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邓演达先生
黄绍竑
我与邓演达先生虽然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但是到了1923年的夏天，我们才在广西梧州见面认识。
1922年，旧桂系军阀沈鸿英趁孙中山讨伐陈炯明之机，带兵混人广州。沈鸿英自1920年在广东失败退回广西，1921年又被粤军逐出广西，流窜湖南、江西边境，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勾结，受其培植，重整旗鼓。他混人广州是奉吴佩孚密令的。1923年4月16日，他突然在新街(在粤汉铁路上，离广州数十华里)宣布就北洋任命的广东督军的职务，并通电请孙中山离开广州。一场讨伐陈炯明的战争顿时就变为讨伐沈鸿英的战争，在广州附近进行。
沈鸿英在广州附近作战失败，分由西江、北江两路退回广西。魏邦平任西江方面总指挥，指挥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的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第三师(师长郑润琦)及一些海军舰只，向肇庆、梧州沿江追击，以占领梧州，掌握两广战略要点，阻止桂军再犯广东，停止其向梧州上游再进的意图。
粤军第一师是当时广东方面陆军学生的集团，师长李济深以下如陈济棠、陈铭枢、张发奎、邓演达、蒋光鼎、李扬敬、戴戟、黄琪翔、冯祝万、钱大钧、徐景唐、薛岳、黄镇球、严重、陈诚都在那里当过干部，邓演达先生是第三团团长，这个团由于邓演达先生的领导，无论战斗力及军纪方面都是当时第一师的佼佼者。占领梧州后，邓演达先生被任命为梧州军警督察处处长，率领第三团进驻梧州市区维持治安秩序，其余粤军或已撤退回西江下游，或驻在船上。
我被孙中山秘密任命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后，即将兵力秘密集结于梧州上游十余里的戎圩。粤军迫近梧州，我所部亦乘机发动进攻，与粤军前后夹击梧州，从而会师占领梧州。正因为这样，原驻梧州的沈军旅长冯葆初既无法抵抗，亦无路撤走，被迫投诚，仍驻守梧州市各要地。但他的态度是可疑的，居心叵测。
我部是广西陆军学生出身的集团，与粤军第一师因同学的关系，感情甚为融洽，尤其我本人与邓演达先生因职务上的关系，来往甚多，更为融洽。
李济深被大本营任命为梧州善后处处长，后改为西江善后督办，要把粤军撤回西江下游担任其他重要任务。当时他面临着这样的问题：1、梧州防务交给黄绍竑抑或冯葆初？2、此后培植哪一个收拾广西残局？因粤军当时是不可能再向梧州上游进展的，经他再三考虑，可能并请示过大本营，决定把梧州防务交给我，并扶植我部发展，决定缴驻梧州桂军冯葆初的枪。
他把这个意旨秘密告知了邓演达和我，并命令我们负责执行；此外知道的人只有参谋长冯祝万、副官长黄镇球。当时我的部队尚驻在梧州抚河北岸的三角咀，驻梧州市区的仅有粤军邓演达先生的第三团，而冯葆初旅力量相当强大，据守梧州市，设有永久工事的山头堡垒，光是一个团的兵力是解决不了的。当时又很顾虑在市区作战，会招致市民的损失。
我们研究的结果，就扬言督办公署已命令粤军第三团开回肇庆，梧州军警督察处的任务由黄绍竑来担任，以便把军队开进梧州；同时商定先设法扣留冯葆初，由其下令所部缴械，以免发生战斗，致使市民遭受损失。于是由我出面请客，为邓演达部队回粤饯行，把粤军陆海军在梧州的主要将领都请到了，冯葆初是桂军的高级将领，自然要请来作主要的陪客，其实这也是唯一的目的。
在旧社会里，军官的请客都是在抚河的花舫上请吃花酒，大赌大喝、吸鸦片之外，还叫了很多妓女来侑酒，往往通宵达旦地玩闹。邓演达先生是没有这种坏习染的，但就要这样把冯葆初缠着，然后把他扣留，命令其部下缴枪。可是到半夜，冯葆初得到了于其不利的消息，即时要退席回去。若任其回到部队，必然率队顽强抵抗，于我们计划将很不利，我见时机紧急，于是拔出手枪指着他，不准他走，并要其下令所部缴械。冯葆初身长力大，不顾一切向我扑过来，欲夺取手枪。我当时考虑到高级将领的随从人员不下数十人，都有武装，不是冲锋枪就是驳壳枪，这个计划只有我和邓演达先生知道，我若开枪把冯葆初打死，那些武装人员也必定开枪乱打起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于是就同他抱起来搏斗，同席不知内幕的其他粤军将领都走过来劝解。邓演达先生大声宣布这是李督办的命令，要把冯葆初扣留缴枪，并喝令他自己的武装随从人员把冯葆初捆起来，一场肉搏的“鸿门宴”才告结束。事后粤军方面的其他将领很埋怨我和邓演达先生事前没有通知他们，几乎弄出大乱子，殃及池鱼，尤其埋怨我的鲁莽行动。
冯部起初稍事抵抗，后来知道冯葆初被扣，并奉了他的命令缴械，很快就解决了。次晨邓演达先生和我一起去巡视市面，见有些士兵(有我的，也有他的)，抢劫市民财物，他怒极了，拔出手枪就打，当场打伤了一个士兵，可见其治军之严。
1923年以前，两广军事和政治都是敌对的，彼此对所占领地方的人民互相采取报复的手段，占领军队长官就是那个地方的无上权威者，委托地方官吏把持地方财政，而包烟包赌则更是驻军当然的权利。1923年，粤军占领梧州，这个风气突然转变了。李济深虽然被任命为梧州善后处处长，似乎梧州的一切都归了他，但是他却不这样做，他很尊重地方人的意见，他与我虽是上下级关系，而实际上则是以兄弟朋友的关系相处，尽力扶助我发展。邓演达先生的第三团驻在梧州，担任军警督察的责任.为粤军树立了良好的楷模，除了维持地方治安秩序之外，其他概不过问。他不但没有直接包烟包赌的旧恶习，也没有间接向地方要过一文钱。这种作风不但当时在地方上留下良好的印象，而且成为两广合作统一，参加大革命的主要因素。
邓演达先生对朋友的态度是坦率诚恳的。当他将要率领第三团回广州之前，曾同我作过一次恳切的谈话。他见我染上了一些不良的嗜好，就说，这些不良习染于青年军人是不相宜的，尤其于革命军人不相容。他劝我力戒不良嗜好，努力革命。他回广州后，将去苏联考察前，又有一封长信给我。那时我的军事力量已发展到南宁以北。他那信里表示他对广州现状的不满(那时正是滇、桂军割据广州之时)。他认为那种现象不是革命的，必须铲除，另外培养革命的新力量。他对自己也不满，因此必须离开部队到苏联去寻求革命真理。他劝我不要以武力得到发展为满足，而要在思想上得到更进步的发展;并且叮嘱我不要离开孙中山的革命领导，造成两广的再分裂，因为有人中伤说我是“联省自治”派。
1925年广西的军事统一已告完成。1926年春天我到广州去参加两广统一会议，完成两广统一。邓演达先生已由苏联回来，在黄埔军校当教育长，他邀我到黄埔去参观。1924年我曾参观过黄埔军校，这回参观，见到革命空气与前大大不同，可能由于他当了教育长的缘故。他说黄埔军校是革命的摇篮，要在那里不断培养革命的力量，并要我送人来学习。参观完毕，他同我坐小汽艇回广州，沿途见到帆船和车渡(车渡是木船后装上拍击车叶，用十数人踏转拍击前进的，比帆船快一些)一个个落在后面，他说这里就含有真理：“进步的一定走在前面，不进步的就必然落后了。”他又说：“苏联革命就是要工业化，要把落后的交通工具都机械化，中国的革命将来也是这样。”这是我和邓演达先生最后一次见面和谈话。
1927年我同李济深去上海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秘密会议，也就是“四一二”事变、背叛革命的会议。邓演达先生在武汉当政治部主任，他知道我们到了上海参加反动会议，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李济深和我，电报大意是：你们是革命后方的方面大员，为什么不得到中央（指武汉中央）的允许，就擅离职守私自去上海参加反动会议？并且劝我们迅速回两广，坚定革命立场，反对蒋介石。那时我们已决心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只是一笑置之，没有复电。这就是邓演达先生与我最后一次的电报。我写到这里，想到邓演达先生当时对于他以前的长官和与他曾共同战斗过的朋友所作的最后忠告是多么恳切，多么痛心啊！
原载《前进论坛》199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