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唐老板，其貌不扬的矮个，微胖、健壮，但有点老态龙钟，满脸皱纹。四十九岁从台湾来美国，一头扎进中国餐馆，苦熬十年。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怎么还记着他呢？唐老板是否还开着餐馆？哪能呢，现在都该是七什多岁的人了。台湾这样来美国开餐馆的人多啦，怎么我就老记着他呢？或许因为我来美国不久就到他那个餐馆里打工吧？
这个叫“Ｃｈｉｎａ Ｔｏｎｇ”（Ｔｏｎｇ是台湾“唐”的英文音译）的小餐馆主要是“送外卖”，也就是顾客先打电话预订饭菜，餐馆做好后派专人送上门，或者客人来取。餐馆有个只能放五张桌子的小餐厅，负责接顾客电话的人兼侍者，每天下午都是唐老板的小女儿来干。她往往是下了课就来了。在厨房里是唐老板和他太太做大厨。到了下午五、六点钟，餐馆便忙起来，唐老板在本地上大学的儿子也赶来帮忙。对了，唐老板的大女婿是大陆来的，还是北京人哪。这就明白了，正是因为这个北京女婿才让我对一大家子人印象深刻。可唐老板当这个老丈人很不情愿的样子，甚至耿耿于怀。怎么，他是个“台独”分子？别，十几年前大陆和台湾还没闹得这么僵呢，但他对大陆的政治状况和民众生活了解甚少，偏见既多又有些可笑。嗯，现在倒是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了，我就更时不时地想到唐老板和他的北京女婿的故事。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ｎｇ”就在我住的公寓附近，步行二十分钟就到。我那时刚到美国，没有车，又不懂英文。那天沿街走到小餐馆那儿，不管三七二十一，进门就问有没有活干。唐老板说缺个人手在厨房干，见我没干过，想了一下便说：“先试工吧。明天上午十点钟你就来，天黑了你就回家，太晚了路上走也不安全。一天二十块（美元）怎么样？中午、晚上管吃。”我马上答应下来，想法是：咱初来咋到，先得熟悉社会，别好高骛远。
还有个原因让我愿意到唐老板这儿干活。他显得诚实。我前些日子在另一家中国餐馆干活，那里的老板娘总是故意弄出一脸轻蔑的样子，特别是对我这种傻兮兮的“大陆人”。
说好第二天早上十点试工。我想去得早点儿给人个好印象，刚过九点半我就到了。唐老板夫妇已经在开始中午饭的准备工作，一见我来了就说，“来了就干吧。”我第一个活是剥洋葱，和一个叫佛朗西斯科的墨西哥壮汉一起干。佛朗西斯科高大，留做小胡子，肤色很白。大部份“老墨”（中国人常这么称呼南美人）带有印第安人血统，像他这样像白人的少见。他住在唐老板家的地下室里，每天管饭，月收入８００美元（唐老板这么告诉我的）。
佛朗西斯科随唐老板夫妇上下工。我估计他一天从早上九点多一直要干到半夜。唐老板的外卖店一年只有感恩节和圣诞节休息，算一算佛朗西斯科的小时工资不到两美元。唐老板认为，佛朗西斯科应该满意，吃住都不花钱，一个月８００美元不用缴税，工钱基本是落入自己的口袋。“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从墨西哥那边到这边打黑工。”唐老板说。“你问问有哪个老板肯给他们一个月８００块的？有的中国餐馆一个月只给５００块。在我这里干，佛朗西斯科一年就会省下一万美元。以后回墨西哥可以开店了！”
唐老板说得是实话。我毕竟在中国餐馆干过。可佛朗西斯科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呢？“朋友介绍的。”唐老板说。“我得找老实人，多给点钱算什么。人老实比什么都重要。佛朗西斯科跟我干了半年多了，从来不请假。但我这里需要两个帮手，可就是找不到佛朗西斯科这样可靠的人。哎，总是不断找人来干活，不但很烦，也很不放心。”
佛朗西斯科根本听不懂我们用中文交谈。他会一点英文，唐老板也会一点。他们之间交流就凭这点就够了。你看，一个“老美”（中国人对美国白人的称呼）送货来了，唐老板和送货的比画了几下，嘴里“嗯嗯啊啊”，在签收单上签了字。双方都明白对方的意思。总是这个人送货，该干什么谁心里都明白。嗨，餐馆干活没什么复杂的，我看唐老板和佛朗西斯科之间很多情况下是使肢体语言。看得出，佛朗西斯科是个老实人，他每和我对视就微笑。这家伙，干活一点不含糊，手快！剥洋葱、剥鸡腿、剥虾等等比我快得多。
唐老板夫妇忙着炸油锅，切各种肉，做春卷和蟹饺（一种用乳酪做馅的饺子），见我着急的样子，轮番过来叮嘱我要小心，别让刀割着手。“十年前我四十九岁，下了飞机没两天就到中国餐馆打杂。第一个活也是剥洋葱，我一下就把手给割个大口子。”唐老板让我看他手指上的伤疤。“我当时赶紧用布紧紧地把伤口裹上继续干活。我可不敢让老板知道我把手割破了，他要是知道了立刻会让我回家。那我到什么地方挣钱去？”唐老板讲他过去在台湾是开西药房的。美国的亲戚给他们一家人办了移民，他们关了药房就来了。我算一下，他们大概是１９８０年左右移民美国的。那时台湾经济很好，生活水平也不差，为什么还要移民美国呢？“已经排了很多年（指非直系亲属移民），终于排到了，也就来了。”唐老板叹口气。是不是后悔了？我看不会。“这十来年我除了节日，从来没休息过。”注意，唐老板是挺自豪地说的。“每天都要忙到后半夜才睡觉，一觉醒来立刻就来干活。我们给四个儿女各买了一辆新车；自己买的也是新车；我买的房子也快付完贷款。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大部份也都是我们付的……”说到眉飞色舞时，情不自禁地对我说：“你也好好干，到时候我提拨你！”听这话我直想乐，什么“提拔”？别，人家是诚心诚意的。
中午的时候来了个越南妇女，是个美国退伍军人的妻子，专门来接订外卖的电话，顺便把侍者的活干了。她英语没问题，不会说中文，但用中文说“老板”、“老板娘”非常清楚，流利的英文中能忽然冒出个字正腔圆的“老板娘”三个字。下午唐老板的小女儿下了课就来接替越南妇女，她在这个城市上大学。越南妇女下工时唐老板给她工钱，多少不得而知。“没有不花钱的地方。”唐老板看了我一眼。“我女儿、儿子也得有工钱。”再过一会儿，唐老板的大儿子也来帮忙了，他也在本市读大学，学的是电脑专业。
“大儿子原来学的是生物，现在改电脑了。这下有得多上两年。”唐老板说道。“我的小儿子功课非常好，去年刚上大学，在加州的伯克利（大学），拿的全奖（全额奖学金）。以后他说要当大夫。”
“那你的大女儿呢？”我随口问道。
“她…她这两天不舒服。她……”唐老板走开了。跟着唐老板夫妇和小女儿、大儿子用闽南话交谈，好像情绪挺激烈的。
下午五点以后订饭的电话多了起来。唐老板的小女儿不断地把订饭的单子拿进厨房，唐老板夫妇照单炒菜。做好了，叫送饭的按顾客的地址送去。也有很多顾客是自己来取，门口的长凳上总坐着几个人等着拿自己订的饭。
餐馆里干活的人都在忙碌，我也被支使得团团转。忽然，唐老板对我说：“（晚上）六点了。你可以下工了。你走路回去，太晚了我们也不放心。”说着塞给我二十五美元，算是这天的工钱。“你早来了，第一天就干得不错。明天上午十点来就行。好好干啊。”
第二天剥鸡腿时一不留神把手指破了，我像当年的唐老板那样赶紧用布条紧紧地扎上，想悄悄地干下去。但唐老板很快发现，我回家歇着去了。唐老板见我一脸沮丧，拍拍我的肩膀，“按理我得带你上医院。不然你可以告我。嗨，过两天就会好，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打电话叫我干吗？叫我回去干活？像我这样只能厨房打杂的人有的是。算我倒霉，才干一天就被辞退了。不管怎么说，唐老板是对的。他毕竟是餐馆老板，得为自己着想。我想自己还是去学点英语吧，虽然快四十的人了，不学日后在美国怎么生存？能说一点英文就可以找好一点的活嘛。可第三天下午唐老板真的打电话让我去帮忙。老实说，我已经有点不愿意去了。
再去干活，快到中午的时候，来了个相当汉子样的中国男子来接顾客订外卖的电话。他进厨房跟我打声招呼，转身到饭厅收拾房间。他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应该是大陆来的嘛。老板娘过来悄悄地说：“这是我女婿。是你们大陆人。他和老唐和不来。”这时我才发现唐老板的脸色不好看。
这心里不由地好奇。没想到人家这里先“两岸统一”了。可唐老板为什么……别想着乱打听，我就是来干活的，家务事是说不清、道不白的。咱不想过问，偏偏唐老板夫妇是存不住话的人，二老轮番到我边上“介绍”女婿。
“我大女儿被他骗了！”唐老板小声愤愤道。“他比我女儿大十几岁。我女儿上大学时非要住在外边。他说帮我女儿做功课，结果两个人就住在一起了。肚子被搞大了。后来只好结婚了。”
我对“只好结婚”这一点很怀疑。他女儿怀孕完全可以打胎。就算是想要这孩子也不必非得结婚嘛。这是在美国。或许我这么想过于“自由化”。
唐老板夫妇用闽南话交谈着。这回是老板娘过来，“我女儿前几个月生了第二个孩子。前几天她感冒发烧，女婿在家里照顾她和两个孩子。女婿不来，我们只好叫小女儿和大儿子来帮忙。唉。”
这么说，他们的女婿现在的活儿是和唐老板他们一起开餐馆。可他不是在大学认识的唐老板的大女儿的吗？我想他应该从大陆来读博士、硕士的。这……
“他说他在大陆当过红卫兵！他一定杀过人。他还想杀我们呢！”唐老板一下子非常激愤。“他在家里闲得养鸟。可我却是每天都ＰＡＹ（付）他工钱的！”
我不得不说两句了，当然是劝解，无非是“已经是一家人了”，“双方都原谅一下也就过去了”等等。唐老板回一句，“大陆人，哼！共产党！”想想，觉得说得过份了，又来一句。“你还不错。一看就诚实。所以我想提拨你。”天哪，怎么“提拨”总挂在嘴上？
忽然“红卫兵”进来，二老立刻都不说话了，气氛尴尬。他四下扫了一眼，把几张订外卖的单子放下，没说话就转身出去了。唐老板夫妇又上来介绍女婿。这下我有机会知道，为什么唐老板认为女婿想杀他们。“他和我们吵架，最后就会来上一句，‘这种人还活什么劲’。他是说我们还活着干什么。这不是想杀我们吗？”我一听不由地乐了。哎，这不过是句气话，意思和“你这人真窝囊”差不多。可唐老板不信，并反问我，“当年红卫兵没杀过人吗？”这下我解释起来就费劲了。台湾当局几十年的宣传是有极强效果的。
有几天佛朗西斯科生病，唐老板的女婿打替班。这下我们有了相互了解的机会。“红卫兵”好些不想让别人，特别是大陆来的人们知道他。“混成这个样子……”他沉吟着。“我是北京来的。”忽然，他来了个直接了当。
我早听出来了。“我也是。”
“哪届的？”
“六九届的（１９６９年初中毕业），到黑龙江‘上山下乡’九年多。”
“我是老高一的（１９６６年上高中一年级）也当过‘知青’，到陕西插队。恢复高考第一年（１９７７年）上的大学，第一批公派出来的。”
“什么专业？”
“经济学。博士学位拿到了……”
我俩一下又沉默了。我当然想知道他此后为什么不回国。那时“六、四”事件刚过，像他这样不回国的人多了。但他和我交谈中尽量避免谈中国的政治。或许他留在美国真的是为了爱情？我立刻将自己这个可笑的想法推翻了。咱要想写爱情小说还可以利用这个情节大肆渲染、煽情。我默默地观察着眼前这个坚实的汉子。“红卫兵”干活非常麻利，比那个佛朗西斯科干得还快、还好。我俩把垃圾一袋袋从后门拖出去，扔到垃圾箱里。
“跟猪圈的味道似的吧？”他冲我一笑。“当年在陕西插队时，猪圈可没多大臭味。老农民吃得太差了，哪有什么剩饭剩菜喂猪。你到看看美国这儿，扔这么多猪能吃的东西，却没猪可喂了。我们中国的农民可太苦了……”
“你喜欢开餐馆？”我打断他。
他想想，没回答我的话。“休息一下吧。抽烟吗？”
我摇摇手。他也不推让，自己点上颗烟陷入沉思。我知道不能再问下去了。
下午忙的时候，自己来取饭菜的顾客在小小的餐厅里又排上了队。唐老板让我也来帮忙装菜装饭。忽然“红卫兵”把我装的饭盒拿了过去，再往里添米饭。“在一些小事上一定要注意，把饭填得满满的，这没几个钱，甭管客人吃不吃，他们看见会很满意。”他一笑，“干事情就要干好嘛。就是再不喜欢干的活，你已经决定干了，就要干得像那么回事。”这大概算是对我提问的回答吧。
第二天“红卫兵”没来，在家里带孩子，其中有一个感冒发烧。但他妻子，也就是唐老板的大女儿来帮忙干活来了。她看上去有些瘦弱，可确实很耐看。唐老板一见她来就一脸不高兴，用闽南话不断地嘟囔。他大女儿不怎么说话，忙里忙外地干活。下午，唐老板的大儿子赶来了。他和父亲一起对他的姐姐用闽南话说着什么，还愤愤的样子。
说着、说着，唐老板的大儿子乾脆用国语和我讲起来，当然是愤怒声讨“红卫兵”。先说“红卫兵”是个懒汉，自己躲在家里，让太太出来干活。又说有一次，“红卫兵”居然要和他打架。他立刻叫来了警察。以后他们这家餐馆经常请警察来吃饭，饭钱减价。“红卫兵”见警察经常来就老实多了。我听得索然无味，忽然唐老板的大女儿哭喊起来，先是闽南话，后来改成国语，显然是想让我听懂。
“……是我愿意的，我就是要和他过日子。我就是喜欢他，你们别再难为他怎么样？你们也知道，我一个人在家弄不好两个孩子，现在有一个正在生病。是我让他留在家里的……”一下子，大家都沉默了。
“他们台湾人真猜不透想些什么？就认钱！没法儿跟他们讨论问题。”“红卫兵”有时恼怒地对我这么讲。我会说“你妻子可是台湾人哪”。他就无可奈何地笑。
唐老板如是说：“干什么不要用钱哪？我们挣辛苦钱，会节省，有什么不好？”我如果要问“是不是你觉得大女婿很懒”。他会一愣，然后煞有介事地说“你不明白呀，你不明白”。
“我就觉得台湾人都没什么志气。我反正不会开一辈子餐馆。现在是没办法。”“红卫兵”一副虎落平原的样子。如果我说麦当劳连锁店也是餐馆，“红卫兵”就白我一眼，意思是“少挖苦人”。
“你看看他这个人。”唐老板当然是说他大女婿。“念那么高的学位也不去好好找工作，混在餐馆里都荒废了。”这么说，如果“红卫兵”找到经济学博士对口的工作，他的老丈人就看他顺眼了？
……
后来“Ｃｈｉｎａ Ｔｏｎｇ”卖掉了。唐老板一家都去了西海岸，包括“红卫兵”这一小家，据说还是去开餐馆。一晃十多年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在干什么？我希望他们都心想事成，更希望他们诚心诚意地言归于好，和睦相处，毕竟两岸是一个民族。
１１、２０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