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故事（你什么都没有说呀）

文革的故事（你什么都没有说呀）

当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送去劳改后，母亲就清清楚楚地知道，她不能再有什么事了，否则我们就成了孤儿，我那时不过一岁多，这种事情在那时不是没有。
她采用的还是老祖宗的法子，像司马懿那样“隐”起来，当然不是跑到农村去，那会更惨。而是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什么事业，进步，尽量不惹人闲话和注意，话要少说，人多的场合能不去就不去，和同事朋友的交往压到最低限度。只指望拿她那份还算不错的工资，把我们带大。
说实话她真是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她一直跟着共产党转，是所谓的进步青年。但她出身不好（30年代能读大学，又是女性，恐怕不光是女性，家庭不可能是工人农民。），又有一个反革命的丈夫，这在当时，都是要命的问题。
我有一段时间，有点瞧不起她，认为她太幼稚，什么都不懂。可现在想起来，就有点佩服，她是怎么做到幸存，只受到了很小的冲击的，不能说光是运气。她的那一些朋友，同学，几乎个个都比她倒霉，自杀，疯了的就有几个，越是风光的，文革就摔得越重，所以如果指望紧跟党就能逃脱厄运，那真是大错特错，实际上错只有一个，你不该读书，成为所谓的知识分子。
我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很早她就放弃一切，只求不得罪人，二是她实际上是现在的单身母亲，人总是有恻隐之心的，造反派也是人。
可见她在大事情上，是想得极对的，实际处理也懂得掌握分寸，我肯定是做不到的。

下面讲点题外的话，算是我的“私货”，在网上有人评价我的文章夹带私货和偏激，我都承认。
关于第一点，我认为人人的文章都有私货，天经地义也无法避免。人由于自己的教育，经历，利益等等而决定了自己的思想，是不可能公允的。所以说，如果有人说他的想法没有私货，不管有什么样的惊人头衔，那绝对是在忽悠你，出于什么目的我不知道。
我只想代表那些在文革中受苦受难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如果能做到那怕一点点，我就认为十分荣幸了，别人我代表不了。
你看，我不但承认私货，而且指出私货在哪里，比那些人要强多了吧。
至于偏激，我认为我在尽量控制，不是没有理由偏激，而是怕伤了自己。
我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好像有一种仇视的心理，就凭这一点，他根本不是什么伟大领袖，作一个国家领导人都不合格。
难道你真的相信，小米加步枪再加一点思想就可以抵挡巡航导弹，那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不亡国才怪了。
中国那一点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如原子弹，导弹（卫星）不都是一些所谓旧知识分子搞出来的，他们可都是在民国，美国上的大学，靠什么思想做不出来这些东西，那是在说大话吹牛皮罢了。
六，七十年代正是所谓信息革命的萌芽，第一台PC就在那时候诞生，今天改变一切的互联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比尔.盖茨和吉布斯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的道。中国在干什么？在革命，居然没有人在认真读书和做研究！所以说，中国比别人晚了二十年，到今天规则别人定，大钱别人赚又有什么好说的。
毛泽东连这种历史潮流都看不清楚，逆世界而动，不知在想什么。结果是给中国带来一场灾难，基本上毁掉了一代中国人。

母亲其实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喜欢和人交往，但母亲的本能逼得她不得不彻底改掉自己，来适应所谓的“大好革命形势”，只好把她的聪明全部用到了我们身上，把我盯得很紧，搞得我有点“惨兮兮”的。
现在想到她肯定很难，她不是那种家庭妇女，认为把孩子喂饱就行，她得想到我们现在的处境和将来前途，但那可都不妙。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不管跟别家孩子发生了什么矛盾，她总是要批评我们，要我们跟别人认错道歉。对我问题不大，我的确总是有错，我小时候淘，总在招惹别的孩子，而且我从小就开始认错，已经成了习惯，又一贯慷慨大方，她要我说对不起我就说，要我拉手我就拉，嘴和手不就是干这个的嘛，并不叫冤枉，第二天可能再来一次，所以说，顽皮有顽皮的好处，至少不会被冤枉。
姐姐就不同了，她不是一个惹是生非的孩子，但别人惹了她，就会变得不依不饶，结果母亲和她为这种事总是闹得不愉快，到后来姐姐提起来还是耿耿于怀。
母亲伤我的只有一次，她硬把我从小养大的狗送走（见《养狗的故事》），把我弄得伤透了心，到现在都不再养狗。后来她告诉我真实的原因是，在很多人都吃不饱的时候，我们家养一只狗实在太引人注意，别人要闲话。
她从来不对我们说，因为父亲是反革命，所以我们跟别人不同，不能跟别人比。她认为那会挫伤我们的自尊心，过早感受到世间不平，使我们自卑，而人一但自卑就一文不值。所以她每回都要找出我们错，她人又聪明，嘴本来就厉害，加上受党的教育多年，这，不是问题。
我们后来总结她的方法是，和别人争吵时，不要说自己对，那你肯定是一个傻瓜；而是要抓住别人的错，有一点就够了，深入下去，逼得对方为自己辩护，那你就赢定了，因为你可以在对方的狡辩中找到新的破绽，如此下去，何愁不赢。
她笑着听我们说，有点得意，说到：“我要连说都说不赢你们，那你们还不翻了天。”
接着叹口气，说：
“我知道有时你们受了冤枉，”
姐姐插到：“根本不是有时。”
“我何尝想自己的孩子委屈，但那时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你们现在大了，那你们说，我能怎么办？”
我们又能说什么？在那种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她首先得考虑的是怎么能够生存下来，其次就是尽自己的可能，为我们挡住风风雨雨，让我们有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也许还指望我们能看世界带着点乐观。
但她能乐观吗？看到现在就难以庇护自己的孩子，将来更不知要受到什么样的苦难，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前途，作为母亲，心里会怎么想？
她从来就没有说过，我们不可能知道了。

我比姐姐要幸运一些，男孩子本来就要迟钝和懂事晚一点，到了我能感受到歧视的年纪时，那位老人家为了不让我感到孤独，发动了文革，把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打倒了，49年前的大学生很难能幸免。
我是在一个还算有点名气的大学里长大的，有一天醒来，突然发现周围的邻居，熟人很多成了阶级敌人，抄家，游街，大字报贴到家里，把正门都给封了，有些是很革命的，过去没少整过别人，现在倒好，更革命的人用更革命的手段来收拾他们了。
我的朋友，同学大部分父母亲都被打倒了，没倒的也摇摇欲坠，哪还能歧视我。
况且我父亲是历史问题，早已被打到，是死老虎，反而没遇到什么大麻烦。红卫兵更感兴趣是还在走的走资派，还高高在上的学术权威，人嘛，总是图新鲜。
我由此发现一个规律，早倒霉的更容易在文革中幸存。比如像钱钟书，沈从文都熬过了文革，而吴晗，老舍就没能熬过来。
我父亲被打倒时，还是讲政策的，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只是要劳动改造思想。可到了文革，革命小将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怂恿，争相用不是请客吃饭的革命手段来对付阶级敌人，有些真是不想让人活。我班上大约有40个同学，有二个同学的父亲自杀，有一个父母双双自杀，班主任老师的丈夫也自杀身亡。
心态也是一个问题，那种红色知识分子最难过，自认为一辈子紧跟党，认真接受改造，不能接受那种现实，估计有些到死也没能整明白这是为什么。
据说现在流行成名就要早，倒霉好像也这样。像我父母亲那样的人在那个时代总是难逃一劫，真是早好。

看到母亲一点点变老真是感叹万千，岁月真是无情，谁都跑不掉。她原来话不多，精明能干，现在絮絮叨叨，经常糊里糊涂。我们一回家，就开始对我们唠叨哪些老话：为人要谨慎，少说话，多做事，要尊重领导，千万不能跟领导顶等等，等等，估计她能猜出我在单位里是什么德行，我们就不停地跟她开心，有时候她也会恼。
要知道原来她根本就不说这样讲话，因为知道那没有一点用处，只有等我们栽了跟头，也许有可能听她一点。但人一老，控制能力就变弱了，对孩子的担心就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
有一回我们要离开，正在换鞋穿衣服，她又不放心，叮嘱到：
“我刚才说的你们记住了没有？”
姐姐依旧跟她开心，
“你说什么了？你什么都没有说呀。”
这一下她彻底地恼了，眼泪都下来了，
“你这样说我太不公平，我这人从小是胆小，总是怕事，但那不是光为我自己，我要给关起来了，你能撑起这个家吗？你一天到晚跟弟弟吵，他根本就不会听你的，你那时一点都不懂事，我根本不敢想没有了我，你们会怎么样。”
我只好赶紧说：
“她现在还不是一点都不懂事，从小就没给弟弟做个好榜样，哪像个姐姐嘛。这么大了还要惹妈妈生气，真是不像话，妈妈，你这一次一定要好好教育她，我来帮你。”
我和姐姐只好又脱下鞋转回头去哄她。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典故。
母亲是一个话剧迷，在学校还演过娜拉，因此在上海看过蓝苹演的戏，她当然知道蓝苹过去的那些闹得风风雨雨的事，那时和现在也一样，明星的这种事情总是小报的头条。她虽然是学理科的，却有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当60年代初朋友告诉她蓝苹现在叫江青是第一夫人时，她大吃一惊。
倒不是她对蓝苹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她肯定是现在的那种女权主义，当然，那时还叫做男女平等，看到不同了没有？我对这个进步是深有体会的。所以她肯定是站在蓝苹那一边的，恐怕还有一点小女生对明星的崇拜，她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像蓝苹那样出身贫寒，毫无背景的小女子在上海滩站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像现在了），肯定要受到那些有钱人的欺负。
她只是觉得毛夫人应该是更纯洁一些，不应当有这样一些复杂的经历，毕竟是国母嘛。我记得文革以后，当蓝苹已成为“四人帮”的首犯，那时讲的是安定团结，相互揭发不再时髦，有一天闲聊，她仍然说：其实江青挺可怜的，并不幸福，实际上给别人当枪使。
她还是认为女人的错说到底还是男人造成的。
当文革一开始，江青出山变得大红大紫时，她慢慢悟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了，立刻给吓坏了。她知道这不是谣传，那时“伟大的旗手”的形象经常出现报纸和纪录片上，她一眼认出了就是蓝苹，这正是厉害所在。
如果只是谣传倒好了，不过是搞错了，而这是真的，知道的人就有大麻烦了，果然有人因为说这些话进了监狱，攻击“伟大的旗手”理应如此。她又安慰自己到，如果有人追查，就说根本不记得有人跟她说过这话，反正她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这事，她早就十分小心翼翼了。
当真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事？别人她有把握，我们呢？会不会那天说漏了嘴？她越想越不清楚，越想越怕，要是我们说出去这事，那只能是她，可就是灭顶之灾。想前想后，实在不放心，就把我们找到一起，说：
“我跟你们说过有关伟大的旗手江青同志的事情没有？”
“你说过啊。”姐姐回答，
“是什么？”
“就是说她最能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要向她好好学习。”
“还有什么？”
“好像没有了。”
“再想想看。”
姐姐想了想，说：
“想不起来了，还有什么吗？讲给我们听听。”
她还想听一听，这一下就撞到枪口上了，母亲最不放心的就是她。哥哥大了，知道事情的厉害，不会乱说，我还小，看电影更感兴趣的是演员手里的枪，而不是演员，根本不会想到说这些事。而姐姐有点接母亲的代，嘴特厉害，跟人争吵从不输的，要说只能是她。
“我就最不放心就是你那一张嘴，吵起来从来不知道让让人的，你知不知道祸从口出，家里的事一定不要到外面去说，不然你迟早要惹麻烦。”
姐姐这一下就不依了，本来就是，让人那还吵什么。
“怎么又光说我！我什么时候到外面说过家里的事，再说你跟我们说话和收音机里一个样，我到外面有什么好说的。”
“你看看，说你一句，你就有一万句等着，记好了，我如果在家里讲了什么有关伟大的旗手江青同志的话，你一定不要到外面去说。”
“你说什么了，你什么都没有说呀！”
两人杠上了。
文革后，到了能说的时候，我们一致认为，母亲根本就没有说过这事，姐姐加了一句：
“就是说了，我肯定不会到外面去说，我没有那样糊涂。”
“说自己不糊涂的人往往是最糊涂，我看你经常犯糊涂。”
“那就一定得认为自己是个糊涂蛋的人才叫清醒吗？”
两个人又杠上了。

“现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和“江青曾经叫蓝苹，报纸上过去登过她的风流韵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句子。前一个是不是对取决于你对“大好形势”的定义，你认为不搞经济，专搞人斗人是“大好形势”，我没有办法说你错；但后一个却在陈述一个过去发生过的事实，就像几月几号发生过日食一样。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指鹿为马，这就是。在一个说这种事实都可能进监狱的时代，有人还说好，那么我真想知道，什么叫不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