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年代

租房年代

大学毕业一年以后，从四川又回到广州打工，一个人，租房子住。

第一次租的是农民房，在淘金坑。

淘金坑以及麓湖周围以前是一片农田，后来托环市东路的光，农民们翻身得解放，地也不用种了，卖地的钱反手盖成一栋栋小楼房。地段好，寸土寸金，一大片三层四层的灰色水泥房子们只好见缝插针，你挤我，我挤你，挤得奇形怪状，歪歪扭扭，非常难看。房子之间狭窄的街道，没人愿意出钱修缮，就那么坑坑洼洼着，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一片，两旁倒是热热闹闹地开了好些大排挡，发廊和杂货铺。

我租的房子有三层楼，我住在二楼，二十多个平方米的一间，没有厨房，厕所兼冲凉房就搭在过道上，用一道塑料帘子隔开。

楼下的房子也大不了多少，住着一家潮州人，两口子带三个小孩，总共一间房，前面还要隔出一块来做成杂货铺，卖米，面，潮州腌咸菜。后面睡人，晚上回家晚的话，可以听见楼梯底下熟睡的小孩子翻身说梦话。

三楼的房子没有走廊楼梯，大一点，加上地势高，显得光亮。这房子我开始时也看过，房主要价一千，我租不起，后来租给了三个在卡拉OK坐台的小姐。每天半夜到凌晨这段时间，我经常会被踢踢踏踏的鞋声吵醒，反复几次，直到无法成眠。

九十年代，淘金坑被叫做“鸡窝”，意思是那里住了很多出卖身体的女人。在卡拉OK坐台的小姐，卖与不卖，并无定数，算半只鸡吧。其实，那时候广东人把所有来自其他省份的女人都叫做“北妹”。对很多广东人来说，几乎所有的“北妹“都是可以和“鸡“划等号的。我去隔壁楼下小卖店买烟的时候，那个阿姨就曾经故作关心地问我，在哪家歌厅做事。

每天我去上班的时候，楼上的芳邻刚刚入睡，要到中午，她们才会懒洋洋地起身，慢吞吞地去大排挡吃饭，去发廊做头发。等到晚上六七点钟我下班回家，就能看见花枝招展的小姐们成群结队地站在街边拦的士。

我的芳邻们跟我关系不错，有段时间我失业，走投无路，差点跟她们去坐台。她们说：进包厢的小姐，小费最低一百，跟客人出台的话，少则五百，多则一千。

后来口袋里只剩下五块钱的时候，我偶然地找到了工作，有一天公司没有车，要自己坐中巴回家，如果不是同事代付车费，那天晚上恐怕只有到街上去捡烟锅巴过瘾。

当时的广州政府明的一面是限制外来人口的，外来人口租住私房，没有本地身份证和公司证明，无法到派出所领取暂住证，属于黑人。而私人出租房屋，房主必须监督租户办理暂住证。淘金坑所属的派出所，里面的官员大都是淘金坑农民之后，什么人租房，有没有暂住证，无非是闭哪一只眼的问题。单凭这一点，房主就可以漫天要价。我住的那间房子，月租六百，我那时月薪一千五，要吃饭，还要买两件象样子的行头穿去上班，非常拮据。

有人建议我和她同住，分摊房费，可以省一点，我很高兴地同意了。可是退房的时候，房主随便找了个理由，硬要扣下我五百块钱的押金。广州人笑娼也笑贫，我是一个贫穷的北妹，没有办法，也有没地方跟他们去讲道理，去财免灾，只有算了。

后来我和几个外国同事在淘金路新开的海鲜店吃饭，招手叫人点菜，女服务员走过来，竟然是当年训斥我的房主女人。那女人认出我来，赶快扭头逃开。我当时心里头并没有很多快意，多的只是凄凉。

和别人合租的房子也是在淘金坑，也是农民房，不过整齐了些，两室一厅，厨厕具全。那人和她的男朋友住大间，我住的是楼梯底下隔出来的小房间，大概六七个平米。朋友都说我被欺负了，不过我无所谓，那时我在谈一场风花雪月的恋爱，家只是睡觉的地方，何况少给一百块钱房租，等于多买两条裙子。

不过这样的房子也没有能久住，不到半年，那人的男朋友换到有公房的单位，我一个人无法承担全部房租，在没有找到新住处的情况下，被迫搬出。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只有带着两个箱子到女朋友宿舍打挤。女朋友正在热恋，带着我这个大灯泡很不方便，而我短命的风花雪月不巧已经进入尾声。

周末晚上，我刚刚结识的朋友小朱和小戴陪着我走遍所有可能的高校招待所，偏偏到处人满为患。我一气之下，住进了一家标着两个星星的宾馆，小戴的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烁烁，欲言又止，我挥手让他们回家。宾馆的房间里有一部电话，市话免费，曾经整夜站在寒风里街头公用电话摊煲粥的我，把自己厚厚一本电话簿翻来翻去，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在那个时间问一句你好吗的人。

小朱第二天上午来接我的时候，告诉我他们的决定，他让我先搬到他那里去住，他们帮我慢慢在周围找房子。

小朱，小戴和小李三个男生共同住在天河石牌的一套农民房里。石牌的情况和淘金坑相似，不过地方偏一点，价钱就差了一大截。广州的电脑市场集中在天河一带，所以很多电脑公司员工，象小朱他们，就在石牌租房子住。

我在小朱的房间住下来，小朱和小戴，小李挤在一个房间里。我每天和他们一起买菜烧饭，日子平常而热闹。石牌村的路比淘金坑还要糟糕，村口菜市场旁边的一段路，成年积水不散，恶臭非常。为了我的高跟鞋长筒袜免遭污水烂泥迫害，每天早上，小朱用单车载我到大路旁边等公司的班车，我下班下车时，他已经又等在路口了。小朱对我好，我知道，但是我只能让他失望。

这期间，我的另一个女朋友在机场路附近租了房子，要我去同住。我没有去，因为那又是一套农民房，而且离市区比较远，要转车。我讨厌坐公共汽车，讨厌那些湿嗒嗒粘在我背后的精瘦的广东男人，讨厌那些猥亵的在我的胸部扫来扫去的目光。我也讨厌农民房，在中国，来自下层社会的侵犯是赤裸裸的，毫不留情的。如果你没有钱，你就必须要比他们还精刮，还狡猾，还赖皮，不然你就只有任他们欺侮。而我先天后天都不具备这些德行，我只有想办法躲开他们，越远越好。

最后还是公司一个女同事帮了忙，她是本地人，父母家比较偏远，所以和几个情况相似的女朋友一起在人民北路租了一套熟人的公房，作为平时下班落脚的处所。一套二的房子，她们四个女孩子铺两张床垫睡一间，另一间则租给两个广东乡下来的打工妹。其时，正好那两个打工妹搬走，房间空出来，可以租给我。

人民北路的房子就在高架桥边，我们住在七楼，车声隆隆，十分嘈杂。但是公房就是公房，空间高，有煤气，很有家的感觉。我住的房间外面还有一个小阳台。阳台上灰尘密布， 我去弄了一盆常春藤来种着，幻想有一天，我会拥有一个爬满青藤的阳台。

我搬家后不久，失望的小朱去了深圳，以后就没有了消息。小戴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突然失去了联系。我的这两个朋友，交往时间不长，但是算得上患难之交，可惜我当时太年轻，太跳跃，不大懂得珍惜，如今回想，免不了惆怅。

人民北路的家，住了大概有一年。阳台上那盆常春藤，虽然没有时间打理，却顽强地拖着永远的三四片叶子。其实那个家，大多数时候也不过是一个晚上睡觉的地方，心没有归宿的时候，是不可以称为有家的。夜里从哪个场所回来，我喜欢站在阳台上抽一根烟，从阳台上可以看到深夜的上下九路，喧嚣已经退去，城市似乎面目全非，我吐出一个个烟圈，心头一片片茫然。

后来，我和老石坐车上高架桥经过那栋房子，我指给他看那个阳台的时候，非常的欢欣鼓舞：那盆常春藤还在啊！

是的，那盆常春藤还在，而当年那个茫然的年轻女人，坐在车子里，飞驰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