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之中国部分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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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之中国部分选译
译者：张镔
前言
很难想象还有比《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更大胆的标题。人类知识的结构出现巨变，而近年来，我们的自负也在增长，我们轻易变得傲慢。我们的知识水平由一支真正杰出的教员团队来衡量，即便这样，我们承认本世纪的知识以指数级惊人增长，哥伦比亚大学也难免受到局限。人类欲了解籍以认识自我的宇宙、人类演进的历程和其存在的历史语境，这些工作量现在是如此令人畏惧，以致没有一所大学敢宣称自己是全知全能，哥伦比亚大学当然也不敢这么讲。
但是，任何其他标题都不能更准确地描述这一作品。当这项工程于 1965 年开始时，耶鲁大学的教授彼得•盖伊 (Peter Gay) 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约翰•A•加拉第 (John A. Garraty) 继续在我们历史系任教，是我们系的杰出人士。他们携手编辑一部大历史，内容涵盖从宇宙诞生直至今天的“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一部将近五十万字的作品，将全部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来写，以此证明人类过去的知识总和，可以由单独一所伟大的大学教员以学术权威的方式汇集。
现在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一些撰稿人已经转向其他工作，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标志印在本书的每一页。这本书是历史知识的精华，思想开明，观点平衡，审慎。这不是意识形态主义者向幼稚的读者灌输观点。唯有智慧和观点的明晰，正是这些特点使哥伦比亚大学各个系辉煌了将近一个世纪。
读者不妨通读全卷，我就是这样，感觉就像坐在一群职业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中间，听他们互相讨论彼此的专长。每一个人向他的同事进行扼要叙述，无须处理表达的观点所需的海量证据和细节。当一所伟大院系的教员彼此互相陈述的时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历史学术权威观点。哥伦比亚大学的世界史，既不矫饰，也不傲慢。
对于这部了不起的作品，我有点掩饰不住骄傲和热情。它以人人能理解的方式展示了哥伦比亚大学学术能力很小的一部分。在校园中，社会变化所带来的骚动和竞争，让人偶尔会忘记以这样大量的心血所汇集的巨大思想能量。这种能量在校园无处不在，即使是不起眼的角落。有时候，当我步行经过圣•彼得教堂时，听到教堂的唱诗班在歌唱，不由得被音乐的美妙所打动。还有的时候，学校的一位教员在院长日 (Dean’s Day) 开讲座，听的时候，我被他表达的艺术和明晰之美所迷住。最近我在阅读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论文，为文稿所产生的思想的清晰而沉醉。在这本书中，我不禁沉浸在一所伟大的大学真正专业的历史系的见识和力量中。
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充当西方世界综合知识的伟大中心。我们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充当学术界和范围更广的、对思想感兴趣的读书界之间的中间人。本书展现了作为传播者和知识发现者和组织者的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的天才。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威廉•麦吉尔 (William J. Mcgill)
概述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史的时代，日久年深，我们的历史还相对年轻。这个地球上的很多文化是以相对封闭的方式发展，在十五世纪之前，突破他们边界的，仅仅是偶尔出现的贸易者、边界战争和大规模迁徙（诸如在基督纪元时期的早先世纪罗马帝国的“野蛮人”入侵）。但在哥伦布和科德斯使西欧人认识到潜在之物之后，他们对皈依基督教者、经济利益和名声的胃口被全面唤醒，西方文明主要通过武力被介绍到地球的几乎各个角落。征服者以无法遏制的扩张渴望和先进的武器，让世界其他地方被迫成为欧洲列强的附庸；非洲、亚洲和美洲成为欧洲人原材料、市场、科学好奇心对象的资源地和永久定居地。这些大陆的民族，一句话，成为野蛮和残忍剥削的牺牲品。
但随后科学和技术时代的到来，不仅改造了西方世界，也改造了非西方的附属国。我们现在正目睹两条并发的、仅仅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发展路线。当西方施加其技术和思想的影响力的时候，世界文明变得更加统一。而当附属国脱离西方的统治的时候，他们正是用西方这些技术和思想建立其各自的身份，分享权力。隔绝不再发生；诸如中国等古代帝国和非洲觉醒的新国家使整个世界卷入他们的事务中。这样，西方和非西方历史的传统划分，以及以恩人自居的、非西方是西方历史的一种脚注的推论已经变得过时。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世界历史的时代，因此，在终极意义上是为了世界历史的时代。
书写世界史很难，但这并没有吓退历史学家从事自古希腊人开始以来一直就有的这门职业。中世纪僧侣和文艺复兴学者开始尝试。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 Ranke)，现代科学历史学之父，以一篇关于世界史的论文，圆满完成其长盛不衰而多产的事业，这篇论文开始于 1886 年，当时他年龄超过八十岁，十年后他辞世时，文章已达几千页，内容才到十五世纪。无疑，我们不应对兰克未能完成其不朽的事业而微词，毕竟当他开始这项事业的时候已是耄耋之年。但是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从事这项事业的困难。在兰克辞世后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世界历史的书写面临的问题令人更加畏惧。我们比兰克知道的更多，我们对世界历史的概念比兰克更广泛，比兰克更具概括性，但是，我们还意识到，了解更多，我们明白的更少。有一点可以明确，即权威的世界历史非任何个人所能掌握。人生如白驹过隙，世界却丰富多彩。
我们这里不谈限制视野的文化角度，这是一个障碍，即，对历史学家施加的偏见近来被过分夸大，特别是被坚持认为只有黑人才能恰当地描述黑人“经历”的那些人过分夸大。那种“自己人才了解自己人”的观点，我们认为不能应用在历史写作上。（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如果历史学家相信了这一点，他们将不得不被限制在他们本国和本阶层的当代事件中，这将破坏整个历史事业。）正相反，为了获得更深的理解力和更高的客观性，历史学家的职责正是在于超越其先天和后天的成见。书写世界历史的困难并不在于眼光狭窄，而是无知，不是历史学家知识的贫乏，而是其材料的泛滥。
尽管世界历史书写很难，但也由于这一点，世界历史对我们可以说是至关重要。我们西方人需要更多的了解我们身在其中不能避免的这个世界，出于同样原因，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也需要更多的了解我们。明显的解决方案是集体创作，将多位专家的专门知识进行汇集，这就是本书后面内容所作的工作。
然而，整个世界的历史由四十位作者（就本书情况而言）来书写，带来了另外的系列问题。不管兰克的局限是什么，冯•兰克的作品是单一头脑的产物；它有思想和艺术的完整性，它是一个整体，是自我本我。多位作者写的历史要冒的风险是：作品成为仅仅通过封面装订在一起的论文合集或百科全书文章。我们从开始就意识到这个危险，努力以若干种方式克服。首先，我们决定从一所单独的学校召集历史学家和专家。这样，我们的撰稿者私下彼此熟悉；因为联系频繁而且容易，我们和他们可以不断商议、辩论、比较和批评，以使我们的几种工作融合为一种思想结构。这一流程在本书创作的每一个阶段都发生，持续的时间超过五年。
考虑我们首要的和最关键的问题：纲要的准备和不同地区和时间段的篇幅分配。印度早期文明的历史如何同埃及和中国的发生联系，或墨西哥和秘鲁的又是如何发生联系？与南美或东欧相比较，非洲的章节应占多少篇幅？作为一位来自美国和一位来自西欧的编辑，我们知道我们能想出的这类问题的答案会不充分，而且肯定有曲解。我们因此询问我们的专家，他们计划如何组织材料，需要多少篇幅，同时牢记，我们施加的最大限制是，我们决定要创作的作品将以单卷形式出版。我们使用撰稿者制作的纲要草稿并在每个阶段同他们咨询的情况下，最终制定出我们历史的结构。在快速阅读目录之后得到的结果是：人类历史的全球构想。从我们“西方的”角度认为是“外来的”内容在本书占了很大篇幅，对他们历史的叙述，不仅仅西方人意识中强调的那些观点，而是从他们的开天辟地直至现在的内容。这是世界的历史，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历史。
但是集体创作不是到此为止。合适的时候，我们的作者随时相互咨询，以避免重复和遗漏，凡需要他们同事专门知识的地方，他们就阅读和批评其手稿，很多人这样做是出于友谊和好奇心，而他们不是。下面的章节很多是两位或三位学术权威的汇集，但我们认为，此类章节的组合，就如同单一的头脑产生的作品一样流畅和具有逻辑性。
最后，撰稿者慷慨地给我们组织和编辑其手稿的大量自由。考虑到我们共同承诺要创作一部世界历史的完整综合作品，大家认为给予比普通编辑权更大的许可很关键。我们的目标是将四十位历史学家的作品融合成为一个整体。方法是实行基本方案的统一性，提供连接段落和参考，更改作者个人的写作风格（希望没有产生大的艺术损失），旨在造成不是我们二者创作了以下作品而是所有的人创作了全部作品的错觉。但是不言而喻，每一位作者仍然是其自身作品部分事实和观点的最终仲裁者。每一位撰稿人都仔细阅读和改正了我们的“最终”版本。
这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正如我们前面所言，这部作品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构思和创作。但是，过去这些年里，很多撰稿者，还有我们其中一位编辑，离开了晨边高地 (Morningside Heights)，我们的职业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在书名中保留了这个标题，因为我们认为，哥伦比亚大学在历史学方法方面的学术成就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方法应用到了本书的设计和创作上，这些方法，就其范围和将专家知识向大众传播的目的而言，都大大超出常规标准。过去曾经写过此类历史的哥伦比亚学人的名单是冗长而声名赫赫。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提及查尔斯•比尔德 (Charles A. Beard)、詹姆斯•哈维•鲁滨逊 (James Harvey Robinson)、卡尔顿•海斯 (Carlton J. H. Hayes)、加莱特•马丁利 (Carlton J. H. Hayes) 和阿兰•内文斯 (Allan Nevins)。我们共同希望，我们达到了上述和其他哥伦比亚学人的标准，我们的作品能像他们一样被公众广泛接受。
（致谢内容部分省略。）
约翰•A•加拉第
彼得•盖伊
1.
第一编 古代世界
史前史
1. 地球和宇宙
2. 地球的地质演化
3. 生命的演化
4. 人类的演化
古代近东史
5. 美索不达米亚
6. 埃及
7. 新地中海东部地区
8. 神和人
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猿人 (Pithecanthropus：猿人，直立猿人) 化石群于 1930 年在中国北方闻名的周口店洞穴出土。这一遗址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其中发现的骨架材料，还因为其提供了关于其居民行为的重要信息。他们是成功的猎人，尤其是捕鹿方面；他们使用火；他们进行过人类特有的活动：食人风俗。在存储被他们捕获的动物的骨骼的过程中，有猿人骨骼散落，就像动物骨一样，猿人骨骼的长骨被断开，颅底被打开，以抽取骨髓和脑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像以后和更高级的人一样举行过仪式性的食人风俗，但是看起来中国猿人确实食用他们同类的尸体而不是埋葬他们。
早期中国
原文第 107 页：
10 早期中国 Early China
（译者注：早期中国（Early China）指汉代灭亡（公元 220 年）以前中国的研究，或者说是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研究。）
中国人是一个有历史意识的民族，曾勤勉地收集和编辑其文献达两千年。尽管如此，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并不完整。虽然一般轮廓已经很清楚，但分期的详细分析几乎还没有开始。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原材料数量巨大，一部分是因为中国历史的书写所提出的具体问题，是逐渐才被理解的。详细研究产生了新的事实，许多一般性结论需要审查。因此中国历史总是处于变动之中，但基于同一原因，也是现代历史研究最令人兴奋的领域。
虽然中国文明的演变和存活所跨越的时间段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长，但其远古并不很突出，不如伟大的中东文化出现的早。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后五百年，中国才开始形成社会单位。由于这些开始相对晚，诱使过去的学者寻求中国在埃及、巴比伦、中亚或东南亚的发源地。他们试图将中国的文字体系从楔形文字甚至希伯来字母派生出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切。现在很清楚中国人从史前时期就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而且尽管有外来的影响，他们的文明是土生土长的。
在中国生活的原始人最早可追溯到早更新世时期，但是不能确定他们是现代中国人的直接祖先。只有在开始时期还不能确定的新石器时代，可以确定为中国人的人在华北出现。新石器时代的较早时期称为仰韶文化，以河南 (Honan) 西部的一个村庄命名，在黄河的南面，1921 年这个地方有重大发现。仰韶文化位于黄河的大膝正中，包括更下游的汾河和渭河流域，这一地区被称为“华北核心地带。”那里的人已经进入食物生产阶段，居住在小的、临时的村庄。原始的农业技术，极有可能是刀耕火种法 (slash-and-burn method)，使他们在土壤贫瘠之后不得不连续从一地迁往另一地。出于防御的目的，他们优先选择河流交汇或弯曲的地点，在土壤再生之后他们常常回到常住之处。他们最重要的作物是粟和稻谷，他们畜养家禽，诸如狗、猪和绵羊，也许还有山羊和牛。但他们还采集捕猎和渔猎到的食物。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制丝，他们的陶器绘以红白色，种类丰富，花色繁多，可能得到来自东南欧黑土文化的灵感。装有食物的器皿置于墓穴中，表示信仰死后的存在。
仰韶文化逐渐演进到龙山文化，由龙山的一个考古遗址而得名。龙山文化显示出各个方面的进步。主要农作物增加了稻米，可能已经开始驯养鸡和马。捕猎继续提供更多的生活补给。村庄更大，居住时间更长。人们学会了掘井和修建村墙。陶器的主色调是灰和黑，形状及其多样，包括带中空的脚和双层炉的甑鬲。
直至这一时期结束，修饰性的几何图案才开始流行。龙山文化不仅比先前的仰韶文化更先进，而且覆盖了中国北部和东北部更大范围的地区。
根据传统，中国人相信文明是由远古的贤君 (wise ruler) 所创立。其中一人介绍了狩猎、渔猎、动物养殖和乐器，另一个则介绍了农业和贸易。第三位增加了天文观察、战车和船，其妻子教制丝，一位大臣在观察了沙土上鸟的足迹之后发明了文字。几个世纪之后，三位伟大的统治者据说集中精力设计日历，治理洪水并建设运河、堤坝和灌溉网络。最后一位统治者夏禹，据说建立了夏朝。中国人将这些神话人物认作历史人物，并赋予他们在世时间，甚至一百年以上的统治时间。但在不很系统的陈述早期神话的文字中，一些文化英雄是以半人半神的方式出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无法证明夏朝存在的可靠性。只有在商朝（依据传统说法是在夏朝之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才在中国开始。
商朝标志着青铜时代的开始，是在龙山石器时代结束之前。石器在乡村继续使用，在城市则迅速被青铜代替。青铜冶铸在中国逐渐演进，因此这可能是一项独立的发现。但是因为中东提早 1,500 年进入青铜时代，这方面中国受到中东影响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中国正统的纪年法将商朝定在公元前 1766-1122 年，一本称为《竹书纪年》的书更保守一点。这些书简是公元 281 年在一个墓穴发现的，因为写在竹片上而得名。它们曾丢失，被伪造，最后是根据古代引文尽可能重建。《竹书纪年》将商朝定的有点晚：公元前 1523-1027 年，这个数字也不能就说没有问题。正统纪年法同《竹书纪年》在时间上恰好相同的，仅从公元前 841 年开始，这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完全可靠的日期。
根据传统说法，商朝先后有几个首都，最后一个是殷 (Yin)。这个城市的名字是同该朝代一起使用的（比如殷或殷商），位于现河南北部的安阳附近。1899 年左右，在该遗址惊人地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永久性地确立了商朝为有历史依据的朝代。加热甲骨进行占卜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经施行。商朝继续使用并提高了这一技术。国王在占卜者的帮助下向其祖先提问。然后对甲骨进行加热，最早是使用猪、羊或牛的肩胛骨，后来主要是龟壳。裂缝出现时，答案就由此推得。问题，有时候加上答案，被刻入骨中，刻入的内容偶然会关注实际发生的事情。比如：“史官毂 (Diviner Ku) 问道：‘商王可否在桂地 (Kuei) 打猎，是否擒获野兽？’这天去打猎，获一头虎、四十头鹿、一百六十四头狼、一百五十九头小鹿，还有一些相当小的狐狸。”已经发现的甲骨超过 100,000 片，这些甲骨上不仅出现大部分商王的传统名字，还有以前尚未知晓的其他商王的名字。这表明商朝的统治者是有历史依据的人物。
商王也称天子 (Son of Heaven)，承担行政和宗教职责。他由贵族阶层支持，贵族极有可能由其亲属和当地酋长组成。商朝似乎未曾有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城市，特别是都城，被夯土 (stamped earth) 墙包围。政治和仪礼中心位于城墙以内，手工业者被安置在墙外，依据行业安排他们在特定的地区聚居。农民 (farmer) 住在更远的村庄，他们的私人住所是带屋顶的坑。他们种植小麦、粟、高粱和大麦。有水稻，但是可能不在商国中央地区种植。水牛已经被驯养了。
国王定期举行向祖先和各种自然神祭祀的复杂仪式。最普通的祭祀动物是牛、羊、猪和狗。牺牲品通常被烧或被埋葬，一般是组合形式，比如两头猪加三头羊再加五头牛。其他供品由珍贵的物品或醪液祭酒组成。重要人物的墓穴还置放了功能性和装饰性的物品，供他们在来世享用。其中包括辉煌的青铜器皿，青铜器皿目前还被赞誉为人类最优秀的成就。在葬礼和建筑的献祭中，人牲很普遍，有时候单独一次仪式就要一百个以上的人牲。男性和女性巫师充当人和神灵的中间人，但他们自己经常被充当牺牲品，比如求雨失败的时候。
商国的确切大小不清楚。其位于黄河的两岸，河南平原的正中。其周围邻国在种族或语言方面极有可能没什么不同，但是商朝人将他们视为“野蛮人”，只要他们不承认天子。这些邻国日益受到更先进的商文明的影响，并学习了青铜冶铸等技术。但商朝的武士在战争中保持优势。他们用头盔、盔甲和盾保护自己。使用了强有力的远程木角组合弓和矛，还有肉搏战中使用的铜戈。两头马拉的双轮战车代替骑兵。骑马还没有出现。
根据甲骨文显示，商时期有了文字。铭文使用了 2,000 种以上不同的字符，证明中国的文字体系相当先进，并且肯定依赖于更早的时期。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更早时期的任何遗迹。文字体系一直在调整，直至基督纪元的开始时期，从这之后字体或多或少停留在原来的风格。
从结构方面看，中国的文字体系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没有形成字母或音节字，但每一个字可以用不同的字符表示。一个女人的形象意思是“女”，扫帚则为“帚”。最早的字为具体字的象形 (pictograph)，一个女子加扫帚为“妻”，三个女的意思则为“背叛”或“邪恶”。第三阶段为形声 (phonetic loan)，即现有字借用其他字相同的发音。第四阶段是第三阶段的优化：会意 (sense determinator)，或部首，加入到形声中以避免混淆。汉字的十分之九是由这种形声法构成。但是，声旁（音符，phonetics）不仅仅用在同音异形词 (homophone) 上。在这种情况下，在语言的演变过程中差异逐渐加大，到了今天，有些字即使他们有相同的声旁，但是发音完全不同。书面语言尽管难，但它一直是中国文化和政治统一的重要纽带。虽然许多中国方言无法互相领会，但是文字符号可以通过眼睛理解，无论他们当地发音是怎么样的。一个中国人也许无法理解另一个中国人说什么，却很容易理解他写什么。
商朝被位于西边的邻人推翻，该民族自称为周人，在渭河流域的中心定居。周一直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胜利并不标志着中国文明成长的重大突破。正统的纪年法将该朝代的奠基时间定为公元前 1122 年，而《竹书纪年》将该事件推后一百年，为 1027 年。
第一位周王将渭河西边的镐城作为其宫邸，到公元前 771 年为止一直是首都。在被称为西周王朝的这一期间，中国逐渐从远古的模糊记忆中走出来。可以证实，国王将采邑封给其亲属和盟国，并对其邻国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但是贵族的权力在增长，而国王的权威相应减弱。公元前 771 年，西周的最后一名国王被一位贵族杀害。
一年之后，已故国王的儿子宣称为王位继承人，首都洛邑。该城位于旧都的东面，位于河南，离黄河的南面有一段距离。同其先前时期不同，东周时期，国王的领地被贵族的采邑所包围，国王的主要职能被降为礼仪和祭祀。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洛邑在当时绝不是最大的城市，面积小于 2 x 2 英里，虽然城墙的宽度达 13 码，而洛邑仅有 5-6 码宽，很明显其扮演的角色仅仅是符号意义了。
虽然后来发展的具体情况不清楚（甚至不是所有的封建制国（feudal state，邦）的名称都保留下来），但是很明显权力向外围转移，从位于中央更小的采邑到外围更大的国家。在外围国家中，齐国占据了山东半岛，部分接邻大平原，晋国主要位于山西南部，秦国在渭河流域逐渐变得强大。南面是其他两个相当不同的外围国家：占据华中大部分地区的楚国和位于海岸边其东面的吴国。二者只有部分中国化，特别是楚国有其独特的灿烂文化。其统治者甚至称他们自己为王，这一称呼在中国人看来，应仅为天子保留。吴国遥远之处是甚少有人了解的越国，其国民居住在从浙江到印度支那半岛（Indochina：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等国组成的东南亚地区）的整个海岸。一个外围国家相继对中心国家主张领导权并同其竞争对手做斗争的政治制度形成。周朝的最后一个时期：公元前 403 年至 221 年，很贴切地被称为战国时代。在几个世纪的战争之后，秦国最终赢得了上风。周王室于公元前 256 年灭亡。秦国同弱国连横，公元前 223 年平定楚国，两年之后，秦国统一中国。
周朝形成的封建制结构被后来的思想家所掩盖，他们把古代看作黄金时代，并将周朝想像为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周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文化，在制度方面有显著的区域差异，这归因于当地的传统和中国化的程度。不同的国家讲不同的方言，在南方甚至是不同的语言。
周王在政治权力丧失前后都是一个忙碌的人。正式奉行祭祀和典礼事务需要专注精神。他祭祀的对象是：其祖先、天 (Heaven)、土神和庄稼神、山河诸神和某些天体；他监督天文和星象观察。每一项礼仪需要特殊的衣袍、音乐和舞蹈，然后是封建领主的庄严受封仪式。天子从土地神和庄稼神的国家祭坛取出一块土给贵族，贵族将这块土带到其采邑中并为其建一个祭坛。贵族的宗教职责仿照其国王，但只限于本地神。
从传统来说，贵族的最高等级是公 (Duke)，随后是更低的贵族。这一等级制度在战国时代被打破，在一些老的中国采邑，统治者甚至篡夺了国王的称号。贵族在其居住的领地中为其 家臣建立次级采邑。封建领主同天子的情感纽带是宗教性质的，而且更普遍的是同一血统性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减弱。同一血统的出身不再重要，除非是通婚令要求。出于实际需要，具有重要出身的一派结合成为利益集团 (Clan)。旧的利益集团不断分裂，新的利益集团不断形成，因为贵族的出生率相对较高。结果，在周朝的最后几个世纪，许多贵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状态。
译者注：clan 一词基本义为部落团体，大家族，衍生义《牛津新英语词典》解释为：
Clan: a group of people with strong common interest。
具有强大共同利益的一伙人。
在此上下文我翻译为：利益集团。这一词，还有考察制度等等，统筹全书中国历史部分，这些词汇对理解中国历史社会结构，乃至现在，至关重要。
我们对农民 (Peasant) 的日常生活，其经济、风俗和宗教知之甚少。中国大约在公元前 500 年进入铁器时代，从那之后大量的铁器农具出现，包括原始的犁。但除了一些理想化的和不可靠的记叙，没有关于土地分配和封地保有规模的任何信息。在更早的时候农民似乎未曾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在周末的时候通过具体的改革，或仅仅时间的推移，农民成为业主 (Proprietor)。他们出让部分农产品作为赋税，履行劳役，并必须参军。贵族在冬季大狩猎时召集农民，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
东周时代大量的新城建立，一般是方形或四方形，南北朝向。城市有双墙，偶尔有城池，贵族的宅邸和行政大楼在内墙，匠人工作和居住在内外墙之间，依据其行业聚集在特定的住处。商人的商店也开在这里。经商没有被人看不起，贵族自己经商也不觉得丢人。物物交换可能仍然是普遍的贸易形式，但铜币逐渐开始使用。虽然毫无疑问存在奴隶制度，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奴隶制对经济很重要。
旧秩序的瓦解引发了人们对形而上学的沉思，诸如寻求恢复远古黄金时代的途径，其他更好的政府形式，关于生存的目的，等等。一些受教育的贵族曾经建立过官僚阶层，后来受穷，他们开创了新的思想并努力宣传。不同的思想学派不断发展，相互斗争和影响了几个世纪。只要任何学派都没有获得胜利，就产生了思想骚动（Intellectual ferment，百家争鸣），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伟大的思想骚动。
在所有的导师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孔夫子，他生前没有获得声誉，死后则声誉日益增长。他的在世时间惯常为公元前 551-479 年。他出身下层贵族，是鲁国本地人，鲁国是个知名的小邦，位于神圣的泰山脚下。孔子学习过历史、礼仪和音乐，访问过洛邑的周王室档案馆，也许在其本邦做过一阵子官，他以从教度过他的余生。
了解孔子观点的方式只有后来的作品，要区别孔子本人的学说和其崇拜者的添油加醋，并不容易。一般来说，他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愿进行形而上学的沉思。他看到的过去，是人们在黄金时代的贤君统治之下，和谐生活在一起。他们诚实，智慧，善良，正直，能够恭恭敬敬地履行礼仪义务，理解道德要求。从那以后人开始堕落，但其本性是好的，可以通过教育而得救。这一教育的关键是上层的道德示范。如果统治者具有君子 (Superior Man) 的特点，他的品质将影响其周围的人。相应地，他们成为他人的榜样，直至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这样的理想社会需要正确遵守五种关系（Five Relationship，五常），在每种关系中，每一个个人理解他同他人的特定关系：统治者同其臣民，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孔子还强调正名 (Rectification of Names)，意思是名和实要真实一致。只有每一件事物按照仅适用于该事物的正确定义行事，社会才能运转。当孔子哀叹统治者不再是统治者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统治者的本质工作就是管理好国家，最终目标是人道天道同国王即天和人的中间人天子的和谐。
2.
孔子不是一位改革者。他既没有拟议背离传统的制度，也没有预想周朝的灭亡。他希望的，是对他生活的贵族社会进行道德改革。孔子伟大的继承者孟夫子更进了一步。孟子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后五十年，据推测死于公元前 289 年左右。他从一个宫庭游行到另一个宫庭，重申孔子的观点，并对儒学（Confucianism，儒家学说）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自孔子时代以来政治形势变坏，孟子意识到周朝注定要衰亡，他因此主张一个朝代由天命 (Mandate of Heaven) 授权统治，天命不是永久性的，要看表现。如果统治者由于缺乏对人民福利的道德奉献精神而丧失了这种授权，天将收回授权并将其授予值得建立新王朝的人。当人民拒绝其统治者时，证明天已经收回授权。这一理论对以后中国人的历史撰写有重大影响。
法律学派 (School of Law)，或者说法家 (Legalist) 的支持者，寻求与儒家倡导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他们没有悲叹黄金时代的没落，而是在努力设计适应新形势的制度。他们认为人本性是恶的，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约束。臣民的主要任务是服务国家，应对他人的行为负责，在进行惩罚时不仅针对刑事被告人，还要对其家属和邻居实行连坐。管理国家的应该是任命官员，而不应该是世袭贵族。国家应随时准备战争，战斗中表现勇敢的应嘉奖。一些法家被成功地任命为秦国的高官，他们因此可以将其理论付诸实践。这是秦国富强和中国统一的重要因素。
还有一些其他的思想家在看待事物时，仅仅关心他们的效用。墨家是以一位名叫墨子的人命名的，他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下半期，反对战争，节葬，节乐，倡导兼爱。但儒家持异议称，人爱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应该按照跟家庭的亲疏递减。墨子主张无法达到兼爱则无利可图，是浪费。该学派的成员紧紧团结在一位独裁领导者下，一度取得广泛的政治影响力。因为他们反对战争，他们站在弱方一边干预战争，试图恢复平衡和和平。这使得墨家荒谬地成为军事专家。
最后，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阴阳家）代表周朝相当晚的思想发展。他们以阴阳的方式解释世界，他们互补而不是竞争。阴气代表女性、黑暗和消极；阳气代表男性、光明和积极。他们的相互作用解释了自然的所有职能，诸如男人和女人的角色、日夜交替和四季循环。阴阳学说后来加入了五行 (Five Elements) 理论。其排列次序不同，其中最流行的是：木、火、土、金、水。据称五行周而复始循环。阴阳五行理论被儒家所继承，并从汉朝开始有了影响。它们不但相互关联，还带有罗盘、季节、颜色、味道、气味、器官、动物、稻种、数字等的指示。这一伪科学设计似乎为王朝的交替（每一个朝代被认为是被五行之一的德性所统治）、疾病及其治疗、凶兆的解释等等提供答案。
所有这些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作为政治和社会动物的人。唯一完全拒绝这样做的是道家。老子被认为是道家的创始人，根据传统说法，老子是比孔子年长的孔子同时代人，是后来被人们所知的《道德经》一书的作者。实际上，该作品出现的时间还要往后。作品非常简练，是警句风格，理解困难，曾吸引了极其众多的常常不合格的翻译者。要理解早期道家，应该寻求于庄子，他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三世纪初。以他名字作为书名的书并不完全是他写的，但是书的部分内容带有清晰的、高度原创思想的标记，表现出伟大的文学天才。
道家认为在物质世界一切都是相对的。观念仅存在于比较之中。无死即无生，无好即无坏。在二元性和幻觉的背后，存在着统一的本原 (primary principle)，称为道。道不可定义，智力无法理解。道只能通过冥想达到的神秘状态而从直觉上进行理解。一些道家认为，一些可以延年益寿的呼吸运动和性技巧对此有帮助。很明显，道家，就其纯粹的形式而言，他同任何其他学派都是不相容的，因为其他学派都企图规定人在有组织的社会的角色。人只有在幻想后停止徒劳的追求，寻求一种自然、自发，抱朴守拙的状态，就能达到完满。这一态度可以通过《庄子》一书中一段有名的段落很好的说明：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 (Grandee) 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
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因为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的官方学说，其经典原著自然赢得巨大的声誉，这些原著对后来时代的思想的影响，是任何其他作品都无法相比的。这不是说所有的儒家经典都是按照儒家精神而写，儒家经典从周朝到汗初就已存在。一些作品仅仅是被学校采纳并重新解释。也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名符其实的。其中更重要的是《诗经》(Book of Odes)，一部早期诗歌选集，其编撰日期受到质疑，给出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600 年之间。它共有 305 首诗，范围从民谣到宫廷音乐作品。韵被标准化以满足宫廷的实际口味。歌唱这些诗时伴以早已被遗忘的音乐。一些颂诗今天变得普通和平淡。其他诗，比如Burton Watson 翻译的这首爱情诗，仍然不失其简约之美：
《诗经•郑风》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Blue, blue your collar,
Sad, sad my heart.
Though I do not go to you,
Why don't you send word?
Blue, blue your belt-stone,
Sad, sad my thoughts.
Though I do not go to you,
Why don't you come?
Restless, heedless,
I walk the gate tower.
One day not seeing you
Is three months long.
另一部早期作品是《尚书》(Book of Documents)，书目前的内容既有可靠的部分也有伪造的部分。它主要由神话和历史人物的讲演和声明组成。很清楚这些宣告不可靠，但是是人们可能或应有言论的文学创作。《尚书》的真实部分，如同整本《诗经》一样，是以古文写就，除了文学价值，还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
《易经》(Book of Changes) 是中国文字作品中最知名、最被高估的作品。它基本上是一本早期的神谕手册，其解释简要，晦涩：“过大河有利”；“在第八月将遇到不幸。”在读这部作品时，中国人和不少的西方人加进了作品本来没有的宇宙论的意思。
一些经典涉及的是周朝时代的礼仪制度，从庄严变到繁琐，讨论了诸如礼貌、礼仪、音乐、教育和政府。对现代历史学家来说更重要的作品是《春秋》(Spring and Autumn Annals)，由孔子本人编撰。它们载有鲁国档案的摘要，按照编年的顺序安排，涵盖从公元前 722-481 之间的年份。该时间跨度因此也一般被称为春秋时期。它同《尚书》形成对比，《春秋》不是一本理想化的作品，而是一本严肃的历史作品。加上《竹书纪年》和秦国的书简，它们是历史的理解在中国觉醒的最早存活证据。因为《春秋》及其简短，其按章节附加了另一部文本作为扩充。该书叫《左传》，这个书名还无法完全理解，该书的叙述将真实同想像的过去混合，构成一幅广阔的全景图。《春秋》的记录是极其简短的，比如记录某一位贵族在公元前 507 年具体一天死时：“邾子 (Viscount of Chu) 穿卒。”《左传》叙述了同一事件：
邾子在门台，临廷。阍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见之，怒。
阍曰：“夷射姑 (Yi Yi-ku) 旋焉。”命执之，弗得，
滋怒。自投于床，废于炉炭，烂，遂卒。先葬以车五乘，
殉五人。庄公卞急而好洁，故及是。
后来的学者在相信孔子是《春秋》作者的情况下，发现核对《春秋》枯燥沉闷的条目很困难。他们相信该作品隐藏着对历史人物的赞颂，他们仔细研究每一段文章的措辞企图找到钥匙。这些方案被汇编成两部伟大的评注，并计入儒家经典。主张《春秋》和后来的历史作品隐藏着赞颂和谴责的这一观点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学术界也长期存在。这一点不存在任何依据，导致许多不必要的困惑。
虽然这些经典受到敬重，影响深远，但没有一部受到与《论语》一样高的崇敬。它们是在孔子死后一段时间编辑的。是属于他的谈话和宣言的片段和不系统的记录。不但中国的而且东亚所有地区的受教育阶层都非常熟悉《论语》。《论语》警句式的格言，是两千年深受敬重的箴言，其中几句翻译如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子贡问曰：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最终仅次于《论语的》，是《孟子》一书。《孟子》极有可能是他的弟子所写。该作品不但包含这位伟大的儒家思想者的宣言，还描述了他同其同时代统治者的讨论，描绘了他阐明其观点的娴熟技巧。这些记载是否具有历史可靠性还不清楚。不管怎么说，他们理想化了孟子同封建领主的冲突，正如下面的遭遇所描述的：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3.
原书第 121 页
第 11 章 中华帝国：成型时期
年表
公元前
214 中华帝国的第一次扩张
213 焚书
210 秦始皇死
206 皇家图书馆被毁
206-公元 9 年 前汉王朝
191 “焚书令”被废除
141 法家被排除在国事管理之外
127-101 中华帝国的第二次扩张
87 摄政时期建立
51 中国和匈奴达成和平
公元
9-23 王位空位期
25-220 后汉王朝
49 中国和南方匈奴达成和平
65 中国人第一次提到佛教
89 摄政时期再次引入
184 黄巾之乱
220-265 中国分裂
265-316 西晋王朝
316 北方中国丧失
317-589 中国分裂
大量著名的政治家让中国的统一成为可能。他们在旧的秦国进行了系列改革，逐渐使这个封建领地变强，直到它可以统一中国。这些改革由法律学派所鼓舞：他们明确颁布法律并严格执行。农民取得土地所有权并允许买卖。他们建设灌溉工程以促进农业。重量和计量单位标准化。人民由任命官员而不是世袭贵族统治。“县”(Hsien) 成为省级统治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的基本单位。强力的十字弓（弩）的使用，骑兵代替了笨拙的战车，军队的效率得到提高。
公元前 221 年，中国统一，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北方边境包围着辽东半岛，东面是满洲 (Manchuria) 南部，西面是黄河的鄂尔多斯盆地。中国由长城保护，其主要部分是以前的堡垒。韩国和甘肃走廊不属于帝国。在南方，湖南、广东广西的部分，也许还有印度支那的红三角区，在公元 214 年期间被并入到这个新的国家。东南的江西和福建，西南的贵州和云南，还不是中国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咸阳，是从前渭河流域的秦国的首都。秦王成为天子，但是因为王的称呼已经威望大失，他采纳了一个不同的和强制的称号：皇帝 (Huang-ti)。意思是奥古斯都大帝 (August Lord)，但通常翻译为皇帝。他是第一位皇帝。
旧秦国的制度延伸到新秦帝国的所有地方。封建制度被废除，代之以任命制的中央集权制度 (Appointed Bureaucracy)。为了取代以前的邦国 (State)，国家 (Country) 被分为郡 (Commandery)，由大量的行政区 (District, Hsien 县) 组成。法律、货币、重量单位、计量单位，甚至车轮之间的距离都被标准化。一位大臣推广标准化到了极限，他于公元前 213 年提议，除农业、医药、药学和占卜之外，凡不是法家倡议的书均应焚毁。帝国图书馆保持不动，指定为知识博物馆。该政策旨在明确消灭反对法家和中央集权国家的思想。
如果秦朝存在下去的话，“焚书令”(Book Burning Edict) 的政治影响将是深远的。法家学说将永久性地确立为国家学说，主张其他学说的人将被排除在国事管理之外。儒家不厌其烦地谴责秦始皇这种思想上的限制，却轻易原谅儒家一旦掌权，他们自己也用同样的手段压迫他们的反对者这一事实。迫害对文学造成的后果，看起来并不是原来说的那样严重。私人占有的书不会很多，因为它们不但体积庞大，而且昂贵（用木片或竹片手抄，以可折叠的方式捆绑在一起）。尽管有受惩罚的危险，仍然有人逃避焚书令并将书藏起来。
公元前 206 年内战期间，帝国图书馆被一场不可预料的大灾难彻底毁灭。但因为各个学派的学说一般是通过记忆和口授从导师传给弟子，这就有可能在公元前 191 年之后，当“焚书令”随后被汉朝废除时，通过记忆和保存的手稿重建文本。 秦始皇于公元前 210 年出巡时死去。各种叛乱削弱了中央政府，第二年期间，内战在各省爆发。公元前 207 年底，秦朝灭亡，秦的迅速崩溃一般归咎于法家治国的严酷。但是因为法家支持农业，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观点不具有说服力。虽然真正的原因尚未得知，地方叛乱一定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旦中央政府掌控变弱，地方武装就自立为王。服从的外表下隐藏着强大的不服从力量，这股不服从的力量，在整个中国历史都可以感受到。
内战的胜利者是一位庶民，于公元前 206 年成为汉王，公元前 202 年称帝，在历史上以其谥号汉高祖为人所知。他将“汉”保留，作为其王朝的名字，并将开国日期定为公元前 206 年，虽然其真正开始时间是四年后。他的后代将王位保持到公元 9 年，随后是一段王位空白时期，这之后汉朝于 25 年恢复，并将权力保持至 220 年。因此传统上汉朝被分为前汉和后汉。
在汉时代，儒家学说将其内容进行调整，以适应帝国的需要，并成为国家学说。法家已经证明了其统治能力，如果儒家希望在能力上超过他们，则他们要被迫接受法家的一些观点和技术。在不丢失道德热忱的情况下，儒家发展成为一门有用的政府管理工具，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其灵活性和折衷主义。它不但借鉴法家的思想，还借鉴自然主义者的思想。不用说，儒家越成功，孔子越被供奉为圣人，其支持者偏离孔子的学说越远。
儒家学说逐渐取得胜利。第一个重大胜利的到来是公元前 141 年，这一年法家被排除在政府事务管理之外。公元前 124 年，以儒学为必修课的帝国学院（Imperial Academy，太学）建立。为了调整儒家经典在传达过程中不一致的地方，并确定标准版本，各方于公元前 51 年和公元前 79 年进行了讨论。两个场面均有皇帝参与并担任仲裁者。公元 175 年，儒学经典的官方版本被刻入石碑。
汉朝政府制度承袭秦制。这一行政制度在世纪的长河中经历了多次调整，但其基本内容不变。从公元前 221 年直至 1912 年，帝国从其创立到衰亡，中国中央集权制度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s) 的持续性一直多于变化。
周朝传统的贵族已经消失。虽然汉高祖采取倒退的措施给邦王 (King) 封以采邑，但他们被逐渐剥夺了权力。皇室的高位只授予皇室成员，在公元前 154 年一次起义流产之后，他们失去了其对采邑的管理权。在贵族的最高头衔中公以下是侯 (Marquis)，其后有十九个等级。此等头衔由政府授予，作为对才干的褒奖，或是赏赐行为，且经常被撤销。无论他们是公爵还是更低的贵族，政府对其行为保持警惕，并凭借真实或臆测的违法行为将他们撤职。举个例子，在汉高祖于公元前 195 年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所有的侯爵爵位均不存在了。
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各由一位大臣 (Minister) 管辖，其中丞相 (Chancellor) 最为重要。他负责人事、国家财政、财政支出、户籍登记和账簿管理，并充当中央集权政府的发言人。御史大夫 (Grandee Secretary) 拥有与丞相类似的监督职责，而太尉 (Grand Commandant) 掌管军事。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统称为“三公”(Three Excellencies)。接下来的职位是“九卿”(Nine Ministers)，其职责包括礼仪和教育管理；皇家内务指导；皇宫护卫；皇家车马控制和牧场管理；司法管理；贵族监督，联络异邦人；皇室家族登记；收取财政收入和粮仓管理；传达诏命和奏疏。职能方面有意进行重叠，以进行制衡和防止欺诈。如果皇帝表现不佳，有特殊的官员进行诤谏，其他人则监督官僚的行为。这是后来有名的监察御史 (Censorate) 的由来。
帝国被划分为十二个部（州）(Province)，这种区域划分这仅仅是为了监督目的。作为前汉首都的大都市长安和作为后汉首都的大都市洛阳为第十三个行政单位。许多后来的王朝也选择这两个城市。每一部派刺史 (Inspector) 一人，领导着人数众多的官员。他定期巡行以审查官员的表现并向中央政府汇报情况。部由为数众多的郡 (Commandery) 组成，总数从秦朝的 36 个增至公元 2 年的 103 个。郡由太守 (administrator) 管辖，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郡划分为县，县令（县长）由中央政府任命。公元 2 年县的数量达到 1,578 个，由于经济原因在后汉期间大约有 400 个县被废除。县由更小的行政单位组成，这些小行政单位负责人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而是通过地方选举产生。
公务员的录用有几种办法。官僚梯队的上层有权任命自己的下属。高管享有推荐其子侄的特权，被推荐者先在皇宫任职，然后逐渐被吸收入官僚集团。也允许自我推荐，但是无论什么情况，保荐人都应对其推荐对象的行为承担责任。皇帝有时候直接传唤人（没有必要一定要接受邀请的人）。在帝国学院学习就可以得到官方任命。最后，一些官职可以出售以充当财政收入来源。
从历史上看，比起这些不系统的招聘形式，更引人注目的是考察制度（Examination System，察举、科举制度），这一制度最终成为进入官场最重要的入场券。其最初开端是由汉朝设计，该制度开始时用告示不定期举行，第一件已知的案例是公元前 196 年邀请特定的官员推荐道德突出的人。从汉朝中期开始，每一个郡每年推荐两位人才的方式成为惯例。公元 102 年，基于人口数和各郡位置的配额制度被采用。有书面考试，但不是每一类求职应征者都需要。
古代中国的主要鸿沟是教育阶层和未受教育阶层，官员选拔来源的受教育绅士和未受教育的农民。士绅大家族具有国家影响力。小士绅在本地有影响力并在较低层面同富农融合。构成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支付大部分的税负，履行劳役，并受征召服兵役。军队主要由民兵组成，职业军人很少。商人受到歧视，这种偏见在中国的历史中越来越明显，但是在汉朝还不是那么明显，还无法阻止士绅阶层从事商业。
中国社会的严酷受到了过分夸张。社会的教育和未受教育水平并未进行严格的分界。这一界限可以跨越，士绅阶层随时准备接受新成员。在国家一级，很少家族能保持长久的影响力。每一个王朝都有新的精英参与，但很少能在权力中心生存长久。一批人在派系斗争中被推翻，另一批人马上取而代之。在中国，社会流动性似乎成为规则，而不是例外。
权力是在皇帝和官僚集团之间分享，虽然这一点从来没有写入法律。重要的政治决策是在朝廷进行讨论，高官的意见如果是全体一致，视为具有约束力。皇帝不干涉政府部门的日常事务。高官的任命十分棘手，皇帝的选择常常受到限制；关系是必须考虑的，但至少要能胜任。因此皇帝同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微妙而多变。极端的一面是，皇帝会满足于一个被动的角色；极端的另一面是，他会使用个人规则，采用操纵意见、恐吓官员、使他们一个接一个在法律问题上出错等方法。皇帝集权的另一种手段是内廷 (Inner Court) 制度。内廷由后妃的内侍 (Secretary) 或内监 (Eunuch) 组成，他们容易接近皇帝并受其控制。一旦王位上往来的文件需要通过内廷作为渠道，高级职业官僚，或者说外廷的影响就自动减弱。
如果皇帝还未成年，太后有权代其位置进行统治。一般来说，太后喜欢指定一位其男性亲属作为摄政王。对于不关心政事的皇帝，没人能阻止他以采取相同的方式代理其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该外戚代表通常领导内廷。
在这复杂的政治制度结构中，必然使各种势力为权力而争斗：皇帝、摄政王、内廷和外廷、有时候是有野心的女皇和皇后、以及无处不在的政治派系。但是无论谁成功支配政府，都从未占有无限的权力。无论对“专制国家”这一词如何严格定义，古代中国都不是一个专制国家。(Traditional China was not a despotism in any strict sense of the word.).
第一位摄政王于公元前 87 年被任命。开始时似乎政府机构运转良好。只有在汉成帝的长期统治 (公元前 32-7 年) 下形势才发生变化。他对政府管理没有任何兴趣并愿意将权力给其母亲亲戚代理。成帝母亲属于王莽大家族，她接连任命了五个家族成员为摄政王。最后一位是王莽，他逐渐超越他所有的对手，直至公元 9 年他宣布汉朝不再存在，自己登上了王位。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舆论对他不利，他的政策被误解。他许多所谓的改革根本不是改革，而仅仅是前汉做法的延续。在他偏离这些路线的时候，比如试行土地分配制度时，他是受儒家观念的指导，且毫无疑问得到儒家顾问的热情支持。在知识分子中不会存在对王莽的任何不满，因为从公元 9 年至 22 年未发生任何的士绅反叛。他的倒台是因为黄河两次改道的累积效应超出他的控制，洪灾和饥馑引起了大规模的迁徙。流离失所又饥饿的农民联合起来叛变，政府军被打败，汉朝的支持者利用了这次机会，公元 23 年王莽在叛乱中被杀。
公元 25 年，国家再次正式统一在前皇室家族的一个遥远分支下，但是直至公元 36 年，和平才得到恢复。新的王朝被称为后汉。公元 89 年摄政再次引入。摄政期间派系之间的斗争比前汉更加猛烈。有时候皇帝和摄政王之间互相对抗。太监站在皇帝的一边，迅速提高了内廷的权力。公务员集团出于自私的动机，对太监怀有敌意，这种敌意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一直维持。在公元 169 年的一次大对抗中，太监取得胜利，到公元 189 年才被彻底歼灭。
中央政府的权力在首都冲突中被削弱时，叛乱在各省爆发。最重要的是公元 184 年的黄巾之乱。在长达数十年的斗争期间，首席将军用计攥取个人权力。当后汉的最后一位皇帝于公元 220 年最终被迫退位时，这不过是这个王朝符号意义的终结。在实际的政治术语中，汉朝早已灭亡。
因为据认为天子的德性遍施中国，可以预想有一天它将跨过国境。一旦较次要的民族通过天子的道德指示发生思想的改变，他们乐意承认他为全人类的统治者，通过进贡的行为表达敬意。简言之，中国人将文化优越性 (Cultural Superiority) 解释为道德至上主义 (Moral Supremacy)。
在中国的成型时期，它同其他同等辉煌的文化没有任何接触是事实。汉朝的中国人隐约意识到印度和罗马世界的存在，但是这些文明太遥远，无法动摇他们身上的自信。他们坚信自己占首要地位。时间久了，这种态度就成为一种本能，虽然这需要一定的自欺能力。进贡是一种伪装的贸易形式，因为中国人的礼物价值大大超过了外国人带来的礼物。很明显，对于有头脑的观察者而言，许多从国外来中国的使团只不过是冲着经济利益而来而已。
更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怀柔或武力手段均不能对北方游牧民进行永久性的控制。在中华帝国成立的同时，位于中亚的匈奴 (Hsiung-nu) 已经组成部落联盟，由一名叫单于 (Shan-yu) 的最高统治者统治。关于匈奴的种族背景和语言联系，我们知之甚少。他们随意突袭中国，甚至杀到首都。为了和平，中国人每年送礼品，偶尔送一位公主。尽管天子处于所谓的世界等级的最高地位，但在他给匈奴统治者的信件中将其视为同等人物。这种绥靖政策阶段持续到公元前 133 年，汉武帝采取攻势，伟大的匈奴战争开始。到公元前第二个世纪末为止，汉武帝取得了军事主动权，并乘势将帝国朝西北扩张。征服带来的副产品是西部地区，对应于塔里木盆地 (Tarim Basin) 和吐鲁番地区 (Turfan Oasis) 的主要地带。这对其著名的贸易路线很重要，这条路线是中国的丝绸运往西方的所在。
在下半个世纪中，中国和匈奴处于僵持状态。当匈奴之间产生意见分歧时，情况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为敌的两位单于中，其中一位劝说同中国达成和平，并于公元前 51 年对帝国首都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访问。中国的历史资料严重误解了这次事件，将这个事件描述为对匈奴的征服。事实上，匈奴并未被打败。他们仅仅是邀约和平，在其内部纷争的短暂期间停止对中国的突袭。外国统治者的这次访问，承认了中国是两国的更强国，但这次访问不是一次效忠仪式。大多数中国官员以典型的中国中心思维对这件事做了错误解释，并提议，作为野蛮人的单于，应位列中国的诸侯王之下。皇帝有着清醒的头脑，拒绝了这个提议，将单于视为对等人物。客观地说，两个独立的国家达成了和平。和平是否能持续，要看匈奴，而不是中国人。和平持续到王莽统治时期，匈奴出现了主战派。王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成功进行了遏制。王莽死时，北方边境安然无恙，至少通过塔里木盆地的北方丝绸之路仍然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在王莽倒台后的内战期间，中国失去了西部地区。匈奴恢复了突袭，并积极地支持中国觊觎王位者之一。后汉王朝的奠基者对北方边境问题，甚至是从一定数目的郡撤离这样的关键问题，反应消极，匈奴开始进入这些地区，并开始在中国的疆界范围生存。
公元 46 年，匈奴内部产生新的分歧，以致公元 49 年产生南北分支，各由一位单于统治。南方单于处于比他百年前的先人更弱的位置，同中国达成了和平，并至少象征性地称自己为臣民。中国政府没有抓住这次不期而遇的机会打败北匈奴和把南匈奴安顿在戈壁以北的古老牧场作为盟国。相反，南匈奴仍然被允许呆在中国境内的鄂尔多斯地区和山西北部地区。当中国人在公元 89 年的一次大进攻中最终击败北匈奴时，已经太迟了。虽然西部地区再次被中国人控制，其他游牧民族填补了北匈奴在中亚地区留下的真空。南匈奴留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频频有敌意的国中之国。中国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松弛了，主动权转到了南匈奴这边。公元 308 年两国断交，造成了公元 316 年中国所有北部地区的临时沦陷。
西北地区的人口大面积减少对匈奴的胜利有帮助。由于黄河的改道，以及来自西北地区匈奴和藏人的压力，在后汉时期进行了一次从北到南的大迁徙。这导致了南中国的第一次大殖民，在这殖民过程中，仅湖南 (Hunan)、江西 (Kiangsi) 和广东 (Kwangtung) 地区的人口就翻了四番。中国人在主要流域的冲击土定居，吞并或吸收了当地土著居民。反对中国人统治的则退居到次要的流域和山谷。由于后汉时期大量的殖民者汇集而来，更好战的土著部落开始反击。在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土著居民起义（中国人称为叛乱）仅三起，而在公元开始两个世纪则达到五十四起。
因此很明显，汉帝国不是一个野蛮人围绕的中国人的岛屿。在西北，匈奴、藏人和其他部落民同中国人肩并肩地生活，他们逐渐证明，他们比中国人更强大。在南方，土著居民逐渐被中国人取代，普遍更弱。只有大平原才完全是中国人居住。
4.
到后汉末期为止，古代中国的主要特征已经形成。疆域方面，帝国同严格意义的现代中国几乎对应。它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由一位皇帝依据其偏好进行统治或管理。主要的政治权力掌握渠道已经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制衡型中央集权政府已经创立。考察制度已经制定。社会普遍兴盛。表面之下是强有力的地方武装，但叛乱很少是革命派；他们仅仅想扩大在体制内的影响力。字体和文学是统一的力量。中央集权政府吸收了野心者的能量。儒家学说对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提供了一个满意的解释。新道家和佛家对寻找更深层次的灵魂的人具有吸引力。中国文明的成就，加上地理上的隔绝，产生了一种在人类中的优越感和对道德和政治霸权提出要求的权力。
汉王朝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成型阶段，也是其历史撰写的成型阶段。作品《史记》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流派并流行了两千年，该书由司马谈和其子司马迁私人编撰，他们的名字位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列。他们想出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的想法，从神统治时代到汉武帝。司马迁在个人作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公元前 99 年后完成了这一雄心勃勃的作品。汉武帝认为他的作品怠慢了他，下令对其阉割。在后汉期间，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学家家族继续这一事业。班彪 (Pan Biao)（死于公元 54 年）及其子班固 (Pan Ku)（死于公元 92 年）编撰了关于前汉历史的《汉书》。后来所有的王朝都有写类似的历史，有时候混杂几个小的王朝，但是由政府赞助、学术委员会编撰的学术工程排挤了私人工作。新的王朝出版其前任者的官方历史的做法成为标准。这样，史书的数目达到二十四部或二十五部，看如何计算。
王朝型的历史不是西方意义的分析型研究，他们是原材料的巨幅堆积，有的是口头抄写，有的是简写，其他则是改写。历史学家让文献自己说话，很少表达他自己的观点，但是因为他做了选择，他的角色就不仅仅是一位抄写员。他有观点。他的目的不是为每一位皇帝或掌权的知识分子阶层歌功颂德，也不是为后代或将来的中央集权者写手册，相反，他应该属于早期历史书写的普遍阶段，在这一阶段，历史被认为应该由个人单独书写。这就是为什么他把精力集中在同时代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些人身上的原因，这些人有：皇帝与皇后、官员、学者与作家、偏执人士、有德人士和造反者。甚至司马家族和班氏家族的早期历史学家也隐约意识到对历史的进一步理解，因为他们也把部分章节用于外国部落的内容，并把材料用以下标题进行分类：日历、礼仪、法律、商业、国家祭祀、凶兆和星象学、行政地理学、正典、文献目录。但是传统的中国历史书写从来没有全面意识到或承认非人力 (impersonal) 的力量也可以作为历史起因。因此，中国历史书写的光荣也同样是它的局限。王朝型的历史格式成为标准，给世界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原材料的累积，同时，原创性受到抑制。虽然有具有伟大天才的独立历史学家自成一派，但他们站在主流传统之外，影响力不会持久。
王朝型历史的可靠性有高有低。直接伪造的情况确实发生，但没有重点歪曲那么普遍。每一个王朝都希望破坏上一个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的声誉，为其掌权提供合法性理由，而王朝历史学家因此迫于压力选择他的原材料。他几乎不需要太多劝说。他受到由孟子明确制定的儒家历史哲学的影响，儒家历史哲学认为，每一个王朝是在天命 (Mandate of Heaven) 的授权之下进行统治。有的文献似乎能够证明为什么一位王朝的奠基人应得到该授权而他的前任不配，历史学家只需简单的选择和出示这样的文献就完成任务了。他对从来就没有得到授权的人持冷漠态度，将他们描述为匪徒或篡权者，他们一无是处。举例来说，倘若王莽建立一个王朝的努力成功的话，他在历史作品出现时就带有王朝奠基人的一切真实和想象的特征，陶醉在上天授权的光荣中。他的垮台和汉朝的恢复使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王莽缩小为一位妄想伟大的、不擅长的阴谋家。
随着汉朝的崩溃，中国分裂成三个部分：北方的魏，东南的吴和西南的蜀。这一时期一般被称为三国 (Three Kingdoms，三个王朝) ，虽然更精确的叫法应该是三诸侯国 (Three States)。国家由西晋王朝（公元 265-316）再次短暂统一，首都洛阳。但是南匈奴作为敌对的少数民族继续生活在中国国土，拖延已久的冲突就要发生。他们的首领于公元 308 年自立为皇帝，洛阳于公元 311 年被攻占，公元 316 年，长安失陷。
从公元 317 年至公元 589 年，中国分裂。在南方，接连有五个王朝。他们都定都在现在的南京。没有一个是强大的。他们甚至无法牢牢控制南方中国，有时候仅仅控制长江流域下游和浙江。虽然帝国的恢复不是南方王朝权力能及的范围，但传统中国文化得到统治者的赞助，并在他们提供的特权下繁荣。
在华北，这一阶段充满了数目令人困惑的大小王朝，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异邦人。来自北方和西藏的征服者跟随着匈奴。如何将其部落贵族置于中国社会秩序之上，如何调整自身以适应中国的政府管理制度而不失其自我民族身份，这是所有征服者都要面对的问题。一个外族王朝统治的越长，其越要屈服于中国化。这加深了部落保守分子的不满，没有减轻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以后的时间中，没有一个外国王朝能找到一个妥协方案。但在他们被吸收或消灭之前，外族人对中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作出了长久的贡献。
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分裂是哲学和宗教思想紧张活动的时期。政治分裂对儒家学说是一次打击，这说明儒家学适合在一个统一的帝国有秩序的情况下。思想家重新审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道家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失去了其早期的深度和宁静。佛教不再是一个外国宗教，而是被吸收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并在多个方面开花结果。
新道家认为其是老子和庄子的追随者，但是很快重新解释了他们的名言。他们承认孔子为万贤之贤，并用道家形而上学术语解释他的学说，试图将孔子并入道家。他们进一步主张人应自然，行事不能违反他的本性。“道”是无，因此无法指导个人。因为事物的自然秩序不能改变，道家就不必拒绝社会，前提条件是他在精神上同社会脱离。在新道家知识分子和同情者中形成了一种时尚，他们纵情山水，蔑视常规，以自发的和直观理解的方式讨论形而上学问题。其他人采取多享乐少审美的态度，倡导不受限制的追求享乐。
道家很早就开发出了延长生命的体育锻炼方法，还转向了炼金术。炼金术师在自然主义者和流行医学理论的影响下，顽强地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并偶然地作出了大量的科学发现。一些新道家还发展了一种崇拜信仰，根据该信仰，人体生存着多种神，多神合作是实现长生不老的必要条件。
道家混合了越来越多的流行信仰。神话中的皇帝和老子化身为单一的神“黄老”，并一度成为道家万神中的最高神。道教受佛教的影响，也修建了男道观和女道观。但是宗教意义的道家分裂为不同派别，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教会。
在历史上的佛陀在北方印度生活后的五百年，佛教以大乘形式来到中国。第一次提到佛教的可靠引文出处从公元 65 年开始，涉及大平原 (Great Plain) 南部地区皇帝异母弟的一个省级朝廷（注：楚王刘英）。因为佛教是通过中亚的塔里木盆地到达中国，这一宗教一定在公元 65 年之前就已经被长安或洛阳的大都市所了解。在公元二世纪之前，佛教僧侣在中国已经很常见了。
佛教传教者的第一项任务是英雄的事业：翻译其最喜欢的经文。有的传教者对中文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懂，不得不依赖于助手并按阶段翻译。而且，中文缺乏原文梵语和巴利语术语的对应。在这种困境下，早期的传教士使用了道家术语，这让他们的原始译文有了道家的特色。最有名的翻译开拓者是安息国人 (Parthian，帕提亚人)，中文名安世高 (An Shih-Kao)。从公元 148 年起，他在洛阳积极活动了二十年以上。译文逐渐变得更复杂，到了鸠摩罗什 (Kumarajiva)（死于公元 413 年）达到高峰，他来自中亚的库车（Kucha，龟兹），其父是印度人。
在分裂时代，佛教非常成功，对中国南方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北方的外族统治者有特别的吸引力。这是个分门别派的时代。慧远（死于公元 416 年）引入了阿弥陀 (Amitabha) 崇拜，即无量光佛 (Buddha of Measureless Light)。该派称为净土宗 (Pure Land Sect)，其教义是信徒可以通过信仰获得拯救并在西天 (Western Paradise) 或净土重生。天台宗 (T’ien-t’ai Sect) 这一名称借用浙江 (Chekiang) 一座山的山名。其创始人智顗 (Chih-yi)（死于公元 597 年）试图综合各种佛教教义。据信每一种教义都反映了真理的一方面，而只有《妙法莲华经》（Lotus Sutra，法华经）才揭示了终极真理。西方人更了解的是禅宗（日本语 Zen）佛教，根据传统说法是由菩提达摩 (Bodhidharma) 带入中国。他似乎生活在公元五世纪，但是禅宗的早期历史模糊不清。公元 675 年之后很快分裂为两个流派，再统一，随后分成了几个分支。到十一世纪为止，仍然存在的主要两个禅宗是：临济（Lin-chi，日语 Rinzai）和曹洞（Ts’ao-tung，日语 Soto）。禅宗反抗经文佛教和宗教实践。其主张佛性 (Buddhahood) 源自本心，不必外求，可通过悟 (Enlightenment) 实现。信徒通过肉体和精神上的挫折为悟做准备。使禅宗分裂的是顿悟和渐悟的问题，临济宗采取顿悟的观点，曹洞宗采取渐悟。最后，公元八世纪，不空 (Amoghavajra) 将真言宗 (Chen-yen Sect) 从印度移植到中国。受印度教密宗 (Tantric Hinduism) 的影响，该教派强调秘法、秘方、为死者做弥撒和宇宙图（曼陀罗）。
一旦佛教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僧侣开始访问印度。他们以朝圣者的身份前往圣地，在佛教徒中心学习，收集佛教徒经文和遗物。有些朝圣者记录下自己的经历。法显 (Fa-hsien) 于公元 399 年经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地区前往印度，公元 414 年经海路返回。玄奘 (Hsuan-tsang) 于公元 629 年离开中国，公元 645 年返回，往返均穿过中亚。义净于公元 671 年乘船离开华南并返回，公元 695 年再次出海，在苏门答腊停留了十年。在受信仰的鼓舞下前往印度的众多出访者中，这些人是最著名的。
佛教以外国宗教的形式进入中国，其敌对宗教继续将佛教视为外来物。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根据中国的情况调整了精神需求，对它之前的儒家和道家作出妥协。佛教越中国化，其跟佛陀的教义越没有共同之处，它最终变质了。但在佛教的精神和经济衰落之前，佛教长久地影响中国的思想和艺术。
5.
第27 章 中华帝国：伟大的时代
年表
公元
581-618 隋朝
605-610 大运河建成
612-614 征高丽
618-907 唐朝
627-649 太宗统治时期
630 败东突厥斯坦
656 败西突厥斯坦
690-705 武则天统治时期
713-755 玄宗统治时期
751 塔拉斯河之战
755 安禄山之乱
780 税收改革
821 中国和西藏达成和平
840 维吾尔帝国被灭
841-845 宗教迫害
879 洗劫广东
907-960 中国分裂
960-1126 北宋王朝
1004 中国和辽国达成和平
1024 世界第一张纸币
1044 中国和西夏国达成和平
1069-1076 王安石执政
1125 辽国被灭
1127-1279 南宋王朝
1130-1200 朱熹
1135 南宋定都临安
1141 中国和金国达成和平
到公元 577 年末为止，中国长期的政治分裂接近尾声。两个主要的王朝将国家一分为二：中国人一个，在南方；野蛮人一个，在北方。后者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是中国人，名叫杨坚，其在公元 581 年废除了最后一位儿皇帝，自己登上王位，并建立隋朝。他的谥号是隋文帝。公元 589 年，隋文帝击败南方，从而再次统一中国。隋文帝获得政权的方式同王莽相似，不同的是他成功了。因此王朝历史学家不是高人一等地将他视为篡权者，而是尊敬的将他视为获得天命的人。
隋朝只有两位统治者。隋文帝死于公元 604 年，皇位由其儿子隋炀帝继承，隋文帝有可能是被其儿子杀害。尽管隋文帝的统治时间短，但隋是一个伟大的功业时代。中央集权政府得到了恢复，人才完备。长安成为首都，洛阳副都。农业和财政改革开始。由于长江三角洲作为主要的经济区兴起，两都需要其提供谷类和其他的供应品，所以公元 605 年至 610 年期间，第一个大运河开始修建。它利用了以前的运河，将杭州 (Hang-chou) 和黄河地区相连，距离超过 500 英里。长城得到重建，以作为北方边境的防御屏障。
隋朝在外交政策领域就没有做的这么好。帝国的版图自汉代以来就开始缩小。鄂尔多斯地区以及今天的满洲和韩国属地均丢失。除公元 609 年至 611 年短暂恢复之外，中亚的塔里木盆地不再是中国人控制。在云南和贵州，一个操泰语的部落开始了建立南诏国 (Nan-chao) 的历程，保持独立直至公元 1252 年。另一方面，福建 (Fukien) 开始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中国殖民者从后汉的最后几十年开始，通过逐渐的、和平的移民将其同化。此外，隋朝还成功地重新占领了印度支那半岛的红河三角洲。
隋炀帝犯了一个错误：在同韩国的关系中模仿汉朝。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重新建立中国的统治，这把他卷入了一场昂贵的和无休止的战争中。公元 612 年他攻击了高句丽 (Koguryo) 的北韩国 (North Korean)，但只攻占了辽河的满洲南部地区。公元 613 年的战役被迫中止。当中国军队 614 年到达平壤 (Pyongyang) 的时候，却无法攻下该城。
突厥的压力加快了隋军事上的溃败；从六世纪中期开始，突厥 (Turk) 成为中亚占统治地位的部落，占领了大片疆域。公元 582 年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国均对中国构成威胁。公元 615 年突厥对隋炀帝发起了一场出其不意的大突袭，隋炀帝几乎被擒，在逃脱之后退到了长江下游地区。隋国以令人惊讶的速度瓦解。全国各地纷纷反叛，公元 618 年隋炀帝被杀。也许这两位王朝的统治者想实现的抱负过多过快。当然地方武装通过长期的分裂加强了力量，无法迅速遏制，当新的中央政府显示软弱迹象的时候他们就纷纷自立为王。
内战的胜利者是李氏家族，是来自西北的中国贵族世系，可能有一些野蛮人的血统。他们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同东突厥的临时联盟。公元 618 年李渊在其五十出头的时候登基成为唐朝的第一位皇帝，首都长安。他同他的竞争者发生了很多场战役，一直持续到公元 623 年，最后均将他们击败。与此同时，同东突厥的联盟动摇，突厥人于公元 622 年和 624 年入侵中国。
唐朝的第一位皇帝将其三个儿子中的长子指定为推定继承人，惹得次子李世民于公元 626 年 7 月 2 日伏击并杀害了其兄弟。随后他强迫其父亲退位，自己登上了皇位，历史上被称为唐太宗，唐太宗代表着一个典型的历史写作问题。他不是唐朝第一位皇帝，却被描绘成事实上的奠基人，是受天命者。王朝型历史学家从他反叛开始，把重点集中在他身上，贬低其父亲和兄弟的作用。他们歪曲历史，将唐太宗描绘成其家族的唯一天才成员，一位优秀的军事天才和领导者，为唐太宗谋杀其兄弟和废黜其父亲提供了合法依据。这不是说唐太宗是坏的统治者。他果敢聪明，具有选择合格助手的能力。他还采取了宗教宽容政策，这是唐朝的一般特点，一直保持到九世纪为止。当公元 649 年太宗死后为其子高宗留下了一个稳定的帝国时，其皇室的唯一危险来自一个女人。
太宗的嫔妃其中有位姓武（武则天），于公元 650 年成为新皇帝的妃子，五年后成功地被封为皇后。武皇后通过阴谋和意志力量，必要时采取谋杀手段，成为朝廷中占统治地位的人物。当高宗死于公元 683 年末时，他一个长大的儿子继承皇位。但是因为他显示出了独立的迹象，两个月后武皇后将其废位，并用她最小的儿子取代了他。这位“大人物”没有干涉国家事务，并在公元 690 年正式把皇位退让给其母亲。武使用自己的权利登上皇位，国号“周”。因为王朝型的历史学家对她有偏见，要得到一个平衡的看法一般会有困难。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她报复心权力欲强，残忍，但是她还是一位伟大的女皇。在她八十岁年老体衰的时候，她的统治于公元 705 初结束，她被推翻，她的大儿子复位。武皇帝死于同年末。从公元 713 年至 755 年在她的孙子玄宗统治的时候，唐朝的文化达到了顶峰，也开始了其政治上的急剧衰落。
唐朝的前半段时期是外交活跃的时期。太宗恢复了对高句丽的征战，其子于公元 668 年最终摧毁了这个国家。但在十年内中国人被驱逐，新罗王朝统一了韩国，政权一直维持至公元 935 年。至少从前汉时期开始，中国人就意识到远离韩国的日本岛屿及其居民的存在，公元 57 年日本第一个外交使团到达中国。在唐时期，从长江三角洲由海路直接的传播和通过韩国间接传播，日本从中国得到了深刻的文化动力。
虽然中国在对韩战争中无所建树，但在中亚却战绩辉煌。在东突厥发起一轮新的突袭后，中国人发起攻势，于公元 630 年俘虏了突厥统治者，将其国家（今天的内蒙和外蒙地区）变为附属国状态。东突厥人于公元七世纪末恢复了战斗力，但是公元 725 年双方恢复了和平。二十年后，即公元 744 年，另一个操突厥语的民族维吾尔族（Uighurs，回鹘）分裂了东突厥帝国，成为中国的盟国。维吾尔政权持续至公元 840 年，他们被另一个突厥部落吉尔吉斯族（Kirghiz，柯尔克孜）打败。
西突厥帝国主要由西突厥斯坦、准噶尔 (Dzungaria) 和塔里木盆地构成，从更远处构成威胁。中国对塔里木盆地进行争夺，收复的战斗从公元 640 年持续到 648 年。在斗志昂扬的武则天的坚持下，中国军队于公元 656 年入侵西突厥斯坦，突厥统治者被俘，帝国灭亡。西突厥斯坦等于是中国的一个被保护领地。
以上是中国在中亚扩张的顶峰时期，但是随着阿拉伯人的出现，形势急剧变化。公元 632 年穆罕默德之死没有使穆斯林人的征服停止。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的萨珊国王的宫邸泰西封 (Ctesiphon) 于公元 637 年被征服；公元 674 年萨珊王子以难民的身份到达长安。从公元 705 年开始，阿拉伯勇士古泰拜•伊本•穆斯林 (Khotaiba ibn Muslim) 逐渐控制了西突厥斯坦。公元 715 年他死后，虽然中国通过外交手段收复了根据地，但是无法阻止阿拉伯人在布卡拉 (Bukhara) 和撒马尔罕 (Samarkand) 派兵驻防。如果中国希望在西突厥斯坦维持驻军，军事冲突将不可避免。这场冲突于公元 751 年到来，地点在塔拉斯河，离现在的塔什干不远。阿拉伯人在卡日鲁克人 (Karluk) 的帮助下赢得了胜利，卡日鲁克人是一个操突厥语的部落，在这场战役中他们从中国人的背面发动突然袭击。这次失败，使中国人永远失去了其在西突厥斯坦的地位。在塔拉斯河被阿拉伯人俘虏的中国人中，有人知道如何造纸，这一技术中国人当时至少 650 年之前就知道了。作为这场战争意外的副产品，造纸向撒马尔罕和巴格达传播，从这些地方传向大马士革、开罗和摩洛哥，并通过意大利和西班牙进入欧洲。
公元七世纪初西藏统一，其国王松赞干布派遣一位大使到中国求娶一位中国公主。中国同意了这一安排，根据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公主对粗鲁的西藏人的教化做了大量工作。实际上，说到西藏进步的原因，公主的影响比起印度和中国文化的普遍传播来的小。虽然这个时候西藏人皈依了佛教，但是西藏人的好战精神并没有减弱。从公元 670 年至 763 年，他们不断攻击中国人并在西塔里木盆地称王。公元 763 年他们甚至临时占领并洗劫了长安。阿拉伯人也深受其害，因此公元 794 年哈里发•哈伦•拉希德 (Caliph Harun al-Rashid) 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威胁减弱之后，双方没有采取联合行动，公元 821 年中国同西藏达成和平。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西藏变得柔和，慢慢发展成为神权国家，不再好战。
在唐朝外交事务的全盛时期，中国人还干预了北印度。在七世纪四十年代的早期，一位大使在戒日国王 (King Harsa) 的朝廷呆了两年。公元 647 年第二次出使印度的时候，他发现戒日刚死，且死后无嗣，一位叫阿流那 (Aryuna) 的人自命为统治者。中国代表团被谋杀。大使成功逃脱，并在尼泊尔召集军队，逮捕了阿流那，将其以犯人身份带到长安。一百年后，公元 747 年，中国军队越过帕米尔高原并短暂出现在北印度。
在南方，中国在整个唐朝时期占领了印度支那半岛的红河三角洲地区，只有在西南方向的云南和贵州，中国人遭遇完全失败。独立的南诏国继续在该地区繁荣，轻松击退了中国人一次次入侵。
与此同时，在广东 (Canton) 的大港口和东南海岸的其他地方，中国和外国人和平相处。船运主要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控制。犹太人以广东贸易商的身份为人所熟知。阿拉伯资料表明，在九世纪，一条船从波斯到中国需要花 130 到 140 天时间。中国在广东给外国商人提供特别馆舍，他们享有自我管理的充分自由。公元 879 年海外贸易受到了一次短暂挫折，一位反叛者占领并洗劫了广东，许多外国人失去生命。阿拉伯人在这间隔期间开发了日本到韩国的贸易路线。
6.
早期唐朝的活力，其原因不但来自有力的统治者的雄心，也归因于遵循传统模式的中央集权制度的顺利运转。三个办公机构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机关：秘书处（Imperial Secretariat，中书省）负责制定政策，内阁（Imperial Chancellery，门下省）审议，国务院（Secretariat of State Affairs，尚书省）执行。六部 (Six Ministries) 负责人事、财政、礼仪、战争、司法和公共工程。九寺 (Nine Offices) 有类似的行政职能。审查署（Board of Censors，御史台）审查公务员的表现，在无所畏惧的情况下甚至审查皇帝本人。省级行政管理同隋和汉相似。
考察制度（科举制度）被隋朝重新采用并被唐朝改进。公务员应考者在其所在地区的政府学校或在首都的帝国学院就读，在老师的指导下准备考取政府职务。他选择一个领域，诸如文学、法律或数学，报名参加考试。如果考试成功，他将获得同他考试类型对应的文凭。这些文凭中最受人尊敬的是“进士”(Presented Scholar)，根据该措辞的含义，所有得到这个文凭的人将被引荐给皇帝。进士的文凭是文科学位，因为儒家经典知识比实践学科的专门知识更受重视。因此，唐在汉之后迎来了第二个伟大的儒家经典注疏时代。公元 839 年，儒家经典的钦定版本被刻入石碑。但是，要获得政府职位，仅有文凭还不够。公务员应考者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入职考试。一旦就任，升职要依靠其他的考试和绩效评定。皇帝的亲属、贵族和荣誉称号的持有者和高官子女不需要获得学士学位，可以直接参加入职考试。虽然文凭持有者和这些特权集团存在着紧张关系，职业官僚的大多数人是通过考察制度进入官僚集团 (Bureaucracy) 的。武则天对此作出了大量贡献，因为从政治动机出发，她支持文凭持有者。
农业方面试行均田制的时候失败了，该制度起源于更早的时期。其内容是男子在二十一岁时每人分得 100 亩（约 13.7 英亩）土地，除早死情况之外，当他年龄到达六十岁时返还给国家 80 亩。剩余土地成为他的永久地产。更小的地块给予寡妇、残疾和类似困难的人群。只要是被政府雇用的官员，就能获得更大块的土地，被称为职位个人补贴 (Service Portion)。从理论上讲，通过例行的和持续的土地再分配，全面的公平是可能的；但实际问题是，供需总是不平衡。虽然在唐朝的前半时期人口总数没有增长，但地区人口比例通过从北方到中国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大迁移不断发生变化。在人口密集地区，或迁移洪流导致的人口急剧增长，持续的公共土地再分配从技术上说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人头税仍然为这种理想的、但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土地平均分配制度而定制。税收的急剧混乱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公元 780 年，两税制施行，税款每年征收两次，时间是每年第 6 个月份和第 11 个月份。这属于土地税，同每一位所有者持有的土地面积成比例。从这以后，政府对土地保有失去兴趣，因为大的地产支付高额税，这样就不再有任何财政理由反对土地规模扩大。这也许是导致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 (Landlordism) 增长的原因。
因为在更早的时期商人受到歧视，政府试图垄断重要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特别是盐、铁、酒和茶。只有在唐朝，茶才成为真正全国性的饮料。只要茶有希望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政府就会试图控制茶贸易，这表现了中国政府对商业所持态度的特点。
唐文明在喜爱艺术的唐玄宗 (713-755) 统治时期达到其高峰，他是诗歌和绘画、文学、戏剧和学术方面的大赞助商。但是他对政治动乱毫无准备，这场动乱让他丢了皇位。唐时期军事方面有了进步，职业军人逐渐取代以前的民兵。边境地区由边区司令（Regional Commander，节度使）管辖，其掌管军事防御和平民管理，因此拥有非一般的权力。其中一位叫安禄山的边区司令于公元 755 年在东北边境反叛，占领了洛阳和长安，并自立为皇帝。玄宗逃跑并退位给其儿子。这一反叛持续了好几年，直至公元 763 年才被全面镇压下去。对唐朝政府至关重要的是维吾尔族人的支援，维吾尔族人索要了其奖赏，其中包括皇帝的一位女儿。
由于对中国统计资料的误解，有时候有人主张，内战的屠杀导致中国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但情况并非如此。从汉至唐，中国人口徘徊在五千万的水平，没有发生巨大变化。阻止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极有可能是杀婴。儿子得到偏爱，女儿则是经济负担。因此抛弃新生女婴成为抑制因素。只有从唐末起中国人口才开始稳步增长。
虽然唐朝名义上存活到公元 907 年，但权力从中央政府转移到了世袭边区司令身上，大部分边区司令对国家没有野心。从公元 784 年开始，发生了另一场内战，内战激烈程度升级，这期间最后两位皇帝被杀，唐朝最终崩溃。
中国强有力的和令人费神的盟国维吾尔族帝国早在六十七年之前就垮台了，这一事件产生了重要的宗教影响。以前唐朝有过对宗教相对宽容的时期。佛教繁荣时，其他宗教也受益。公元 621 年，第一座祆教 (Zoroastrian) 寺庙在长安建立；635 年，第一位景教 (Nestorian Christian) 传教士到达长安。公元 694 年摩尼教 (Manicheism) 来到中国，由于战术上的原因受到特别待遇：维吾尔族人皈依该教，不冒犯这些盟国很重要。公元 840 年吉尔吉斯人击败维吾尔族人改变了这一情况。摩尼教立即在中国受到攻击，宗教迫害开始，时间从公元 841 年持续到 845 年，并通过道教的影响波及到其他宗教。摩尼教、景教、祆教被铲除。佛教早在公元 446 年至 574 年就遇到一次挫折，在这次迫害中幸存下来，但是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其寺庙和僧院的大量财富被没收，神殿被关闭，和尚和尼姑均被还俗。佛教再也没有全面恢复过来，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佛教在精神方面变质。伊斯兰教还没有几个信徒，在这次迫害中看来没有受到影响。只有在这之后伊斯兰教才发展成为西方边缘宗教的巨大宗教力量。
半个世纪过去，帝国迎来又一次的统一。北方先后被五个王朝统治。在中国其他地区出现了其他十个国家，不包括西南的南诏国，王朝型的历史学家受到天意的迷惑，把北方王朝视为合法，中国这一段短暂的历史因此被称为“五代”。这又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同时也是个伟大的文化活动时代。这些成就中，其中印刷术已经成熟。雕版印刷 (Block Printing) 的技术似乎由佛家和道家开发，但其早期历史的大部分内容模糊不清。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印刷文字是佛教的经文。五代期间，儒家经典第一次被印刷，该技术开始受到尊敬。这之后很快发明了活字印刷 (Movable type)，但是雕版印刷更便宜，继续得到广泛的使用。
帝国被中国的将军赵匡胤（ 976 年死）再次统一 ，其建立了北宋王朝 (960-1126)，将大运河旁的开封作为其首都。军事方面它没有唐朝或汉朝强大，很早就被迫做出了土地割让。操蒙古语的契丹人 (Khitan) 建立了一个大中亚国家，由满洲 (Manchuria)、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和外蒙古 (Outer Mongolia) 的大部分地区组成。其统治者自公元 907 年开始称帝，公元 947 年使用“辽”作为其国号。十年以前，即公元 938 年，契丹占领了河北 (Hobei) 北部和山西 (Shanxi) 北部地区，帝国存在时他们一直控制着这些地区。宋不仅无法收回失去的土地，甚至从公元 1004 年起，每年还要支付贡品给辽。韩国情况也类似，自公元 935 年起高丽王朝治下的韩国也沦为辽的附属国。
在西北，中国也在后撤。西藏人（党项人）的西夏王朝自立为甘肃 (Kansu) 走廊和鄂尔多斯地区的统治者，摆脱了中国人的统治，击败了宋朝军队。1044 年中国还同意了一个向西夏进贡的和平条约。在南面，宋朝失去了红河三角洲，这一地区的安南（Annam，交趾，越南）国在公元十世纪后成为独立的国家。在西南，南诏国边境仍然没有变化。
虽然宋朝的版图比唐朝小，但其人口更多，到十二世纪早期为止也许大约有一亿左右。促进人口增长的因素之一是在十一世纪从印度支那半岛引进了早熟稻。这样就有可能一年收割两次稻米，养活更大数目的人口，从而减少杀婴的需要。
中央政府重新组建时，其形式同唐朝稍微不同。国务院 (Council of State，宰执) 成为皇帝管辖的重要政策制定和执行机构，由学者机构和许多部门支持，包括监察御史。国务院以下是负责人事和法律的内阁秘书处（Secretariat-Chancellery，中书门下省）、财政司（Finance Commission，三司）和军委（Bureau of Military Affairs，枢密院）。在地方行政管理中，省不再划分为郡，而是划分为路 (Prefecture) 和次级路（Subprefecture，州），每一个单位都由不同数目的行政区组成。
考察制度仍然在演进，应考者现在必须过连续三级的考试。第一关是当地路政府、省的政府学校或开封的帝国学院举行的考试。成功的应考者在首都继续参加更高级的考试。第三关是宫廷举办的考试。在最后的学历中，进士仍然是最受人尊敬的。考生成绩越好，其获得的职位重要性越高。高官子女仍然属于特权集团，可以直接被任命政府职务。政府职务的出售一直存在，但是规模有限，而且升职几乎无望。
在军事方面，宋朝的奠基人决定不再使用民兵而依靠职业常规军人，但要确定省级驻军的规模不能大到危及王朝。开封受特别单位的保护，骑兵被忽视。
北宋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导致了硬币的短缺和世界上第一张纸币的出现。早在公元 811 年的唐朝时代就使用了“飞钱”(Flying Cash)。政府当时就发行了汇票，可以用在交易中，最后兑换成现金。宋朝的时候，政府和私人银行发行汇票和凭证。公元 1024 年该贸易被政府垄断，各种票据被兑换成现金。
北宋期间，由于需求增长，特别是农业方面，政府的武器库、造船业和生铁产量急剧提高，用于铁冶炼的燃料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因为木炭供应量不足，更多的采用煤炭代替。至少在公元四世纪煤炭就开始小规模使用了；到了十一世纪，煤炭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燃料；商业规模也扩大了，瓷器业繁荣；茶贸易增加；棉开始普遍使用。然而，虽然商人自己组成了贸易组织和行业工会，但是他们仍然是职能很弱的中产阶级。政府征收政策中通过许可证制度垄断高额利润企业的做法，正如政府对待茶、盐和农具的做法一样，均严重损害商人的利益。而且，在儒教国家，商人不受敬重。中国人的理想仍然是出身良好的官员，非成功的商人，即使商人本人，其最大的野心也是希望看到其子孙被吸收进学绅 (Scholar-gentry) 阶层。
宋朝的中国有许多风尚，但只有两件事值得提及：一是椅子的使用，一是裹足开始流行。裹足曾经被解释为妇女地位的下降，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错误观念。裹足是一种时尚，妇女并没有表示反对。
由于公务员集团和国防支出的增大，政府的经济情况逐渐恶化，在官员中出现了王安石（1086 年死）领导的改革派，他行事不拘小节，但聪明过人，行为和思想惊世骇俗。他的方案并不都是他本人的设想，有的设想在中国以前的历史已经尝试过了。他受到保守党的攻击，该保守党由多位有地位的知名政治家领导。1069 年，王安石成为首相，他着手精简政府和压缩财政支出。他废除了政府机关的繁文缛节并对主考科目现代化。他更改了土地税税基，征税的标准不仅看土地保有面积，还要看土地生产力。他制定了用货币代偿劳役的政策。他开设了政府当铺，以相对较低的 20% 的利率向农民提供贷款。为了稳定市场，他让政府低价买进基础商品，高价卖出，这一方法早在汉朝就已经尝试过了。他还将民兵再次取代职业军人，并尝试建立骑兵。
很难了解这些改革有多成功，以及他们遇到了多大的消极抵抗和官僚惰性。1076 年王安石退休，但他的党派仍然掌权至 1086 年。从 1086 年至 1094 年，保守党在政府占支配地位。从 1094 年至 1126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改革派再次掌权，但他们的领导者不再具有王安石的才干，在 1126 年的军事灾难的猛烈反作用下，他们被扫除。
7.
一个具有威胁性的新国家在北方出现。女真 (Jurchen)，位于中满洲的一个操通古斯语 (Tungusic) 的部落，是满族人的后代，1114 年起来反对其往昔的契丹统治者，第二年建立金国 (Chin)，并在宋朝的援助下于 1125 年消灭辽国。随后两个胜利者立即发生不和，宋发现他们的新邻居比契丹更加好战。1126 年女真占领了宋首都开封并洗劫了该城，掠走了皇帝及其父亲。两人均再也没有看到中国。
在女真的追杀下，宋朝军队向南撤退，从而后来的时期被称为南宋王朝 (1127-1279)。1135 年，临安，今天的杭州，成为首都。临安位于浙江，处在中国最富裕的农业地区，并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临安大约有一百五十万的人口，马可波罗后来将其描述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美丽的城市。战争无休止地拖延到 1141 年，这一年金和南宋的边境以祁连山脉和淮水为界。宋朝还同意支付岁贡。除西北的西夏国之外，金帝国控制了北中国和满洲的所有地区。蒙古不属于金，但很快要产生一位新的、甚至更令人畏惧的征服者。
被金打败沉重打击了中国人的尊严。但这场失败不是经济上的灾难。虽然经济上的发展希望中止了，但最具生产力的农业地区是在长江流域下游。除了野蛮的军事实力之外，南宋在每一方面都要胜过金，因此北方中国的失陷对普通南方人来说无关紧要。
宋是海上贸易繁荣的时代，且不再被外国人控制。中国人开始学习建造高级船舶，船舶最远可以停靠在印度西海岸。磁罗盘可能在汉代就已经发明，至少从公元四世纪起浮磁针就为人所知。这之前海岸和内陆船运占主要地位，这类仪表就不需要，但到了宋朝朝海运规模扩大的时期，这类仪表看来已经成为远洋船舶的标准设备。在西方，直到 1190 年才有了磁罗盘的记录，因此这项发明可能从中国传播，通过中东到达欧洲。在十三世纪期间，阿拉伯人使用的浮磁针形状像一条鱼，在他们之前的中国人就这样做了，这一事实加强了上述情况的可能性。
宋朝学者感兴趣的知识领域是多方面的，诸如考古学、历史、农业、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绘图学、天文学和法医学。这个时期的中国数学家可能处在当时世界上最领先的地位。宋的时代还是一个过去的经验被收集、分类和保存为大型百科全书的时代。
儒家思想领域也同样进行了系统化和法典化的努力。汉代期间，儒家思想进行自我调整，成为一门有用的政府管理工具，它衰落一段时期以后，又在唐代再次主张其权威，并通过古典评注者的注疏研究而得到巩固。宋是最后的大调整时期。新儒学 (Neo-Confucian) 思想家在道家和佛家的影响下，试图将儒家经典整合成为同质的整体，为儒家学说提供一个形而上学的上层建筑，这一点是儒家学说当时一直缺乏的。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不得不重新解释经典，并在理解经典时大量加入原来没有的内容，将一切矛盾的地方通过解释进行消除。
新儒家学说 (Neo-Confucianism) 分成两大流派：理性主义学派和唯心主义学派。这些学说的第一位集大成者是朱熹 (1130-1200)。他对原理（Principle，理）和物质（Material，气）进行区别。一切物质，无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均有其自身的原理，物质离开原理就不能存在。舟车的发明，不过是现存原理的物质表现。一切原理均是永恒的“一”(Oneness) 的一部分，这个一称为“太极”(Supreme Ultimate)。太极在每一个物质对象中均完整存在，但只有跟具体对象相关的原理才能表现自己，其余的部分由于物质的不纯洁（Impurity，浊）而被阻挡在外，这一概念可以协调这之前对人的本性的怀疑。善恶依赖于每位个人的纯洁（Purity，清）程度。教育的目的是减少不纯洁。因此，比起技术专业，对儒家经典的自我修行和正确的理解，更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所有的人联合形成社会，这个社会有其自身的原理，称为道 (Way)。好的政府是遵循“道”的政府。
唯心主义学派最著名的倡导者是王阳明，其在世时间更晚 (1472-1529)，他坚持认为，原理和物质是单一的实体，成圣 (Sagehood) 可以通过直观知识获得。但朱熹的学说成为正统学说并在教育界不可动摇。朱熹及其学派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成为基础课程，这些基础课程被反复讲解，以让公务员应考者学会，其目的是希望培养政府治理所需的高道德品质，并指导人民。然而，这也鼓励了因循守旧，打击了思想的独立。
（译者注：括号内对应的是原英文，英文后有中文的，对应的是中文原典的文言文。这部分内容，中文部分可参考《朱子语类》卷一、四、五和四十三，《传习录》卷一。）
第 28 章 中华帝国：外国统治者时期和民族复国时期
年表
公元约 1167-1227 成吉思汗
1217 蒙古人征服塔里木盆地
1221 蒙古人征服西突厥斯坦和阿富汗
1222 成吉思汗侵袭印度
1227 蒙古人征服西夏
1229-1241 窝阔台大汗
1234 蒙古人征服金国
1238 蒙古人攻占莫斯科
1240 蒙古人攻占基辅
1241 蒙古人在里格尼茨（西里西亚）和磨希（匈牙利）取得胜利
1251-1259 蒙哥伦比亚大学汗
1252 蒙古人征服南诏国和西藏东部地区
1258 蒙古人攻占巴格达，征服韩国
1260-1294 忽必烈大汗
1274 蒙古人侵袭九州
1275-1292 马可波罗在中国
1279 蒙古人征服南宋
1280-1367 元朝
1281 蒙古人入侵九州不成功
1293 蒙古人入侵爪哇不成功
1368-1644 明朝
1336-1405 帖木儿
1424 永乐皇帝死
1405-1433 郑和航海
1419 宗喀巴死
1421 中国定都北京
1428 安南国独立
1449 卫拉特人侵袭中国
1514 西方人到来
1522 税收改革
1550 鞑靼人侵袭中国
1557 葡萄牙人占领澳门
1607 中国和日本达成和平
1618 中国和满洲人爆发战争
1644 最后一位明皇帝自杀；满洲人进入北京
世人所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生于约 1167 年，是一个不知名的蒙古人酋长的儿子，取名为铁木真。他的部落被强大的鞑靼人 (Tatar) 统治，其牧场处于现在的蒙古东部地区。Tatar 一词在西方误拼为 Tartar，该词逐渐被取代，仅有蒙古语作为属于该特定语种的所有民族的通用术语。名称的变化完全是因为铁木真是蒙古人。在多年的部落战斗中，铁木真征服了鞑靼人、克烈人 (Kereit)、卫拉特人 (Oirat) 和乃蛮人 (Naiman)。成为操蒙古语民族的统治者。他的最高地位于 1206 年被确定，这一年蒙古议会确认他为成吉思汗，意思是全球统治者。
为建立一个伟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继续密集征战。1209 年西夏投降。1211 年金国被袭，但蒙古人中止了这次进攻，把精力转向西边。1217 年他们征服塔里木盆地和半个突厥斯坦。到 1221 年，西突厥斯坦其余地区、阿富汗和波斯部分地区均在蒙古人控制之下。第二年，成吉思汗亲自侵袭北印度。其他军队于 1223 年入侵俄罗斯。1224 年西夏起义，迫使成吉思汗返回西亚，但是 1227 年就在西夏要被最后击败时，成吉思汗死去。1229 年他的儿子窝阔台成为大汗，并以哈拉和林 (Karakorum) 作为蒙古帝国的首都。
1232 年蒙古对金国发起最后攻击，并在南宋不明智的支持下，于 1234 年消灭金国。随后蒙古再次转战西方，1238 年攻占莫斯科，1240 年攻占基辅。随后的战争举世闻名，蒙古从两路对欧洲西里西亚的里格尼茨和匈牙利的磨希发起侵袭，1241 年 4 月，两地均取得胜利，举世震惊。蒙古骑兵入侵维也纳和亚德里亚地区，刚到达时军队就突然撤退了。原因之一可能是蒙古人并没有任何土地要求的意图，另外一个原因是，1241 年 12 月大汗窝阔台死后，皇位继承权的争夺要求高级贵族成员出现在哈拉和林。随后十年政治形势仍然不稳定，这期间蒙古人避免卷入重大的军事冲突。
1251 年窝阔台弟之子蒙哥登基，这标志着新的一轮强力扩张。1252 年，蒙古人征服了位于中国西南的南诏国，这之后攻占了西藏东部地区。第二年最后攻占了波斯。1258 年，蒙古人摧毁了巴格达的阿巴斯哈里发帝国 (Abassid Caliphate)，同年使韩国臣服。
当 1259 年蒙哥伦比亚大学汗突然死去时，他兄弟当中两位竞夺皇位。忽必烈取得胜利，并自 1264 起被确认为大汗。他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移至汗八里 (Khanbaligh)（汗之城），即未来的北京。虽然忽必烈看来不懂汉语，但他在 1271 年为他的王朝选了一个中文名“元”。他的军队对南宋发动攻击，1276 年夺取了南宋的首都。随后很快打败了中国的其余地区。南宋海军的残余舰队，其中一条船带着最后一位儿皇帝，于 1279 年沉没。
在中国的战争中，大量的新兵器投入战斗，包括火器。在中国，从公元十世纪起火药就被用于军事目的，可能更早的时候火药就被发明。南宋使用了火箭 (fire arrow) 和爆破手雷 (explosive grenade)，他们实验了通过各种方式利用火药的地雷、毒气推进武器 (poison gas projectile) 和烟幕弹，在十三世纪，火炮代替了投石车。火药的知识被传播到女真和蒙古人那里，他们很快就向发明者南宋抛掷推进武器，也相互抛掷。十四世纪期间火药在欧洲的出现是一项独立的发明还是传播自中国，这个问题还尚待确定。
中国官方统治时间为 1280-1367 的元朝，是第一个外国王朝统治全中国的朝代。但是忽必烈不仅仅是中国的皇帝；他还是一个庞大帝国的大汗，中国仅构成一部分。这个蒙古帝国划分为一个个汗国，每一个汗国由成吉思汗的一位后裔统治。大汗国由蒙古、满洲、韩国、中国和西藏大部分地区组成。中亚汗国由塔里木盆地、准噶尔、阿姆河东部地区西突厥斯坦和阿富汗东部地区构成，后来分裂为两个王朝。波斯汗国包括波斯、美索不达米亚、阿姆河西部地区西突厥斯坦阿富汗西部地区。金帐汗国，也称为钦察汗国，拥有南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1255 年金帐汗国分裂为南俄罗斯金帐和哈萨克斯坦白帐，但又于 1378 年再次统一。
各个汗国的蒙古王朝各自走不同的道路，适应当地文明，独立统治其领地。尽管关系紧张，他们仍然彼此保持联系，非正式地确认大汗为其最高统治者。信使和商人、技术人员和工匠、寻官者和冒险家，自由地在这个广袤的帝国穿梭。欧洲强国派遣使节，许多西方人通过被迫或自愿的方式在蒙古军队服役。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相互培植的时代。
9.
起初蒙古人仅仅是为了剥削其中国人领地。耶律楚材 (1189-1243)，一位辽国奠基人后裔的契丹人，成功缓和了这一政策。1218 年他成为成吉思汗的顾问，并影响着窝阔台直至 1239 年。由于他的努力，中国的公务员制度部分存活下来，税款的征收有序进行。仅仅是在西方和中亚的商人通过包税制向蒙古人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之后，耶律楚材才失去了其统治者的信任。当忽必烈成为大汗并征服中国全部地区的时候，他意识到要统治这一庞大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不能离开其居住者的合作。在他统治的早期，他重新采用了中国中央集权制度，而他的继承者之一于 1315 年恢复了考察制度。但是，中国的读书阶层被委任以更高的职位并不容易。南方人受到歧视，因为他们是最后投降的。虽然北方人待遇好一点，但他们不仅要和其蒙古统治者竞争，还要和其他外国人竞争。如果来自世界边远地区的人对忽必烈有用，忽必烈在聘用他们担任官员时从不犹豫。这种国际性眼光的政策，不但将中国人排除在炙手可热的职位之外，而且还侮辱了他们以中国为中心的感情。
10.
虽然蒙古人按照中国惯例，尝试垄断有价值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但是商业仍然繁荣起来。对外贸易主要由中亚穆斯林人控制，他们同蒙古人达成了合作关系。全国性的纸币被采用。为了从位于长江下游的重点经济区向汗八里供应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蒙古人建设了一条新的大运河河网，还实验了沿海航运。
忽必烈对帝国精心管理，同时没有停止军事征战，虽然这些征战不成功。在亚洲大陆，缅甸、安南和安南南部邻国占婆国被多次征伐，但这些国家都无法被彻底占领。1294 年忽必烈刚死后不久，蒙古驻高棉国的大使也无法留下任何长久结果，除一个中国参与者留下的宝贵记录之外。吴哥城和吴哥窟当时充满了活力，现在只剩下高耸的废墟。忽必烈的海上远征结局更糟。当日本完全无视大汗的存在的时候，1274 年九州被一支舰队侵袭，1281 年九州被正式侵略。这些战斗均告失败，也没有第二次。一支海军对爪哇的攻击也一无所获。忽必烈的部队确实于 1293 年登陆，但他们没有利用早期的胜利，不得不重新上船。
蒙古人对宗教显示了巨大的宽容。佛教寺院经历了一段经济恢复期。忽必烈支持佛教，其个人倾向于西藏的喇嘛教。景教享受了其最后的繁荣。虽然公元 841-845 年景教在中国受到迫害而消失，但是它在中亚一些部落仍然保持着活力。成吉思汗的若干皇室成员是景教基督徒，诸如窝阔台的正室和忽必烈的母亲。随着蒙古人的胜利，景教再次进入中国。这一教会如此强大，以致大主教区和主教区的分布位置从撒马尔罕延伸至汗八里，以及基督徒战争犯服刑之前可以对他们进行重新施洗。
西方和东方的外交往来活跃。欧洲的外交使节几乎专门是方济会的修道士，他们渴望进行皈依罗马天主教的工作。有些人留下了重要的记录。1245 年，教皇英诺森四世 (Innocent IV) 派遣的方济会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 (John of Plano Carpini)，在波兰修道士本尼迪克特 (Benedict) 陪同下拜见大汗。四年后，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 (King Louis IX of France) 汇同教廷使节，派遣法国多明我会士安德•龙如美 (Andre de Longjumeau) 前往哈拉和林。该国王还支持弗拉芒方济会士威廉•鲁布鲁克 (Flemish Franciscan William of Rubruck)，他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1253 年至 1254 年期间访问过哈拉和林，后来描述了蒙古首都的国际生活。同这些外国使节相比较，约翰•蒙特•科尔维诺 (John of Monte Corvino) 更像传教士，而非外交官。1289 年他经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在波斯和印度停留后，于十三世纪九十年代到达汗八里，并一直呆在那里，直至 1328 年至 1332 年之间的某个时间死去。他在他的信中声称，他受到了良好的款待，劝服了数千人皈依，并将《新约》翻译成蒙古文。1307 年教皇任命他为大主教。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另一位意大利方济会士帕多瓦的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 也在汗八里积极活动了三年。他的同胞方济会士约翰•马黎诺里 (Franciscan John of Marignolli)，由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二世 (Pope Benedict XII) 派遣，于 1338 年出发，1342 年到达汗八里，呈献了一匹西方骏马，随后以传教士的身份在那里逗留直至 1345 年。这匹马给宫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对马表示敬意，人们纷纷赋诗，诸如《天马颂》(Ode to the Heavenly Horse)，一位宫廷画师作画描绘了大汗骑马的场景。
这些人和其他外交使节的成就短暂。随着元朝的衰亡，景教被驱赶出中国。天主教失去其立足点，只有到公元十六世纪末才重返中国。除佛教和道教之外，仅剩一个主要宗教：伊斯兰教，在甘肃和云南慢慢获得生机。
11.
虽然许多神职人员是出色的作者，但西方商人觉得没有必要讲述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姓名和旅行经历大部分都被忘记了，只有一个杰出的例外，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在其《寰宇记》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一书中讲述了其父亲尼科罗 (Niccolo) 及其叔父马菲奥 (Maffeo) 1260 年游历布哈拉的故事。他们加入一个蒙古人的使团前往大汗忽必烈的宫廷，忽必烈问他们能否为他找到一百位博学的基督徒，以及耶路撒冷耶稣墓地的灯油。1269 年波罗兄弟回到欧洲，在那里逗留直至 1271 年。他们带着教皇格利高里十世 (Pope Gregory X) 的信和所要的灯油再次出发，但是没有博学的基督徒。这一次少年马可波罗随行。他们穿过中亚，于 1275 年到达忽必烈的宫廷。马可波罗对在中国的情形做了生动的叙述。他声称他给大汗做过事，并曾经担任长江下游北部扬州的总督（Governor，平章政事）三年。波罗一行人在中国呆了十七年之后于 1295 年离开。他们沿海路护送忽必烈女儿之一前往波斯，于 1295 年到达威尼斯。这之后不久，1298 年，马可波罗在热那亚 (Genoa) 被捕入狱，他向同牢的犯人口述了他的经历。马可波罗的同时代人很难相信他说的话是真实的，这些怀疑现在还没有消除。虽然这部作品系统而且具体，但是包含有不确定的说法和一些具体疏漏。
还有许多其他外国人蜂拥至大汗的宫廷。其中有金发蓝眼的，也许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有极昼现象，还有匈牙利人，来自希腊的医师，以及来自巴黎的至少一位金匠。其他人来自高加索、小亚细亚、阿拉伯，甚至北非。在穆斯林人中，最有名的是旅行者伊本•巴图塔 (Ibn Batuta)(1304-1377/78)，他曾经于十四世纪四十年代访问过中国。当然，交往并不都是从西方到东方。蒙古人也向相反方向派遣外交使节，但是关于他们的旅行，知之甚少。确实有留下记录的一位是景教教士拉班•扫马 (Rabban Sauma)，其约于 1225 年出生于汗八里。1287 年和 1288 年，他访问了拜占庭、罗马、巴黎和加斯康尼 (Gascony)，并拜会了法国和英国的国王。
12.
不清楚内战什么时候在中国再次爆发。在中国历史中，反叛开始的时间从来无法确定。其时间必须是内战的影响范围超过地方，令中央政府不安并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干预措施之前。快到十四世纪中期，蒙古人统治的中国也到了这个阶段。评估反叛的原因也是个问题。导致蒙古人被驱逐的各个步骤也尚未得到全面探索。当地条件，包括洪灾和饥馑，一定是重要因素。随着权力的增长，反叛的野心也在膨胀。有些运动，比如白莲教，有着宗教的弦外之音。最后的胜利者朱元璋是一位农民，曾经做过一小段时间的佛教僧侣。他同白莲教合作成为一位反叛者首领，也许他曾经属于白莲教。到公元 1367 年为止，他控制了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和中国东南部地区。在 1368 年早期，他宣布自己为明朝的皇帝，同年汗八里垮台。1369 年西北被征服，1371 年四川被征服，1382 年云南被征服。中国全境再一次被中国人的王朝统治。蒙古人虽然被打败，但是他们没有被灭绝。他们退回其本土，从这里再次威胁中国的边境。
明是满洲人和帝国衰亡之前的最后一个中国王朝，是一个成熟的，同时也是国力衰退的时期。明朝奠基人习惯被称为洪武帝 (Hung-wu Emperor)，洪武帝生性多疑，残酷，但却是一位有能力的君主，其统治政府直至 1398 年其死为止。可唯一与之相称的继承人是其第四个儿子朱棣，朱棣于 1402 年废黜其侄子，成为永乐帝（1424 年死）。1421 年他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以前的汗八里。后来的统治者都比较平庸。
13.
明朝继续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带有职能制衡和交叉的古老制度。在王朝的开始期间，公务员工作由秘书处（中书省）领导，下设负责人事、财政、礼仪、战争、司法和公共工程的六科 (Six Ministries)。知名学者履行政府的文学工作。重要的邮政局（Office of Transmission，递运所）负责传送往来中央政府的所有信件。有天文占星局和帝国公园。帝国学院监督所有的学校，同时也是一个学习机构。1380 年这一制度被更改，洪武帝采取重要措施取消了秘书处，从而严重削弱了职业官僚集团即外廷，外廷失去了首席发言人和协调者。作为代替，皇帝设立了内阁 (Grand Secretariat)，内阁配备的大学士 (Grand Secretary) 人数不等，从来没有超过六个，这些大学士不属于职业官僚集团。大学士是皇帝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的一种手段，因此构成内廷的一部分。
从 1428 年起，帝国被划分为十三个省，加上南京和北京两个首都地区。每一个省有固定编制人员，编制人员受首都不定时派遣的布政使 (Governor) 的监督。有些省合并归邑长（羁縻制度）(Viceroy) 管辖，省被划分为府 (Circuit)，府再被分为州 (Prefecture)、属州 (Subprefecture) 和县 (District)。县的数目大约在 1,1100 至 1,200 之间。跟以前朝代一样，县令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最低级官员。普通民众享有管理其自身事务的广泛自由。受宋制度的影响，明以 110 户为单位，由声望最高的十户领导。每一单位统一负责收税和劳役。
监察机构 (Censorate) 是中央集权政府的单独机构，但是并没有独立职能。官员可在公务员和监察岗位任职。监察机构的职责是双重的，一是弹劾失职官员，还有更危险的是，诤谏不公正的或有过失的皇帝。监察机构由首都的都察院 (Chief Surveillance Office) 领导。 巡抚 (Regional Inspector) 附属于省和边疆地带。首都和省设提刑按察使司 (Offices of Scrutiny)，虽然独立于监察机构，但也有类似的职责。在御史大夫 (Censor) 的任命中，一般优先选年轻人，因为据认为，如果他们的提拔要看政绩的话，他们会更勤勉地履行职责。但是，对皇帝或有势力的官员过于直率的批评也会毁灭前程。监察机构有令人尊敬的正直和勇气传统，但是弹劾次要影响力的刑事被告的诱惑总是存在。
14.
军队由一小部分职业军人组成，其中士兵和低级军官的位置主要是世袭。在招聘军官时也要测试军事技能。军队驻扎在首都、省和边疆。边境防御招募预备部队。长城在十五和十六世纪重建。
虽然高官子女仍然可以得到直接任命，虽然官职出售继续存在，但官员中的大多数是通过考察制度进入中央集权政府的。应考者在当地学校或慈善家赞助的学院向私人教师学习。他们由此开始了艰难的攀登，考试三年一次，一级比一级难。第一级别的是属州的考试（Prefectural Examination，院试），通过者为秀才（Flourishing Talent），学士学位。第二阶段是在省会城市的考试。通过者为举人 (Recommended Man)，硕士学位。最后阶段的考试是在北京。应考者成为进士，博士学位。在帝国学院学习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且，至少在明朝的后半期，大多数文凭持有者均没有在帝国学院上课。持有硕士学位的可被任命官职，但只有博士可以获得令人满意的职位。
考试进行时戒备森严。每一位考生被隔离在单独的小间。用数字代替其姓名，一位誊录人员誊录他的试卷，防止笔迹被认出。这一制度的缺陷不在于它的运作，而是它的主题内容。新儒家学说是官方学说，对该学说的任何偏离都是不允许的。儒家经典的官方版本于 1417 年出版。从 1487 年开始，考生受到进一步的限制，他们必须按照长度一定的固定格式表达自己，称为“八股文”。正当中国准备同西方正面接触的时候，考察制度却不再鼓励独立性和原创精神。但尽管其存在缺点，这个制度确实肯定人才，从而促进社会流动性。很少家族能保持长久的影响力，虽然某些省比如福建在知识方面占统治地位。为防止地区的不公平，配额制度被重新采纳。
15.
明继续一年收两次税的惯例，征税级别按照土地保有的规模和生产力划分。政府还征收了许多其他税，还有男子年龄从十六岁至六十岁的劳役。因为税收过分复杂，而且日益不公平，从 1522 年开始，改革逐渐开始，持续了一个世纪。地方条件不同，改革的实施也不同。但通过税种合并大体上简化了程序，并用白银代替了实物支付。这场改革说明，明是一个货币经济规模扩大的时期。纸币在明朝的早期被废除。低面额的货币本位使用铜，高面额的日益使用银本位。这项措施对商业有利，尽管政府对商人仍然采取传统的敌视态度。政府努力垄断盐、铁和茶的生产和销售。政府还建立了国营工厂，配备的一般是工匠世家，并试图生产从武器到陶瓷的多种商品。但由于交通的发达，这一切都无法阻止私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运河系统在明代得到改进，大运河得到扩建。
在外交关系领域，明朝寻求将其他国家纳入进贡体系的努力。为了贸易利益，即使一些遥远的国家也愿意默认中国人的世界观，按照中国人的世界观，所有的人民都跟天子有适当的和从属的关系。但尽管有这种理想，中国继续饱受某些邻国的侵害。
正当明朝建立的时候，一股来自西方的威胁出现。1369 年之后，中亚汗国的两部分被帖木儿 (1336-1405) 再次统一，帖木儿在欧洲被称为 Tamerlane。他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并着手恢复蒙古帝国。1381 年，他征服汗国权威失效的波斯，1395 年征服钦察汗国 (Kipchak Khanate)。三年后他侵袭印度并洗劫了德里 (Delhi)。1400 年至 1402 年期间，他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俘虏了土耳其的苏丹王。帖木儿随后计划攻击中国，但在准备进攻之前死去。他的国家迅速解体。曾经伟大的蒙古帝国留下的只有蒙古和钦察的继承公国。
洪武帝曾对中亚蒙古人发起攻势。1372 年，中国的军队进入哈拉和林。1388 年和 1390 年先后取得新的胜利。永乐帝 (Yung-lo Emperor) 五次亲自向蒙古人发起战争，于 1424 年最后一次亲征中死去。虽然这些努力暂时扩大了中国人在北方边境的影响力，但是明军无法摧毁敌人，也无法占领鄂尔多斯地区和塔里木盆地。他们必须仰仗长城。对中国来说幸运的是，蒙古不再统一，而是被卫拉特人和鞑靼人分裂。卫拉特人首领汗额森 (Khan Esen) 入侵中国并俘虏了皇帝本人。皇帝第二年被释放，这让继承了他皇位的兄弟及其不快。一个世纪后，自 1550 年开始，鞑靼汗阿尔坦 (Khan Altan) 侵袭中国达二十年，仅在中国给予大量退让后才达成和平。
16.
祖先为金国 (1125-1234) 奠基人的满洲女真，一直在中国的完整控制之下，直至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为止。在韩国，高丽王朝一直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生存，1392 年被李氏王朝代替。李氏王朝崇尚儒家学说，并承认对中国的附属关系。
西藏进一步演变成为神权国家，也同样同中国保持附属关系。一位宗教改革者宗喀巴（1419 年死）成立了黄教，黄教的优势逐渐胜过红教。居住在拉萨的达赖喇嘛 (Dalai Lamas)，通过政治手腕成功地将世俗政权扩大到西藏，扎西 (Tashi)，或称日喀则 (Shigatse) 扎什伦布寺 (Tashi-lhunpo Monastery) 的班禅喇嘛 (Panchen Lama)，在宗教事务方面取得更大的影响力。这两位喇嘛均称自己是神的转世。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蒙古人皈依黄教。
在南方边境，明朝试图再次征服安南国。军队一拨又一拨的开出，但直到 1414 年该国才被中国人控制。四年后，安南国再次反抗，十年之后独立，统治者黎朝 (1428-1788)。从此以后，明朝的中国对同南部邻国保持进贡贸易式关系感到满意。
在海洋方面，早期明朝是一个扩张的时代。在海军上将太监郑和的七次出海中达到高潮。从 1405 年至 1433 年，他的舰队达到 62 艘，航程远至阿拉伯和东非。航海目的之一是主张中国的政权。苏门答腊巨港的统治者以及锡兰的统治者被俘虏带至中国。另外一个目的可能是满足朝廷对外国物品的需要。郑和从非洲带来了一个小动物园，包括长颈鹿、鸵鸟和斑马。但是郑和一死，中国海军在公海的炫耀就结束了。中国个体商人继续出海，十六世纪在泰国、马来亚半岛、爪哇和菲律宾从事贸易。他们的数目还不大，停留在那里的，毫无疑问融入了当地居民中。从中国东南地区大规模移民到海外永久定居的，从清朝才开始。
中日关系忽而对立忽而友好。从十五世纪早期直至十六世纪中期，日本以进贡为掩护同中国进行贸易。有中国人加入的日本海盗沿着中国东南沿海一边侵袭一边贸易。虽然这些海盗被嘲笑为倭寇或矮匪，但明朝政府拿他们没有办法。1590 年，丰臣秀吉成为日本的统治者，两年后攻击了韩国。中国军队被派往该半岛，但是在对日作战中表现不佳。1607 年中国和新成立的德川幕府最终恢复了和平。
17.
明朝最重要的事件是西方人的到来，虽然这一点当时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次不再是蒙古时代个别的教士、冒险者和战犯，而是技术上更先进的西方文明的先头部队。这为三个世纪后决定命运的政治和文化冲突埋下了伏笔。就在瓦斯科•达•伽马 (Vasco da Gama) 环游非洲后十三年，1511 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1514 年，他们出现在广东的海面，1517 年一支官方先遣队到达该城市。葡萄牙人胡作非为，以致被驱逐出中国，几十年都不能回来，但是 1557 年他们成功占领了澳门，很快对中国的贸易进行了事实上的垄断。
与此同时，为西班牙服务的葡萄牙航海家费南多•德•麦哲伦 (Fernao de Magalhaes) 已于 1521 年到达菲律宾。虽然他在一场当地战争中丧生，但西班牙夺取了该岛。荷兰人从 1596 年开始占领了印度尼西亚群岛。这些国家试图打破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贸易垄断。1622 年荷兰人想夺取澳门，而到达远东较晚的英国人在 1637 年试图以武力闯入广东。二者均被葡萄牙人击退。荷兰人在台湾另外建立了一个城堡热兰遮 (Zeelandia)，这个岛屿当时还不是中国人的。两年后西班牙人也在台湾建立了一个定居点。1649 年他们被葡萄牙人驱逐，而 1662 年荷兰人被一支中国雇佣军赶走。
葡萄牙人的商业基地澳门还成为第二次罗马天主教传教工作的跳板。与蒙古时期的方济会士相比较，这次到来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耶稣会会士，是以对等的方式同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相遇。他们的专长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地理学。其中之一，伟大的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于 1601 年被召唤至北京，并呆在那里一直到死。利玛窦将《几何原本》(Euclid) 翻译成中文，撰写欧洲当代数学，绘制世界地图。他的继任者之一、多才的德国人约翰•亚当•沙尔•冯•贝（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汤若望）撰写了一篇关于望远镜的论文，并被官方任命改革中国的日历，后来为中国政府浇铸火炮。另一位是弗莱明•费迪南德•韦比斯特（Fleming Ferdinand Verbiest，南怀仁）(1623-1688)，其多项成就中包括另一幅世界地图和为北京天文台制作的一系列天文仪器。而且，耶稣会会士不但愿意接受中国中央集权政府的位置，而且愿意适应中国人的世界观，还使用中国术语解释基督教，将基督的上帝同中国的天 (Heaven) 相对应，不反对祖先崇拜。这解释了为什么耶稣会会士在一些范围内实现皈依，但是无法留下长久影响力的原因。另一方面，欧洲深受耶稣会会士在中国活动的影响，通过他们的著作，西方知识分子第一次全面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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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最后百年是政治不断衰落的时期。其中万历帝 (1573-1620) 的怠政产生了管理问题。他不听政长达二十五年，并退居到皇宫中常规官员见不到的场所。这产生的真空，迫使太监扮演起政治角色。他们逐渐支配内廷，因为只有他们能见到皇帝，并或真或假地充当起皇帝的发言人。这一点让他们高兴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是否胜任是另外一个问题。事实仍然在于，考虑到权力倒向内廷一边，皇家主动权缺失，没有明确的权力代理，太监别无他法 (the eunuchs could not have acted otherwise)。传统的说法指责他们是蠢蠢欲动的阴谋家和篡权者，没有说到点子上。明朝的最后几十年，各方的冲突加剧，直至官僚集团的所有部门甚至内廷也卷入了日益加剧的派系斗争之中。与此同时，来自两个方向的其他威胁产生，来自外部的女真人和内部的叛乱。
女真人占领了满洲，1616 年宣布成立一个帝国王朝。两年后同中国公开宣战，1629 年之后暴力升级。从 1635 年开始，女真人自称满洲人 (Manchus)，该术语的起源和含义未知，1636 年他们将其王朝命名为“清”。在中国，两支叛军领导者这时候对明朝形成主要威胁，其中李自成的实力更强更危险。政府军队领导无方，多线作战，从失败走向失败。1644 年 4 月 25 日，李自成占领了北京，最后一位明朝皇帝在一座山上俯瞰着他的皇宫上吊自杀。中国的将军吴三桂本来要救他，但未及时赶到。5 月 27 日他带着全军向满洲人投降。这支联合部队包围了李自成，大胆称帝的李自成于 6 月 4 日撤离了北京，他随后从历史上消失。6 月 6 日满洲人进京，并宣布为明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哀悼一段时期。从 1644 年 10 月 30 日起，一位满洲皇帝开始登上中国的皇位。
19.
原书第 635 页
第 55 章 日本和中国
年表
十七世纪早期 努尔哈赤统一中国满洲部落
1644 满洲人夺取北京并作为清朝的首都
1661-1722 康熙皇帝在中国的统治时期
1675-1783 清征服中国南部地区
1736-1796 乾隆皇帝在中国的统治时期
1793 马戛尔尼 (Macartney) 勋爵出使北京
20.
（省略前面日本的部分）
中国这个时候也被一个强大的政权统治；清朝，或称满洲的统治者，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外国征服者。关于满民族从 1644 年至 1911 年如何成功征服并统治中国的故事，从明朝结束前几十年遥远的东北地区开始。明朝政府通过将权力代理给当地部落首领的方法维持对长城以北地区的统治，并试图使他们分裂，不让他们强大起来。但是，在十七世纪的头几十年，正当明朝廷被卷入派系斗争的平息工作时，女真部落酋长努尔哈赤，通过军事斗争和联姻的联合手段，统一了现在被称为满洲的地区，他将女真兵勇三百人编为一队，分成四组，后来是八组，称为“旗”，每一旗通过其各自旗帜识别。部落领导权曾是世袭，但是八旗由其七个儿子和一个侄子指挥，旗军官由努尔哈赤指挥。队和旗不是自行作战单位，而是需要时集结军队的组合。适当的时候也组织汉人旗和蒙古旗。
正是这种军事结构使得努尔哈赤的继承者征服了中国。1616 年努尔哈赤自立为后金王朝的皇帝。1616 年定都今天的牧克敦（Mukden，沈阳）。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决策，因为牧克敦是农业地区，由中国人定居和耕种。要统治定居居民，需要与游牧部落完全不同的方式和制度。为迎接这一挑战，努尔哈赤采取了他可采用的唯一模式：中国公务员政府制度 (Chinese System of Civil Administration)。
努尔哈赤于 1626 年死去，但是他的继承者继续沿用中国制度。1631 年牧克敦设立了六部和监察院 (Censorate)，中国的学者官员，包括以前在明朝任职的一些官员，被授予公务员政府和军队的最高职务。因为中央集权政府取代了形式更为松散的部落结构，部落统治家族和家族内努尔哈赤儿子的权力上升。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政治制度使得满洲人赢得了中国士绅阶层的拥护，能够管理满洲军队征服的土地。
1636 年清（清明的意思）王朝在牧克敦的成立为征服中国做好了准备。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北部发生叛乱，1644 年李自成的叛军夺取了北京。明朝将军吴三桂请求满洲人支援，旗人部队涌入中国北部并迅速驱赶走叛军。满洲人随后自己占领了北京，并宣布北京为清朝的首都。
明朝的残余部队退到南方，并在南方建立行省 (Satrapy)，满洲人对此容忍了几十年。但是这种不正常情况不能再继续，满洲人在觉得北方安全的时候，征服了中国南部地区和台湾 (1675-1683)。
21.
军事征服是令人钦佩的英雄事迹，但满洲人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统治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满族占中国人口的大约 2%。他们如何做到在保持内部团结的同时又保持政治霸权？
为了保护满族的种族和文化特征，传统的家族制度 (Clan System) 被保留，禁止同中国人通婚，阻止中国人向满洲 (Manchuria) 移民。有些禁令最后被打破，满洲人逐步采纳了许多中国人的传统，但是直至二十世纪他们才被同化。
军事上的优势使得满洲人征服了中国，满洲人采取步骤确保军事霸权得到保持。旗兵单位驻扎在全帝国的各个战略位置。小的单位军权交叉，并采取定期轮换的措施，以防止任何指挥官有独立的危险。保持和平时期驻军的军事战斗力的措施得到施行，并禁止满洲人从事体力劳动或商业。到了十八世纪末发展停滞和财政腐败导致了八旗军队的退化，但此时清朝已经通过其他手段整合了权力。
满洲人意识到，要统治中国，中国人的合作，首先是士绅阶层的合作是必要条件。因此皇室采取与本地王朝大部分一样的方式进行统治。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也是他们最大的成就。中国人被要求将头发梳成满洲人的辫子发型，但是总的来说，允许中国人保留他们的传统。满洲人试图废除中国妇女裹足的习俗，鼓励中国学者学习满洲语言，但这些措施均告失败且很快被放弃。政治结构继承明朝，仅进行稍微改动。公务员考试制度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继续成为招聘官员和促进意识形态灌输和思想统一的主要手段。考试级别复杂，但是明朝的三个阶段 － 县、省、中央，仍然不变。对满洲人的考试要求更宽松，但当然在任何给定时间内，超过一百万人数的文凭持有者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四万左右的官员只有一小部分是满洲人。这些满洲人大部分占据中央政府或军队的重要位置，而帝国的日常行政管理由中国人进行。
22.
中国全境被划分为十八个省，并结对形成更大的行政区。正如明统治时期一样，省的总督和结对的省的邑长共同负责其管辖权范围内的区域。直至十九世纪为止，大部分邑长是满洲人，而大部分总督是中国人。最低级的直接行政机构是县，其中大约有 1,400 至 1,500 个县约有平均 200,000 的人口，每一个县由县长管辖。在地方，将人口划分为 100 个单位 10 户的制度仍然被保留。
在首都，六部 (Six Ministries) 和内阁 (Grand Secretariat) 领导中央集权政府。每一部设两位主席（President，尚书），满洲人中国人各一员，四位副主席（Vice-president，侍郎），满洲人中国人各两员。在内阁和监察院 (Censorate) 有同等数目的满洲人和中国人。1729 年一个新的机构军机处 (Grand Council) 设立，最终取代了作为最高政府机关的内阁。军机处集中处理紧急事务，而内阁处理更一般的工作。这项改革减轻了皇帝的工作量，但最终权力和责任还是在皇帝手里，仅当皇帝行使这项权力时该制度才运转良好。
在该王朝的开始 150 年期间，执政皇族很幸运地产生了两位出色的皇帝，其统治时间加起来几乎达到清朝全部统治时间的一半。康熙帝 (1661-1722) 是一位精力充沛而尽责的管理者，一位有能力的军事领导者。除征服中国南部地区外，他还征服了蒙古。他通过举行特别的考试，主持重要的学术工程，诸如编撰《明史》和《全唐诗》(Complete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表明自己有意以儒家君主的身份进行统治，吸引了大量最著名的中国学者为清王朝服务。虽然起初很多中国人很自然地对外来征服者持敌意态度，但是到康熙帝统治结束为止，几乎可以肯定，绝大部分人民，包括中国传统的士绅卫士，都将满族君主视为“天命”的合法持有者。
在康熙帝的孙子、有为的乾隆帝 (1736-1796) 的统治下，清朝达到其顶峰。西藏在数次反叛清朝当局之后成为被保护国。伊犁和突厥斯坦被征服，增加了六百万平方英里以上的土地。到十八世纪后期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大面积的疆域处在帝国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在最后二十年期间其统治记录受到腐败的污损，主要是由于太监的影响。由于不希望因为在位时间比其祖父长而表现不孝，1796 年乾隆帝退休，乾隆的一个儿子继承了他的皇位，但是老皇帝仍然有影响力，保留实权直至 1799 年其死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统治时期最长的记录。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的中期是中国传统文明衰落的时期。十八个省一派祥和，商业繁荣，士绅阶层投入到生命中更美好的事物中。制作精良的漆器和瓷器以史无前例的数量被生产，用于出口到欧洲有鉴赏力的行家和国内消费。学者比往昔的时代的人更全身心的投入到过去的儒家经典中，甚至挑战官方儒家正典的可靠性。诗人们讨论伟大诗歌的本质是技巧，道德内容，情感，还是灵感。在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中，曹雪芹 (Ts’ao Huseh-ch’in) 描绘了一个贵族家庭的没落，认为逃离这个世界是对人类爱的悲伤和徒劳的唯一解决方案。
下层社会快乐更少，忧愁更普遍。长时间的和平，加上从国外引进的、能在以前未垦殖土壤上生长的作物的广泛使用，诸如马铃薯、花生（用于烹饪油）和玉蜀黍，导致了人口爆炸。到十八世纪末为止，中国的人口可能大大超过了三亿的标准。土地问题变得尖锐，1796 年一场被佛教白莲教的宗教狂热混合着对满洲人的仇恨所激发的叛乱在中国北部爆发，在心怀不满的农民阶层迅速传播开来。反叛者组织不力，但是八旗部队不起作用。跨世纪转折点的时间都花在了缓慢而代价高昂的对反叛的镇压中。
白莲教被镇压，危机似乎过去。没有人能够预见，英国勋爵马戛尔尼 1793 年来到中国请求贸易优惠条件并在倔强拒绝在天子面前磕头的情况下得到皇帝的亲切觐见，是预示着新秩序的来临，这个新秩序将羞辱和劫掠光荣的清帝国达数代人之久。
23.
第 82 章 西方影响下的中国
年表
1839-1842 鸦片战争
1850-1873 太平天国反叛和其他反叛
19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 自强运动
1894-1895 第一次中日战争
1898 康有为领导的百日维新
1900 义和团反叛
1905 公务员考试制度被废除
1910 日本吞并韩国
1911 1911 年革命
中国从 1839-1842 年的鸦片战争到 1911 年革命的历史，是一个伟大而骄傲的文明解体的传奇。面对着西方列强的无情压力和内部毁灭性的反叛，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满洲统治者固执地依恋着保存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理想和制度。但是当这些理想和制度挑战来自国外的史无前例的威胁时，不得不承认失败。这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最终中国应对的迟缓，决定了最终反应的激烈性质：1839 年无法想象的，王朝统治的结束和对儒家社会和思想传统的全面推翻。
同即将到来的事件相比，中国和西方的第一次冲突：鸦片战争，是一件次要的事件。但是它代表着很大程度上不同的两种文明的根本冲突，这种冲突持续了一个世纪以上。直接的问题是贸易。对于中国官员而言，商人是寄生虫，纯粹为物质利益驱动，剥削他人的劳动，没有创造一点价值。外国人是野蛮人，对中央之国 (Middle Kingdom) 文明基础的道德戒律完全无知，他们还特别鄙视外国商人，认为应密切监督外国贸易。到 1757 年为止，对外海上贸易被限制在广东。外国商人经常被贸易限制和中国官员的冷漠所激怒，中国官员不屑于同外国商人直接打交道。但是因为利润高，这些情况还可以忍受。
到了十八世纪的后半叶，因为茶成为英国全民性的饮料，英国开始垄断广东的贸易。为了平衡茶的贸易逆差，最终需要从印度运来的大量鸦片。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清政府开始警觉，一是因为这种药物对本国人民的身体衰落作用，二是因为对支付鸦片而流出中国的白银的夸张估计。1838 年北京决定开始镇压：以任何方式交易鸦片的任何人将被处以死刑。高官林则徐被派遣到广东执行这项禁令，并确保贸易的进行是在现有法规的规定范围内。
英国商人和英国在广东的贸易督察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对于他们而言，问题不在于鸦片；而是文明的最高准则：自由贸易。对贸易的“不合理”限制和中国官僚的傲慢态度，特别是对英国人的傲慢态度，是不能忍受的，必须改变。
24.
因为没有一方愿意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且双方都决定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冲突不可避免。当林则徐制止贸易，查抄和销毁外国公司持有的鸦片并拒绝赔偿时，紧张局势加剧。1839 年 11 月，一只中国舰队同英国驻广东军队交火。由此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也是中国一个世纪的失败和羞辱的开始。
在随后零星的交战中，英国舰炮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其优越性。但是清廷拒绝承认天朝 (Celestial kingdom) 受到野蛮人舰队的摆布，因此战争一直拖到 1842 年。满洲政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签署条约，割让香港给大不列颠，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建立固定的低关税，给予外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通过该最惠国待遇条款，上述及以后的条约待遇惠及同中国签署条约的任何国家。
这些条约是诸多“不平等条约”的开始，这个说法的形成是因为这些条约是外国势力强加给中国的。清政府曾一度逃避鸦片战争条约的实施。但在另一场战争 (1856-1860) 失败后，中国被迫遵守这些条约的规定，此外，还被迫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开通长江和其他通商口岸，允许基督教在中国境内传播，在平等的基础上承认同外国的外交关系，允许外国设立驻京代表。中国就这样被迫按照欧洲规范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清政府还面临着比外国战舰开到家门口更紧迫的问题。从 1850 年至 1873 年，中国受到了其长久的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反叛，其中最大的反叛是太平天国反叛，其产生原因是以前的紧张局势产生的反叛同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的混合。太平或太平天国 (Taiping，Heavenly Kingdom of Great Peace) 的领导人洪秀全，来自中国南方一个少数民族团体的贫穷家庭。公务员考试的不断失败让洪秀全产生精神压力，他在广东偶得一本基督教清教教会传单，其中的思想让他产生奇想。洪开始认为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在地球的使命是铲除满族人、道家、佛家和儒家这些恶魔。他开始宣扬一种混合了中国传统思想和来自《圣经》的半消化概念的学说。
洪的学说，以及他对孔庙偶像破坏式的十字军征伐，使他卷入同当地士绅阶层的冲突。到 1851 年为止，他和他的弟子进入公开反叛。这一小团伙被并入了在鸦片战争打开了新的对外贸易口岸后、由于对内贸易路线改变而失业的运输工人团体。当太平远征军漫行在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时，不断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南京被夺取并被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在太平的控制之下达十年之久。
虽然太平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和领导能力差，但是帝国军队对叛乱者一般不起作用。而从反叛的最早时期开始，士绅领导的当地民兵就证明了其对抗太平军队的能力。满洲政府一直忧虑地方势力的潜在力量，不愿意将权力下放到省，但是政府最后没有其他选择，不得不允许地方军队的组建，军队由当地知名士绅领导，作为镇压叛乱者的唯一手段。而且，为了给新军队提供资金，允许省级官员对内贸进行课税，并在其省内使用税收所得。
因此，太平叛军不是被清中央政府而是被中国士绅阶层所击败，他们将太平军视为对儒家传统和现有社会结构的威胁。由于该反叛而出现并升到高层职位的士绅领导者属于保守派。最著名的是曾国藩，他是公务员考试的顶尖学位获得者，是士大夫传统的最佳典范。曾国藩领导了对太平军的镇压，并在随后时间同类似的地区领导者平息了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穆斯林和其他反叛者。
本书中国部分作者阵容：
鲍大可 (A.Doak Barnett)，1921 年生于中国，其父母是来华传教士。症状国著名中国研究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外交研究所国外区域研究部主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治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和美国远东政策。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分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亚洲学会中国委员会主席、美中科技合作委员会委员等职。并担作《中国季刊》、《外交》、《亚洲概览》等刊物编委，致力于当代中国及中美关系的研究，相关著作计 20 余部，包括：《共.产.主.义.经济战略：大.陆.中国的兴起》(1959)、《共.产.党.中国展望》(1962)、《共.产.党.掌.权.前夜的中国》(1963)、《毛以后的中国》(1970)、《美国对华新政策》等作品。与费正清、斯卡拉宾诺并称为美国“三大中国通”。
鲍大可逝世的 20 天之后，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在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协会等机构联合为其举行的晚宴上，曾对鲍大可一生为促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他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他说：“鲍大可先生毕生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他从不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产生动摇。我们所有中国人都深深怀念着他。”（本书第 99 章）
毕汉思 (Bielenstein, Hans H. A.)，出生于 1920 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美国东方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治中国古汉语、中国哲学和历史。1945-1953 年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1954 年中国学博士。最早从高本汉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1953-1961 年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和东方研究院院长，1961 年至今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瑞典皇家科学文学史和古代史通讯院士。于 1979 年随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访问中国。专门从事东汉史的研究。在长达 26 年 (1954-1979) 的时间里撰写《东汉的复兴》，对于西汉的覆灭、王莽新政的兴衰以及东汉政权的建立作了全面的评述，精辟地论述了朝代更递过程中内在经济、文化关系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还撰写了多种论著研究中国历史问题，在对史书中预兆的考释、历史人口统计、以及历史循环等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本书第 10、11、27、28 章）
根兹勒 (J. Mason Gentzler)，1966 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柳宗元文学传记》，萨拉·劳伦斯学院历史教授，治中国现代史，著有《中国文明纲要》。（本书第 55、82、8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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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导致了巨大的伤亡和破坏。甚至在和平恢复之前，艰巨的重建工作就开始了。在 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新领导者开始一项方案，内容不仅有农村复兴，还有对抗外国威胁的“自强运动”（Self-Strengthening，洋务运动）。理性的人看到的是西方人知道如何建造武器、船舶和铁路；优秀的儒家则认为，古代中国社会和谐的理想和体现这些理想的制度，比欧洲文明更优越。西方技术用于富强中国，以保护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为实施该方案，政府在几个口岸建造了兵工厂和造船厂，设立了西方语言学校和外文翻译局，以使中国人学习西方语言和技术。虽然“自强运动”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保守的方案，但是在士大夫阶层中，有许多人甚至对这些温和的改革都抱有敌意。
自强运动的有限成就不足以支持中国抵挡外国新的一轮侵犯，这轮侵犯在 1894-1895 年中日战争的灾难性失败中达到高潮。尽管有德国、法国和俄罗斯代表中国进行外交干涉，但日本的条件苛刻：巨额赔款（中国政府岁入的三倍），在通商口岸建设工业的权利，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承认韩国的独立。而韩国于 1910 年被日本吞并。
被日本打败后，随之而来的是外国势力要求新的特权。对中国被分裂的担忧迫使一些中国人坚持深远的改革。在改革者中最著名的人士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富强和拯救中国，必须改革政治制度。在许多人看来这一点及其不道德，修改祖先建立的制度对于皇帝而言是忤逆行为。但根据康的说法，即使孔子也曾经是一位改革者，孔子倡导新制度的创建，以适应他自身时代变化的环境。如果孔子可以改革制度，那么康也可以这么做。1895 年康领导 600 位以上在北京参加会试的考生，向掌权者递交了一份冗长的陈情书，敦促进行激进的改革。该陈情书消失在保守官僚集团的某处，从来没有到达皇帝的手上。但到了 1898 年，皇帝被康的思想所打动并召他入京。随后宣布进行广泛改革的诏书颁布：中央集权政府制度被改造，闲职被撤销，鼓励现代工业，重新组建军队，学校讲授更多的西方课程。
诏令并没有得到实施。保守的儒家和顽固的官僚支配着政府机构。对一些人而言，康的理论是异端邪说；其他人则看到自己的地位受威胁。而且，真正的权力并没有掌握在皇帝手中，而是在其狡猾、固执、恐惧外国人的姨娘慈禧太后手中，慈禧太后在幕后掌权整整一代。她轻易就让皇帝退位，“百日维新”宣告结束。康和他的一些支持者逃亡，而其他人坚持以殉道者的身份赴死。让儒家学说适应现代社会和在君主政体支持下对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努力宣告失败。
两年后，慈禧太后和一些极端保守的官员，默许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以魔咒方式驱除外国人，由一支被称为“义和团”(Boxer) 的、无组织的迷信农民大众进行。这些乌合之众进入北京并占领了外国人的住处。但是这些自认为拥有魔法的农民，完全不是装备良好、行军到北京并解围的外国军队的对手。与此同时，俄罗斯军队占领了满洲，以维持“社会秩序”和俄罗斯人的利益。在骚乱被平息之后，俄罗斯人并没有离开满洲。几年后，日本势力取代了俄国在满洲的位置，在义和团叛乱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国政府失去了对满洲的控制。
26.
即使是慈禧太后也从义和团叛乱得到了教训：中国必须现代化。在一位有为的军事家袁世凯的领导下，军队被配以西方武器，按照西方体制进行扩充和加强。铁路得到建设。宪法和内阁有望得以建立，以试图赢得政府信心。教育体制采纳了更多的西方学科，1905 年公务员考试制度被废除，割断了持续了一千年以上的、儒家经典同帝国制度之间的体制化纽带。儒家教育不再是政治职业的必要前提；这意味着受儒家教育的士绅精英的立即灭绝。
但改革为时已晚，无法挽救该王朝。1908 年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去，一位两岁的儿童在摄政政府统治下继承了王位。几乎很肯定现在袁世凯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对王朝构成了潜在威胁，他被迫退休。政府作出让步，以制止住地方对中央政府和满清皇室增长的不满。但是改革已经不够了，革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自世纪之交以来，反清革命者小团体已经开始煽动起义，特别是在中国南部地区。暴动接连发生，但由于没有得到支持而被镇压，但是革命者一直坚持。这其中最突出的领导者是孙逸仙，他是一位基督徒，在夏威夷和香港的西式学堂受教育；他的政治理论相当原始，预想了一个建构在他称之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新中国，这一理论主要从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家衍生而来。
正当孙逸仙在美国进行巡回筹款活动的时候，1911 年 10 月 10 日，驻武昌城军队的反叛引发了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武昌落入革命者手中，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南部和中部大多数省份宣布独立于中央政府。清廷召回引退的袁世凯。袁世凯同意回到原职，但要满足他的条件。他被任命为总理，指挥镇压南方军队。新独立的省之间没有真正的协调，革命者缺乏组织。但是一些政府部队的忠诚受到怀疑，而且虽然到了十一月末革命者处于防守一方，但是袁世凯在作战中保留了实力。他另有打算。当孙逸仙返回中国并被革命者推为共和国的总统时，袁世凯同孙逸仙进行了谈判。如果袁世凯能安排满洲统治者退位并宣布支持共和制，孙逸仙同意辞去总统一职以支持袁世凯。满洲人别无选择。1912 年 2 月，儿皇帝被废黜，同时得到一笔丰厚的养老金让其在紫禁城内生活。清王朝失去了“天命”，中国陷入了半个世纪的混乱之中。
第 89 章 现代中国
公元
1912-1916 袁世凯，中华民国第一位总统
1919 五四运动
1924 国民党重组
1926-1928 北伐，国民党重新统一中国
1934-1935 中国共产党长征
1937-1945 第二次中日战争
27.
清政府的垮台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前不断有王朝被推翻，但没有一位皇帝被总统接替。有清一代传统的正统性观念，其中首要的世袭原则，消失了。从此以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共和国。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马上到来。总统袁世凯认为最适合中国的制度，跟革命完全是两回事。在袁世凯看来，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行者，因此他下结论，他应该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在他统治的开始几年里，他将其可能的政敌——内阁、年轻的政党和议会，先后一一制服。
1915 年袁世凯接受了日本人的《二十一条要求》，该要求授予日本在中国的广泛经济特权，破坏了袁世凯作为中国铁腕人物的声誉，但这没有阻止住他建立一个君主制国家的打算。但是当袁发起称帝运动的时候，他发现几乎无人支持。来自地方，尤其是包括袁自己部下的军队领导人的反对，导致了袁君主制运动的失败，1916 年，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
在接下来的十年期间，袁从前的部下和革命后在地方掌权的其他军阀支配着中国人的政治命运。从太平天国反叛开始的地方割据主义现在到了最后阶段。中国形成任军阀摆布的地方割据局面，每一个军阀都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和剥削若干地区或一到两个省，但没有一人有足够的力量消灭对手。在北京有一个得到各个势力承认的中央政府，但其权威没有超出建立中央政府的军阀部队的控制土地范围，其构成也随着中国北方军事力量平衡的不断变化而改变。
军阀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自身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在这方面，他们是当时时代的症状，因为随着儒家伦理、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央政治权威继续解体，仍然没有强制要求忠诚的更高信条，没有使社会团结的凝聚力，用孙逸仙的话说，中国像“一盘散沙”。有一段时间人们似乎认为仅靠军事力量就可以维持秩序。但在一个被彼此争斗的雇佣军队分裂的国家里，秩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军阀最终被新的政治派别所取代，他们拥有建设性的纲领和有纪律的军队，先是民族主义者，然后是共产主义者。
首先要找到新的意识形态基础。正如后周和六朝期间一样，政治威权的解体推动了思想生活。公务员制度的废除和西方教育的普及，激励着人们寻找新的价值观，以取代不可信的传统思想。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狄更斯、达尔文、斯宾塞、易卜生和托尔斯泰的作品被翻译和讨论。几千名学生前往欧洲、美国和日本，以更近的距离了解现代世界。大多数人开始深信，西方可以给予中国很多东西。其中一人名叫胡适，他于 1917 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敦促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国家的书面语言，以促进知识的传播和西方化。其他人则歌颂个人主义、妇女权利、民主和科学，谴责儒家学说和传统的家庭制度。当这些新思想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历史力量诞生了。
事情发生在 1919 年。这一年的五月初，在北京的人们了解到，“凡尔赛和平会议”将原先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判与给日本。对西方势力、对日本以及北京政府内亲日“叛徒”的一时愤慨，导致了五月四日约三千名北京学生的示威游行。随后几百名学生被捕，更激发了更多的人加入到示威队伍中。几天之内游行热潮就传到其他城市。学生集会游行，工人罢工，商人关店，以表示和爱国者团结一致。全国范围的抵制日货开始。政府顿时感到无助，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认识到，武装力量不是政治威权的终极根源。内阁垮台了。民族主义在政治舞台第一次亮相即高奏凯歌。
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和教授以国家知识分子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并以他们新建立的巨大声望传播其思想。几年之内，四百家以上的新期刊出现，文章充满了白话文风格的关于西方社会和中国复兴的内容。从孔子到最受人崇敬的古代传奇人物到包办婚姻和裹足，一切传统均不再神圣。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唯物主义、实验主义、德国唯心主义、艺术至上主义，以及最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均找到支持者。某些思想采取了工会、文艺社团和政党的组织形式，包括 1921 年由西方化的知识分子建立的、小规模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党。杂志媒体对关于科学有无能力解决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以及中国和西方文明的相对优点进行了冗长的论战。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很快就变得明显起来：中国人现在指靠西方来帮助实现他们的理想，而不是中国的过去。
新的理想令人鼓舞，但同时也令人沮丧，因为外国特权和军阀的掠夺仍然存在，输入的思想和中国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实在太明显。对这种情况的讽刺是二十世纪小说的普遍主题，最突出的是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尖锐的讽刺作品。对于观察敏锐的人而言，要拯救中国，仅有理想是不够的；唯有武力才能铲除军阀和迫使外国人交出特权。
28.
是孙逸仙为新的民族主义找到了军事力量。多年以来，孙先后向日本、大不列颠和美国寻求援助，均遭拒绝。但在 1923 年，苏维埃俄罗斯同意支持孙。在苏维埃顾问的指导下，孙的政党国民党（民族主义者党），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路线重组。俄罗斯人还以顾问和军备的形式提供军事援助。该党的一家军校在广州的郊区黄埔成立。在校长蒋介石的领导下，该校候补军官接受军事科学的训练和政党意识形态的灌输，内容当时包括在俄罗斯的影响下的反帝国主义和大工业国有化。1924 年 1 月，重组的国民党举行了第一次党代会，尽管有该党左翼的反对，大会还是通过了新党章和纲领，以及同初创的中国共产党组成的统一战线。虽然国民党从来没有像其列宁主义者模式那样得到有效的严格控制，但是多年以来，它在人数、组织、纪律和热情方面胜于中国的任何其他政党。到孙突然死亡的 1925 年 3 月为止，国民党控制了广州，并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广东省其他地区。
在孙死后不久，中国受到的羞辱再次引起民愤爆发。五月和六月，学生和工人示威游行，对中国工人在外资工厂的待遇表示抗议，外国警察朝游行中的学生和工人开了枪。许多示威者被杀害，排外情绪高涨。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在中国商人的支持下，工人在上海、广州、香港和其他城市罢工。香港的罢工持续了一年以上，罢工加上大范围的抵制英国货，英国贸易被损害。同样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南方许多城市的农民运动走向高潮，有些地区从对军阀和外国人的敌意发展到查抄地主土地。革命性的民族主义的高涨，推动着国民党在随后数月成为国家政权。
截至 1926 年中期，黄埔军校有几千名军官毕业，民族主义者军队人数约为十万人，包括从军阀部队吸收的许多军事单位；该党自身大约有二十万党员。在蒋介石看来，对强大的北方军阀进行军事征伐，以实现孙逸仙统一中国的雄心的时机已到。
在国民党内部有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有待解决：谁将继承孙逸仙？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还是民族主义者军队总司令蒋介石？革命的道路还有多长？排外罢工已经证明对中国的商业产生伤害，而且一般来说，工人和农民运动成为中国商人和地主恐惧不安的因素之一，许多中国商人和地主跟国民党有人脉关系。
蒋介石通过同国民党党内和党外的保守分子结盟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在保守分子的支持下，蒋转而反对煽动社会革命的人，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其力量最强大的上海工会，同俄国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分裂。没有了军队，汪精卫及其左派宣告瓦解。共产党挑起了几次起义，均告失败。俄国人悄悄地退回老家。权力斗争使蒋的“北伐”事业暂时停缓，但其很快一路北进，攻营拔寨，直至 1928 年 6 月夺取了北京，大获全胜，北方军阀正式投降。蒋现在是国民党党内最高统治者，是新成立的南京民族主义者政府的首脑。到了 1928 年末，新政府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外国列强的外交承认。
29.
民族主义者政府名义上是全中国的政府，但其影响力主要限于中部省份和长江下游省份，沿海口岸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同这些省份一起为该政府提供主要的经济来源。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土地税，仍然掌握在地方官员的手中，其中不少人是名义上服从新政府的军阀，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其地盘实行的是事实上的自治。从 1928 年至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十年期间，这些军事主义分子偶尔起来反抗南京政府，但均无法构成严重威胁，在镇压这些反叛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将其权威扩大到新的地区。
在蒋同共产党分裂之后，政府镇压了该党，将大量共产党员从城市驱赶至农村，在农村，共产党理解了农村的中国，这一点对其最终的胜利很关键。1931 年，“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省成立，但到了 1934 年，政府军队袭击了共产党，迫使共产党放弃江西。共产党向西北挺进，踏上了英雄史诗般的长征之路，穿越 6,000 英里之长的中国最崎岖地带。一年之后到达目的地时，原有的九万人仅剩三万人。长征途中产生了一支顽强而足智多谋的新集体，领导者为毛泽东。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正在逐步地现代化中国。一部临时宪法和一部现代法典颁布，虽然这些法律在许多方面仍然处于纸面立法状态，但它们是前进的步伐。军队得到了加强。公共卫生、工业、交通、灌溉工程和洪灾控制等方面均取得进展。尽管学校传授的国民党意识形态注入了儒家箴言意味着该政权的保守主义在不断增长，并使许多学生同西方化的知识分子疏离，但是教育继续在快速进步。1935 年的货币改革使金融稳定了几年，直至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开始。在外交事务方面，鸦片战争条约中失去的关税自主权被收回，为政府提供了宝贵的财政增收手段。其他繁苛的“不平等”条约规定直至 1943 年才被取消。
日本的侵略威胁从来没有消失。早在 1928 年，民族主义者军队就同日本部队发生了冲突。1931 年日本军队夺取了满洲，次年满洲国傀儡政权在沈阳宣布成立。在后来几年中日本不断对北方中国施加压力。
尽管全国要求抵抗日本的呼声不断高涨，但是蒋仍然坚持在正面抵抗强大的中国外敌之前，应消灭以共产党为主的内部敌人的政策。但在 1936 年 12 月，当蒋飞往西北，强迫不服从的下属执行该政策时，他被他们俘虏，直至蒋和他们之间达成了停止内部倾轧的协议。处处被追击的共产党人欢迎这一变化，因此，1937 年 7 月对日战争开始时，国内局势有点全国团结的假象。
在蒋同共产党分裂之后，政府镇压了该党，将大量共产党员从城市驱赶至农村，在农村，共产党理解了农村的中国，这一点对其最终的胜利很关键。1931 年，“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省成立，但到了 1934 年，政府军队袭击了共产党，迫使共产党放弃江西。共产党向西北挺进，踏上了英雄史诗般的长征之路，穿越 6,000 英里之长的中国最崎岖地带。一年之后到达目的地时，原有的九万人仅剩三万人。长征途中产生了一支顽强而多谋的新集体，领导者为毛泽东。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正在逐步地现代化中国。一部临时宪法和一部现代法典颁布，虽然这些法律在许多方面仍然处于纸面立法状态，但它们是前进的步伐。军队得到了加强。公共卫生、工业、交通、灌溉工程和洪灾控制等方面均取得进展。尽管学校传授的国民党意识形态注入了儒家箴言意味着该政权的保守主义在不断增长，并使许多学生同西方化的知识分子疏离，但是教育继续在快速进步。1935 年的货币改革使金融稳定了几年，直至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开始。在外交事务方面，鸦片战争条约中失去的关税自主权被收回，为政府提供了宝贵的财政增收手段。其他繁苛的“不平等”条约规定直至 1943 年才被取消。
日本的侵略威胁从来没有消失。早在 1928 年，民族主义者军队就同日本部队发生了冲突。1931 年日本军队夺取了满洲，次年满洲国傀儡政权在沈阳宣布成立。在后来几年中日本不断对北方中国施加压力。
30.
对日战争给国内政治带来了两种后果。日本的侵略将内地的民族主义者政府从南京驱赶至西南的重庆，切断了其原先海岸城市和长江省份的经济来源。虽然蒋以全国抗日运动领导者的身份赢得个人声望，但是八年的战争让国民党和民族主义者政府元气大伤，腐败成风，这种情况在战后仍然在继续，使该政权的许多早期支持者疏离。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利用了这个机会，将其影响力扩大到民族主义者被迫放弃的、中国中部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地带，但这里却是日本人人力管理不到的地方。红军进行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运动和稳健的土地改革，农民阶级被动员起来，红军人数从 1937 年的大约九万人增长至二战结束时的大约九十万人，而同一时期的共产党党员人数从四万人增长至大约一百二十万人。这样，到了 1945 年，虽然民族主义者在人数和武器装备方面仍具有巨大优势，但是毛泽东已经有充分的实力挑战蒋介石。问天下谁主沉浮？双方生死一战，拉开帷幕。
31.
第 99 章 新亚洲
（在本文讨论中，“亚洲”应理解为从韩国延伸至巴基斯坦的国家）
本章作者简介：
鲍大可 (A.Doak Barnett)，1921 年生于中国，其父母是来华传教士。症状国著名中国研究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外交研究所国外区域研究部主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治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和美国远东政策。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分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亚洲学会中国委员会主席、美中科技合作委员会委员等职。并担作《中国季刊》、《外交》、《亚洲概览》等刊物编委，致力于当代中国及中美关系的研究，相关著作计 20 余部。与费正清、斯卡拉宾诺并称为美国“三大中国通”。
鲍大可逝世的20天之后，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在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协会等机构联合为其举行的晚宴上，曾对鲍大可一生为促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他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他说：“鲍大可先生毕生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他从不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产生动摇。我们所有中国人都深深怀念着他。”
年表
公元
1945 第一次原子弹轰炸；苏联人加入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二战在亚洲结束
1946 美国调停国共冲突不成功，中国再次爆发内战；菲律宾独立
1947 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
1948 缅甸独立；共产党领导的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反叛；甘地在印度被暗杀
1949 共产党战胜中国的蒋介石政权，毛泽东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加诺统治的印尼独立
1950 中苏结盟；韩国战争爆发
1951 日本和平条约和美日安全条约；韩国和平谈判在板门店开始；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 韩国停战协定；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麦格赛赛被选为菲律宾总统
1954 日内瓦会议，法国撤出印度支那半岛；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
1955 亚非领导人万隆会议；美中日内瓦－华沙会谈开始
1957 马来人独立；苏加诺在印尼实施“有领导的民主”；印尼的苏门答腊和外部群岛反叛
1958 中国“大.跃.进.运动”；中国海岸的“近海岛屿”危机
1959 西.藏反叛；中印边境事件
1960 中苏关系公开辩难；越南再次发生冲突；美日安全条约修改
1962 中印边境冲突；关于老挝的日内瓦会议；缅甸奈温政变；
1964 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尼赫鲁死；印尼和马来西亚对峙
1965 印尼共产党企图政变，导致苏哈托实行军管；美国在越南的重大干涉；印巴克什米尔冲突
1966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清洗刘少奇运动；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亚洲及太平洋理事会成立
1967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
1968 美国停止轰炸北越，关于越南的巴黎谈判开始
1969 中苏边境冲突；尼克松的“关岛原则”；美国同佐藤政府就冲绳岛归还日本达成协议；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1970 西哈努克被推翻，美国军事干涉柬埔寨
1971 尼克松宣布计划访问北京
32.
自二战以来，亚洲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战争自身导致了该地区国家关系的急剧重组。其释放的能量在后来改变了亚洲的面貌，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
自 1945 年以后的年代，政治和社会革命席卷亚洲。战前存在的殖民政权和旧政权被多种新式国家所替代。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民族自决的动力，是社会变革的需要，是强大的新势力，是它们促进了该地区的发展。
该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也同样在加速。亚洲的大多数新领导人致力于社会变革，而不是保留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传统的阻力一直很强，而在热情和成就之间的差距，在许多方面造成了沮丧、不稳定和冲突。
尽管该地区不稳定，而且亚洲国家面临无数的内部问题，但是大多数新国家被纳入了西方建立的国际体系。（但是共产党中国只是部分被吸收入该体系。美国和数量相当多的其他非共产国家尚未承认北京政权。该政权只是最近在获得联合国会员资格。然而其已经同大约五十个共产和非共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新的国家日益积极地以多种方式参与国际事务。在亚洲自身的力量平衡中，一个亚洲国家和一个西方国家作为战后主导角色出现。这两个国家－共产中国和美国－形成的敌对状态，在多数时间里一度构成该地区力量关系配置的最重要的单一影响因素。大陆中国在半个世纪内真正第一次实现统一，并由共产政权统治，其试图主张地区霸权并呼吁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二战中胜出的美国直接卷入亚洲，这在以前从未有过，其试图维持亚洲的力量平衡，“遏制”中国，抗击共产主义的蔓延。但是在六十年代的后半期，力量平衡变得日益复杂。日本开始再次以经济强国的身份出现，苏联部分由于其跟中国的纷争，加强了该地区的外交活动。结果，一个多级的四国力量平衡看来出现了。
唯有将今天的形势同二战前的流行趋势相比较，我们才能理解亚洲革命性变化的范围。在战争以前，亚洲大多数国家被外国列强支配，首先是西方国家，其次是日本，日本在该进程中起来挑战西方并试图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
欧洲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和荷兰，控制了几乎南亚和东南亚所有地区。（只有泰国在挑起英法纷争的情况下能够保持独立。）虽然初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该地区成长但是力量仍然薄弱，不起作用。美国由于美西战争将力量投入了部分该地区，统治了菲律宾群岛；但是其承诺让菲律宾独立，虽然这一承诺还未实现。
俄国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平稳向东面扩张，侵犯了中国所有的边境地区，牢牢控制东西伯利亚和加拿大滨海诸省。其向东南亚的扩张行动受到日本的阻挡，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其共产党政府仍然对中国多个周边地区施加压力，其还试图在多个亚洲国家煽动共产主义革命，但是，除中国之外，二战之前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没有成功。
中国尽管面临内部腐朽和外部压力，但还能够维持不稳定的独立，且其已经在经历革命性变革的进程中。十九世纪西方的影响，有助于摧毁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帝国制度；在 1911 年满清王朝垮台之后，中国国势衰弱，国家分裂。西方列强和日本在中国争夺势力，并严重损害了其主权。国民党面临来自共产党的严重内部挑战，并自 1937 年以来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战斗中；尽管这样，在二十年代后期上台的国民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开始统一和现代化中国。
33.
日本是能够回应十九世纪西方影响的唯一亚洲国家，其不仅能保持国家的独立，而且能进行快速现代化的运动。随着日本工业和军事实力的发展，其首先加入西方列强对亚洲大陆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在 1894-1895 和 1904-1905 年分别打败中国和俄国），随后在 1937 年发起了对中国的大型战争，最终在 1941 年同时挑战在太平洋的美国和东南亚的欧洲列强。
日本在该战争中最初的胜利以及最终的失败，从根本上改变了亚洲在 1941 年之前一直存在的特性。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是这场战争诞生了新亚洲。
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西方列强赶出亚洲，并控制了从韩国到缅甸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到了 1945 年，日本自我毁灭并轰然倒下。在被美军占领之后，日本被迫放弃帝国主义主张，解除武装，退回本土。
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这场战争导致国家被严重削弱并产生内部分裂。虽然民族主义政府在美国人的支持下起初有能力重新控制中国的大城市，但是其面临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挑战，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了一支以农民为基础的强大革命队伍，并控制了华北农村大部分地区。尽管美国人在调停国共冲突中做了大量努力，但是 1946 年中国还是卷入了公开内战。
美国军队是太平洋战争打败日本的主要力量，美国发现，作为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唯一真正力量，其直接卷入了战后战争形势中。作为日本和南韩的占领者以及中国内战冲突中不成功的调停者，美国深深卷入了亚洲政治事务中。除美国施加影响的地区之外，该地区在很多方面都陷入了权力真空。
但是，在太平洋战争快结束时参加太平洋战争的苏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将自身投入亚洲的力量平衡中，而且苏联一方面承诺支持中国民族主义政府，另一方面又暗中支持共产党对抗民族主义者。
34.
在东南亚，虽然美国履行了其准许菲律宾独立的允诺，但是欧洲列强起初企图建立战前殖民统治的模式。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战争期间，全亚洲反殖民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这些运动的领导人要求立即独立。
南亚开展了类似的民族主义运动。到了 1947 年，英国在默然承认这种新力量的情况下，开始准许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独立。荷兰和法国更不愿意承认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在经历了痛苦的、不成功的殖民冲突之后，他们才开始同意在 1949 年和 1954 年分别撤出印尼和印度支那半岛（日内瓦会议结束了法越冲突，使印度支那半岛陷入分裂；老挝和柬埔寨同越南分裂，越南沿着十七度纬线划分为共产党和非共产党政权。）
但是，荷兰和印度支那半岛、法国和越南之间的斗争绝不是让亚洲大部分地区在战后起初时间陷入骚乱的唯一冲突。互相争斗的亚洲领导人和集团之间发生了许多冲突。虽然在新兴国家中民族主义无疑是新的主流社会政治力量，但是共产主义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共产党企图在许多亚洲国家通过暴力斗争夺权。
在中国，在 1946 年内战全面爆发之后，已经控制了农村大部分地区的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国中之国，并在满洲和华北很快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民族主义政权逐步解体，二战大伤元气，实力逐步被衰弱，快速走向灭亡。到了 1948 年，在军事力量的对抗中形势转到对共产党有利的一面，到了 1949 年秋，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蒋介石领导的民族主义者退到台湾，在台湾，他们继续维持着一个敌对政权，直至今天，该政权事实上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主张是中国的政府，但是没有任何收复中国大陆的希望。
《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之中国部分选译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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