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9年初我插队到宁波。做了一个月的农活后，春节到了，休假回到上海。母亲说了，你去农村，住亲戚家，生活费付得少也不好意思，这样我每月要挤出13元来，还有路费什么的，开销太大。而你呆在上海，家里只不过多个人吃口饭罢了。
我听母亲的话，强留在上海。说强留，是因为开头几年，居委会不断有人来烦，动员我下乡参加劳动。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就因为“听话”了，“响应”号召了，就连逗留在上海的权利都没有了？心里反感的很，这是什么世道？但敢怒不敢言。
母亲叫我的二个进了工厂的哥哥每人每月给我5元钱零用。母亲又说了，随便什么朝代，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学点本事总不会错的。我学会了裁剪和缝纫，1972年中美建交后电台开播学英语节目，我也跟着学起来。一晃几年过去了，我早晨买菜，上午学习，下午做缝纫活，晚上看看书，虽然生活很有规律，但心情很不舒畅。看那些分到工厂留在上海的，有工作做，有工资拿，谈起了男女朋友，我好生羡慕。到1976年，我26岁，在农村人的眼里，我着实是个“老”姑娘了。
在宁波的几个姐姐对母亲和我就有些看法，觉得再这样下去可不是个事儿。是啊，知青下乡，别人都吃得起苦，日晒雨淋地跟着农民一起出工，这样才有机会，陆陆续续调入供销社的、进工矿企业的、推选入校读书的，有了出头的日子。宁波总还算是个发达地区，几年后队里的下放青年已所剩无几。而我人在上海，再怎么机会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来。她们认为，趁着下放知青都上调得差不多了，我应该立即下去，一边吃点苦头好好表现一番，一边花钱通通关系，二方面凑合，应该能取得个“前程”。母亲算是被说动了，而我，也早厌倦了那种老大不能自立的生活，我准备好了去吃苦，去经受磨难，然后“修”成“正果”。在那年春耕时节，我返回了离开六年之久的乡下。
（二）
“逃”回上海七年后的“上海人”又来了，我感觉到村里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和其他知青比起来，我是“另类”，我多少也有点自卑。且不去管它，我拿起农具，跟着出工。那年代不顾自然规律，拼命向土地索取，一年要播种三次。我到那儿时，正值农活最忙的三抢季节。就连长年做惯了农活的，到那时也个个都筋疲力尽，脸面浮肿。我是抱着受磨砺的决心下去的，其中辛苦，不必多说。
我的小姐夫在当地人头熟，门路粗，几个转弯，打通了关节。好像是五、六个月后吧，好像是花了三、四百元钱吧，时隔太久，都有点遗忘了，反正是够快的，替我弄到了“解放证书”——一个宁波北仑港的招工名额。按手续，这纸通知将由公社送往大队，再下达到我手中。虽说知青上调是当年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之一，但能够这么快就办下来，得到消息的我，当然相当喜悦，没等拿到调令，便向上海家中报喜。
谁知形势有变，早几年就出了个内部文件，对因病因残丧失劳动力的知青可以让他们退回原籍城镇。就在我去农村的那些日子，那个政策的口子有所松动，放宽了疾病的条件，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知青准备通过这个途径离开农村。母亲了解了病退程序，正准备通知我呢。我家隔壁弄堂有个女子，她也插队落户到宁波，但不和我同一个公社。同病相怜，在上海时我们还比较谈得来。母亲说她正在乡下办病退手续呢，叫我无论如何先和她联系一下。
那天我问姐夫借了自行车，那是辆男式的28寸载重车，我骑车从镇上出发到她那公社去。田埂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半途时，天空乌云密布，不一会儿，倾盆大雨泼头盖脑地倒下来，荒郊僻野的，连个躲避的地方都没有，浑身透湿。好不容易寻到她的住所，没见着人，得知她已拿到公社同意病退的材料回沪了。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雨后泥泞不堪的田埂路，也幸亏我十几岁就学会骑车的“童子功”，竟然能安然无恙不摔不磕地骑了回去。
拿上调令到北仑港报道，从此领工资自立，多现成的事；放弃调令搞病退，农村退出没问题，上海是否接收？多悬心！万一鸡飞蛋打，该怎么办？我舍不得放弃那得之不易的上调机会，但母亲的态度相当坚决，一定要我立即搞病退，容不得我再多犹豫。
听说我改主意了，我小姐夫所托之人当然求之不得。又是小姐夫领着我到相熟的医生那儿弄妥了疾病证明，公社也很快办下了退回材料。以前吃的苦和花的钱都算是白费了。那次回沪是乘海轮，中途遇到点风浪，我趴在铺上直吐，心情就如一望无际的大海般渺茫。背水一战，能否成功？
（三）
回家后，立即拿着一应材料送到区政府知青办（当时叫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区革会）。我的主要疾病是慢性肾炎，还有美尼尔症、肾下垂、胃病、精血不调等病症，有的病没有硬指标，提出来也不作什么数的。慢性肾炎是假病，每次化验小便，用暗藏在衣服里的针戳破手指，挤点血混在小便里。每周三是知青办的病退知青接待日，我从此开始了长达一年每周去那儿“报道”的病退历程。坐镇那儿的是不知哪儿调来的医生，他们掌握着对我们生杀大权。一开始，医生说我的病属于病退条件，也许医生也会怀疑作假，只是不来点破。医生丢下话来，既然病了，那就积极治疗，这些病都是属于能够治好的或可以缓解的，所以不符合病退条件。
我当然不能让病好转，但每次往小便里掺血，肉眼操作，弄不准确，于是验血报告上的红血球或多或少，“病情”很不稳定。这样下去可不行，我得弄点治不好的新毛病，增加力度。我想到我在小学时右手臂曾骨折，伤后手臂功能一时无法恢复，我又联想到周总理的手，在延安时为避让江青而从马上摔下来，没有好好治疗，从此右手一直屈在胸前，无法放下。我那时极瘦，手肘部的骨头外突得很难看，我开始来硬的了，开始让右手始终处于90度左右的位置。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坚持着，时间一长，手臂僵硬了，无法再伸直。硬拉，疼得叫起来，这是条件反射，医生能断定那不是装出来的。
我的右手已丧失了部分功能，病退材料加厚了，但知青办的答复还是令人丧气，说我的病还不够严重，右手只是部分丧失劳力，达不到“完全”丧失劳动力这个要求。当时很着急，也很气愤，都这样了还不让回来，难道真的要到人横着瘫着才让进吗？
（四）
现在看史料方知，1978年底的统计数字，全国知青总数2000多万，因招工、参军、上学、病退、落实政策和开后门等公开和非公开渠道回城的约占一半，还有1000万滞留农村。也就是说，到1978年年底，解决归宿的人还不到一半。而我搞病退的时间是1976-1977年间，病退的门是开了，从刚开始的一丝缝到那时的一、二虎口宽，门开得不够大，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得耐着性子排着队慢慢来。可当一个人把后路都断了，横下心要回城，你叫他不着急别上火，可能吗？
没有新的材料递交，也没有知青办的“面谈”通知书，但因为心里焦急，我继续每周往知青办跑，去那儿只是听听消息，都是在搞病退的知青，大家说些不知从哪儿飘出来的真伪难辨的社会传言，至于个人的病退内容和经验则是没有谁会如实相告的。
其实知青办的医生也有同情心，他的亲属中、他的朋友中，难道会没有去边疆的、到农村的？我申请病退的时间也长了，有一次面谈时医生说了：你的毛病不够啊，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吗？当事者迷啊，他的话让我清醒，我前面提交的病已被否决，如果不再加点资料上去，怎么可能让通过？我懂了，还得没病找病，还得弄点什么病出来。
人有时会犯糊涂，当时我真恨不得真的生点什么病出来。急中生智，有了，我疲劳时尾椎骨经常会疼痛，得拍张X光片子查查。那时拍张片子也不容易，骨科医生每月领限额。幸好我二舅找到了熟人，让我很快拍到了X光片。最开心的是拿到片子和报告：有陈伤，尾椎偏右斜，第三、四节套叠。像中了个头奖似的高兴万分，也像在黎明时看到了曙光。时间嘛，一年多过去了，病情嘛，又增加了，果然材料交上去不久后，我拿到了日夜企盼的准迁户口的通知。
那本旧户口本我现在还珍藏着，前面一页，“1969.12.24 迁出”，隔开一页，“1977.11.28 迁入”。整整八年光阴，而且是人生最美好、精力最旺盛的那段时光，我生活在阴影之中。
（五）
转眼1978年的春节到了，那么多年后，我重新以上海人的身分而不再是什么流动人口的身份呆在了上海，心情格外舒畅，心中的忧郁和压抑一扫而光。
重新做回了上海人，最要紧的是开始锻炼，恢复右臂功能。忍住痛，每天无数次地把僵硬的右手臂一点点地往下拉，让它尽量伸直，然后一点点地往上推，让它尽量屈紧。时间太久了点，人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打个石膏二、三个月后就能拆除，而我让手臂硬僵着，何止百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论点终于压住了“按既定方针办”和“两个凡是”，中国拨乱反正，开始走上正轨。知青返城的大门是完全洞开了，几乎是无条件接收。像我这样悬心吊胆地搞了一年病退的人，真有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恼。就像大海的潮汐，大浪过后，海滩上总会有些遗留。也不是所有的知青都能如愿返城的，比如那些和当地人结婚的，以不破坏婚姻和家庭为前提，他们就不再被城市接收。很多人宁愿离婚，留下孽债，不顾一切地回到城里。还有那些上调当地工矿企业的，当初脱离农门时是多么地开心，应了一句老话叫作“笑得早的不一定是笑得最好的”，那些地方企业地处偏僻，劳力强待遇又不高，看到别人回城就只有眼热的份，但十几、二十年后，他们还是买断了工龄或办妥了退休，陆陆续续地叶落归根了。
也有少数个别现象，在下面混得不错，或做官当领导，或做生意发财，乐不思蜀，他们还瞧不起那些一窝蜂似地回城，回城后又混不好的人呢。是啊，我们这批人，起步晚、文化低，再碰到城市改革中很多企业的关、转、并、停等大调整，回城了，也不等于进了保险箱，从此无忧无虑，还得看个人的命运造化。
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来被称作“十年浩劫”、“十年动乱”，文革中发生的一幕幕，大字报大游行、造反有理、早请示晚汇报、抄家批斗、文攻武卫、隔离审查关牛棚、学生大串联、深挖洞广积粮、野营拉练、政治学习制度、知青到农村边疆……，这些东西对70后、80后、90后来说，已是生疏，他们可能从书本中或父母口中知道一些，但非身历其境，到底无法真切感受。而我们，如今回忆起来，却仍历历在目。
2008.0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