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谢谢Xixia喜欢看我的拉萨故事。许多故事有开始,但永远不会有结尾,可以在心中一直地讲下去……,直到我生命结束,但在她那里可能还在继续着……】
我三岁就进藏了。父母在拉萨位于北郊的西藏农具厂工作。那时西藏自治区还没有成立,政府机构称为:西藏工委。我不在工委工作,我在工委的幼儿园里丢手绢。幼儿园座落在一个贵族的庄园里,有栋很漂亮的藏式小楼,到处是花,有雏菊、有芍药,还有被藏族老百姓称为“张大人花”的大粒菊(张荫棠,清朝驻藏大臣)。工委幼儿园撤消后那个院子被自治区公安厅占领了。但我和公安厅里面一个MM的情缘不是源于这个时代。
我每星期被接回家一次。有专车,一般说来我总是在后排就座。因为前座总是被一个MM横着坐了。这个妹妹可能是梅妹妹,也可能是凤妹妹。我和梅妹妹和凤妹妹都在一个幼儿园,我们的家长基本上也都在一个单位,梅妹妹的爸爸是书记,凤妹妹的妈妈是工人。骑专车的通常是我爸,偶尔也有梅妹妹的爸,凤妹妹的爸爸在一个军垦农场,所以总是被不是我爸就是梅妹妹爸接走。
三年自然灾害后,全国都在精简机构,西藏也不列外,农具厂撤消,梅爸爸去了别的地方继续他的书记职业,凤妹妹的爸爸因公牺牲了,妈妈就嫁给了生建师师长的司机。我爸妈就调到了农牧处,处长是后来的自治区主席,再后来是藏学中心的总干事。
我和妹妹们天各一方了。凤妹妹去了西藏军区的子弟学校“八一小学”,梅妹妹大概去了西藏设在成都的干部子弟学校,她的妈妈是四川人;而我则去了在西安的干部子弟学校,因为我父母解放初曾在西北局下的一个单位工作过。
文革中期,我通过梅妹妹的妈妈进了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职工子弟学校,梅妈妈在那里做校长,收了我这个农口的子弟。梅妈妈怕我把饭折弄丢了,就让我每天吃饭时到她家去拿饭折,这时候我又见到了梅妹妹,我不理她(当然她也不理我),为此我也没少饿肚子,直到有一天我饿得有气无力地但还是尊严地说:
“饭折。”
她说:“不知道!”
我说:“饿了!”
她说:“饿着!”
从此我就没再被饿着了。
升入初中后的一天,班上又来了一个男孩和两个MM,说是从八一校转来的,因为八一校没有初中。其中一个叫莎,我不认识,另一个叫凤,我也不认识。因为我们的家都在拉萨西郊,梅妈妈就特例安排了房子,让我们住在学校。我和另外两个男同学住一起,其中一个是凤妹妹在八一校的同学。
放学以后,其他同学都回家了,学校里就剩下我们几个住校生和几个老师的孩子,自然我们相处得就比其他同学更亲近一些,一起吃饭,一起看书,一起做作业,一起打球,……(有人可能会联想,所以我声明一下:我们各睡各的。)
凤妹妹坐在我前面,她有一条又黑又粗的的大辫子(她总是梳个大独辫子,很迷人)。每到周末,如果凤妹妹的爸爸不来接她,我们四个总是一起回家的。在拉萨很时兴“搭车”,往路边一站,冲着开来的车竖起大拇指上下晃动,运气好的话能很快就搭到车。对话很简单,不超过五句话。
“去哪?”
“七一农场。”
“水泥厂。”
“谢喽”
这里有经验,速度快的车不招手,重车不招手,这两种司机都不愿意停车。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等几个小时都没有停车,或者没有车过来。但是只要我们四个人一起回家,坐车根本就不是问题。我们三个坐在树后聊天,凤妹妹往路边一站,大辫子放在胸前,一招手,十有八九辆车会停下来,尤其是兵哥哥的车,经常是紧急刹车,轮子冒着烟地停在她面前,这时我们就从树后一拥而上,爬到大货箱上去,凤妹妹当然就被邀请进驾驶室了,有点《奇袭》里“到后面去”的意思。
有一次凤妹妹的爸爸来学校接她,顺便就把我们几个都接到他家去了,到了她家,她妈妈认出了我,问我你是不是T工的儿子?我在你爸的厂里当过工人。回家我一问,我爸说认识她妈妈,凤的亲生爸爸牺牲后,很多人都围着她妈妈转,因为她妈妈年轻又漂亮的。后来和生建师的小S结婚了。到这时我才和凤妹妹接上了关系。
凤妹妹很漂亮,脸不是很圆,皮肤很白,脸蛋上透着点藕荷色;个子很高,身材匀称,也很丰满,她的大辫子老在青春萌动的我面前晃来晃去,很让人心绪不宁,很烦人!有一次,她一甩大辫子,把我的文具盒打翻在地,她回头一笑开心地说:“对不起啊!”
我实在受不了她的大辫子了,我开始把我的课桌向后拉一条缝了,等待着她的辫子掉进去……终于有一天,老师一进门,值日生大喊一声:“起立!”,只听她大叫一声头向后一仰,被夹住的辫子给拽坐下了……。其实我当时心里一点都不高兴,我觉得我很坏,我没想到会让她那么难受。二十多年后,我在外滩的一座老饭店里向她做了深刻的检讨,她说:“我知道你会夹我辫子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
后来,她考进了某医学院,我还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看她,不明白的是:我一进她的宿舍,她的女同学们就都走了……
再后来我回到了北京,她大学毕业后到医院做了麻醉师。
回到北京后,就开始了上班的无聊日子。有一天,我在西藏工作的那个单位的书记的儿子星(我在他爸手底下工作,他在我爸所在的那个单位工作,也就是厅里的子弟都在下属单位“找到”工作,下属单位的子弟当然也就在厅里“找到”了工作),给我打电话,说他到北京了,让我到西藏驻京办事处找他。我马上就赶去了,见面后的一项议程是去北师大看跃。跃是书记儿子的中学同学,他的姐姐们是我姐姐的同学,小时还一起玩藏刀,所以我们也很熟,是“Our Mutual Friend”。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和星一起去北师大看跃。进了北师大的大门,是一条笔直的路,我和星沿着大路向学生宿舍走去。这时对面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地走过来三个女生。那个时候我们是不看女生的,免得遭女生的白眼,还会被骂成是“流氓”。可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女生看了我有“一两秒 ”(就像箫何看迎春花那么长),在那擦肩而过的一刹那我觉得那个女生很眼熟,我低声跟星说:“那女孩我好像认识。”他不屑地说:“你哥子还是阔以嘛,跑到这耍朋友来喽嗦。”我突然想起来了,这是梅妹妹呀!都说这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变得好看的我都不敢认了!回过身看见她们头低下凑在一起说着什么,眼看着就走出了大门。
见到了跃,自然又谈起了我的“艳遇”,他主动承担了打听的的任务,确保我没走了眼,自作多情。没过几天,跃告诉我,梅妹妹是北师大的,在化学系。同时警告我不许重色轻友,于是我就放弃了鼓足勇气的努力。
后来我爸告诉我梅妹妹的妈妈曾经给我爸来信,说:是否能想办法把梅妹妹毕业后留在北京,我爸回信说离开北京时间长了,没有什么关系了。再说那时候的分配原则基本上是那来那去,尤其是边疆地区来的。我现在想,如果我那时见了她,或许两颗孤独的心可以相互依偎呢……(我是不是有点脸皮太厚了?)
后来就不知道梅妹妹的消息了,反正她爸爸妈妈在西藏都是领特供的(梅妹妹的爸爸是梅妹妹妈妈的学生——高级干部进党校学习,就把年轻漂亮的要求进步的女老师娶了)。具探报,梅妹妹后来去了深圳。
又过了几年,有同学告诉我凤妹妹结婚了,我心里是有那么点酸酸的,我倒没想着她没嫁给我,我是想:”Who is the lucky buster?”消息来源说凤妹妹的老公姓Z,名跃,是个干部子弟。我心想,不会这么巧吧?西藏有两个叫Z跃的干部子弟?我再一打听,果然凤妹妹嫁给了跃。这时我的心里就好像很坦然了(其实根本就没我什么事),毕竟是嫁给了我的哥儿们嘛。再仔细一想,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凤妹妹的爸爸是给跃的爸爸开车的,开了几十年!他们俩玩的才是青梅竹马,而我和凤妹妹小时的玩意不过是撒尿和泥,放屁崩坑而已。
又有一年,凤妹妹到北京阜外医院进修体外循环(五味的医生可别去打听呀),我们又见面了。这时候我积极主动地承担了照顾凤妹妹的任务,每星期去一次阜外的一个单身宿舍(弯弯曲曲地在一个小胡同里面),接她出去吃顿饭,压压马路,郊游一下,看场话剧,还是满有情调的。当然我时刻牢记“朋友妻,不客气”是不对的。
我的两颗青梅就这样没了……
【后记】不知为什么,我的一个死党,也是在布达拉撒尿(将另文发表)的其中一个,一直认为凤妹妹是我的。他们现在居住的两个城市离得很近,时常有消息,每次他都向我通报凤妹妹的新动向。当然我也乐得知道她的生活情况。祝他们全家快乐!
还有一件事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两个青梅的父母和我父母都很熟,可怎么就没想着给我张喽一个媳妇呢?
【附:张荫棠简介】
张荫棠(1864-1935),字朝弼,号少卿,又号憩伯。双水豪山乡人。生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清代浙江海防水师总兵官张蓉光之长子。曾任内阁中书、驻日本参赞、驻美国参赞。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至次年9月,任驻美国三藩市总领事。
1904 年(光绪三十年),英国与藏官议订印藏私约十款于春丕。但西藏为我国领土,藏官无直接议约权,驻藏大臣有泰,以未得外务部同意不敢划押,于是英国照会清政府,请派员议约。是年9月,唐绍仪受命为议约全权大臣,率左、右参赞张荫棠、梁士诒等人,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月抵印度。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月23日,张荫棠以电报奏清政府,提出治藏新政策。清政府采纳张荫棠治藏新政策,于同年4月14日降旨特派张荫棠由印赴藏。
张荫棠根据治藏新政策,命令噶厦成立交涉、督练、财政、盐茶、路矿、工商、学务、农务、巡警等九个局,作为执行新政之机构。又颁发《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两种小册子,译成藏文散发各地。
经清政府批准治藏之新政策,是有一定程度变法维新之思想,如提出发展西藏农、工、商业,开发矿产,便利交通,发展教育,外办报纸、银行等。各项措施如能实现,对西藏人民是极其有利的。
1909年(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张荫棠为出使美、墨、秘、古四国大臣,当时,墨西哥排华打死华工多人,张荫棠力向墨西哥政府提出抗议,因此获得赔偿款项310万墨元。张荫棠将赔偿金额如数发给遇难者亲属,其中无人认领之款,全部上交清政府。
1911年(宣统三年)9月辞职返国。
1912年(民国元年),张荫棠先后任中华民国驻美外交代表、驻美公使、驻美全权公使等职。1935年在北平(现北京)家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