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被发配到甘肃青海交界处的红古川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哥哥姐姐和一群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们，被流放到甘肃的玉门镇插队落户，那是一个连春风都懒得光顾的苦寒之地。我跟着留守的母亲，在黄河边，被叫做金城的省会里，开始了我的留守女孩儿的生活。
母亲本来话就少，现在显得更加忧心忡忡。为了让母亲开心一点，除了努力做一个爱学习爱劳动的好孩子外，积极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也是我向母亲敬献的一份孝心。真个是境由心生啊，我在出身，天赋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成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头牌”。每天我必定认真对待的排练演出，让那本来苍白的留守日子，也有了些许的色彩，很少对人品头论足的母亲，在观看了我的演出后，居然也能简单地提出一些合理的批评或者让我快乐却不至于骄傲的表扬。
如果苏修死了亡中国的那个心，留守的日子可能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全家的再次团聚。
珍宝岛事件之后，苏修快要打过来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直到今天，我也没搞懂，位于中国版图中心位置的金城，怎么就成了反修前线？不管原因如何，既然是前线，那就得疏散没有战斗力的老弱病残。与此同时，甘肃省临洮的县城里，有一位老妈妈，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宗旨，硬生生地跻身于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中。当然了，老妈妈因此而成为革命洪流中的一朵浪花，从临洮县一路汹涌澎湃到省城，和领导握手，和媒体会面，给人民作报告，演讲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心得体会，闲饭的确不吃了，吃风光饭了。
老妈妈的这一忽悠，美了自己，害了一大批安分守己的城镇居民，眼看着我们的留守生活难以维持下去了。居委会的造反派们，三天两头找母亲谈话，动员母亲找一个苏修看不见摸不着的广阔天地，带着我去那里，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反修防修打击侵略者。每次伶牙俐齿能说会道的革命头目离开后，母亲看着我直掉眼泪：一代不如一代，一个不如一个，都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怎么到了你这里，连个小学都不让安安生生地读下去？
我家世代书香，到了我们这一代，只有大姐进了大学，二姐和哥哥虽不济，可好歹也进过中学的门了。而我呢，不等小学毕业，就得背上小背篓，捡粪拾柴挣工分？我并不怕这个，也许是不懂事吧，体会不了由留守女孩儿变成失学女孩儿的辛酸，但是我怕母亲难过，想来想去，让母亲高兴起来的最后底线，大概就是维持现状，继续留守了。
那时候，学校管事的是工宣队，工宣队的队长，是文艺兵出身，我在校宣传队的表现，很得她的喜欢。基因里所携带的艺术细胞，让这位队长，与众不同地向我展现了慈祥和友善的那一面。我的泪眼汪汪，可怜巴巴，十分容易地打动了她，为了让我继续发挥台柱子应有的作用，队长破天荒地对我说：“告诉你妈，厉害点儿，只要不交出户口本，那几个姑奶奶也没辙。”
还别说，这番话我一字不拉地转告给母亲后，立刻驱散了母亲脸上的乌云，母亲本着“没事不找事，事来不怕事”的基本原则，与那几位积极分子的动员周旋，而造反派们反修放修的战备意识，一天淡似一天，直至彻底消逝。
就这样，留守女孩儿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