暴露的事物里面，而不应与公开的事物相对立。因此，越是公开的形式，就越容易隐藏机密。又如，“第二计，围魏救赵：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这就是说，打击集中的敌人，不如将其分而治之。打击斗志正旺的敌人，不如待其疲惫之后再加以攻击……。

　　而另一类计谋则解以卦象，直接用 “卦理”来说明谋略中的奥秘。例如，“第三计，借刀杀人：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这就是说，在敌对的势力已经确定，而盟友的态度尚在游移的情况下，应诱导盟友去消灭敌人，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就象《损》卦所揭示的那样，“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实现损（敌）与益（我）的矛盾转化。又如，“第十九计，釜底抽薪：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兑下乾上之象。”这就是说，当力量不能与敌人抗衡的时候，就不能硬拼，而应该采用其它方法来消解敌人，就象“兑下乾上”的《履》卦一样，通过以柔克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可见，无论是前一种类型还是后一种方式，都离不开阴阳辩证的思维方式。我们上面说了，《三十六计》不是一门专门的理论著作，没有师承，没有派别，仅仅是后人对于战争经验的一种总结。而正是这样一本“民间书籍”，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思维。如果一个东西，它的影响仅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脑袋或书斋里，就不足以说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为什么中国的兵书那么早就如此成熟和发达，几千年后仍有借鉴价值？我想，除了我国古代长期的、繁复的、剧烈的战争的现实经验以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应该归于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思维习惯。正是以“阴阳”为核心的思维结构，使得中华民族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呈现出极为早熟而又极为完备的形态。西方古代不可能没有战争，也不可能没有人对战争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能够从“阴阳”观念入手来解释战争，估计也就只有中国了。正像传统的中医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但至今仍具有实用价值一样；传统的兵法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但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如果把《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放在一起比较，总觉得《三十六计》在战争智慧方面蜕化了很多。《三十六计》中的每一个计策后面都有“暗语”，后面还有解析的例子，这就很容易被人们误当作教条，而不能领悟到其中的“几微”和妙不可言之处。历史的讽刺性就在于此，那些熟读兵法，对著名的战例了如指掌的人，反而在当前的战争中打了败仗。原因很简单，就是把“兵法”当成“教科书”了。《三十六计》在编纂形式上，就很容易让人当成“教科书”，而后面的“暗语”和“故事”更像极了“案例分析”。这种编纂方式和中国文化的传统智慧是有出入的。不相信，我们去读一读《论语》、《道德经》和《孙子兵法》，估计不是这样的书写方式。它们不会把智慧总结为“三十六”，也不会先摆出理论，然后再用故事或事例来阐明，而是寓智慧于故事之中。智慧只能靠启发，而不应该灌输。因为你一旦给人灌输的印象，就有“教条”之嫌。正因为此，真正大的思想家在写作方式上都小心翼翼，可以说如履薄冰。因为他们知道，智慧不仅体现在“义理”中，而且也体现在“象数”中。思想尽管重要，但如何表达思想，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他们对“语言” 这个东西非常警惕。孔子 “述而不作”，老子写了模模糊糊、像诗一样的《道德经》，用心可谓良苦。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讲到中国艺术智慧的时候还会详细讲。下面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中国人际交往中的谋略之学。

潜谋于无形的《鬼谷子》

　　英国著名政治家霍布斯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人和人之间就是狼和狼之间的关系。200年以后，法国哲学家萨特也说：他人就是地狱。可见，人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仅仅在兵戎相见的战场，而是隐匿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就有斗争，只不过这种竞争比较含蓄，斗争比较内敛，看不见刀光剑影，听不见人喊马嘶。但有时候，不流血比流血更可怕，人仅凭一张嘴就能杀人于无形，挫敌于千里之外。你还没有看见真正的敌人在哪里，你已经身首异处了，这才是真正让人恐怖的地方。西方哲学家海德格曾经比较过“怕”和“畏”两个词的不同：“怕”的对象总是在眼前，比如眼前有一只老虎；而“畏”却没有让我们“畏”的对象，它只是一种气氛，一种恐怖的环境，好比我们看一部恐怖片，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害怕。

　　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但解决的途径却是天壤之别。面对人性险恶的一面，西方人发明了法律。用法律来约束人，你有 “坏心思”不要紧，但你千万别付诸行动，否则法律就会制裁你。这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所以，西方人都在按规矩办事，按常规出牌，根本就没有“谋略” 的藏身之地。而中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文化总是相信人是善良的，对于人性中的缺憾，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强制，只要我们自己学会“日三省吾身”，就能弃恶从善，做一个好人。中国人对人性太有信心了，太注重人的自觉了，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却走向了反面：规矩（法律）的缺失，造就了谋略的横行和人性的虚伪。正如《鬼谷子》中那句点睛之笔：“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

　　 于是，我们的文化产生出了令世界瞩目的《孙子兵法》，同时，也造就了另外一部“治人兵法”——《鬼谷子》。如果说《孙子兵法》是阴阳思维渗透到战争领域的产物，那么，《鬼谷子》则是阴阳观念渗透到人际关系和外交策略中的产物。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鬼谷子本人并没有在历史舞台上出现过，有的学者考证，历史上根本没有此人。但这些好象都不重要，就好比《黄帝内经》是不是黄帝本人写的无关紧要一样。鬼谷先生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鬼谷子》这本书，还有他的那两个叱咤风云的学生——纵横家苏秦和张仪。

　　同《黄帝内经》一样，《鬼谷子》也是用阴阳辩证的思维结构来研究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只是这里所说的生死存亡已不再是中医所强调的人体各生理因素的平衡与否，而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关系。在《鬼谷子》看来，不能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照样是一件危及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鬼谷子》开篇就说: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归其所：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是故圣人守司其门户，审察其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 那么，如何“守司其门户”呢？也就是在人际交往中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呢？《鬼谷子》告诉我们：这里的关键仅仅是一张嘴。“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皆由此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由此可见，所谓“心之门户”者，口也。正是这一张翕动不已的嘴巴，不仅表达着人的思想和情感，而且体现着人的智慧与才能；它不仅是“心之门户”，而且是“存亡之门户”。别小看嘴巴的一开一合，里面确是布满了玄机和奥秘，运用好了就能如鱼得水，运用不好则就处处被动。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在鬼谷子看来，嘴巴张开说话是“阳”（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嘴巴闭上不语则为“阴”（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那么，如何把握说话的艺术，就不仅体现着生存之技巧，而且体现着宇宙之规律！于是，说话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外交辞令的问题，它必须被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研究，其基本精神不是别的，正是大千世界中生生不已的辩证规律——阴阳。

　　正因如此，鬼谷子才将“捭阖”由嘴巴之开合上升为天地之开合，并直接上升为阴阳之间的不测运动。“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只有掌握了这种阴阳变化的“几微”，才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机，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出不同的游说方案；并在游说的过程中，依照对方的反应而做出合理的调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何事应该明说，何事应该暗说；对谁应该晓之以礼，侃侃而谈，甚至耸人听闻，大说特说；对谁应该动之以情，娓娓倾诉，甚至苦苦相求，似说非说......其结果，便是大惊大喜，大开大合，阴阳无常，变化莫测；其结果，便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

　　任何一种学说的诞生都离不开它的土壤。从实践上讲，《鬼谷子》这样一部“治人兵法”是对于战国时代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的经验总结；从理论上讲，这一思想又是根植于我们民族阴阳辩证的思维结构。我们知道，由于受《周易》的影响，战国之后以“阴阳”为中心的学术派别相当活跃。其中一部分人比较重视从“阴阳”的角度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自然阴阳派”；另一部分人则比较重视从“阴阳”的角度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社会阴阳派”。如果说前者的理论结晶是《黄帝内经》的话，那么后者的学术代表则要算是《鬼谷子》了。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两部著作代表了华夏先哲运用阴阳辩证的思维模式在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中所分别取得的突出成果，因而才倍受世界各国的重视。时至今日，不仅《黄帝内经》在海外的影响日甚一日，而且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也纷纷建立起了有关《鬼谷子》的研究机构，有人将德国的施宾格勒视为现代的鬼谷子，而美国的基辛格则被称作当代的纵横家了……。由此可见，正像我们古代的军事思想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一样，我国古代的外交谋略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朝秦暮楚的“无道之术”

　　对于鬼谷子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汉书•艺文志》将《鬼谷子》中的纵横捭阖之术列为“九流”之一，排斥在正统之外。唐朝的柳宗元更是斥其“妄言乱世”，“学者宜其不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鬼谷子》中所宣扬的谋略没有道义的根基，也就是一种“无道之术”。只讲策略、技巧和修辞的推行，而不顾这种推行所带来的结果，就难免会受到历代思想家的非议了。用现在话来说，是只讲方法论，不讲价值观。就好像上几年震惊世界的克隆技术的出现，那些麻木不仁的科学家呆在实验室里蒙头研究细胞的分裂和培育，而没有看到这种技术的出现给人类所带来的消极后果。《鬼谷子》中的谋略之术也是如此，它只讲应用，而置道义于不顾，就难免受到正统的排斥了。

　　在中国历史上，《鬼谷子》中的谋略思想成为“热门”的时代，莫属战国时期了。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混乱的年代。战国七雄割据一方，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扩充军备，连年征战。这个时候，尊崇周王室的道德面纱已经全部褪去，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厮杀，奉行的是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韩非子说：“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韩非说所说的“当今”就是他生活的战国时代，一切都要靠拳头说话，一切都要靠实力来证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思想也逐渐分化了，没有了正统，没有了权威的价值观念，各种学说逢世而生，百家言论齐放争鸣。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道术将为天下裂”。

　　于是，在宽松的舆论氛围和思想风气下，纵横家粉墨登场了。他们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动之于利害，晓之于大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时而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时而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想当年，苏秦佩六国相印，连六国逼秦废弃帝位，何等的风光！孟子评价苏秦说：“一怒则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六百里，最后协助秦国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最终消灭了其他六国，统一了天下。

　　对纵横家来说，他们没有道德的原则，也没有价值的归依，唯一的目的就是出人头地，得到别人的赏识。谁赏识他们，他们就会为谁出谋划策；只要能达到目的，就不择一切手段。就拿苏秦来说，他本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但素有大志，曾跟随鬼谷子学习谋略之术多年。学习期满后，就游说天下，推行纵横之术。他在秦国没有受到重用，于是就跑到燕国。当时燕国刚刚遭受齐国的侵略，百废待兴。苏秦认为，燕国欲报强齐之仇，必须先向齐表示屈服顺从，将复仇的愿望掩饰，赢得振兴燕国所需的时间。其次，要鼓动齐国不断进攻其它国家，以防止齐国攻燕，并消耗其国力。为此，他劝说齐王伐宋，合纵攻秦。公元前285年，苏秦到齐国，挑拨齐和赵国的关系，取得齐愍王的信任，被任为齐相，但暗地里仍在为燕国谋划。齐愍王不明真相，依然任命苏秦率兵抗御燕军。齐燕之军交战时，苏秦有意使齐军失败，五万人死亡。他使齐国群臣不和，百姓离心，为乐毅五国联军攻破齐国奠定了基础。之后，苏秦又说服赵国联合韩、魏、齐、楚、燕攻打秦，赵国国君很高兴，赏给苏秦很多宝物。苏秦得到赵国的帮助，又到韩，游说韩宣王；到魏，游说魏襄王；至齐，游说齐宣王；又往楚，游说楚威王。诸侯都赞周苏秦之计划，于是六国达成联合的盟约，苏秦为纵约长，并任六国相。回到赵国后，赵王封他为武安君。秦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竟有十五年之久不敢越函谷关雷池半步。《史记•苏秦列传》中就是这么说的：“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从苏秦的活动可以看出，纵横家没有自己的理想，也没有自己忠心的国家，唯一要做的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才能。不仅如此，这些纵横家有时候还不讲道德，多行卑鄙之事，简直就是十足的流氓和无赖。这一点在张仪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

　　公元前313年，秦惠王想攻伐齐国，但忧虑齐、楚结成联盟，便派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听信此言，与齐断绝关系，并派人入秦受地，张仪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国的使臣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1Z年)，秦兵大败楚军于丹阳(今豫西南丹水之北)，虏楚将屈丐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取地600里。就因为这次战役，楚国元气大伤，逐渐衰落。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德才兼备才算是真正的人才。有德无才，或者有才无德，都不能算真正的人才。甚至，“有才无德”比“有德无才”更可怕！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估计就是这种“有才的小人”。孟子就这样评价战国时代的纵横家：
　　
　　或谓：张仪、公孙衍，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恶足以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纵横家尽管雄才大略，“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熄”，轰轰烈烈，但却没有“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而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实现功名不讲道德。所以，他们不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还有，杨雄在《法言》中这样评价纵横家：
　　
　　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
　　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曰：“孔子读而仪、秦行，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 “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翻译成现代语应该是这样的：

　　有人问：“张仪、苏秦学习鬼谷子的谋略智慧，推行合纵连横之术，各自使中国得到十几年的安定。是这样吗？”杨雄回答说：“四处骗人，行不义之事，圣人很厌恶这样的人。” “有人问：读孔子的书而做张仪、苏秦那样的事，怎么样呢？杨雄回答说：“这就好比有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糟糕透了！”有人问：“然而孔子的弟子子贡不正是这样干的吗？”回答说：“子贡为的是排难解纷，张仪、苏秦为的是谋取富贵，游说的目的不同。”有人问：“张仪、苏秦能不蹈前人旧辙，也算是卓越的人才吧！”回答说：“上古时舜帝对奸佞之人加以拒斥，能说不考虑才干吗？那种人才倒是有才，但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才干！”

　　无论是孟子，还是杨雄，对纵横家的评价都很低。推行谋略，而不讲道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注定是一个走不出死胡同。这是由传统文化道德至上的特性决定的。我们下面会讲到很多故事，说到很多人物，从这些故事的结局和这些人物的命运，我们会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是一种凡事都要打上道德烙印的文化，强调道德动机的纯正。所以，苏秦、张仪推行纵横之术，孔子的学生子贡也在各国进行游说，但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却是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就在于子贡在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但苏秦、张仪的动机却是谋求个人的地位和权力。正如杨雄的那个比喻：有着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

西方人为什么信上帝？

　　同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明相比，华夏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缺少宗教精神。但没有宗教精神未必是什么坏事情，正如我们中国人吃饭用的是筷子，而西方人用餐用的是刀叉一样，本身仅仅具有事实上的差别，而没有价值上的优劣。但任何一种信仰体系的形成，除去特定的历史、经济因素，还应该到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去寻找。对中国文化而言，《周易》所打造的“阴阳”思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的信仰和生存法则，呈现出异于其他文明的特殊形态。

　　线形思维模式影响下的民族，总是喜欢“刨根问底”和“上下求索”。这不仅表现在对外在世界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人生态度和信仰上。在对待外在世界的态度上，西方人总是喜欢向外探究，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研究宇宙的规律。这使得西方产生出了辉煌灿烂的科学技术和义无反顾的科学精神（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技术，这个在世界上被称作“李约瑟难题”的问题我们还会详细谈）。在人生信仰上，西方人向往天堂，而把现实生活看作偷吃禁果的“原罪”。在这个方面，伊甸园的神话是富有启示的：说是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感到有些孤单，便用泥土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亚当，后来又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上帝在东方辟了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给亚当和夏娃居住，那里简直就是天堂。在伊甸园里有许多树，其中有两棵树最特别，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智慧之树。据说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子可以长生不老，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便有了智慧。上帝告诫亚当和夏娃，伊甸园中唯有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但是后来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终于偷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于是悲剧发生了：他们因此被赶出了伊甸园，被惩罚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地上，永远也不能进入天堂，人必须一生一世都要为自己偷食禁果承担代价。

　　于是，在西方人的世界里，人的存在就成了一个悲剧：人一半是天使，而另一半是魔鬼。像天使一样纯洁的是人的灵魂，而像魔鬼一样罪恶的是人的肉体。人的一切贪念、欲望都来自于这个沉重的肉身。更为可怕的是，人不但有一个肉体，而且还意识到自己有一个肉体。而且人生的大限就是肉体的消失——人的死亡。死亡的恐惧使西方人意识到了生命的有限。为了克服死亡的恐惧，西方人发明了宗教，宣扬“灵魂不死”和“来世的幸福”。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人生在世，不过是匆匆的过客。”在他看来，自然的道德生活可以使人得到尘世的幸福，但这种幸福是暂时的、虚幻的,只有神性的德性生活,才能使人换得永恒的、真正的幸福，即来世的天国幸福。上帝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他的存在及微妙显现给生活在尘世中的人以慰藉，让人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死亡不可怕，因为人死亡以后会上天堂；这个世界的神秘并不可怕，因为上帝创造的这个尘世是和谐的，只要人发挥自己的理性，就能够认识到这种和谐；人遭受苦难并不可怕，因为上帝并不会抛弃他的任何一个子民。

　　就这样，西方人在现实存在的世界之外，又构造出了一个虚幻的彼岸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还是基督教中的“上帝”，都不过是这一彼岸世界的不同表述。于是，肉体/灵魂、天堂/地狱、今世/来世、此岸/彼岸、有限/无限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人只有在尘世生活中不断地朝向上帝，不断地体会“神”和“上帝”显示的一切，才能体会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永恒。

　　马克思曾经对宗教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论述：“宗教就是无奈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对西方人而言，现实正是无情的，人生也恰是无奈的，偷食禁果的原罪注定了一生的劳作才能换来救赎。而这种救赎必须尽量摆脱罪恶的肉体。基督教教义正是这么说的：“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体”。这个说法弥漫着强烈的宗教情绪，它昭示着人的幸福不在现实中，而在通过信仰朝向上帝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去读一读但丁的《神曲》和弥尔顿的《复乐园》，对这一点将会有更为形象的认识，里面不仅有高高在上“天堂”，还有十八层以下的 “地狱”。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完全取决于“因果报应”。“天堂”和“地狱”，正是线性思维的产物，而所谓的“因果报应”也正是来自于“因果”的思维结构。

　　看来，上帝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对他们来说，可以不吃饭，可以不睡觉，但却不能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就没有了依托，人生就失去了根本。西方人的价值世界和精神家园正是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而正是世界给了自己意义和活下去的勇气，正如伯奈特在《早期希腊哲学》中所说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有权利逃避。” 当年尼采喊出了那句“上帝死了”的惊世骇俗之言时，对西方人信仰的冲击和动摇，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人是远远无法体会的。

　　对一个民族文化而言，它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是纠缠在一起的，它的信仰和它的思维也是密不可分的。西方之所以有着2000多年的基督教传统，固然有着地理、经济方面的多方面因素，但西方人的线性的思维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的文化也是如此，《周易》所打造的“阴阳鱼”式的思维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方式。而这也正是中国没有产生宗教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

　　同西方的思维结构不同，我们东方文化的思维不是因果的、线性的、历时的，而是以“阴阳”为核心的双向的、共时的、双向的。这种思维结构使得中国人对外在的超越没有兴趣，而是把重心放在了此岸世界的活生生的生活中。和西方人相反，我们再现实生活中的劳作不是为了“讨好” 神，而是通过“讨好”神来满足自己在现实生活的需要。我们别看一些老太太经常去庙里拜佛烧香，其实她们的目的一般都很功利，无非是求吉避凶，多子多福。佛教刚开始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人是不感冒的。佛教为了在中国扎根，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一些内容。比如观音菩萨，本来是佛教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神，就是因为她能“送子”，才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地位明显地高于其他神灵。而且，中国人向来是“只羡鸳鸯不羡仙”，挂在嘴边上的是“高处不胜寒”，而且对于怪、力、乱、神之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总是存而不论、避而不答。正所谓“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态度就是如此：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

　　季路想问问老师如何事待鬼神，孔子说：“人的事情还没有照顾好，拿什么来事待鬼神？”季路又想问问老师关于死亡的看法，孔子说：“生的问题还没有搞明白，怎么会去考虑死的事情呢？”《论语•乡党》中还记载，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可见，正是在“阴阳”思维的影响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不搞形而上学，从来也会追问“本原”、“上帝”这些近乎“无聊”的问题，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放在了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我们前面说过，伏羲是在男女交孉的性活动中获得了“天地之大道曰生”的灵感，而孔子却在这种“阴阳和合”的过程中发现了人和社会之间的血缘纽带。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才有君臣。另一方面，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天下”。于是，在孔子那里，“阴阳”这个抽象的概念符号已经被“父子”、“君臣”这些具体的人伦关系所代替了。在儒家眼里，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体现的正是一种阴阳关系：矛盾的双方互补但又无法相互代替，正所谓“合而不同”。因此，二者必须安于其“位”，而不能彼此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样一种阴阳互补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只有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把自己的位置占好，才能稳定社会的秩序，做到亲而有礼，爱而有差。就拿君臣关系来说吧，君为阳，臣为阴，二者的角色必须分清，主从的关系必须明确，切不可“君不君，臣不臣”，乱了纲常，坏了礼法。另一方面，阴阳不能彼此分离而独立存在。“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君虽为人主，但也有依赖臣民的一面，否则就是“光杆司令”。“暴其民甚，则身弑国忘；不甚，则身危国销”。（《孟子•离娄》）。魏征向李世民进谏说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正是在这种“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夫随”的阴阳关系中，儒家才能将人的有限生命同无限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了一起，将个人的价值同其密切关联的社会关系结合在了一块，而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把生命的价值和皈依投向彼岸世界的上帝和因果轮回的来世，从而建立起来了一个“世俗伦理”的宗法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已经不需要向外超越寄托人生了，温情脉脉的社会大家庭足以弥补个人的孤独感。

　　当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阴阳关系的发挥是有点片面了。因为《周易》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并没有对“阴”或者“阳”打上价值的烙印，更没有区分开二者的贵贱优劣。可是孔子却是把“阴”和“阳”之间的事实上的差别加以伦理化、秩序化了。还是说君臣关系吧，为什么君就是“阳”，而臣就是“阴”呢？儒家思想在今天遭到诟病，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陈胜起义的时候不就说了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管孔子的初衷是什么，但这种思想在表面上看就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在这种思想笼罩下的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出现人格平等的“民主”思想的。当然，“民主”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儒家思想里不可能引申出“民主”。当代新儒家倡导“老内生开出新外王”，这里的“新外王”就是“民主”和“科学”。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要么牵强附会，要么随意引申。康有为所谓的“托古改制”的失败，就已经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宣扬“爱而有差”的孔子，而没有热衷倡导“兼爱”的墨子。墨子的思想不伟大吗？非也。正是中国社会的特定境遇和历史，使得孔子登上了历史舞台，而最终淘汰了墨子。真是时势造英雄！这一点，我们下面会专门去讲。但就思维方式而言，所谓的“兼爱”、“对等”好像和中国人的阴阳思维也是有隔膜的。

道家的“乘物以游心”

　　《周易》之所以是一个打不开的“黑箱”，正是因为它的模糊性。它就像一个头戴面纱的少女，容貌若隐若现，让远处的人们浮想联翩，流连忘返。模糊性就是不明确性，不是“一是一、二是二”，萝卜白菜，青白分明，而是模棱两可、模模糊糊。正因为此，西方人说我们的语言词不达意，逻辑不清，而且没有“实证性”。他们哪里知道，这正是“智慧”的特征，如果一种语言及其表达方式像白开水一样清楚明白，哪里又有智慧可言呢？

　　正是这种“模糊性”为后人的解释提供了弹性和空间，也为历史上“我注六经”传统埋下了伏笔。我们上面看到，孔子将《周易》中本来没有优劣之别的“阴阳”打上了伦理价值的色彩，以服务于儒家的正统思想。与孔子不同的是，另外一位思想家却对《周易》中的“阴阳”作了不同的发挥。这个人就是中国历史上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我们经常说“儒道互补”，说得是二者的价值观，一个讲究“入世”，后者注重“出世”，前者是“达则兼济天下”，后者是“穷则独善其身”。前有进路，后有退路，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处世观。但我们也不要忘了，儒家和道家的观点尽管针锋相对，但其思维结构和运用的方法都是相同的，即都是对“一阴一阳为之道”这一方法论的运用和发挥。

　　但同儒家不同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并没有把“阴阳”引向人和社会的关系，而是导向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首先，在道家看来，自然万物无不受阴阳关系的支配，是阴阳之间矛盾互动，相反相成的结果。“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先后相随”。尽管自然万物各形其色，繁杂纷纭，但却是“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所以老子总结说：“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其次，不仅自然万物是由 “阴”、“阳”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作用的结果，而且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在道家看来，人和自然本是一体，根本就不是彼此外在的，为什么非要“人定胜天”呢？由此，道家反对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反对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征服者与被征服的因果关系。但是，道家也丝毫没有贬低人在宇宙苍生中的地位，不把自然与人设定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更不会得出“人是机器”的荒诞理论，而是主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儒家将“夫妇”、“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纳入到阴阳思维结构中加以考察，强调在社会关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定位好自己的角色，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个人价值。这也就是儒家所宣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内向外层层散开，实现了从“内圣” 到“外王”的贯通，达到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正因为此，儒家的思想才为各个朝代的帝王所看重，因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而道家则是将“有无”、“天地”、“天人”之间的关系纳入到了阴阳思维结构，强调人和自然的一体和和谐统一。正如庄子所说：“道无始终，物有死生，不恃而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提出了他著名的“齐物论”。既然人和万物一样，都是“道”的外化，并且在“道” 的转换过程中实现着彼此的沟通，那么，不仅物和物之间不存在尖锐地对立，就连人和物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所以，道家思想更容易导向一种洒脱的人生观和处世观，向来被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失意或者不被社会所认可的人群所推崇，使人的心灵在百无聊赖和莫名孤独的时候找到了一丝心灵的慰藉。

　　在“齐物论”的基础上，庄子进一步提出了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的观点。庄子认为，所谓是非，不过是人的主观印象罢了，大化流行，是非之间哪里有什么绝对的界限？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莫若以明”。贵贱也是如此，从“道”的角度看，是非既然不存在经纬分明的界限，贵贱又何足为论呢？什么是贵，什么又是贱呢？难道坐轿车、吃鲍鱼就是贵，吃蔬菜、啃馒头就是贱吗？这些所谓地区别不过是人臆想出来的，跳出来观看其实本无差别：“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所谓“齐生死”，则是认为生死存亡从自然的角度看都是一体的，生死之间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区别。庄子的老婆死了，庄子不但不哭，还“鼓盆而歌”。他的朋友惠施责难他说：“相住一起这么久了，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老而身死，不哭也罢了，还要敲着盆子唱歌。这岂不太过分了吗？”庄子却反驳说：“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没有感慨呢！可是我经过仔细省察以后，便明白她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还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成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全是顺着自然之理。人家静静地安息于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哭哭啼啼，我以为这样对于性命的道理是太不通达了，所以不去哭她。”庄子经常把人的一生比作一场梦。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不过是做了一场大梦。梦不管是春梦还是噩梦，都不过是一场幻象，因为梦总有醒的时候。庄子慨叹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容游佚，以天地为春秋。即使南面称王之乐，亦不能相比也。”

　　就这样，道家紧紧地抓住了《周易》中阴阳之间相互镶嵌、彼此转化的辩证运动，将人与无限的自然结合起来，不仅“齐物”，而且还通过“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最终指向了人生境界的“逍遥游”。“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乐莫大焉”。就这样，不需要上帝的告诫，也不需要鬼神的参与，中国人在道家思想的指引下将自己的个体生命同无限的自然结合在了一起，获得了一种信仰上的寄托。前有儒家的“入世”，后有道家的“出世”，相辅相成，进退有度，使得中国人根本就不需要去设计一个脱离现实的“彼岸世界”，而是在俯仰进退之间实现了心理的平衡和人生的寄托。所以在中国人的眼里，上帝的存在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从“天人感应”到“天人合一”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暗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这个词，现在比较流行，但滥用的居多。有人以中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而感到骄傲，以此来嘲讽西方人：你看，你们西方世界把自然界当成掠夺榨取的对象，结果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你在看看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不把自然界当成自己的“对头”，而是把自然界当成朋友，从来就不会掠夺、掠夺自然界。

　　其实，这种所谓的“天人合一”还是比较肤浅和表层的。因为所谓的“天人合一”并不是怕自然界报复我们而和自然界作朋友。怕自然界报复，而不去掠夺、压榨自然界，其实正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世俗、功利的一面。中国人眼中的“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个人向无限超越的境界。正如西方人朝向上帝一样，这种超越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儒家的“安贫乐道”，在贫困的生活中实现精神的超越，在平凡的生活中达到不平凡的境界。而道家也是如此，“庄周梦蝶”故事，则说的是外物与自己打成一片，消除了“内外”、“物我之分”，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因此，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所谓的“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人生境界，而这一境界正是建立在对“天人同源”的体认上。

　　天人同源不过是说，无论天、地、人、神，都不过是“道”的产物。而所谓的“道”，就是阴阳。正如上面我们讲到“五行”学说时所说的那样，汉朝的董仲舒就是自觉地利用了“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而进一步将儒家的“人人之和”和道家的“天人之合”融为一个体系，发展出了他的“天人感应”理论。在董仲舒看来，儒家所讲的人伦之间的阴阳关系和道家所讲的天地之间的阴阳关系其实是一回事情，都不过是“道”的外化或者产物。“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冥，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幕筋。地有聚邑，人有捆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也。” 通过这种“天人同构”、“天人同源”的思维模式，董仲舒建立起来了一种“天人合一”、“天人和德”的宇宙论模式。而董仲舒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为统治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根据。

　　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多少还掺杂着一些迷信巫术色彩的话，那么到了宋明时期，这种思想则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了，开始由“天人感应”向“天人合一”过渡。宋朝的儒学家也无一不用阴阳观念来论证儒家的仁学理论。程颐、程颢说：“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但是，“道外无物，物外无道”，所以，“天地间无一物无阴阳”，“离开阴阳更无道”。“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隐匿在世间万物中，体现在人情事理中。所以，体验天之“大道”只需“格物致知”，发现自然已有的天理，努力挖掘内在固有的良知，便可以处理好人世间的阴阳关系，以达到“致中和”、“道中庸”的境界。正如朱熹所说：“天地之化，虽廓然无穷，然阴阳之度，日月寒暑昼夜之变，莫不有常，此道之所谓中庸”。

所以，正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信仰才表现出了如此大的差异。西方人总是以为自己是偷食了禁果后才从天上掉到地下的。线形思维让他们总想经过一番努力重新回到天堂。他们的信仰是向上的，总是蠢蠢欲动，不安于现状，梦想着飞到天上去。所以西方人虚构出了一个外在的世界放置自己的心灵，从而出现了“灵魂不朽”之类的学说。而中国人则不同，构筑他们信仰的则是阴阳思维。这种思维，总是将个人同社会联系起来，将个人同自然联系起来，使得人生的价值和心灵的慰藉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实现，而没有必要向外寻求。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天人”何以能“一”？“内外”何以能“合”？这里起中介作用的是“阴阳”。阴阳不仅存于天地万物，而且还扎根于人的本性之中。阴阳互动的变化不仅存在于刮风下雨的自然现象中，而且还存在于人类自身活动的俯仰进退中。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它的优势可能正是它的劣势，反之亦然。阴阳思维在信仰领域内的运用，一方面使我们中国人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而不需要寻找外在的慰藉和宗教的寄托，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但另一方面，阴阳的思维模式在中国人的信仰领域也形成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以至于产生了大量的迷信和巫术。更为甚者，“天人感应”的理论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政治宣传下成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造就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更是近代中国积弱贫困的最终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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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过俯仰进退
　　 ——“阴阳思维”与中国人的人生法则 作者：祝和军

　　
人生如何不是科学的

　　阴阳思维是曲线思维，而科学思维则是直线思维。如今，我们称之为曲线思维的“阴阳”观念已经被当作迷信抛弃了，而大行其道的是所谓“科学”的直线思维和因果关系。好像一个东西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其存在的价值就会受到质疑。更为夸张的是，科学的“霸权”开始向人生的领域蔓延和渗透，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婚恋无不打上科学的烙印。

　　这还是西方的科学主义盛行的产物，是线性因果思维在作祟。仔细想来，这种潮流实在是荒诞的很。人的喜怒哀乐如果能够用科学规划出来，人估计就变成机器人了；人的意志如果能够用因果线形思维加以分析，我们的生活中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和冲突。康德早就说过，线形因果思维可以运用到自然界，但却不能用到人身上，因为这种思维对人的生活是无效的，人生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人的意志行为也不是“因为……所以”的模式。

　　比如，在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问题经常会被人提及，而且多出自女人口中：“如果有一天我和你母亲一起掉进水里，你会先救哪一个呢？”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因为对于这样责任深重的情况，任何人都不会用“我不会游泳”来搪塞，至少都得跳进去。

　　然而就算你可以把两个人都救出来，这个“先”字却是要命的，有一种孰近孰远的抉择在里面，而抉择之所以被称作抉择，是因为你要在“择”的基础上“抉”出一种大义凛然来。

　　有人说应该先救母亲，因为老婆可以再娶，娘却只有一个；也有人说应该先救老婆，因为即使可以再娶，但感情却不能再复制，所以也是唯一的，而老娘嘛，当舍得时就要舍得。

　　当然，后者的回答不出意料地被嗤之以鼻，但是群众的态度一致却不能说明抉择的容易性，因为几乎对于所有人，不管你多么振振有辞，真要面临这种情况大概也是茫然，有时候大道理和自己的条件反射是两回事。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布利丹的驴子”。故事说一位名叫布利丹的哲学家养了一头驴，这头驴和别的驴不同，它喜欢思考，凡事总喜欢问个为什么。比如说，有一次，主人在它面前放了两堆体积、色泽都一样的干草，给他做午餐。这下可把它给难住了，因为这两堆干草没有任何差别，它没法选择先吃哪一堆，后吃哪一堆，最后，这头驴子面对两堆草料，饿死了，当然，它也因此而名垂哲学史。

　　人生就是如此，它不是直线的，没有因果，也不能问为什么。恰恰相反，人生的问题恰恰是对因果思维的超越，对自然法则的摆脱。人不吃饭会饿死，但朱自清却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这就是人，无法去推测。同样，我们也并不是先把事情搞清楚然后再去生活。恰恰相反，我们总是雾里看花，如此“糊涂”地生活着，而且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适。因此，把“科学”这个字眼同人生联系在一起是荒诞的。比如市面上经常出现的“科学地规划人生”、“科学人生”之类的话，好像人生也可以被搞得像白开水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再去操作。

　　黑格尔说：“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来的葱已不在了。”用科学的方法分析人生也是如此，把人的精神世界分析来，分析去，到最后遗忘的恰恰是人生。

　　庄祖鲲牧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在六十年前抗战期间，寄居在贵州一个农家里。有一天他正在看书，农家的四、五岁小女孩跑过来，两个人就展开了一段对话：
　　
　　“叔叔，你在干什么？”
　　“我在看书。”
　　“你为什么要看书？”
　　“看书可以增加知识啊！”
　　“增加知识干什么？”
　　“增加知识可以赚钱啊！”
　　“赚钱干什么？”
　　“赚钱才可以吃饭啊！”
　　“吃饭干什么？”
　　“吃饭才不会死啊！”
　　“那不死干什么？”
　　“去！去！去！别罗唆了，去找你妈去！”
　　
　　现在这个人已经八十几岁了，每天在想的就是：“是啊，不死干么？”

　　人生的终点是死亡，但任何人都不会为了这个目的而活着，谁忙忙碌碌是为了死亡呢？上面这个故事看起来十分可笑，但仔细想来，不免让人深思。任何事情，如果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询问个究竟，到最后可能就会是一片虚无。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你如果想要知道葱的本质，将葱皮一层层剥掉，却发现原来的葱却不见了，更谈不上葱的本质。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知道”和“信仰”往往是两回事，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得越清楚，越不利于我们去信仰、去思想、去行动。正如老子所说：“为学益久，为道日损”。你知道的越多，学得越多，神秘的东西就越少，禁忌越少，人生也就越苍白！相反，有些事情，我们虽然不知道，有时甚至知道它是荒谬的，但我们仍然愿意去思考、去信仰。正如中世纪一位叫德尔图良的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因为荒谬，我才去相信。

　　人的一生不可能用科学来规划，因为人生的魅力就在于其神秘性。毋宁说，人生是荒谬的。人的想法、行为总是掺杂了太多的思想和感情。只有人，才会如此不可理喻。还是想借用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知识都是科学的，它要探究我们身处于这个客观世界的真相，它要求客观、真实，不允许出现矛盾，不喜欢颠三倒四。而人生呢？处处充满矛盾和纠结，真与假、善与恶、爱与恨、悲与喜往往纠缠在一起，可以说真中有假、善中有恶、爱中有恨，悲中有喜，而且人生中的昨天——今天———明天的过渡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人的一生就像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它在一定分寸上熄灭，又会在一定分寸上燃烧。”

　　冷静的态度、客观的精神，我们可以用来探究大自然的奥秘，但千万不要带进你的人生，千万不要用它来指导你的生活，因为这必将稀释你人生的浓度，减少你生活的激情，削弱你行动的动力。水至清则无鱼，水如果太清彻了，就没有鱼的容身之地了。人生也是如此，太冷静了、太理智了，太客观了，人的信仰就会失去地盘，陷入一片空虚。
　　
　　
阴阳思维与太极人生

　　同西方的线性因果思维相比，中国传统的阴阳思维也许更能比较恰当地切入人生的问题。人生不是直线的，而是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各种冲突的纠结之地，是天使和魔鬼得以厮杀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如何处理“进退”、“刚柔”、“取舍”、“祸福”、“生死”这些看似冲突，实则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则是人生最需要解决的课题。而我们的《周易》，一开始就以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方式对生命和人生进行了关照。别忘了，《周易》一开始就是用来预测吉凶、占卜人生的。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虽然《周易》，特别是《易经》，里面有着很多关于“天人感应”的迷信内容，但抛开这些所谓的“糟粕”，拨开“算卦”的迷雾，我们还是会发现中国人对人生的独特理解。

　　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出发点都是人生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人生上。唯有人生，才是文化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中国的文化如此，西方的文化也如此。就《周易》而言，它关注的终极问题仍然是“观我生”、“观其生”。《周易》把天地人的宇宙看作一个大的生命系统，正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谓之易”。无论是天地万物，还是世俗人生，都是按照一个法则在运作，这个法则就是“易道”。“易道”为一，却表现为三，即天道、地道和人道。所以，人不离道，道也不离人，人能弘道，道也能弘人。所谓天道，也必须借助人事来体现，而天文地理，又会对人生有所启迪。这正是中国人“天人感应”的思维。在我们的文化中，外在的天地万物好像不是外在于人的，相反，它正是人的参照之物。所谓“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易道，也就是宇宙这一大的生命系统的运作规律，它无所不在，不仅体现在刮风下雨、电闪雷鸣中，更体现在俯仰进退的人生过程中。正如《易经•系辞》中所说的：“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对《易经》而言，设卦观象本身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仍然是要“明吉凶”——人生之吉和人生之凶。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八卦。太极本有而实无，其最终还要落实到“阴”和“阳”这两仪上。阴阳的思维和观念不仅制约着远古的中国人如何去看待自然界、战争和人际关系，最终也规定着他们如何去看待自身。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谓道？一阴一阳谓之道也，天道如此，人道亦然。《黄帝内经》中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意思是说，人的身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全依靠人体内的“阳气”和“阴精”保持协调，而不能有所偏僻。那么人生的“无形”呢？人的意志、欲念，人的得失荣辱，人的喜怒哀乐，人的摸爬滚打，人的俯仰进退，仍然需要用“阴阳”的范畴加以规范，用“阴阳”的思维加以统观。既然阴阳相克相生，互相依存，那么人生的得失、祸福也就是互相依存的。正如老子所说：“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既然阴阳彼此转化，生生不息，孔子才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人生慨叹。既然阴和阳之间彼此纠缠，彼此渗透，而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才有了庄子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境界。既然阴阳协调才是机体有生命力的表现，那么，这种协调不仅要体现在人的身体上，还要落实到人的言行举止中，正所谓“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发乎情，止乎礼”才是最恰当的。既然此消彼长是阴阳之间的运动模式，那么，人生的步伐也要踏准节奏，正所谓“相时而动，顺势而行”、“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孤阴不生、孤阳不长”……

　　以上所有的这些说法，归根到底还是来自阴阳思维，只不过是抓住了阴阳之间辩证运动的某一个方面进行了发挥而已。这种发挥，既是一种深化，同时也是一种片面化。任何一种说法都不能囊括人生的所有的秘密，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以“绝对真理”的面目出现。人生本来就是神秘的，正如《周易》就是一个打不开的黑箱一样，人生的奥秘又有哪一种理论可以穷尽呢？孔孟的 “中庸”思想对人生的看法不能说不积极，但老庄的“齐物论”对人生的解读也不能说不洒脱。但戏剧化的是，二者的言论恰恰是对立的，前者让我们在社会中实现人生，后者让我们回归“自然”，强调的是“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两个相反的理论在人生领域同样适用，可见人生之“荒诞”。苏格拉底说：“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在人生领域，没有现成的知识，只有“随园就圆、随方就方”的智慧。

　　可是今天，我们对于人生的思考好像越来越远离这种最远古的智慧了。归根到底，是线性思维盘踞了我们的头脑，脑子不会打弯了。在“数字化生存”、“科学的人生”的呼声中，我们总想抓住一根现成的“稻草”来解决人生中的所有问题，总想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人生知识，结果恰恰相反，我们什么也没有抓住，到最后仍然是两手空空。不相信，我们可以到市面上去看看那些所谓的人生哲学和成功学的书籍和著作，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关于人生的幸福，有人说要诚恳、有爱心，有人却说做人不能太老实；有人说要学会珍惜和感恩，有人却说幸福源于一颗善于遗忘的脑袋……那些教人成功的“秘笈”更是乱七八糟：有人说努力会成功，有人说要有意志，有人说要勤奋，有人说要养成习惯，有人说要把握细节，有人说要抓大放小……这些近乎矛盾的“人生哲学”和“成功道路”竟然并排出现在一个书架上，让人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幸福，怎么做才能成功。

　　所有的这些，都在于说明我们已经遗忘了最远古的智慧。我们的知识在进步，但好像智慧并没有前进多少。谁也不敢说自己又发明了一种新智慧。结果我们古人的书读不懂了，看不明白了，剩下的唯有彷徨，茫然。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按照《周易》中的“阴阳”观念，任何“活力”都必须来自于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之间的碰撞。仅有一个方面，或者其中一方以绝对的强势压倒了另一方，都不会产生良性的运动和变化，从而丧失了活力，变成了一潭死水。正所谓“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都必须有制约其无限发展的一方。打个比喻：草原上的兔子如果没有狼来制约，那么兔子无限繁殖下去，迟早要把草原给吃光的，没有兔子，狼也就不能活下来。所以，狼和兔子就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色一不讲。”只有男人，或者只有女人，都不能造就下一代。惟有男女的结合，才能“生”。而唯有“生”才是“天地之大德”。

　　自然如此，社会如此，人生亦如此。《尚书》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危”。危则难安，微则难明。人心何以“危”？正是缺少了对立面的“威胁”，人心才有堕落的危险。所以说“危”。道心何以“微”，是因为人类的劣根很难认识到这种“阴阳”纠缠的微妙之处，所以说“微”。人活一生，其实都是在这“危”与“微”的途中行走，如何在这“危”与“微”的途中，减少坠毁入危途的机会？如何使“危者安，微者著”？这正是生活中需要面对的大问题。

　　孟子在《告子下》中曾经说过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 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为什么人在忧患的环境中却能生，而在舒适的环境中却会死去呢？原因很简单，忧患的环境让人始终感觉到有“对立面”再威胁他，让他始终不敢懈怠。所以，他的神经是紧张的，他的头脑是灵活的。可惜的是，人一旦感觉不到这种威胁，进入到声色犬马的“享乐”中去，就只能是灭亡了。这里所谓的“生于忧患”，不是说人必须到“苦难”中挣扎一番，然后就会一劳永逸地“坚强”了。比如，唐玄宗早期励精图治，不能不说他没有经历过苦难的磨炼可是，后期他为什么贪恋女色，会变成一个昏君了？前后差别如此之大，让人很难相信是同一个人。其实很简单，人性在一种松弛的局势中变得堕落了。所以说，让人时刻有忧患之心，还不如让其置身于紧张、忧患的环境当中去，让他始终感觉到威胁；要让人奋斗，也没有必要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大道理，还不如时刻让他有压力。

　　据说在公元999 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次恐怖大预言。那时，社会各阶层关于末日的传说和预言使基督教世界确信：公元999年12月31日午夜，世界将会毁灭。毁灭时，基督将亲临世间对人类进行“末日审判”，好人可升入天堂，于是，高利贷者免除了别人的欠款，偷猎者向庄园主承认了自己的非法行为，而贵族则一反常态允许他们继续“偷猎”，富人们把华丽的外衣赠送给穷人并慷慨地供养乞丐，人们忘记了旧怨新仇、尊卑贵贱和出身门第…… 可是，当那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时刻过去后，虚惊一场的人们又回归了中世纪的生活节奏。商人不再免费赠送他们的食品，业主想方设法收回散失的财物，高利贷者重新登门讨债……

　　这也许就是“人心惟危”。它的危险性在于：一旦所面临的局势松弛，一旦没有了对立面的威胁，人性就会趋于堕落。一些伟大的人物都对这一点非常警惕，所以他们非常喜欢斗争。康熙皇帝在晚年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了竞争对手而黯然神伤。毛主席不也说过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争”并不是一个贬义的“词语”，而是充满了鲜活合动力。一个民族是如此，一个人更是如此。民族缺乏了“斗争”精神，丧失了忧患意识，就会裹步不前；一个人一旦没有了斗争，可能就会玩物丧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人每天都忙忙碌碌，来去匆匆，但精神和身体却很健康。有一天，你让他停下来好好休息，结果他无所事事，结果却得了重病。一个男人非常爱他的妻子，生怕她吃苦，把她当作“花瓶”摆放在家里，结果她的妻子却有了外遇。此番种种，都不过应了一句民间俗语：闲人多出横事。

　　有一个预言是这么讲的：说是有一个乡下的老人在山里打柴时，拾到一只个子小小、样子怪怪的鸟。那只怪鸟和出生刚满月的小鸡一样大小，也许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还不会飞，老人就把这只怪鸟带回家给小孙子玩耍。

　　老人的孙子很调皮，他将怪鸟放在小鸡群里，充当母鸡的孩子，让母鸡养育着。母鸡没有发现这个异类，全权负起一个母亲的责任。

　　怪鸟一天天长大了，后来人们发现那只怪鸟竟是一只鹰。人们担心鹰再长大一些会把鸡吃掉，然而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只一天天长大的鹰和鸡相处得很和睦，只是当鹰出于本能在天空展翅飞翔再向地面俯冲时，鸡群才会出于本能地产生恐慌和骚乱。

　　时间久了，村里的人对于这种鹰、鸡同处的状况越来越看不惯。如果哪家丢了鸡，首先就会怀疑那只鹰，要知道鹰终归是鹰，生来是要吃鸡的。越来越不满的人们一致强烈要求：要么杀了那只鹰，要么将它放生，让它永远也别回来。因为和鹰相处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这一家人自然舍不得杀它，他们决定将鹰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

　　然而他们用了许多办法都无法让那只鹰重返大自然，他们把鹰带到很远的地方放生，过不了几天那只鹰又飞回来了，他们驱赶它不让它进家门，他们甚至将它打得遍体鳞伤……许多办法试过了都不奏效。最后他们终于明白：原来鹰是眷恋它从小长大的家园，舍不得那个温暖舒适的窝。

　　后来村里的一位老人说：把鹰交给我吧，我会让它重返蓝天，永远不再回来。老人将鹰带到附近一个最陡峭的悬崖绝壁旁，然后将鹰狠狠向悬崖下的深涧扔去，就像扔一块石头。那只鹰开始也如石头般向下坠去，然而快要到涧底时它终于展开双翅托住了身体，开始缓缓滑翔，然后轻轻拍了拍翅膀，就飞向蔚蓝的天空，它越飞越自由舒展，越飞动作越漂亮，这才叫真正的翱翔，蓝天才是它真正的家园啊！它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飞出了人们的视野，永远地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老鹰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人生进退的辩证法

　　阴阳不仅相反相成，而且还彼此转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生不是一马平川，毫无险阻，而总是暗礁丛生，跌宕起伏。洋洋得意之时，可能已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走投无路之际，可能又是峰回路转之际。对于人生，好没有什么规律可以把握，没有现成的法则可以遵循，而是“阴阳不测”.而如何能够准确把握住阴阳变化的“几微”，相时而动，顺势而行，则就是一门大学问。因为任何东西都在变化，你不可能抓住一根“稻草”保你终生无忧，也不可能设计出一条道理来一直走下去。在人生的道路上，也可能你越想得到什么，你就越得不到；你不想得到什么，这个东西可能“飞”到你手里。所谓“造化弄人”，不过是形象地说出了人生的“荒诞性”。

　　在人生中起作用的不是“科学”和“因果”逻辑，而是辩证法。比如《易经》中的“泰”、“否” 两卦：“泰：小往大来，吉，亨。”而“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前者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后者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但，“泰”和“否”也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转化，彼此依托，正所谓“否极泰来”。坏的状况达到极点，好的状况就不远了，正所谓物极必反。一个东西的状态舒展到了极点，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了。而我们要做的，不过是在尚未转化时及早抽身，或者是在不利的环境中静静地等待机会，以期“时来运转”。

　　中国的文学经典作品中，至今仍然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朴素的辩证观的故事，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在人生问题上的阴阳思维。在《红楼梦》的第十三回，王熙凤梦中与秦可卿就有一段关于“人生”问题的对话，颇值得人寻味：
　　
　　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 ’。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话，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书旧族了！”

　　 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佩，忙问道：“这话虑得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

　　 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保永全了……”
　　
　　那个时候，宁荣二府尚属鼎盛之期，真可谓如日中天。别忘了，两府可是经过皇帝颁发诏书命令“敕造”的。正如书中的一个大商人冷子兴对宁荣二府的观察所言： “贾府虽说不及先前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秦可卿是贾蓉之妻，在贾府中是一个善于思索、怜贫惜贱、慈老爱幼的重孙媳妇。她从“月盈则亏”的阴阳转化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贾府 “荣”时防“衰”的价值信念——“否极泰来”，可谓深谋远虑。正如她所说，只要筹划得当，宁荣二府还会逢上“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日子。这个女子比起贾府里那几个钟鼎之家，书香之族出身的脑满肠肥，道貌岸然，终日挥洒钱财，拈花惹草的酒囊饭袋的男人来，根本的区别也许就是她具有生存的价值观。确实是个高瞻远瞩的、有思想的不可等闲的女流之辈，可惜过早的香消玉殒。正所谓书中第二回诗曰：“一局输赢料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

　　这也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生智慧”，而秦可卿这样的人物，我们称之为“有智慧的人”。她能在“拥有”的时候想到“失去”，在“执著”的时候想到“放手”，在“荣耀”的时候想到“耻辱”。这种人生攻守进退的辩证法正是来自《周易》“阴阳不测谓之神”的辩证法。阴和阳之间没有固定的界限，而是相互侵染，相互纠缠，相互转化。而那些有智慧的人，总是能适时“嗅”出二者辩证运动的“气味”，做到前进有方，而后退有路。左右逢源，就是 “神”。这里的“神”，不是“上帝”，也不是其他的什么人格神，而是阴阳转化的“几微”和“妙处”。这种“妙处”无法认知，无法论证，只能靠自心的体悟。而体悟无需积累，恰恰需要抽身而出。

　　这一点和西方人的人生观存在很大的差别：西方人是在做“加法”，向外追求，好像只有把全世界都占为己有才会感觉到幸福的成就感。所以西方人说“人为自然立法”，人处于地球的核心，增长的只是狂妄之心和执著之意，到最后竟然发现追求永无止境，所得到的不过是过眼烟云。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尼采吹捧向外扩张的“权力意志”，最后竟然疯掉了，因为他不知道在汹涌而来的无限时空之中，人类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当他把目光转向那边玄妙不克知而又必然不克免的命运时，他不禁疑惑：人类在面对物质世界时所拥有的雄心勃勃和不可一世，是否还能剩下些什么？谁，又能给以肯定的回答？

　　而我们中国人却从来不做加法，而是在做减法。如果说加法是在一个基数的基础上叠加，不断地追求更大的利益和权力，那么，减法就是在一个基数的基础上不断减少，是“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最后让心灵达到“虚静”，从而洞察生死，超越轮回。阴阳思维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中国人：在向外追求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返身内求，审视自身。所以，中国文化讲究退让，甚至“建议”退到无处可退的地方。因为不如此，就无法还自己一个清醒的“自我”。孟子讲，“吾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不过是一个饱满的自我，正是这种“退让”让中国人认识到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体会到了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烟云，觉悟到了“人死后不过是一掊黄土”。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独特的“修养心性之法”。

中国人的“相时顺势”

　　人生进退不仅要掌握阴阳转化的辩证法，更要踏准阴阳转化的节奏，做到相时而动，顺势而行。既然阴阳转化变动无穷，生生不息，而作为渺小的个人，只能在这种大化流行中站好自己“位置”。“位置”站准了，好比顺水行舟，风驰电掣；站不好“位置”，就好比溺水扬帆，虽力而无功。

　　所以，中国人总善于在一种“势态”中烘托出个人，而不是赤裸裸地宣扬“个人主义”。这种“势态”可能是一种趋势，也可能是一种集体的力量。总之，“假借于物”，是中国人的强项。所谓“时势造英雄”，即是此意。正如孟子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当年贾谊在《过秦论》中将秦国的灭亡归结为“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说，秦国的灭亡就是在于没有在势态的发展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而旋至亡国。一开始的战国角逐，为了能够胜出，采用严刑酷法凝聚民众力量，整合国家资源，是顺应了时势，所以才能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统一六国。可是，在全国统一以后，时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就不能对民众采取“攻势”，而是“守势”了，可是秦国还是照样推行严刑酷法，结果亡了国。骑在马上打天下，但不能继续骑在马上治天下，这也许就是贾谊所说的“攻守之势异也”。

　　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在中国人眼里，也许没有绝对的对和错，而只有“时势”下相对的对和错。不能相时而动，顺势而行，所谓的 “对”，也可能是“大错”。翻开历史，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立了丰功伟业，最后却是身败名裂；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善于“谋国”，但却不善“谋身”，给后人留下一声叹息。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过是没有认清局势，没有在阴阳变化中掌控好俯仰进退的节奏。韩信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

　　韩信是以善于用兵著称于史的杰出军事家。他少时父母双亡，家道贫寒，曾寄食于下乡南昌亭长，亦曾从食于漂母，受辱于胯下。陈胜、吴广起义后，韩信仗剑出淮，初投项梁，继投项羽，未受重用,又投奔刘邦，经萧何力荐，被拜为大将军。他率军出陈仓、定三秦、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其卓著战绩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观。司马光认为：“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韩信之功也。”可就失这样一个人物，最后却落了个满门抄斩、身首异处，不知道让多少后来人扼腕叹息。

　　韩信是因为谋反而被吕后诛杀的。那么，韩信真的谋反了呢？如果真的谋反，他为什么要谋反呢？对此，历史上一直评价不一。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认为韩信真的谋反了。他是这么说的：“天下已集，（韩信）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意思是说：天下已定，大势所趋，韩信逆势而行，所以说是不“宜”。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有着不同的说法：“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意思是说：刘邦用近乎卑鄙的手段将韩信拘捕，是对不起韩信的。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从这些纷纭不一的说法中抽身而出，也许会得出以下结论：

　　 1、韩信功劳太大，本事太强，肯定会引起刘邦的猜忌和不安。所以，只有除掉韩信，他才会觉得踏实。所以说，韩信是否谋反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刘邦已经有了除掉韩信之心。尽管韩信一再表示自己的忠心，可是已经无法打动刘邦了。所以，韩信的惨死带有必然的味道，除非他选择急流勇退，退隐江湖。可惜，他没有看开，所以没有做到。

　　 2、即使韩信真的谋反了，也是被刘邦逼反的。从司马迁在《史记》的记载来看，刘邦在一步步地削弱韩信的兵权。韩信也不傻，他自然知道兵权对自己的重要。他捉摸不透自己的这位上司：刘邦到底是想通过削弱兵权来消除韩信的威胁呢，还是想在“蚕食”腕韩信的兵权以后再将其干掉？韩信心里很是害怕，结果只能被逼反。

　　 所以，韩信没有选择，是他的性格和考虑问题的思路让他没有选择。要么谋反，要么束手被擒。所以，韩信是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正在于没有认清“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

　　相比之下，范蠡比韩信就高明多了。正如李白对范蠡的评价：“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他相时而动，进能助勾践兴国雪耻，退能从商发家致富，进退之间游刃有余，更为千古罕见。据说，金庸先生最喜欢的一个历史人物就是范蠡，一是他的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二是他相时而动，顺势而行的敏锐。

　　范蠡协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勾践封他为上将军。范蠡给勾践上书说：我听说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当年大王受辱于会稽，我之所以没死，只是为了今日。现在是我该为会稽之辱死的时候了。勾践对他说：我刚要把越国分一部分给你来酬答你的功劳，你如果不服从，我就杀了你。范蠡知道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了，他喟然叹息说：我的本领，已经让越国富强了，我再用在我自己的家上吧。于是在一个深夜，范蠡携带金银细软、带领家属和手下，驾一叶扁舟泛于江湖，开始了经商致富之路。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范蠡跳出是非之地，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信上说：“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象鹰嘴，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你最好尽快离开他。”文仲看完信后，大大地不以为然，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便称病不上朝。后来有人诬告文种要造反，勾践便赐剑一把，令其引颈自杀。勾践赐死的命令也堪称经典，他给文种下令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还剩下四个方法，你预备用来对会谁？”文仲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

　　由于范蠡的出色才能造就了春秋晚期吴越争霸的传奇色彩，而范蠡本人也凭借自己的智慧，适度掌握着进退之间的步伐，落了个善始善终，寿终正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后人曾经有评论说："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相比起来，文种的结局就有些悲凄，如此更显示出范蠡的迷人智慧之光。

　　范蠡不会遇到韩信的困境，是因为他的行为已经能够让上司彻底放心，心态是平和的，境界是超越的。而韩信之所以善于“谋国”而不善于“谋身”，那是因为他还有些东西放不下，也许是功名，也许是利禄，所以他在采取了一系列让主子“放心”的低调措施以后，还是选择了谋反。看来，百川纳海，人入社会，不过是一名狙击手，枪固然重要，眼睛不亮，也实在是枉然。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下，所谓“谋身”，就必须先“修身”，不如此，就无法真正地进退有度，左右逢源。而这也正是儒家苦苦追寻的“内圣”和“外王”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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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回与进入
　　 ——“阴阳”思维与中国人的处世之道 作者：祝和军

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察则无徒

　　说起中国人的处世之道，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难得糊涂”。“糊涂”之所以“难得”，是因为人在本性上总是喜欢较真，总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揭开表象后面的底牌。“糊涂”不是“装糊涂”，而是真的糊涂。所以，真正的“糊涂”很难，而做到“糊涂”也就很难得。

　　然而，同我们中国人相比，西方人更热衷于追究事实的真相，凡事都要问个对错、是非。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让我们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哲学，总是在思考“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些近乎无聊的问题。相比之下，我们在这方面就欠缺多了，我们的是非观念是模糊的，凡事总追求最后的效果，对事情的真相、是非对错没有太多的执著。以至于我们给别人的印象好像有点对错不分，是非不明。殊不知，就是在这种“雾里看花”的处世态度中，隐藏着其实是中国人的“是非观”。

　　前面我们说过，受“阴阳”思维的影响，中国人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既然“阴”和“阳”相反相成，且不断转化，所以就没有明显“阳”，更没有确定的 “阴”。今时的“阳”可能是彼时的“阴”，而今时的“阴”也可能是彼时的“阳”，阴阳纠缠不清，已经没有了泾渭分明的界线。是非也是如此，是是非非，无人能说清。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正是抓住了“阴阳”之间的这种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所谓的美与丑、善与恶、有与无、难与易，不过是相对而存在，离开了任何一方，我们也许就无法捕捉到另一方。正如我们知道什么是“美”的同时，也就知道了什么是“丑”。是非也是如此，当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也就意味着什么是错的。所以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里所谓的“无为”和“不言”，其真意就是不要过分地去执著，和“难得糊涂”有异曲同工之妙。《红楼梦》中的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更是一语道破天机。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的楚王请来一些大臣喝酒吃饭。席间，楚王叫他的两位爱妾许姬和麦姬轮流给大臣敬酒。忽然一阵狂风刮来吹灭了所有蜡烛，漆黑一片，席上一位官员乘机摸了许姬的玉手。许姬一甩手扯断了他的帽带，匆匆回到座位上在楚王耳边悄声说：“刚才有人调戏我，我扯断了他的帽带，大王赶快叫人把蜡烛点起来，看谁没有帽带，我就知道是谁了。” 楚王听了却命令手下人先不要点蜡烛，对各位大臣说：“我今晚一定要和各位一醉方休，来，大家把帽子脱了，痛饮一场。”

　　　　众人都没有戴帽子，也就看不出谁的帽带断了。后来楚王攻打郑国，有一将军独自率领几百人，为三军开路，过关斩将，直逼郑国首都。而此人就是当年调戏许姬的那一位。他因楚王施恩于他，而发誓毕生效忠楚王。

　　如果楚王记恨在心，非要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结果又会怎样呢？很明显，这位调戏妃子的将军必然会受到惩罚。但结果又会怎样呢？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奖善惩恶也无法改变现实。楚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受到是非观念的束缚，而是从长远考虑，才挽回了一员大将对自己至死不渝的忠心。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难得糊涂”不过是一颗包容的心，是一份让往事随风而去的洒脱。

　　做人如此没，为政更是如此。汉武帝时期，东方朔就曾经用“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来委婉地劝说汉武帝要把胸怀放宽，要“举大德、赦小过”，不可求全责备。“察”，就是苛察。“徒”，即同类或伙伴的意思，现在就是指 “朋友”。鱼的环境是水不要过分清澈，以至无处藏身；人的环境是关系不要过分紧张，以至无法相处。过分清澈与过分紧张，都含有危及生存的因素，一旦危及到生存，就必须对所存身的环境有较好的要求，因此鱼要求有水草、岩隙和树枝等赖以藏身的空间，人也要求有一个“雾里看花”、朦朦胧胧的环境和心态，要不然就都会引致对生命不利的结果。引喻到现实社会里就是：人太精明而过分苛察，就不能容人，就没有伙伴没有朋友。因为精明者往往容不得他的过错或性格上的差异。这句格言从自然现象谈起，告诫我们不要对对错、是非过于执著。这就好比肥沃宽松的土壤，树木就必然会生长茂盛一样（这当然须有其他要素如阳光、水分等），人有了不执著于是非的开放心态，能动的触角就会四处延伸，就会做出尽可能大的效果和成绩。但人事之间的尺度是不易掌握好的，往往不是太过，就是不及，结果总是不能尽如人意。

　　据《后汉书•班固传》记载，大将班超在西域为都护时限较长，又有病，所以朝廷将他召回，接任者任尚请求班超临别赠言，班超说：“塞外的吏士本来就不是孝子顺孙，他们都是因为罪过而发配到边地的，而蛮夷又都怀有鸟兽之心，不容易安抚，却极易挑起事端。而您的性格太严厉而急躁，这是不好的，也容易出问题。水清了就没有大鱼，政务太苛察就不易让下面的人亲附，以至人事和谐，所以您还是应当将法度放松点，简易点，要宽容人家的小小过错，只要大事能够抓住、不出问题就算尽到职责了。”

　　这正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而这种哲学正是来自阴阳思维所带来的“是非观”。也正因为此，“难得糊涂”、“大智若愚”等成语或谚语才被一辈又一辈的人去体悟、把玩。凡事太较真，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未必是件幸事。纳宋朝诗人苏东坡来说，他聪明过人，可偏偏不为当权派所容，一辈子都在被贬谪。无奈的东坡居士最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著名管理学家曾仕强在北大讲座时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有是非,但是没有是,也没有非。”正如《红楼梦》中所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即使说清楚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如果太执著于是非，就永远看不清是非。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换句话说,即使是圣人,他所知道的也只是“存在”而已。我辈于茫茫之中摸索前行,更是常常连“存在”也分辨不清。因果循环,红尘变幻,究竟是真是幻、是梦是醒,我们也同样看不清楚。就象庄周做梦变成蝴蝶,蝴蝶做梦又变成庄周,他也分不清是梦是醒。

极高明而道中庸
　　
　　除了“难得糊涂”的是非不明，能够反映中国人处世之道的就是“中庸”了。“中庸”是儒家所推崇的一种境界，是一种 “道”，而非“术”。在孔子看来，“中庸”是个人的一种修养，是社会的一种和谐，而非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权）术”。可是，受“阴阳”思维的影响，中国人总是很难将“道”和“术”分开。于是，在中国人眼里，“中庸”除了用来修身养性以外，也变成了一种摆弄人际关系的处世之“术”。

　　“中庸”是孔子对《周易》的发挥。前面我们说过，同是面对“阴阳”，儒家和道家却做了截然不同的发挥。道家崇尚“自然”，强调阴阳之间的对立和转化；而孔子却是关注阴阳之间的平衡和稳定。所谓“中”，在孔子看来是“当为矢着正也”，就是箭射中靶的，达到正确的结果。庸者，用也、常也。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以走极端为非也。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中正之道”。《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意思是说，中庸之道，把一切都说完了。大到宇宙演化，小到人伦处世，最精妙的境界就是中庸。如果深刻地领会了其中的精髓，就能做到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利。

　　在孔子眼里，“中庸”为天下之大道，既可修身，也能治国，更能处世。处世中的“中庸之道”，就是不走极端，在人际关系中保持好平衡，做到“执中”、“用中”，使矛盾的双方维持在一种稳定状态，以免剧烈的质变所带来的灾难和失衡。“中庸”并不是主观地排除或消除事物的矛盾，因为矛盾着的“两端”始终是客观存在的，是消除不了，逃避不掉的。而所谓的“中”也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时间和外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提出了“时中”的概念。《中庸》中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宋代朱熹在注释“时中”说：“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即是说，“中庸”，是因 “时”而“中”，因“地”而“中”，而非简单、僵化的“中间地带”。叶正因为此，“中庸”才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一种高明的“处世之道”。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在中国历史上，深喑“中庸之道”的当属清朝的曾国藩。据说，曾国藩曾位高权重，趋炎附势的人很多，曾国藩对此总是淡然处之，既不因被人拍马的而喜，也不因拍马过火而恼。但是，曾国藩的一个手下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将其中一位拍马的官员狠狠讽刺一翻。曾国藩看过该批阅后对手下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种做法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那么他们必然也将想尽办法置你于死地。曾国藩的一翻话让手下恍然大悟，甚至后怕得冷汗淋漓！

　　　 事物的作用力都是相互的，你若给予对方的作用力大，对方反馈给你的反作用力也会同样大！这个道理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也适用。不去惹事，是非就会少了很多。如果经常处在主动的状态去指责人，那么你一定倍受关注，并因此而成为众人指责与鞭挞的焦点。

　　　　但人在社会中，哪能不沾点是非呢？何况也确实有很多可耻的作为应该被鄙视！这就需要我们用适可而止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了！面对是非，维持了自己的基本立场就可，无须强求对方完全臣服在自己的立场下。因为人的视角与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形成，而一旦成型又很难改变，因此，想要征服对方无异于要彻底动摇其信念根基。但是，你却没有必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人本来就是这个多元社会中的一员。

　　　　中庸的处世方式最好的诠释便是“知性好相处”。对周围的人有个大概的印象与了解，及时调整自己与对方的人际关系，把握好自己对他们赞美与批评的心态，这才是我们应该修炼的情商。曾国藩是深谙人情之道的高手，倘若拒绝被人拍马，则必是孤家寡人吾人可用，倘若沉醉在拍马中，则会让那些颇有见地的人才流失。因此曾采用了淡然的处理方式，一边听着满耳朵的谄媚之词， 一边心怀城府头脑清醒的利用各种人才为自己效命，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据《后唐书》记载，唐朝名将郭子仪的的儿媳与儿子在闺房吵架，郭的儿媳是当朝公主，平时骄横跋扈，郭的儿子一怒之下冲老婆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是我爹爹不愿意做皇帝，你才成为今天的公主的！”公主一听，立即把这作为一条天大的欺君罪状告诉了皇帝。但皇帝只是微然一笑，说：“确实如此。没有郭子仪，我今天做不了皇帝，他说点私房话并没有欺君妄上。”

　　　皇帝的话真是捻轻若重！我为君、你为臣，我在主动地位执掌着天下苍生的性命，你处于被动地位臣服于我，任你私下说什么闺房气话，也不可能动摇我的君主地位。因此，皇帝一面承认的郭子仪的功劳，一面强调了自己的君王地位，皇帝的话让郭子仪诚惶诚恐，连声谢罪。作为一个君王，没有众人的辅助不可能坐稳帝王的位置，但是，如果因为一点细小的风吹草动就以为臣子欺君妄上，那帝王的位置恐怕更加不牢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强势人群的中庸之道关键在于充足的自信！你有足够的自信维护自己的强势状态，那么那些无伤大雅的窃窃私语便大可一笑置之。在不违反根本原则的情况下，给处在弱势状态的人一点发泄的空间，不仅不会动摇自己的强势地位，反而会因为以德服众而让人加倍服从。换个方向来说，如果因为一点瑕疵而采用强制手段压制弱势，被逼到山穷水尽的人可能会为了生存而最后一搏，产生更大的冲突。

　　　　倘若身在强势，但却时刻担心失去强势的状态，那么可以肯定的说，此时的强势只是表象，在心理上该强势已经转变成了弱势。倘若以为身在强势而又一味专横，那么该强势也会因为弱势反抗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发生质的逆转，最终成为弱势！而中庸之道则讲究退可守、进可攻，但却引而不发静观其变，进而适时因事利导，如此作为才能真正保持强势状态不被轻易动摇！

　　　中庸的处世方式，最终的目的在于缓和矛盾。在不违反各人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它象一道润滑剂，把人与人之间因棱角的摩擦而可能产生的矛盾及时化解；它能摒弃太过极端的做法和偏激的思想，从而让我们少生许多不必要的烦恼；在可能的冲突中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及时保护好自己。正是这种所谓宽广的胸襟和“大智若愚” 的智慧，让我们在莫测的世事沧桑面前处变不惊，左右逢源。这便是中庸之妙！

不平衡中的平衡术

　　孔子的“中庸之道”，本是对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态度，主张不偏激，不走极端，保持温和，防止的是由于由量到质的巨变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对人，讲究身心的和谐；对社会，主动社会的安定。但是，这样一种孔子眼中“天地之大道”，却被后人从另一方面加以发挥，成了一些人的处世哲学和把玩人际关系的“驭人之术”，并深深地积淀在华夏几千年的文化中。翻开中国文化的词典，不知充斥着多少类似“明哲保身”、“枪打出头鸟”、“少管闲事”、 “左右骑墙”的俗语。正是这种对“中庸”的庸俗理解，中国文化在显示出其高尚和深刻的同时，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完成了由“道”向“术”的蜕变。也正是这种蜕变，使得中国人成了鲁迅笔下的“冷漠者”， 成了胡适笔下的“苟且者”。

　　在这方面对“中庸”的发挥，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平衡术”。

　　所谓的“平衡术”，也就是把自己所能掌握的多个方面的人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使之发挥最大效用为自己所用。在这里，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平衡”，不能让一方占据上风，而是让其相互牵制，从而让自己能够坐山观虎斗，爬在桥头看水流。比如一个高明的帝王，绝对不会偏执于是非善恶，而是让各种人才尽可能地发挥最大效用。所以，他们忠臣也用，奸臣也用，而且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用忠臣来牵制奸臣，用奸臣来遏制忠臣，从而达到稳固自己权力的目的。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善于玩弄这种驭人之术的高手。史书记载，唐太宗很重视李绩的能力，希望他助太子。晚年的时候，他对太子说，李绩是人才，你应该重用他，但你对他无恩，我先贬他，待你登位后，立即起用他，升他的官，他必为你效死力。果然这一招甚是有力，日后便成为历代用人不传之秘。

　　《清史》记载，顺治皇帝离世之前，把康熙确认为自己的接班人。但当时的康熙只有８岁，必须要找大臣辅政。找什么样的大臣呢？康熙确实动了一番脑筋的。如果找皇亲国戚辅政，但又怕他们坐大多权，危及皇位。到皇室意外去寻找，又怕他们不和小皇上同心同德。经过一番挣扎，顺治最后找来了四位自己对其有恩的大臣，并委以辅政之大权。这四个人分别是索尼、鳌拜、遏必隆和苏克沙哈。这四个人自然感激涕零，一同发誓：誓协忠诚，同生共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而且还强调，不私下与诸王贝勒等府往来，不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大恩。他们四人的誓约，当然有诚意，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一个监察制度，或者是在他们之间制造一种平衡，才不会诱惑他们四人越轨，为康熙的亲政争取时间。

　　　在四个顾命大臣之间维持平衡的正是那位大清朝了不起的女人——孝庄太皇太后。孝庄的精明在于，她没有来个垂帘听政。据说当时也有人劝她垂帘听政，但她坚决拒绝。因为她不居其位，所以不会变箭靶，出了政治不平衡的时候，她反而可以潇洒而又主动地处理问题。如果她好虚名而居其位，她肯定是居虚名而受实祸，会处处受制于人。

　　由于孝庄的努力，四位顾命大臣最初是平衡的，但索尼一死，鳌拜便立即扩大实力，他首先收买了遏必隆，因为这个人见风转舵，容易对付。另外一个苏克萨哈呢？他和鳌拜对抗，极力树立自己忠贞的形象，表明自己是为了国家而对抗鳌拜的。其实，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多权，不过是走了一步险棋，以为靠所谓的忠心，变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持打倒鳌拜。可是苏克沙哈打错了算盘。因为当时鳌拜的力量过于强大，康熙还未成气候，斗不过鳌拜。为了赢得时间，孝庄最后只好借苏克萨哈的人头一用，助长了鳌拜的骄傲和自大狂妄，并最后用他的嚣张打倒自己。

　　果然是一着高招，孝庄因此而换来几年时间，培养了康熙的实力，最后战胜了鳌拜。这也是在不平衡中的平衡术。看来，对那些深喑平衡之术的人来说，他们的眼里没有是非曲直，更没有忠奸善恶，唯一需要的就是不让任何一方独大，威胁自己的安全。而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得不说了受了阴阳思维的影响。

　　也正因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奸臣。小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奸臣嘴脸的时候，恨不得杀之而后快。长大以后才渐渐明白，当时的君主何尝不知道他们是奸臣？他们无恶不作，擅权独断，为什么不杀之后快？其实，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否则，奸臣早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大凡奸臣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却都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高力士之于唐玄宗，秦桧之于宋高宗，魏忠贤之于明熹宗，和王申之于清高宗都是这样。大伙都说你坏，皇帝也说你坏，那是恶臣不是奸臣。奸臣的特点是无论他做多少坏事、害多少人，他都会被重用、被提拔，都会讨得皇帝的欢心。皇帝糊涂吗？不是的。历史上的大部分皇帝对忠奸是有着最为基本的判断的，他们知其奸而用奸，是有其理由的。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理由估计就是平衡。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皇帝喜欢忠臣，但忠臣有时确实让皇帝很难受，圣明如唐太宗被魏征犯颜直谏惹恼了，回到家中都会恨恨地说：“这老不死的，总有一天我要宰了他！”忠臣得天下之正道与天下之人心，有真理又有群众基础，免不了对皇帝的权威与尊严构成莫大压力，一旦压力过界，奸臣的作用便有了。这时，奸臣就好似皇帝放出的一条狗，小者可以让忠臣疲于应付，重者可以让其送命，最后的结果是给忠臣以警告，让皇帝很好驾御他，别以为自己是忠臣就翘尾巴。忠臣被害死了，也可推到奸臣身上去，不会损坏皇帝的圣明。许多人认为自古忠奸不两立，他们没有看到，从皇帝的角度讲，这忠奸恰如硬币的两面。正因为此，每个朝代好像都有奸臣，《宋史》的编纂者还专门为奸臣写了传记，名之为《奸臣传》，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其实，奸臣的存在，正是统治者手中的一颗棋子，它的作用并不在于为国家出力报效（他们也没有这么做），而是牵制忠臣，防止忠臣蜕化成奸臣。通过两股力量互相制衡，皇帝的政权才得以稳定，才能高枕无忧。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不能不说里面蕴含着中国人的大智慧。但是，这种驭人的“平衡术”是通过内部“互相残杀”的方式来换取整体结构所需要的平衡的权术。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是一种致死的疾病，而非良性的互动和稳定。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整个结构系统暂时的平衡和稳定，是通过带有大面积杀伤力的“内耗”为代价来实现的，从长远来看，它则有着难以计量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当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纳入到整个民族的生存模式当中去的时候，更是成了挥洒不去的阴影。诸葛亮总结历史教训是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倾颓也”。但是智者的告诫总是显得自作多情，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几个人的呐喊而改变方向。一切寄托于个人的好恶，一切依靠人的自觉，而没有一个民主性的政治体制，奸臣就会大有市场，总能被提拔被任用。以此观照历史，从秦汉到明清，每个朝代莫不尽然。

上善若水，贵柔守雌

　　上几年流行一句话：“做人要厚道”。其实“厚道”是一种品质，不能形象地道出中国人的思维特点。真正体现国人思维特点的是：“做人要低调”。所谓低调，就是不骄横，不恃强，而是守弱势，居下位。这里的“守弱势”、“居下位”未必是真的弱，真的居他人之下，而是一种姿态。正如孔子的中庸之“道”由一种修身之法蜕变为一种人际交往之“术”一样，老子的“无为”思想也由一种追求洒脱的人生境界演变为一种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君人南面之术”。在这里，已经不是“无为”的人生境界，而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策略和手段了。

　　如果说孔子看重的是阴阳之间的平衡，那么老子关心的则是阴阳之间的转化。孔子主张要把阴阳维持在“中庸”的平衡状态下，那么，老子则主张不做作，不粉饰，顺应天地大道的运转和阴阳变化，反对“人为”和 “强行”。所以老子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滋润万物但不与万物相争，所以像水这样的品格最接近于 “道”。老子说他有三件宝贝，持而守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里的“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低调，就是守弱势。不如此，就无法顺应阴阳转化，无法顺应大势所趋，无法顺应大道流行。但老子又认为，所谓的“无为”也不是什么也不做，坐在那里等着天上掉馅饼，而是“无为而无不为”。我们没有看到水吗？看似柔弱，其实却隐含着巨大的力量。天下没有什么事物比水更柔弱的，但天下很多坚硬的东西恰恰是水攻破的。唯有水，才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唯有水，虽然“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或“驰骋于天下之至坚”，但却能随方就圆而不争胜好强，是谓“不争”也。

　　老子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对中国人的处世的原则和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上善若水、贵柔守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处世观。做人要低调，是因为“太刚则废”，枪瞄准的往往是那些“出头鸟”。而这种“委身以自保”的思维正是来自于道家对阴阳思维的发挥。

　　做人要低调，进可谋取功利，退则可以保身。相反，飞扬跋扈、盛气凌人，下场往往都会很惨。轻则身败名裂，重则身首异处。还是说一说唐朝那位著名的将军郭子仪吧！郭子仪是唐朝大将、宰相。初为太守、节度使。平定“安史之乱”，功绩卓著，声名远扬，赐“尚父”，加进太尉、中书令，可以说位极人臣。虽说“高处不胜寒”，但郭子仪却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品质在明争暗斗的名利场中保存了自己，在伴君如伴虎得官宦浮沉中善待了自己。归根到底，他靠得就是低调。郭子仪一生处处示弱，做人低调，最后才得以终其天年，寿终正寝。

　　关于郭子仪，有这样一个故事：说郭子仪的王府自落成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凭人们进出，郭子仪不准府中人干涉。有一天，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将官要调到外地任职，特来王府辞行，他知道郭子仪府中百无禁忌，就一直走进了内宅。恰巧他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他的爱女俩人正在梳洗打扮，而王爷郭子仪正在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递手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水，使唤王爷就好像使唤奴仆一样。这位将官当时不敢讥笑，回去后，将官便把这情景讲给他的家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整个京城的人们把这件事当作笑话谈论。

　　郭子仪听了倒没有什么，但他的几个儿却觉得大丢王爷的面子。他们相约，一齐来找父亲，要他下命令，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郭子仪听了，立即制止。她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是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的自家性命。”儿子们个个十分惊讶，忙问这其中的道理。郭子仪叹了口气，说：“我现在官做大了，皇上本来就不信任我。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紧闭大门，不与外面往来，只要有一个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二心，就必然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妒害贤能的小人从中加油添醋，制造冤案，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少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是明白祸是如何产生、又如何去消除的道理。郭子仪具有很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善于忍受灾祸，更善于谨慎接受幸运和荣宠，深谙中正平和、不变不惊的明哲保身道理，所以才能四朝为臣而不倒。

　　做人如此，谋取功利也是如此，强出头者必定失败。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诸侯相约：先攻入咸阳者为王。结果，刘邦第一个攻进了咸阳。进入咸阳城后，刘邦就被城内那些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和掩护缭乱的美女吸引了，恋恋不舍，不想离去。这个时候，樊哙警告他说：“你如果想当一个财主，就留在这里；但如果你想要得到整个天下，就应该马上离开这里，免得成为众矢之的。刘邦虽然市侩出身，但却听劝得很，结果退出了咸阳，向项羽示弱，居下位，暗中凝聚力量，最终拥有了天下。朱元璋也是如此。在元末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起义军四处揭竿而起。许多人打了几场胜仗就忙着称孤道寡，迫不急待的选妃建都，大封亲族。而朱元璋，则接受谋士的建议，暂缓称王。因为他深知，尽管自己有了一定的实力，但称王只会引来别人的嫉妒不满，容易受周围的起义军及元军进攻。而称王，看似风光，其实没有多大用处。称王有许多条件自己都未具备，而这些条件又是必须的。不称王，缓称王，还可避免其他势力注意，使其他势力关注于争夺未知的虚名互相消耗实力，自己则避之。将来条件基本后，称王则是理所应当的。放弃了看似“有”实则“无”的虚名，转而经营实实在在的其他人看不到的“有”，最终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三国时期的曹操也是深明其中的利害。所以，尽管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始终是自封丞相，不敢弃汉献帝而自立。而当孙权写信来称他是皇上的时候，曹操不但不高兴，反而冷笑道：“孙权这小子，是把握放在火上烤阿！”。称帝很简单，穿上龙袍，封赏一下手下的臣子，再改改国号就可以了。但问题是，一旦如此，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就消失了，一旦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撤掉，就会成为别人借以非难的借口，大难之日不久矣。正因为此，曹操到最后也没有称帝，他自己说的明白：“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如果天下是曹家的，面南背北的人还是让儿子去做吧！

在几何学上有一个公理：两点间直线最短。也就是说，将两点连接在一起，直线的距离是“最经济”的。这种思路也形象地道出了西方人的直线思维。所以西方人很重视“规矩”，所有的人都要按“规矩”办事。对国家而言，最大的“规矩”就是法律；对个人、团体而言，最大的“规矩”是契约。总之，整个社会都要纳入“规矩”，杜绝人情，杜绝偶然因素，以实现访方面面的“最经济”。

　　而受“阴阳”思维的影响，中国人的“规矩”意识却是淡泊的。阴阳相反相成，变动不居，且互相纠缠，弯弯曲曲，哪里会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规矩”呢？即使有“规矩”，也应该是因时而变，因地制宜，怎么会直来直去，不讲变通呢？西方人说 “两点间直线最短”，我们中国人则说“欲速则不达”，两点间最短的恰恰不是直线，看似“最经济”，可能离目标会越来越远。而最有效的，恰恰是那条弯弯曲曲的迂回的道路。

　　所以，我们中国的智慧最讲究迂回——歪曲着前进。歪曲是策略，前进是目的，迂回之术可以说刚柔相济的贴切运用。远行之人，前有高山挡路、石头绊脚，自然会想办法绕过去，或动脑筋另辟蹊经。这种做法应用在人情世故里，便是绕着圈子达到目标：有些话不能直言，便得拐弯抹角地去讲；有些人不易接近，就少不了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搞不清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要投石问路、摸清底细；有时候为了使对方减轻敌意，放松警惕，我们便绕弯子、兜圈子，甚至 “顾左右而言它”， 将其套牢。

　　文化大师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求人办事，从来不会像西方人 “此来为某事”那样直截了当开题，因为这样很不风雅。如果是生客就更显得冒昧了。中国人向来讲究在“察言观色”上做文章，就像写八股文一样，有着承转合的优美。不仅有风格，而且有结构，大概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是谈寒暄、评气候。诸如“尊姓”，“大名”，“久仰”，“夙违”及“今日天气如何”皆属于此类。林语堂称之为气象学的内容，在此起“来则安之位安而后情定”的作用，即联络感情。这些内容在人们的生命空间中确实也有很大的共同性，不至于遭到抗拒。

　　　　第二段是叙往事、追旧谊。这就更深一层了，要从大众皆有的生命空间过渡到彼此较为特殊的那一块，是深入的过程。林语堂戏称之为“史学”。“也许有你的令侄与某君同学，也许你住过南小街，而他住过无量大人胡同，由是感情便融洽了。如果，大家都是北大中人，认识志摩、适之，甚至辜鸿铭，林琴南……那便更加亲挚而话长了”。这一段做得好，双方感情可能会有真正的融洽。

　　　　第三段是谈时事、发感慨。这可是政治学了。“感情既洽、声势斯壮”，于是便可联手出击，可进入侃的境界。纵横的范围甚广，“包括有：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救国策，对于古月三王草将马二弓马诸政治领袖之品评，等等。连带的还有追随孙总理几年到几年之统计。比如你光绪三年听见过一次孙总理演讲，而今年是民国二十九年，合计应得三十三年，这便叫做追随总理三十三年。”这一段做得好，感情更为融洽，声势又壮，甚而至于相见恨晚，到了两胁插刀的程度。至此，可认为到了陡然下笔，相机言事之际。

　　　　于是，这第四段就叫经济学——奉托“小事”。可客气地起立，拿起帽子，然后兀而转来道：现在有一小事奉烦。先生不是认识某某吗？可否请写一封介绍信云云。这一段要自然随意，不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压力或使对方觉得自己该欠他多大之情。而是要利用前叙铺垫，陡然收笔，总结全文。

　　这种迂回之术，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兜圈子”。看似简单，复杂，其实中国人早已运用的如火纯青，登峰造极。凡是深得此理的人，则会左右逢源，到什么地方都招人喜欢。而那些不善于此道的人，则被我们称之为“一根筋”、“直肠子”、“碰到南墙不回头”。定会四处碰壁，没有好的人缘和人际关系。这种处世观，这种“迂回与进入”的思维，正是那个 “阴阳鱼”所打造的。

　　再讲一个故事。据史书记载，明代嘉庆年间，有一个“给事官”名叫李乐。此人刚正不阿，清正廉洁。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儿了，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上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由于他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如果他不顾情势，犯颜“直” 谏，非但救不了老师，自己可能也难脱连累。

　　这个方法的使用真是巧妙至极。李乐不懂得人际对局过程中 “润滑当先”的道理，不懂得迂回之术，连自己的学生都不如。

　　中国是一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但中国又是一个不讲太多“规矩”的社会。当没有了外在约束，一切都要靠人的“脑袋”的时候，如何处世确实就是一种智慧了。西方人讲规矩，你再有这种智慧也没有用，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施展的空间。因此，与其说西方人的“契约意识”没有滋生中国式的这种处世智慧，还不如说，西方人的这种“守规矩”的精神取消了中国的这种智慧。相反，信奉“阴阳”思维的中国人对“规矩”很不感冒，中国人也不相信“规矩”，这就为中国式的处世智慧搭起了一个施展的舞台，提供了一个发挥得空间。在中国，人不可不讲究迂回，无迂则不亲和，不亲和则会孤立，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承担不起的“内耗”

　　在这一讲里，谈到中国文化“劣根性”的时候，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内耗”。无论是处世中的“迂回之术”，还是驭人中“平衡术”，带来了都是体制和整体内部的相互消耗。这种“互相残杀”，使得中国人的眼睛很少去关注外在的世界，很难去培养优良的品质，他们仅有的特长就是钻营人际关系。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好像很难有为真理而献身的超越精神，更没有遵守“规矩”的严谨精神，但他们却都是玩弄人际关系，讲究博弈对局的高手。当外在一切完全失效，一切“规矩”面临坍塌，完全以人力面对局势的时候，西方人是无法与中国人比的。但是，我们的优势似乎又是劣势。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人把全部的精力和才力都用在了这种内部人际关系的周旋和博弈中了，造成了中国社会大面积的“内耗”甚至“内讧”，从而丧失了向外突破和创新的能力。这也许正是中国社会的千年之弊。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
　　
　　我亲身考察过世界上绝大多数伟大文明的遗迹，一次一次在废墟上深思。我觉得，它们表面上都衰败于外来的战争，其实大半都衰败于自身的遗传疾病。遗传疾病是埋藏在自己身上的敌军，却很少引起警惕，因此往往是难于自救。

　　据我观察，除了希腊的克里特文明几乎完全是毁于火山爆发之外，古埃及的遗传疾病是保守，古巴比伦的遗传疾病是残忍，古波斯的遗传疾病是奢靡，古印度的遗传疾病是蹈空。它们当时都没有引起警惕，甚至都把疾病当作了优势。中华文明的遗传疾病是什么呢？是内耗。去年我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文明论坛上发表演讲，论述中华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
　　
　　
　　“内耗”这个词很扎眼，好像很贬义，潜台词好像是“窝里斗”。其实这正是问题的一方面，它的更积极地一面是：中国文化中的“阴阳”思维使得国人对于人的社会性有着敏感的自觉，以至于没有向外超越的兴趣，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成人之道”上。而所谓“成人之道”，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上。所谓“成人”，不过是成为社会文化所认同的一个个体罢了。当然，除了这种“阴阳鱼”式的思维以外，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非常强调人伦情感。这使得中国人特别重视以血缘生殖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一方面要发自内心地 “亲亲、尊尊”，另一方面则要表现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前者是个人的情感寄托，后者是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二者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质。正是这种价值观和“阴阳”思维的结合，才使得中国人表现出极大的“世俗性”。而重视情感、强调“阴阳”思维又使得中国人排斥外在的规矩，一切都要靠自觉，厌恶外在的循规蹈矩，致使中国人缺乏真正意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意识。于是，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便只能发挥智慧了。所以，中国人除了《孙子兵法》以外，还有一部看不见的“治人兵法”。前者用于了两军对垒，后者则成了帝王将相密而不传的“武林秘籍”。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珍珠和泥沙混杂，精华与糟粕同在。我们不能因为一种文化在一个方面表现得过于肮脏，就全盘否定这种文化，而看不到其表现出来的积极一面。因为所谓的优势，正是它的劣势，反之亦然。正如对对阴阳思维和人伦关系的强调，使得中国人的价值理想不在于玄思冥想当中，不在于对宇宙的思考当中，就在于当下的生活中，当下的人群中，使得中国人有着积极的入世精神。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很形象地表达。中国人从来不需要任何神的旨意就能坦然面对生死，也唯有中国人为了民族的事业和家国天下能够义无反顾，抛头颅、洒热血，演绎而成了一首壮烈而不朽的诗篇。

　　但我们的文化太强调道德自觉了，以至于忽视了规矩，忽视了人和人之间的契约。中国人自古就不是“亲兄弟，明算账”，而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切都要讲道德，一切都不能离开道德，于是道德成了挥舞在人们头上的“大棒”，成了鲁迅笔下的“吃人的礼教”，于是人们被迫打起了道德幌子，钻营在人际关系之间，把所有的才力和精力都用在了围绕着“道德” 做文章的人际关系的斡旋上，最终演化成了权谋之术和勾心斗角、，使得社会这一组织结构内部的各元素相互抵消，相互抗拒，造成了内耗和整体效能的下降。这也正是中国文化没有科学传统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在近代遭人侵略的主要根源。

　　余秋雨先生所说的“内耗”，是中国文化的衍生出来的“毒瘤”，是中国文化的“致死的疾病”。正如赛义德在著名的《东方主义》这本书当中曾经引过约翰•布坎在一九二二年所说过的一段话：“中国有几百万最好的头脑，却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儿闹得毫无创意。所有的努力加起来都是一场空，因此全世界都在耻笑他们。”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使全世界没法再耻笑了，但是中国文化的内耗本性却没有从根本上消失。就连完全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论的梁漱溟先生，他在晚年也承认：按中国传统文化的程式，再过多少年也造不了飞机和卫星，因为我们的文化走了岔道，没有把心思放在物质文明上，而是放到了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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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配天的阴阳五行说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看重“运数” 作者：祝和军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在数字上下过功夫，都没有“精确化管理”和“数字化管理”的意识和实践。这估计是中国几千年积弊之一。但仔细想来，这种没有“精确化”和“数字化”的深层原因就在于阴阳五行说所导致的思维定势和循环论。阴阳相生相克，五行循环往复，使得中国人特别看重“运数”，而不注意量的精确考查和逻辑的推理和实证。一方面，这种思维特别强调从整体上看问题，注意从运动中和联系中看问题，强调从宏观上把握世界，越来越被其他民族的文化所终始。而另一方面，这种思维所表明的事物的变化和联系的方法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最终还是被封建统治所利用，打上了“奉天承运”的外衣，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中，使得我们的民族在几千年中都没有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循环往复的“五行”

　　如果说“阴阳”代表中国人的运动观和变化观，那么“五行”一开始则是作为中国人的“物质观”而出现的。而到了最后，“阴阳”和“五行”结合在了一起，即代表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也蕴含着一种方法论。

　　五行学说也是对世界的一种猜测。但这种猜测主要是从“物质”方面入手，揣摩这个世界到底少由什么材料构成的。西方也曾经出现过这种所谓的“朴素唯物论”。比如，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就说:：水是世界的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才是世界的本原。看来，对于自己生活的世界在物质材料构成方面的猜测，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本性。但有一点是不同的：中国人总是把运动变化的原则蕴含在材料元素之中，而不像西方人在元素之外还要另外去找运动变化的原因。比如，水是世界的本原，那么，水又是如何变化而成万物的呢？这一点，泰勒斯必须另外再去说明。而五行说就不同的，五行相生相克，自己就已经构成了运动。

　　和“阴阳”一样，“五行”的出现也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早在西周末年，已经有了一种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五材说”。从《国语• 郑语》中“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的猜想，经由《左传》中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的观点，再到《尚书•洪范》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的记载，古代的知识分子开始把五行属性抽象出来，推演到其他事物，构成一个固定的组合形式。到了战国晚期，邹衍提出了五行相胜（克）相生的思想（用来说明王朝统治的趋势），且已把胜（克）、生的次序固定下来，形成了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的模式，自发地体现了事物内部的结构关系及其整体把握的思想。就在这个时期，《内经》把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这对研究和整理古代人民积累的大量临床经验，形成中医特有的理论体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了汉代，董仲舒又把五行赋予道德含义，认为木为仁，火为智，土为信，金为义，水为礼。于是，五行思想开始由自然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渗透，出现了“五德终始”说。

　　如果说阴阳是一种古代的对立统一学说，则五行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系统论：五行相生，即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五行相克，即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种认识可能和农业社会长期的耕种实践有关。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长期的接触和观察，认识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 “木曰曲直”，意思是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火曰炎上”，是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金曰从革”，是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水曰润下”，是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木之所以能生火，因为火以木料作燃料的材料，木烧尽，则火会自动熄灭；火之所以能生土，是因为火燃烧物体后，物体化为灰烬而灰烬便是土；土之所以能生金，因为金蕴藏于泥土石块之中，经冶炼后才提取黄金；金之所以生水，是因为金若被烈火燃烧，便溶为液体，液体属水，而水要依靠铁器来开导疏通；水之所以能生木，是因为水灌溉树木，树木便能欣欣向荣。同样，水之所以能胜火，是因为火遇水便熄灭；火之所以能胜金，是因为烈火能溶解金属；金之所以能胜木，是因为金属铸造的割切工具可锯毁树木；木之所以能胜土，因为树根苗的力量强大，能突破土的障碍；土之所以能胜水，是因为土能防水。古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因此在概念上，已经不是木、火、土、金、水本身，而是一大类在特性上可相比拟的各种事物、现象所共有的抽象性能。

五行素有生克乘侮之说。所谓“生克”，是指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和相克的关系。所以从五行中的任何“一行”来说，都存在着“生我”、“我生”和“克我”、 “我克”四个方面的联系。所谓“乘侮”，是指五行的相乘、相侮，即指五行之间正常的生克关系遭遇破坏后所出现的不正常相克现象。

　　（1）五行相生相克。“生我”和“我生”，在《难经》中比喻为“母”和“子”的关系。“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所以五行中的相生关系又可称作“母子”关系。如以火为例，由于木生火，故“生我”者为木；由于火生土，故“我生”者为土 。这样木为火之“母”，土为火之“子”；也就是木和火是“母子”，而火和土又是“母子”。

　　 “克我”和“我克”，在《内经》中称作“所不胜”和“所胜”。即是“克我”者是“所不胜”，“我克”者是“所胜”。再以火为例，由于火克金，故“我克”者为金；由于水克火，故“克我”者为水。

　　相生与相克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生，就没有事物的发生和成长；没有克，就不能维持其正常协调关系下的变化和发展。只有依次相生，依次相克，如环无端，才能生化不息，并维持着事物之间的动态平衡。

　　（2）五行相乘相侮。乘，即是以强凌弱的意思。五行中的相乘，是指五行中某“一行”对被克的“一行”克制太过，从而引起一系列的过度克制反应。当五行中的某“一行”本身过于强盛，可造成被克的“五行”克制太过，促使被克的“一行”虚弱，从而引起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异常。例如：木过于强盛，则克土太过，造成土的不足，即称为“木乘土”。另一方面，也可由五行中的某“一行”本身虚弱，因而对它“克我”“一行”的相克就显得相对的增强，而其本身就更衰弱。例如：木本不过于强盛，其克制土的力量也仍在正常范围。但由于土本身的不足，因而形成了木克土的力量相对增强，使土更加不足，即称为“土虚木乘”。

　　五行中的相侮，是指由于五行的某“一行”过于强盛，对原来“克我”的“一行”进行反侮，所以反侮亦称反克。例如：木本受金克，但在木特别强盛时，不仅不受金的克制，反而对金进行反侮（即反克），称作“木侮金”，或是发生反侮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可由金本身的十分虚弱，不仅不能对木进行克制，反而受到木的反侮，称作“金虚木侮”。

　　相乘和相侮，都是不正常的相克现象，两者之间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乘与相侮的主要区别是：首者是按五行的相克次序发生过强的克制，从而形成五行间相克关系的异常；后者则是与五行相克次序发生相反方向的克制现象，从而形成五行间相克关系的异常。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在其发生相乘时，也可同时发生相侮；发生相侮时，也可以同时发生相乘。如：木过强时，既可以乘土，又可以侮金；金虚时，既可以受到木的反侮，又可以受到火乘。

“五行”中的系统论和整体观

　　如果说阴阳学说主要用来说明事物对立双方的互相依存、互相消长和互相转化的关系，那么，五行学说则是用事物属性的五行归类及生克乘侮规律，以说明事物的属性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前者是“辩证法”，用来说明世间万物运动的动力和源泉；后者是“本体论”，用于说明运动变化的载体。“五行”学说虽然是用来说明、描述运动载体的，但其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循环论也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系统观。把世间万物都看成一个彼此依赖，循环往复的封闭系统。二是整体观。总是倾向于在事物之间的彼此联系中去看待问题，而不是生吞活剥，孤立片面地认识事物。

　　整体观使得我们中国人总是从多个角度去观察事物，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对事物的分析和研究都是“定性”和“定量”的，显得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按照“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彼此联系，相生相克，彼此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五行”中的每一“行”都不过是这一系统中的一个“单元”。我们根本就无法脱离开其它四个“元素”而单独考量其中一个“元素”。就拿“金”来说吧！离开了木、水、火、土四个元素，也就无所谓“金”。

　　这种整体观在西方被称之为“结构主义”。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结构整体中的每个“单元”都好比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它的存在仅仅在于它与其他“单元”之间的差别，而没有依赖于自身的对立性。正如莱布尼茨说得那句名言：“肯定即否定，一个东西之所以是它自身，正因为它不是其他东西。” 比如在象棋中，是先有了象棋的游戏规则，才有了车、马、炮、卒，离开了这一规则系统也就无所谓车、马、炮、卒了。再者，在象棋内部，车之所以为车，是因为车的功能不同于马、炮、卒。这些结构的“单元”没有哪一个更重要，只有与其他“单元”结合起来，才能在系统中发挥积极功能。于是，远古的中国思想家就以五行为中心，按照它的各个特性，用取类比象的方法，将世间万象按其属性，形态现象相类同的，分别归纳，成为五大类，其主要目的是便利于了解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作为观察事物变化的推演法则。在我们中国人眼里，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方位 东 南 中 西 北
　　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地支 寅卯 巳午 辰戌 丑未 申酉 子亥
　　四季 春 夏 长夏 秋 冬
　　五形 矩形 尖形 方形 圆形 波形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志 怒 喜 思 忧 恐
　　五智 仁 礼 信 义 智
　　五脏 肝 心 脾 肺 肾
　　五腑 胆 小肠 胃 大肠 膀胱
　　五官 目 舌 唇 鼻 耳
　　五体 筋 脉 肉 皮毛 骨
　　五魄 魂 神 意 魄 精
　　五气 风 暑 湿 燥 寒
　　五化 生 长 化 收 藏
　　五温 温 热 自然 凉 寒
　　六神 青龙 朱雀 勾陈 腾蛇 白虎 玄武
　　
　　从纵向上看，每一列所属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是自然事物之间变化发展、互相推移的综合关系。中国人运用想象和类别的思维将这些现象和事物联系在一起。例如，以“木”来说，春季草木开始萌芽生长，呈现了蓬勃的生气，并出现青的颜色，故用“木”来象征春。在生长化收藏的过程中，属于“生”的一环。春季多风，结合人体肝脏性喜条达舒畅，象征着“木”和“春”的情况。而五脏中的肝和六腑中的胆是表里关系，肝又开窍于目，在五体中主筋，故肝病每多出现目病或抽筋（痉挛）的症状。肝木旺者多喜怒，而大怒又易伤肝，所以在五志中主怒。某些肝病，往往会出现青的颜色。于是，木、春、肝、胆、目、筋、怒、青等一系列的事物和现象，便归属于了“木”这一类，形成了一个系统。

　　从横向上看，每一行则是由“五行”形成的一个相生相克的系统，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循环往复的系统。以五行本身来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就是明显的循环系统。以人体的内脏器官为例，则是肝、心、脾、肺、肾。肝主木，心主火，脾主土，肺主金，肾主水。在中医里，用五行描述的是人体五脏（肝心脾肺肾）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的功能和关系。也就是说，这里的五脏就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仅仅是个功能概念（中医称之为“藏象”），并不限于具体的解剖上的五脏。就像金、木、水、火、土之间相生相克一样，五脏之间也是相生相克。比如，肝生心就是木生火，如肝藏血以济心；心生脾就是火生土，如心之阳气可以问脾；脾生肺就是土生金，如脾运化水谷之精气可以益肺；肺生肾就是金生水，如肺气清肃则津气下行以资肾；肾生肝就是水生木，如肾藏精以滋养肝的阴血等等，都是五脏之间的相生。五脏间的相克，则是肺（金）的清肃下降，可抑制肝（木）阳的上亢，即金克木；肝（木）的条达，可以疏泻脾（土）的壅滞，即木克土；脾（土）的运化，可以防止肾（水）水的泛滥，即土克水；肾（水）阴的上济，可以制约心（火）阳亢烈，即水克火；心（火）的阳热，可以制约肺（金）的清肃太过，即火克金。

　　无论在纵向关系上，还是在横向关系上，都体现出中国人思维的不同特点。从横向上来看，体现的则是中国人的系统论和整体观。这是这种思维特点，使得中国文化很难衍生出以“定性”分析和“定性”研究为特征的现代技术。另一方面，这种封闭、循环的思维也让中国人丧失了向外突破的精神和冲动，而只是在一个圈子里做游戏。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了“大小九州说”，但却没有通过航海远洋证明自己的猜想。从纵向上来看，体现的则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散思维，即“取类比象”，而不是概念思维。这种思维追求的是模模糊糊的“相似”和“类比”，而不是用概念对万物进行归类。正因为此，中国自古就没有理论科学的传统。但一种文化的劣势正是它的优势，正是这种思维，使得中国产生了真正的艺术。无论是文学、诗歌、史书还是杂技、武术，都带有强烈的痕迹。而这些，正是我们文化的长处，也是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化无法比拟的。

邹衍及其“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

　　 “五德终始说”，又称为为“五德转移”，是战国时代的邹衍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阐发宇宙演化和历史兴衰的政治学说，用以说明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和人事变迁。所谓“五德”，即为金德、木德、土德、水德、火德。不仅宇宙万物的生长变化遵循“五行”的相生相克，而且历史的变迁和朝代的更迭也不例外。邹衍认为，黄帝时代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为水德。五德相克，改朝换代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在中国历史上，“五德转移说”影响巨大。邹衍之后的历代帝王建国，皆沿用五德之说。而且，任何王朝的兴起和灭亡，人们都会在“五德”上面做一些文章，或者为新兴王朝的建立制造舆论，或者对没落王朝灭亡寻找根据。通过这种距离我们很近的政治学说， “五行”思维根深蒂固地烙了中国人的头脑里。

　　“五德终始说”的倡导者邹衍素来被称为“阴阳家”或“阴阳五行家”。《史记》称他“深观阴阳消息”，“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论著终始五德之运”，“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邹衍的学说体系甚为庞大，至少涉及我们现在所说的天文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但最为当时各国君主重视的是其历史哲学，也就是五德终始说。也许在邹衍生活在战国时代，周王室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诸侯割据，争于气力，混战不已，而且思想也逐渐分化，“道术将为天下裂”，周朝以德治国、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已经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褪去了其原有的魅力。各国诸侯又都存着 “王天下”的野心，他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作为平治天下的根据。“言治乱之事”的五德终始说，恰恰适应了这一历史背景。

　　正是因为迎合了时代的需要，邹衍的学说在当时迅速地成为了“显学”，而邹衍本人也成了一个学术明星，到任何地方都受到了规格很高的待遇，被称为 “圣人”。而被今天的我们称之为“圣人”的孔孟却是四处碰壁，无人理睬。司马迁在《史记》中幽默生动地记载了这种差别：
　　
　　是以邹子重于齐。适粱，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出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史记•孟荀列传》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汉书•艺文志》中收集《邹子终始五德》五十六篇，可惜已经佚失，为今人所不能见；现存的文献中，《史记集解》这样介绍邹衍：“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此外，《文选 •魏都赋》注引《七略》云：“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从这些间接记录中，我们可以推定：邹衍所谓的五德转移的原则即是五行相胜相克的原则，其暗示朝代的更替是通过征伐（胜和克），而不是禅让（德）来实现的。邹衍的《主运》讲的就是五行的转移，而不是司马迁所记述的“阴阳主运”。其实，我们在邹衍的“五行转移”中并没有看到“阴阳”的影子，也许只有到了汉儒时期，“阴阳”和“五行”才真正结合在了一起，完成了从“天人感应”到“天人合一”的过渡。

　　最为详尽地阐述“五德转移”学说的是《吕氏春秋》，我们能够从其中看见很大一段篇幅是来论述“五德转移”的：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见大娘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吕氏春秋•应同》
　　
　　五德终始说展示了一幅与周人“天命观”大不一样的历史发展图景。周朝灭商朝靠的是“修道德，聚人心”，所以从商朝傻乎乎的迷信“天命在我”的狂妄自大中吸取了教训，强调 “天命自度”，“以德配天”，如果不修道德，不偿仁政，是永远也不可能“受天永命”、“享天之命”的。唯有“尽人事”，然后才能“知天命”。因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而五德终始说则强调“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意思是说，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替自有其“运数”，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治国之道和永保昌盛的“秘诀”。这种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发展的底蕴是五气的运行，人力所及，不是简单重复地去“以德治国”，而是必须合于五气的气运。

　　可见，五德之“德”，是合于气运之德，而非今天我们所说的人伦道德。黄帝“以土德王”天下，夏禹“以木德王”天下；土德是合于“土气之德”，木德是“合于木气之德”，这就叫“治各有宜”，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套路。历史的底蕴是五气运行，历史的表象是五德转移、帝王兴替，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五气“相次转用事”，每一气都有盛衰之时，当某“气”进入盛势时，便会出现相应的征兆，即“符应若兹”。

　　总之，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发展“既是变化的，又是规律的”。朝代的兴亡和帝王的更迭，只是五气运行的历史表象。人的主观努力，只限于体察气运，及时发现何“气”已衰，何“气”即将进入盛势，并使自己的行为——“德”，符合处于盛势之“气”的特性，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如果人类没有能力体察其中的“玄机”，不能及时调节整合自己的行为，就会失去“王天下”的历史时机，导致天下大乱。春秋战国时期，是“火气”已衰、“水气”已盛的时期，以周的“火德”已不能王天下，但却无人体察这一气运的转移，不知以水德去王天下，因而必然天下大乱，而孔孟主张“复周礼”，也不过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会遭到挫败。

“阴阳”和“五行”的会通

　　 “五德终始说”是一种“五行”论，是一种历史哲学，里面并没有掺杂“阴阳”观念。至少我们在邹衍的“五行”论中看不到“阴阳”的影子。至于中国人最终形成的“阴阳五行论”，还要归功于汉儒。正是董仲舒和刘歆两个人，把“阴阳”和“五行”结合并会通，最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达几千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而“阴阳”所代表的变化观以及“五行”所象征的循环论和整体思维，也是在这个时候真正地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东西。

　　其实，在汉朝之前，秦朝就已经接受了五德终始说的影响。秦始皇还依据五德终始说建立了各项制度。《史记•封禅书》中说：“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秦国发迹于韶山以东的少数民族地带，由于地理位置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民风彪悍，文化程度不高，向来被“山东诸国”所不容。所以，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方面的隔阂，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前是没有听说过五德终始说。通过《史记》中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是齐国人把五德终始说的思想介绍给秦始皇的。秦始皇对此深信不疑： “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周主五行火之德，把红色作为国家的标志性颜色。那么，作为周之后的朝代，秦就应该主水德了，何况以前还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先兆。当年秦文公狩猎就曾经捕获一条黑龙，而黑龙正是生活在水中的。于是，来自西土的秦始皇，经“齐人奏之”，接受了“五德终始”学说，便立即按照这部历史的“法典”进行全面改制：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黄)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史记•秦始皇本纪》
　　
　　可惜的是，秦始皇虽然在形式上迎合了“五德之运”，但在“人事”方面却没有相时顺势，仍然推行战国时期的暴政。结果，秦朝仅仅二世就亡了国，而取而代之的正是大汉王朝。到汉朝时期，华夏民族获得了空前的大统一。而且，汉朝仍然沿袭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汉朝从秦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不再像“暴秦”那样“仁义不施”，而是软硬兼施，由“硬打压”变为“软着陆”。对内，要让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可这种上下有差、贵贱有别的社会等级；对外则要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阴阳学说和五德终始理论便派上了用场。

　　汉朝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开始，让广大臣民自觉且甘心情愿地遵从和认可当前这种等级秩序。于是，当时在位的汉武帝把目光投向了儒学。原因在于：儒家的思想和中央集权的帝国政治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帝国政治的理想是什么呢？是天下一统，井然有序，安定祥和。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认可现在这种资源、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方案，谁也不要来破坏这里的游戏规则。而儒家的理想又是什么呢？是合而不同。上下虽然有别但充满爱意，社会虽有等级但充满诗意。当然，儒家更为看重“仁义礼让”的诗意，而专制帝国则看重“君君臣臣”的社会秩序。但这丝毫不影响国家把这种学说拿过来当招牌。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这是一场交易：国家把儒家思想当成思想工具，儒家知识分子从此一步登天，成了“养皮”上的“毛”，成为了官方的思想家。

　　而对此做出巨大贡献的是董仲舒。我想，后来那些靠“孔孟之道”吃饭的文人都应该感谢他们这位前辈。正是这位“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的董仲舒先生，不仅把阴阳看成了伦理社会的构成法则，还把阴阳堪称决定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根本规律，从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儒学新模式。在董仲舒看来，“物莫有不合，而合各有阴阳”。例如，天地为一合，天为阳，地为阴；君臣为一合，君为阳，而臣为阴；父子为一合，父为阳，子为阴；夫妻为一合，夫为阳，妻为阴。正是在这种“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的模式下，“三纲五常”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阳在上，阴在下，阴服从阳，就是“天地之大经”和“古今之同谊”。“天”只要不变，“道”就不会改变。这是天地之间无往而不胜的大规律，每个人都要服从。于是，董仲舒得出了结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阴阳之道”。谁如果违背或反抗这种出自天地的规律，谁就是“离经叛道”，谁就是大逆不道。做臣民的，只有老老实实服从的份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制之所以对儒家很感冒，甚至“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正是缘于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

　　对内用“阴阳”，对外则用“五行”了。对“阴阳”加以发挥利用的是董仲舒，而对“五行”加以发挥引申的是刘歆。刘歆也是西汉时期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和董仲舒不同，他感兴趣的不是“阴阳”，而是“五行”。正是刘歆，将邹衍“相克”的五德终始说改造成了“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以服务于儒家的伦理政治。我们上面说过，邹衍用五行之间的“相克”来解释朝代的变迁，从而得出了一种循环往复的社会发展史观。而刘歆把邹衍的观点彻底颠倒了过来，认为五行不是“相克”，而是“相生”。他在《三统论》中列出了这种“相生”的顺序：包羲氏受木德，接下来的炎帝受火德，黄帝受土德，少昊帝受金德，颛顼帝受水德，喾帝受木德，尧帝受火德，舜帝受土德，禹帝受金德，殷商受水德，周代受木德，直至汉代受火德，恰好与“刘邦是赤帝之子、斩白蛇而起”的故事吻合。而且汉自诩为是尧的后人，所以当时非常流行“汉为尧后”的说法。既然帝尧以火承木而接替了帝喾所开创的天下，那么，尧的后代刘邦以火承木接替周朝也就顺理成章了。这里最为麻烦的就是在 “周”和“汉”之间还有一个主“水德”的秦朝，因为汉火德与秦水德之间毫不相连！刘歆很聪明，他狡辩说秦“非其序”，因为周代和汉代的木火之间，属于“生不逢时”，根本就不在五德终始的序列之内，所以是“伯而不王”。

　　那么，如何解释朝代的更替呢？这里面就有大文章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强调“相克”。那么，一个朝代的灭亡就是被后一个朝代推翻的，是“征诛”；而刘歆的五德终始说重视“相生”，那么，一个朝代被后一个朝代所代替，不过是这个朝代出自好心将天下让给了下一个朝代而已，因此不存在灭亡的问题，而是高风亮节的“禅让”。

　　刘歆的五德终始说对后来的封建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历朝历代的君主都不得不重视“运数”。所以我们看历史剧或者读历史书，皇帝的诏书第一句话就是说“奉天承运”。何为“奉天承运”？就是说奉了天的旨意，合乎时代的运数。从此以后，中国历次同一民族间的改朝换代，无不沿袭这一传统，行禅让典礼。

　　内有阴阳，外有五行，前者产生了“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后者衍生了“奉天承运”的专制统治，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接应，成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两把利剑，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思维世界里。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何如此封闭
　　
　　“阴阳”和“五行”一旦成为官方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就会将其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冠之以“正统”的名义，以教育的形式向民众灌输，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被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如果考查一下古代的教育内容，我们就不难发现，古代读书人在启蒙时期的课本除了学习“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外，还有两本就是《幼学琼林》与《增广贤文》，因此就有“读了《增广》会讲话，读了《幼学》走天下”的说法。就像90年代流行的“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样。所以，我们的古人说起历史来都头头是道，尽管有些人文化水平并不高。

　　《幼学琼林》这样一部古代教育的教科书，开篇就是关于“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天文学知识，姑且不论这些是否算“科学”，但却是非常明白地表明，古代中国人的童年要承受与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开篇：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正；天地与人，谓之三才。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
　　
　　我们看到，我们中国人一出生，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宇宙观。古代的西方人小的时候学习的是体育、数学，听得故事是古希腊的神话。而我们的古代儿童，一开始学的则是这种“阴阳”观和“五行”论。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向讲究思维概括，注重思维方式的大一统，而对细节往往视而不见，不加考究。后人就是这样理解“七政”和“三才”的：“五星，金、木、水、火、土，合日、月为七政。天能覆物，地能载物，圣人裁成辅相，以助天地之所不及，而能成物，盖天地间万物群生，惟人最贵，故人为万物之灵。气禀阴阳，道教化育，生生不已，与天地参，故曰三才。”至于“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后人则理解为：“日为太阳之精，主生养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暇，必露其慝以告示焉。月乃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后之象也，以之比象，刑法之义，列之朝廷，诸侯大夫之类也。”

　　于是，阴阳配太阳与月亮，太阳与月亮比喻人间的君主与大臣、父亲与儿子、男人和女人……，于是，天和人之间就发生了关联，并且相互匹配。这就是“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的古人在孩童时代，就被迫接受了这种把自然与人类搅拌在一起的世界观，而且在表面上看，还一板一眼，真像那么回事。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我想古代的儿童估计很难对“苹果为什么掉在地下”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也不会想到太阳和月亮的形成之类的问题，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好像就是告诉他们，太阳和月亮以及星星都是因为人类才存在的，没有了人类的君主自然就是没有了太阳。这就是我们的祖先思考地球、太阳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数千年的结果。这种原始的思想居然生生不已地在封建社会保留了数千年。

　　“阴阳”如此，“五行”则更为复杂。真是要人耗费一生的工夫也想不清楚的一种“循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五行学说并非言木、火、土、金、水五种具体物质本身，也并不是象《幼学琼林》中说的五种“星”，而主要是指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董仲舒竟然还根据五行推演出五钟官职，即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并且衍生几种官职的相生相克：司农为五行之木，使谷类丰收；木行才能司马（火），司马为五行之火，诛罚得当，天下安宁；火行生司营（土），司营治民保境安定；土行生司徒（金），司徒使民以仁义行事；金行生司寇（水），司寇使君臣长幼各以礼节行事，而后水再生司农（木），形成五种官职的循环。如果五官中任何一链违背了“天道”，就发生相克的连锁反映。此外，五行学说还推延到天干地支这一纪时方法中。如甲、乙为木（分别为阳木与阴木），丙、丁为火（分别为阳火和阴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也赋予了五行的内容。因而使年月日时等时间也好像相生而产生。而一些对此感兴趣的儒生们居然将记时方法进一步迷信化，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来给人的一生推运程。看八字就是这样产生的，而这一迷信的方法，延续到现在依然有人趋之若鹜，甚至有很多人把它说成是“哲学”，在各地的迷信场所，无一不打着周易研究的招牌干着骗人的勾当。

　　就象一些打着研究“古代哲学”的招牌出版一些算命书籍的作者说，阴阳五行作为世界观、方法论，曾经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实践、经济实践、军事实践、科技文化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在各个领域制造了各种以五行为内容的循环理论，而最后将自己密封到这种循环领域中不能自拔。而且几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也几乎在这种循环中没有突破，反转过来又深刻影响并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从正面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观式的思维方法，它注意从整体上看问题，也注意从运动中和联系中看问题，是宏观上把握世界的初级方法。同时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以及身体与意识必须作为统一和谐的整体而存在，对我们现代社会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这种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的方法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这是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中明显存在的注意质的变化却不注意量的精确考查、轻视逻辑推理和实证的重要表现，也表现了我们祖先在科学实证精神和数量分析方面存在的明显缺陷。

　　这种循环论的建立与发展在中国古代流行数千年，当它构成并取得了在社会意识和学术思想领域里的支配地位后，其强大久远的影响，也不是短时期所能够消灭的。比如看风水、推八字、看相等等，而这些还只是表面的现象，更为重要的就是人们思维方式很难得从过去那种单线的平面的思维模式转换成为现代的多维的思维方式，例如满足于封闭性的实用理性系统，既不走向科学的实验观察、实验验证，也不走向超越经验的理论思辩和抽象思维。在性格方面，则表现为一种骄傲自大，固执保守，自我感觉超好，因为五行循环完整无缺，自然流通，不必外求。它否认并阻碍真正的进化，向前走的方向最终也是恢复到开始，历史的演变也是天道的循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听天受命，没必要变化，导致中国历史上变化十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