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说完了物质流、产品流等五颜六色的"流",咱们再回到管道这个案例,说收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独特的问题——一个和实际物质产品流动不一样的问题。油气公司盘算管道的营建,计算自己的财务收支,用的却是另一个口径,这就是经济核算上的成本概念,那它和收入比较,计算是不是"赚钱"。这个成本可和前面的物质消耗这个概念不同因为修管道不仅仅是上面要耗费这些实打实的物质耗费(当然这些物质耗费对于公司来说只表现为购买材料的货币支出),还有需要聘请专家和工人的支出,还需要给外国设备公司货币——如果你本地出产不了全部设备的话;最重要的是,要给过境国家过路费。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算出来,就是公司生意的的财务成本。
那么这些成本是什么?是耗费吗?显然不是上面那种纯粹物质的中途耗费。格鲁吉亚收从里海过境的石油的过路费,拿到的美元干嘛?收藏起来好看?显然不是,拿来购买本国生产不了的进口产品——咱不管它是小白脸总统挥霍享受的日本照相机还是用来给国内励精图治的葡萄酒提炼设备。所以,这些"财务成本",其实在更大程度上,是涉及一个社会的产品分配问题。那些过境国过路钱,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并不是中途耗费,而是产品的分配格局——在货币流这个网络中不断实现的产品流分配格局。
于是这里可以回答国内一些知名经济学家的头痛难题。有个张口闭口就是"交易成本"的国内某知名大学知名教授提过这样一个疑问:现代社会一百多年来,交易成本是越来越高呢还是越来越低?你说越来越高?那19世纪的时候从美国中部大草原运送一车粮食到东部城市大概的贴上两车粮食用来在运送途中自己耗费,现在这种耗费有多少?至少是低了许多吧。你说越来越低?那现在这GDP里70%都是形形色色的第三产业——美国的第三产业的典型形象大概就是公务员、服务员、律师、会计师,这些人看起来都不产出东西嘛,好像都是给你社会生产的中间环节融通周转的嘛,这"说明美国的交易成本达到了产出的70%以上!"。
这种教授就是典型的概念混乱的案例。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那就是生产技术进步,在资源利用上的效率在提高,所以从全社会看,物质意义上的没有到达消费终端的中途耗费成本在降低。但也正是生产力的提高,足以养活大量的"闲人",那么这些闲人上哪里去了呢?或者上了好莱坞给我们的业余生活添姿增彩,或者当了律师来坑蒙拐骗,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为自己分的一碗"忽悠饭"吃,当然,这些闲人的闲活,自然是要收费,这就把货币周转给周转到了他们手里,再去购买产品。这些闲人合在一起,就成了70%的第三产业GDP。
再举一个东洋人的例子,日本的生产能力很高(至少在某些行业上的生产能力不是一般的牛X),有些消费品如照相机的制造成本、售价很低,但日本的农民的农产品却狮子大开口,天天种植天价大米天价牛肉还打着"日本人吃日本米"的幌子要求城市老兄包销,还有一群日本礼仪小姐天天在商店门口给人作90度鞠躬,矛盾吗?不矛盾,这些看似浪费精力的日本本土服务行业,其实是分配产品流的一个"借口"(虽然也贡献了一些大米和一些软软的"欢迎光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丰田固然生产率高,但是生产率高的另一个同义词就是产品生产所必需雇佣的人数需要很少。如果大部分日本国民都没有办法进入这些企业,怎么办?找借口给他们"货币"。所以丰田人就是要在这些浪费精力的国内服务上付出高价,从而客观上把自己的产品分出一大半给这些"供养起来"的日本国民们。
分不分这两种"成本",即社会终端产品意义上的中途物质消耗和作为"社会分配手段"的(一部分)财务成本,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经济学家,满口大道理,却连这个基本的原理都不清楚。物质消耗成本和社会分配手段的一些财务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是有区别的;但从微观个体——比如老板,比如企业的眼光里,则是"似乎"没有区别的。拿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来说,一家制鞋厂买了机器,办了贷款,雇佣了工人,那么购置机器后带来的损耗、折旧,就属于前者,而贷款的利息,工人的公子收入,则属于后者。有些人不明白这一点,把工资支付和利息支付统统当成"被吃掉"的物质消耗,而把企业利润当成"社会生产剩余"。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通常习惯从企业运营的周期去看世界:把货币利润当成企业周期运作的"终点"或结算标准,把分界线划在了获得货币利润这一道线上,好像是做生意"做出了"货币;而工人工资呢,发下去就花掉买成饭吃掉了,所以似乎前者是"累集结余"而后者是中途消耗。这种眼光其实是没有看到后面的股东分红的步骤,股东分红后也把红利货币给花掉了——当然,今天因为我们身处扩大型经济中,年年货币利润结余和累积未分配利润存量不断上升,所以更加强了这种感觉,让你更看不到利润作为货币收入进行购买消费商品的作用;其实当年19世纪英格兰各个合伙人或股东的红利分成就很高,一般普遍高于6%,有时达到10%——这6%和10%就是这些有产阶级分到的购买消费品的货币来源。
换而言之,人们容易受到通常生意人眼光的干扰,用"剩余创造"的角度来看待商业,看待经济——而且其剩余的概念也经常出错。这种商人的眼光,很容易忽略了现代社会的更大本质:货币流动带动社会生产和消费。如果一个国家在对外经济博弈和对内经济组织上也采用商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就很有可能忽略本质,酿成大错,在对外问题上尤其如此。
【俺的废话】新劳动法是中国经济必须推动的方向,而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他们的工资是一个经济可不可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企业主在微观经济的运行中,当然可以忘记人类经济的目的,以货币利润作为目的,而以宏观经济为考虑的政府和经济学家,就必须从这个错误思维中走出来。如果一个政府需要支持企业,可以用退税和低利率的方法来支持,但不能用压低工人收入的方法,因为这个方法会迫使工人退出你的经济消费活动,从而造成你消费市场规模无法扩张。
从经济结构来讲,你就只能依赖于非自身的外部需求,来满足你的企业的经济活动,就是现在的过度依赖于对外贸易。从市场发展来讲,因为你把工人的工资压得太低,导致内销企业无法在内部市场上进行合理的定价,而导致价格过低,无法获取合理的利润。这个大局就是产生变相抬价的非法企业经营--以降低产品质量,比如三鹿之类行为。
因此当张五常跑出来反新劳动法,企业主张五常是屁股决定脑袋,从企业的微观角度,以货币利润来说事。而号称经济学家的张五常以此来谈宏观经济,就是胡说八道了。
非常佩服您的文章,但关于劳动法方面我还是比较同意张五常先生的看法,因为以政府强制推行的推高劳动者所得的思路如您所分析的那样有它正面的效果,但在具体的细节操作上与尺度的拿捏上则是个很大的问题,目前这样的劳动法对中国整体经济的负面作用非常深远,如果不能及时改正可能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前景几十年。用政治力量介入来改变分配体系必须非常谨慎,因为文明的发展与经济的进步来源于发明与创新,而企业家们在经济层面的各种微观的努力与进步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源动力之一,现在版本的劳动法对中国中小企业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可能会形成长期的对企业家精神的打击。如果用劳动法来强行增加劳动者收入可以带来社会的进步与成功的话,那么哪些发展中国家只要修改劳动法使之发达国家更严格及最低工资更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