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有良好关系的章士钊
作者：吴东平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章士钊其人
章士钊（1881—1973），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律师。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他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
解放战争后期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和谈代表团成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是毛泽东家中的常客。
章士钊早年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与当时求学的黄兴为莫逆之交，后又与黄兴一同进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
1903年，全国发生拒俄运动，江南陆师学堂学生积极响应，章士钊为该校学生运动的领袖。
不久，章士钊又因《苏报》案而一举扬名。
一个月后，章士钊又创办《国民日报》，继承《苏报》传统，继续宣扬民主自由思想。
与孙中山等人一同讨袁失败后，逃亡日本，创办《甲寅》杂志，倡导革新，反对专制，追随孙中山。
北洋军阀段褀瑞执政时，下令禁止学生的反帝活动，压制北京女师大学潮，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时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曾被鲁迅先生斥为“落水狗”（近来有的学者撰文说，“三一八惨案”时章士钊在日本）。
章士钊与毛泽东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早年就曾与共产党保持密切的交往。
在1920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手持杨昌济（杨为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父）先生的手书求见当时在上海的章士钊先生，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资助。章士钊先生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将募集的2万银元巨款赠与毛泽东，毛泽东将其中的1万元资助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另1万元用于湖南的革命活动。
1961年，即在国民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毛泽东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以“还钱”的名义解决章士钊先生生活上的困难，每年支付2000元给章士钊先生，连续支付了10年。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章士钊先生非常担心毛泽东等中共一行人的安全，两人相见时，毛泽东咨询章士钊先生对形势的看法，章士钊先生认为蒋介石无和谈诚意，重庆之地不可久留。在众人面前章士钊又不好对毛泽东直言，于是章士钊在手心上写了一“走”字，示意毛泽东，然后凑到毛泽东耳边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1949年9月，章士钊先生受中共之邀，参加开国大典，从此定居北京。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红卫兵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章士钊先生认为，这样的搞法很不妥当，会把国家搞乱的，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坦率直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并希望党中央的领导要团结，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要一下子把他打倒。
毛泽东接到章士钊先生的信后立即回信表示：“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的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在那种非常的情况下，虽然毛泽东并没有听从章士钊先生的劝告，但也没有将其打成反革命，就算对他是客气的了。
1973年，章士钊先生已是92岁高龄的老人，他向党中央提出再度前往香港探访亲友，寻找和平统一台湾的途径。他的想法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为此，周恩来总理还为章士钊此行安排了专机，并且特别为章士钊老人配备了医生、护士、秘书及警卫。章士钊先生此次前往香港，名为探亲，实则是身负恢复与台湾联系的重任。
章士钊先生到香港刚好一个月，因年龄太大，加之气候不适，便病倒了，于同年7月1日在香港与世长辞了。骨灰运回北京后，于7月12日，中央在北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出席追悼会的有朱德、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及郭沫若等人，毛泽东还为他送了花圈。
章士钊先生一生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他曾因留学与考察，到过日、法、英、德等国。对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法学及逻辑学均有很深的研究，对康德、弗洛伊德及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均有翻译。他是中国人中惟一一个与名震全球的心理分析大家弗洛伊德通过信的人。
章士钊先生一生著述丰富，其著作有《中等国文典》、《逻辑指要》、《柳文指要》及《章士钊全集》等，近500万字。
章士钊先生一生先后有三位夫人。
第一位夫人叫吴弱男，吴氏原籍安徽庐江，出身名门，13岁时就曾留学日本，攻读英语。1905年，吴弱男参加同盟会，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在日本与章士钊相识。吴弱男回国后，在天津女子师范任英文教员，随后吴弱男留学英国，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法政和逻辑。1909年4月，正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先生与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生有三子：长子章可，自幼生长在北京，其后随母亲在欧洲生活了近10年。希特勒、墨索里尼上台的前后，他正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油画。那时的章可30岁不到，正是年少气盛之时，亲眼看到了纳粹党兴起时狂热的日耳曼情绪，受其影响，产生了一些对希特勒的模糊看法。为此，在肃反运动中，章可还被隔离审查过。那时，章可任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院长，连院长的职务也被撤了。从此，章可一生潜心于绘画。由于他是搞艺术的，又在国外生活了多年，一切都要求尽善尽美，但他缺乏生活经验，加之性格又孤僻，社交圈极小，人到30多岁，婚姻大事得不到解决。对他的婚事，章士钊先生非常操心。一次章士钊托人给章可介绍一个警校姑娘，一见面，他就不同意。其原因是说那姑娘太严肃。后来父亲又托人给他介绍安徽桐城派作家方苞家的一个小姐，章可又说人家涂了口红，太摩登。就这样，他的婚姻一拖再拖，一直拖到60多岁，才结婚。章士钊先生二儿子早年在德国的格廷根大学攻读数学，回国后曾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三子曾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回国后从事翻译工作。二子、三子不幸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病早逝。
章士钊先生的第二位夫人叫奚翠珍，苏州人，婚后收养一女。这个养女就是后来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女士。
章士钊先生的第三位夫人殷德珍，原名雪明珠，江苏无锡人。雪明珠曾当过演员，演过《三娘教子》。据说雪明珠还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的入室弟子。雪氏婚后无子。
女儿章含之：毛泽东的英文老师
章含之(1935— )，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官，翻译家，章士钊先生的养女。曾任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副代表、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并参加过中美建交会谈等重要外交活动。
章含之1935年出生在上海，生母是上海永安公司一名普通的售货员。据章含之女士透露，她实际上是一名私生女，生父是一个权大势大家庭出身的公子哥。小含之出世后，生父从她母亲身边夺走她，但是母亲坚决不给，母亲宁愿将女儿送给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为此，父亲请出了上海滩有名的律师出来调停，但也毫无办法，于是这位律师干脆说，既然这样，那么这个孩子谁也不给，就我抱走算了。这个律师不是别人，正是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将含之领回家后，交给第二位夫人奚翠珍细心抚养。从此，章士钊先生和夫人将她视为掌上明珠。
1946年，章含之考入上海震旦女中后，章士钊还为她请了一位震旦女中文理学院的大学生任家庭教师。这位老师每天下午来章家后，用一个小时帮助含之复习功课。小含之很调皮，当老师一走，她就跑到离家不远的一个“作家书屋”去看一些不花钱的书，如巴金的《家》、《春》、《秋》等书。
小含之还酷爱话剧。在上海读书期间，每当曹禺的《雷雨》、《日出》公演时，她都一定去看。当时上海的一个广播剧团把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改编成话剧《水仙花》，连续播出时，章含之每次必听。受其影响，那时的章含之很想将来能当个话剧演员。
有一天，也是她的父亲章士钊偶然得闲的片刻，父亲突然问含之将来长大了想干什么，含之脱口而出，告诉父亲说想演话剧。她万万没想到父亲大为不悦，当即教训她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读好了书我送你出国留学。章家门里不出戏子！你要去做戏就不许进章家门！”
为此，章含之当时委屈极了，不知道演戏有什么不好。本来，平时的章含之和父亲之间的沟通就很少。经过这次短短的谈话之后，章含之对父亲更加敬而远之。那次父亲的训话使她又伤心又不服气。解放后，她还是喜欢戏剧，一直到她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后，终于如愿以偿，成了英语系舞台上的一名业余演员。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期间，她先后演出了全本萧伯纳的《Augustus Does HisBit》，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以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还在剧中扮演了黛丝德蒙娜。每当朋友们看过章含之的戏后，说她颇有点演员的才华时，章含之总是会叹口气后打趣地说：“可惜我的戏剧才华还未降生到摇篮里，就被我父亲扼杀在胚胎里了！”
1949年11月，章含之随着全家迁居北京。初到北京的章士钊先生得闲每天教女儿含之读一篇古文或背诵一首诗词，可学了几天，含之就不愿意继续学下去了，对此父亲见女儿不爱学习，很是伤心。后来父亲要章含之同她大哥章可一起到一个白俄老太太那里学习俄语，含之去了几次后，又不想去了。对此，父亲很生气，问女儿为什么不肯去，含之回答说：“这个白俄老太太一上来就教《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我听不懂。”父亲于是就严厉地批评章含之说：“你小小年纪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什么都不愿学，整天看小说。”
后来含之回忆起这件事就说：“父亲是个大学问家，我却把他传授给我的中国文化瑰宝拒之千里之外，致使我至今还有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贫血症。”
1972年，章含之任周总理翻译。一次周总理在与外宾交谈时用了“越俎代庖”这个成语，章含之傻眼了，怎么也翻不出来。周总理温和地摇头说：“章行老(注：章士钊字行严，故称)的女儿为什么会不懂越俎代庖呢？你要好好跟行老学啊！”章含之听了周总理热情的批评，想到自己早年没有听父亲的教导，感到无限羞愧。
1950年含之开始进入北京五一女中读书，毕业后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外语，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70寿辰那天，含之随父亲到中南海参加毛主席的家宴。正是由于她这次见到毛主席，导致她后来整个生活的改变。
毛主席同章含之女士的父亲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甚至更早。因为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章含之父亲章士钊早年在湖南长沙时的挚友，经杨怀中先生的介绍，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在1919年时就认识了毛主席。
毛主席70寿辰时，只设了两桌饭，除了主席的亲属外，只邀请了四位湖南同乡老人作陪。被邀者除含之的父亲以外，还有程潜、叶恭绰和王季范等几位先生。毛主席事前通知这些客人时，还吩咐每位来客可携带一个子女。因此，程潜先生带了他的女儿，王季范先生带着他的孙女王海容，章士钊先生则带着女儿章含之。
饭前，毛主席与四位同乡老人谈笑风生，论古说今，毛主席还问了他们几个人的儿孙辈的情况。含之告诉毛主席，她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时，毛主席很感兴趣，问了她的年龄后打趣地对她说：“年纪不大，硬是个老师哩！”接着问含之：“你来教我读英文，行不行？”
过去，章含之随父亲参加过一些毛主席的大型宴会，父亲也曾介绍她同毛主席握过手。但是，这一次她竟然在只有10多个人的场合下面，对面地同毛主席讲话，自然十分拘谨，还有点紧张。她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毛主席呵呵地大笑说：“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
章含之当时还以为这只不过是毛主席那天晚上酒喝多了，高兴了说说而已。没想到，一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章含之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同志的电话，说毛主席在寿宴那天同她说妥的，要她帮助主席学英语。主席很关照她，并要她第二天星期日下午开始去主席那里。
含之父亲知道后很高兴。章含之同毛主席数十年相知，对女儿来说毛主席是个很随和的人。
有一次，父亲章士钊还要女儿含之带一套线装书《智囊》给主席。章士钊藏书较多，主席经常向他借书看。自从章含之经常去毛主席那里之后，她就成了父亲与主席之间借书、还书的交通员。
1971年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一书出版，当时章含之已调外交部工作，章士钊先生给外交部的代部长姬鹏飞和副部长乔冠华送的书交给女儿，嘱咐她上班时带去，亲自交给姬、乔两位。章含之把这两套书带到办公室后有些犹豫起来。那时章含之女士从外语学院调外交部不久，对部里的一切还很不习惯，加之部里等级观念十分明显，司里的一些老科员对新来的她也不放在眼里，那里的人还喜欢议论别人，评头品足。章含之觉得，假若把书亲自送到姬、乔两位领导的办公室，事情传出来，人们一定会说她拿父亲的著作做进见礼，去攀上部长的关系。考虑再三，章含之还是将书放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柜子里。
过了几天，章含之突然接到乔冠华副部长秘书的电话，那位秘书说，乔部长昨天去北京医院看望张奚老(张奚若先生，当时外交学会会长)，听说章行老也在住院，就去看了他，章行老说他的一部《柳文指要》，自己题了字，并交女儿含之代交乔部长，但是乔副部长至今没有收到。那位部长秘书知道书仍在章含之手里时，就到她办公室亲自把两部书拿去了，临走时对章含之同志说：“含之同志，以后有给部领导的任何东西，请你不要压下来了。乔部长还怪我怎么不早告诉他章行老的女儿调到外交部来了。”章含之回答这位秘书说：“我在亚洲司，小科员一个，又不属乔部长领导，所以也没有去拜见！”
这一年的11月，联合国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之后，乔冠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章含之是代表团的翻译之一。乔冠华同志是在外交部六楼东侧的会议室里第一次召开全体代表团成员会议时认识了章含之女士的，自此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秋天，章含之与乔冠华结婚。
这时的章含之已经36岁，乔冠华部长比她大22岁。这是章含之在个人的婚姻问题上做出的第二次选择。
在那个年代，这个选择无疑会引起轩然大波，几乎在所有人眼里，爱情之桥无论如何也难以跨越22岁的年龄空间。然而，章含之用事实证明了人们的看法是错误的。真爱，可以飞越一切横在爱情之河上的障碍物。事实证明，婚后章含之一直深深地爱着乔冠华，伴着他共度患难，相濡以沫。
10余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夫妻真正快乐平静的日子只有一年。对他们二人来说，最大的不幸是感情总跟政治搅合在一起经历了不少麻烦。
1983年的中秋节，乔冠华因患癌症去世，从此走完了他灿烂的一生。
就在乔冠华去世不久，有朋友问当时只有48岁的章含之女士，你与乔冠华经历了那么多苦痛，你后不后悔？章含之的回答是：爱是不可以后悔的。在乔冠华去世20周年的2000年，有人又问章含之女士，你是否考虑过再接受另一份感情？章含之此时引用了女作家黄宗英的一句话作了回答：“曾经经历过大海以后，不可能再在小溪里游泳。”
章含之女士将自己对丈夫乔冠华的无限思念，全部寄在她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该书详细而真实地记叙了她与丈夫乔冠华的相知相爱的全过程。
外孙女洪晃：“一个小女人”
洪晃，当代作家，中国互动媒体集团首席执行官，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的外孙女。著名女外交官章含之的女儿。
洪晃的父亲洪君彦是上海人，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章含之女士的前夫。
洪晃乳名妞妞。她出世时，外祖父章士钊给她取名“冕”，之所以取名“冕”，是外祖父取自王冕幼时放牛，后来成了画家，并做了大官，当了朱元璋的咨议参军的故事。
显然外祖父希望自己的外孙女将来像王冕一样事业有成。加之洪晃也属牛，于是就取名“冕”。
没有想到，当家里的人给洪冕到派出所上户口时，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将出生证明书上的一个“冕”字，误认成“晃”字。因此她的户口本上的名字就成了“洪晃”。
那时要将名字改过来很麻烦，家里人也就将错就错。从此，洪晃一名就叫开了。
1974年，中美两国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之际，中国外交部决定派出一批少年留学生，赴美求学。洪晃与现任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等5个孩子一起被外交部选为赴美的第一批小留学生，让他们从小去纽约闯荡闯荡。这批少年留美学生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空降红小兵”。那时，洪晃在这批少年留学生中龄最小，年仅12岁，年纪最大的是章启月，也未满14岁。
洪晃等5个孩子来到纽约后，进入纽约格林威治“小红房”学校就读，住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住地，每天代表团派车接送这5个孩子。
当时，照看这几个孩子的老师是中国资深外交官，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的夫人张希先女士。张女士曾就读于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幼儿教育硕士学位。这群孩子来纽约的一个多月后，张希先女士发现他们的英语水平提高不快，于是向中国驻联合国总部的领导建议，让孩子们住到美国人家里去留宿就读，只有到周末才回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住地补习汉语。从此，这几个孩子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
大学毕业后，25岁的洪晃进入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并成为这家公司驻上海的首席代表。在这家公司工作期间，她获取年薪7万美元的高额工资。就在这时，即1980年，洪晃和著名的电影导演陈凯歌相恋。
她之所以能够和陈凯歌走到一起，据洪晃自己所说，因为她那时到外企工作，工资颇丰，钱挣多之后，反倒觉得钱是一种挺俗的东西，于是特别向往艺术。所以认识陈凯歌之后，洪晃有一种被解放被解脱的感觉。她与陈凯歌在纽约结婚时，陈凯歌正在拍电影《孩子王》，应该说陈凯歌在电影事业上正处于崭露头角的阶段。
婚后，洪晃天天为自己的工作而忙碌着，而陈凯歌也在为自己的电影忙碌着。由于两人个性都比较强，都喜欢以自己为中心。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彼此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当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在坎城电影节上拿了金棕榈大奖，也就是陈凯歌在影坛上处于大红大紫之际，洪晃与陈凯歌终于分手了。
令人佩服的是被人称作“痞女”的洪晃，是一个十分厚道，待人善良的女人。许多人婚姻破裂时，不是大吵大闹，就是互相攻击，甚至不乏诽谤。而他们离婚后和离婚前，一切都是那么平静。人们似乎从来没有听到洪晃说过陈凯歌的一句坏话，甚至连一点小缺点也没有说。当有人追问洪晃为什么离婚时，她才说：“两个人婚姻的失败，是两个人对这份感情不够珍惜才出现的问题。两个人都有责任。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不记恨他人，走过来了就念一点别人的好。”
在与陈凯歌结婚前，洪晃也曾有过一次婚姻。她的第一位丈夫是美国的一位律师。由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她与丈夫的分手。
当洪晃与陈凯歌分手后，在婚姻殿堂里遭遇两次挫折的她，并没有消沉失望，相反仍然保持着她学生时代的那份纯真与可爱。
人到中年的洪晃在爱情领域还是那样浪漫，致使她而今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她现在的先生是一位法国人，比她大12岁，在法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据说他们相恋9年后才结婚。对于这位法国丈夫，洪晃似乎挺满意，因为她认为在她丈夫身上凝聚着浓厚的法兰西文化。正是这浓厚的法兰西文化，使洪晃从文化上找到了一种与丈夫平衡相处的生活基础。
洪晃不仅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事业上也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不甘寂寞的洪晃，28岁前毅然放弃年薪7万元的外资企业驻中国的首席代表的职务，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编辑出版杂志。当人们对她的这一举动表示不可理解时，她却坚持自己所走的路。而今洪晃已成为中国互动媒体集团首席执行官（即总裁）。她旗下的《LOOK世界都市》、《青春一族》及《名牌世界乐》等杂志均成了都市畅销杂志。洪晃在事业上终于成功了。
有人说洪晃是个好女人，因为“她一笑满脸灿烂”，“平时她就吃炒饼，一点不挑食”。
也有人说“洪晃是个善良的女人，别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不会装孙子”。
更有人说“洪晃是个好老板，虽然她霸道，她不讲理，但是她知道错就改”。
北京知名记者董慧说：“洪晃是一个小女人。”这话看来一点不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