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日植树：栽一棵“世界公民”树

    

天鹅之歌

读杨绛先生译《斐多》想到的

张 洪

天鹅平时也唱，到临死的时候，知道自己就要见到主管自己的天神了，快乐得引吭高歌，唱出了生平最响亮最动听的歌…… 　　这是公元前３９９年，苏格拉底被处死前留下的一句话；他的弟子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记述了先师赴死前的言论。二十世纪末，杨绛先生将此篇妙文首次译成了汉语，简体繁体两个版本，分别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和香港天地文化出版公司一并推出。 　　从苏氏口中言，到其弟子笔下文，从希腊文到英语，到汉语，使我们得以领略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斐多》中展现的智者的风采。徜徉其间，哲学上的思索，艺术中的愉悦，在对话过程中逐渐展开，由浸润到酣畅淋漓。阅读起来，原作风味，译笔文体，和谐圆融犹如母语的原创；译文不仅没有诘屈聱牙故作艰深的晦涩，也没有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生硬牵强。 　　杨绛先生自四十年代与李健吾、傅雷及朱雯等人交往中，逐渐从创作中转移了一部分兴趣到翻译上面。不过她生性谨严，半个多世纪的翻译作品，仅有寥寥几部。其中除了文学评论，影响颇大的是几部小说，《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和《堂吉诃德》。而《董贝父子》，她曾译完了前十几章，后来感觉不好，最终还是放弃了。反复遴选译本，“一字一句，往往左改右改、七改八改，总觉得得难臻完善。”这是她几十年翻译的甘苦之言。从《斐多》的译者前言中，我们得知，共有５种《斐多》的英译本被她当作了翻译时的参考书。“一句怎么也解不通的英语，查看哈佛经典丛书版的英译，虽然通顺，却和我根据的英译文有距离；再查看注释本，才知道这是注释原文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全篇最难解的难句（《斐多》译后记）。”翻译家之甘苦，由此可见一斑。 　　《斐多》探讨的核心，可谓肉体与灵魂的关系。因信念与心中的理想而选择死亡，苏格拉底堪称历史第一人。苏格拉底人格上的金色光环，通过其语言的幽默机智、内藏机锋展现出来。现代人灵魂的拯救愈来愈引人关注，对于年已九旬的翻译家杨绛先生，在爱女与丈夫相继离她而去之后，翻译此著，她的笔端增添了许多深思的份量。“肉体使我们充满了热情、欲望、怕惧、各种胡思乱想和愚昧，就像人家说的，叫我们连思想的功夫都没有了……人死了，非要到死了，灵魂不带着肉体了，灵魂才是单纯的灵魂。”绵延往复连环缜密，对白，独白，讲的是哲学大道理，用的是戏剧化激情贯注的语言。在杨先生笔下，字句的选择与锤炼，最后服从于全篇文气的需要，文体的安排。因此全文才能一气呵成，浑然一体。就像曾经夸赞过其翻译的傅雷先生所说，“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文字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 　　大家风范，非一日之功所能炼就。五十年代初，在北大读书的董衡巽问朱光潜，全中国翻译谁最好？大概当学生的，最愿意问老师这样的问题。朱先生的回答大意如此，这得分成散文（小说）、诗歌和理论三方面来说，散文（小说）是杨绛最好。后来董衡巽毕业留在北大文学研究所，分到杨绛名下由她指导，更亲身感受到其师不同寻常的根底、学识、灵气和艺术把握分寸。作为弟子的体会是，杨先生“之所以不同于一般译者，不是用一般语言干干巴巴在作线条式的翻译，而是用符合原作精神的色彩绚烂的文字语言去临摹一幅原画，所得的当然是有血有肉的丰满艺术品。”杨先生在《斐多》译后记中写道：“我是按照自己翻译的惯例，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而力求通达流畅”，“努力把这篇盛称有戏剧性的对话译成如实的对话”。两相对照，弟子知师如何，读者也会有个感觉。鲁迅先生形容翻译，是在脑子里摸打开箱子的钥匙，这需要翻译家多方面素养和长时期的磨练。不负责任，率尔操觚，信手便译，收获必然良莠不齐。 　　在《吉尔·布拉斯》的译者序言中，杨绛说到了小说的时代社会背景、思想性、艺术性、局限性和影响，并用马克思对他是个奴才的评价来一锤定音。尽管她心里想的是让读者增添阅历，变得聪明成熟，可她仍逃不过这种仿八股的“五点文”。现今，《斐多》中这种随常又机智的谈话，译起来不必戴高帽子吓唬人，也不必像做论文去故作高深，自然令她得心应手，从容应对。睿智尽在平易之中，这让翻译家感觉到极大的快乐。 　　杨绛先生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有许多独树一帜之处，极耐咀嚼回味。以《堂吉诃德》来说，她不断“点烦”，一点就是几万字，其他三种译本，都比她的多八九万字。但其中究竟如何评价不同语言转换间的简练繁琐，是以读者为评判，还是凭原文作标准？还有待争论。我仅见过一篇她谈翻译理论的文章，竟名曰《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再一看，其中许多句子列出多种译法，比其优劣，竟全是出自自己之手。她提出的“翻译度”的概念，将很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由此缕析得一清二楚。 　　德国学者莫宜传博士为杨绛先生所译《斐多》作序，其中写道：“苏格拉底第一个发现了个人良知，对他来说，这个内在的声音并不囿于个人，而指向一个更高的层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这或许可以视作苏格拉底自称是世界公民的一个佐证。博士还写道“苏格拉底的审判和他最后时刻的描述，至今还是西方伦理学的基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自然有不同的传统，但与西方文化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不论在西方或中国，我们都应该感谢杨绛先生把《斐多》译成了中文。推动中西思想和意念的汇合和交流，《斐多》实在是一本最适当的经典著作。”那么，《斐多》所表现的中西文化相通之处是什么呢？值得人们在阅读时思考。有人读过《斐多》，竟发现，苏格拉底有关死亡的一些看法，与佛教中的说法极为相似，这是否可算是相通之处呢？ 　　“认识你自己”，“我不是雅典人或希腊人，而是世界的公民。”杨绛先生让更多的人聆听到苏格拉底的声音。 　　（《斐多》杨绛译，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版）

原文载于：http://www.gmw.cn/02blqs/2001-02/07/10-D23867236924CEF248256AB6002977E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