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炽创作生涯是从1939年发表处女作《陕北情歌》开始的，创作了大型作品70余部，中小型作品近千首，著述了15万字的多篇论文，出版了作品集14本，中小学音乐教材中收入他的多首歌曲，他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流传之久远实属当代音乐家中罕见。作品包括歌剧音乐，大合唱、电影音乐各10部，及其它中、小型音乐作品。著名的有歌剧《阿诗玛》；大合唱《祖国颂》；歌曲《我的祖国》（电影《上甘岭》插曲）、《风烟滚滚唱英雄》（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电影《祖国的花朵》插曲）；舞蹈音乐《荷花舞》等。
童年的回忆
刘炽从小随民间艺人学习鼓乐。九岁时身为银行职员的父亲失业，三代人生活坚难。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到西安三仙庙里打扫佛堂，以此混口饭吃。庙里有一只古乐队，于是刘炽便学起了唐代古乐，师从富振中（在古乐界德高望重）学习了萧、云锣、全部打击乐器和佛曲领唱。和笛子师傅王六爷（古乐界笛子权威）的笛，这使刘炽成为古乐队中的“全才”，擅长云锣、笙、笛、记工尺谱的演奏的刘炽很早就显示出他的艺术才华，成了一名优秀的小演奏员，给他以后的音乐创作打下坚实的民族音乐基础。
12岁时（1933年）因家贫困，考入西京印书馆，在铸字车间当童工。15岁那年西安事变发生，整个西安沸腾起来。刘炽每天上街为印书馆卖“号外”从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悟到中国大地希望曙光的所在。听说离西安不远处有一支红军队伍，就偷偷离家，步行90里，1936年12月25日到了云阳镇，参加了工农红军。最初被送进红军大学当学员，后又到“红军剧社”当小演员。从此，刘炽从一个铸字的童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小战士。在北上延安的途中，刘炽兴奋得不能自己，又跳又唱。一位东北军的军官说：“这娃像颗小火苗，一张能唱歌的嘴，两撇又粗又重的眉毛，活像个炽热的炽字组成的人，叫啥刘德荫么就叫刘炽吧！”到延安后，有着传统封建意味的原名就这样被人们所遗忘了。
早在延安时代，美国著名女记者海伦·斯诺观看了刘炽的歌舞表演，称赞刘炽是“少年天才”，是“ 最受欢迎的童星”。海伦·斯诺并教会了刘炽西洋舞。海伦·斯诺夫人用摄影和文字多次记录了这位红色少年，在她的1952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尘》著作中写道：“当我去参观中国人民抗日剧社学校——该社的社员包括演员50人——的时候，宿舍中只住着19个孩子……剧社中有三个特别有趣的人物：导演赵品三，剧校主任温涛和男童星刘炽，当我第一次专访问剧校时，正式被两个男童星握手相迎：一个惊人聪明的机灵小男童和他的伴儿王文祥。他是一个强壮的长成的大男童，做着校中的班长……
“刘炽和王文祥两个儿童演员是我夏天的小爱人。他们常来访，坚请我教他们美国式舞蹈，我想不出什么合适的，除了几步踢踏舞原是我曾经一度当作一种运动而试学的。我把这跟我模糊记得的孩子时代舞蹈动作凑合起来，但他们以为这功课非常有味。循着留声机唱片About Quarter To Nine（《大约八点三刻》）勤奋地练习。不久，刘炽教其他同学跳踢踏舞，他们着魔得厉害。然而，他们在剧院中的表演都不是一个大成功——鞋底上没有装铁片是一个大原因。
“他是一个少年天才。剧团里一个受人欢迎的演员。他会模仿无论什么。有一大张小调和小贩叫卖的节目单。那些都是他小时候零星学来的，他演出一节很好的拳术。他在剧院里唱得太多了，他的声音几乎被毁坏，医生们有一个长时期禁止他歌唱来恢复它。他机敏的才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时常使我惊异的地方。“刘炽已有主角倾向，譬如他不穿规定制服，戴一顶有红星的黑绒便帽……”。
1980年海伦·斯诺在她的《七十年代西行漫记》中，以专章《中美友谊——四十二年之后》再次记叙了她对刘炽的记忆与交往，从中我们看到了少年时代刘炽的轮廓。刘炽为了感戴海伦·斯诺这位舞蹈教师，1987年当海伦·斯诺七十寿辰的时候，他特意写了一首歌曲《我们的朋友海伦·斯诺》献给她。
“科班”学习，成为冼星海的高足
1939年刘炽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刘炽考入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第三期，成了冼星海的高足，开始了他的“科班”音乐生涯学习作曲和指挥。毕业后进入音乐研究室当研究生兼助教。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了当时录取延安鲁迅文学院音乐系的情景：“我那时考可不像现在。记得我到冼星海老师的窑洞时，只有他一人坐在那里，我站在他前面。他让我唱歌，我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又让我唱了首《救国军歌》，让我谈谈对这两首歌的理解。就这么简单，我被录取了。”
刘炽刚刚入校就赶上学校排练《黄河大合唱》。宝塔山下，延水之滨，在一排排窑洞下面的山坡上，一位身着短裤，灰色上衣，脚踏草鞋的中年人，挥动着有力的双臂指挥着百多人的合唱，他，就是冼星海。刘炽早就仰慕冼星海的大名了。这位贫苦船工的儿子，在贫困窘迫中在巴黎师从法国小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作曲家保国罗·杜卡学习，回国后，创作了大量声乐作品和电影音乐，《黄河之恋》、《热血》，都为刘炽久久吟唱，当他入学不久，在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听完《黄河大合唱》后，他便为这气势宏阔的大型场乐作品深深震撼了！
音乐概论、音乐运动、普通乐学、视唱、练耳、作词法、指挥、自由作曲、作曲法、合唱、器乐…… 刘炽最终迷上了作曲。枯燥的音阶在他的组合下变得浪漫异常，简单的音符在他的编织下产生出许许多多陌生迷人的音响，一种新的语言从他心里如小溪般流淌出来。冼星海要求学作曲学员每周交一首习作，他的第一篇习作是刘御作同的《陕北情歌》，冼星海在他的作业本上批：好。第二篇交的是一首儿童歌曲《叮叮当》，冼星海批：很好。第三篇刘炽交了一首混声二部合唱《打场歌》，冼星海为这孩子的灵气激动了，兴奋地在曲谱旁批道：“非常好，我希望它能在全国传唱！”“小刘搞作曲，要以民族音乐为创作主体，但还要向欧洲的歌剧、交响乐学习，要兼收并蓄，还要从文学与其他艺术中吸取养料……”于是，他开始接触巴赫、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开始读《安娜·卡列尼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罗米欧与朱丽叶》……
他继续到民间采风，凭借他独特的记谱方式，深藏起许多陕北、蒙古、新疆民歌和他家乡的小调，这些素材犹如条条溪流汇入他心中的音乐之泉。他一直认为：民族民间音乐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源泉。从在鲁艺开始，他的衣袋里就朝夕不离地装着一本用粗马兰纸装订的搜集民歌的小笔记本。他与马可、安波、张鲁、关鹤童在延安被称为与民间音乐结缘的“五人团”。
1940年5月，冼星海将赴苏，刘炽对恩师的离去恋恋不舍，他一直把星海送到南去的汽车上，他捧上手中的《联共（布）党史》请星海题字，星海落笔疾书——“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我们中华民族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这珍贵的题词，成为刘炽50多年来音乐创作的灵魂。
1940年10月，刘炽从鲁艺音乐系毕业。
坚持艺术与人民大众相结合
解放战争时期，刘炽到东北，创办了音乐学校、星海合唱团，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了大批音乐工作者。
1942年，他们写成《七月里在边区》，把典型的陕北民歌七声徽调式赋以乐观、开朗、向上的崭新情趣，一下子就在边区传开了。这一年鲁艺成立了“大秧歌队”，刘炽成了总导演。他充满乐观幽默感的《送盐》又成为新秧歌运动中最有光彩的作品之一。
1943年，他为秧歌剧《减租会》编曲，巧用陕北的古道情和山西的新道情完成的独唱曲《翻身道情》一直风行至今，后由郭兰英在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获得金质奖章。
1944年，为庆祝反法西斯的历史性转折，刘炽与贺敬之合作写《胜利鼓舞》，他从已掌握、运用得相当圆熟的陕北民歌风中一跃而出，唱出一支振奋人心，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和声商调式进行曲——这里从“5”七度下行跳跃到“6”，运用了欢呼的乐句，新颖而又极为大胆，自然而又富于逻辑性，强烈而平稳。它第一次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写作勇壮的进行曲并不是非用大调式不可。
《胜利鼓舞》由秧歌队演出后，很快在解放区传开，毛主席看了鲁艺大秧歌队的演出说：“很有中国气派。”
1945年，刘炽从延安出发，横跨五省，步行来到辽宁沈阳，担任东北文艺工作团音乐部主任，他又抓紧搜集挖掘东北民间音乐，在他创作《工人大合唱》、《生产忙》时，新的音乐素材迅速得到了应用。
“你想让人民喜爱你的歌吗，那就决定于你是否热爱人民喜爱的歌。”
激情年代，创作硕果累累
新中国成立后调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任作曲。
1951年，周恩来总理交给中央戏剧学院一项任务：为尼赫鲁访华创作一个新舞蹈。印度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1950年周总理访印时，受到了印度人民盛大而隆重的欢迎。印度作曲家为欢迎周总理还写了首优美的歌曲。尼赫鲁回访中国，作为东道主自然应该有像样的节目啊！
由刘炽负责作曲。是古希腊欧特耳珀女神给予的灵感吧，他们想到了荷花，在信佛教的印度，释迦牟尼是在莲花座上诵经的，在中国，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一直是无比圣洁的象征。它既可以说是新中国的象征，也可是中印友好的象征。有了这美好的形象，《荷花舞》很快成形了。程若的歌词《荷花颂》也已定稿。
拿到歌词，刘炽坐下来不到一小时，谱曲完成了。原来，刘炽几天来就一直琢磨着舞蹈的音乐，他从民歌《扬燕麦》中找到动机，一直在默默哼唱着《荷花颂》。等到伏案工作时已是水到渠成了。午夜一点，他将全部曲谱抄清，次日凌晨交付排练。一周后，《荷花舞》就在怀仁堂舞台上向中央领导献演了。
坐在观众席上的毛泽东主席高兴地鼓掌：“好，这个舞编得好！” 当尼赫鲁总理率印度政府代表团访华观赏这个舞蹈时，全团的人双手久久“合十”。中国青年代表团的艺术家把这个舞蹈带到了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为中国争得了舞蹈与音乐两项金奖。
1954年，中央戏剧学院将上演欧阳予倩的话剧《桃花扇》。导演、苏联专家列斯理对话剧的每个环节的处理都一丝不苟。李香君身陷囹圄后被吊打，老师苏昆生在大雪纷飞的附近森林里吹起了《寒冷的大地》，他要用笛声传情，让香君坚强一些，这段4分多钟的笛子曲，先后请了两位颇负盛名的作曲家来谱，列斯理听后都连连摇头。
刘炽熟悉《桃花扇》的故事，也深深喜爱这场戏，苏昆生以笛子传情正符合他的口胃，他爽然应允：“好，你把录音机搬来，我给你即兴作曲并吹奏，三分钟时你举一下手，暗示一下，最后十秒，再举一次手，我好完整地结束它……”准备停当，吴坚按下键盘，刘炽笛于模吹，一曲忧怨中揉着刚劲的笛声顿时萦绕于梁下，飞飘向窗外……
吴坚将录音送给列斯理，列斯理连听三遍，一遍比一遍兴奋：“比我想象得还要好，还要激情，真正的中国气派！我一定要见见这位中国作曲家！”
《桃花扇》正式上演了。观众拿到节目单，只见演职员表上印着：笛子独奏由刘炽即兴作曲并演奏。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将上演印度古典诗剧《沙恭达罗》。导演吴雪找到刘炽搬兵：“急人之急，胜过圣贤，为我写这部诗剧的音乐吧！”
《沙恭达罗》是印度古代最伟大诗人、戏剧家卡尼婆娑的作品，诗剧描写了国王豆扇陀与沙恭达罗爱情的悲欢离合。要为这部古代印度诗剧谱曲，难在人们不熟悉印度音乐，也缺乏资料。刘炽接下了任务。他找来《流浪者》、《两亩地》，《章西女皇》等印度影片的音乐，又从印度使馆借来来一些印度古典音乐，一遍遍地听，如痴如魔地吟唱，他体味着印度音乐的特色，区分着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之别，然后，一段段，一场场把《沙恭达罗》的音乐攻下来。
中国青艺在首都演出《沙恭达罗》获得成功。出席观看的印度大使馆官员说：“诗剧的音乐配得太好了！”
不久，印度大使馆为庆祝印度国庆在和平宾馆宴会厅举行招待会，特别邀请了《沙恭达罗》的导演吴雪、主演梅熹、白姗与刘炽出席。吴雪将刘炽介绍给印度驻华大使，大使握住刘炽的手说：“先生太了解印度文化了，您分得清卡尼婆裟与泰戈尔时代印度音乐的区别！您到过印度吗？”刘炽摇摇头：“没有。虽然我向往印度。”站在他们中间的周恩来总理说话了：“这是我们喝延河水长大的音乐家！” 印度大使恭敬地向刘炽赠送了两件礼品：一尊金光闪闪的印度舞蹈女神，一套精彩的印度乐器模型。
1956年，延安时代的战友，《上甘岭》的导演沙蒙找到刘炽，看过脚本，刘炽大为振奋，欣然进入创作。为这支《我的祖国》，沙蒙提出：“我希望这支歌随电影的演出传遍全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久不衰。过了若干年，这电影不演了，只要唱起这支歌，就会联想起影片中动人的场面，就会怀念起那些可歌可泣的志愿军英雄！……”
沙蒙是很懂音乐的电影导演，他提出的音乐要求相当高，他知道刘炽写电影音乐是有潜力可挖的，1949年刘炽为《人民的新旅大》谱曲，其中《柔和的阳光》很快传开。1950年凌子风导演的《陕北牧歌》刘炽谱写音乐，插曲《崖畔上开花》、《刘志丹颂》风行全国灌制了唱片。他为儿童故事片《祖国的花朵》谱曲，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更是在少年儿童中间久唱不衰……
由林彬、曹辛、沙蒙合写的《我的祖国》歌词在刘炽面前铺开了——
祖国啊，我的母亲，
你的儿女，
离开了你温暖的怀抱，
战斗在朝鲜战场上。
在我们的身后，
有强大的祖国……
刘炽读了几遍，怎么也捕捉不到旋律。他觉得这首词缺少中国诗特有的韵律，按词谱曲，纵然费九牛二虎之力，充其量也只能写成欧洲式的抒情歌曲。于是他坦诚地向沙蒙谈了自己的看法。
沙蒙善解人意，很快按刘炽选定的词作者请乔羽重写了一首《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诗情画意很快把刘炽带进一个新境界，他开始有了信心，着眼对音乐素材的捕捉。他一直认为：民族民间音乐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源泉。开始谱副歌了，田园风的抒情画面，一跃变成了勇壮的英雄群像式大幅浓烈油画，对祖国的深情怀恋要升华为提起祖国就感到骄傲与自豪的情感。祖国，多么博大，多么可爱，她有光辉悠久的历史，她的高山，峡谷，长江，黄河，森林，牧场，平原，田野，是那么辽阔，那么瑰美！为保卫她而流血牺牲也是壮美的！刘炽觉得自己心中也升腾起一股对祖国的挚爱之火，他的笔在五线谱上上下滑动着，开阔的长音，从弱拍起大调的典型进行……与前五句词对比强烈，更加壮美的副歌音乐产生了。
自古男儿有泪不轻弹。刘炽是个硬汉子，但在《上甘岭》的曲谱堆里，他却止不住落泪了。当他写作七连指导员牺牲场面音乐时，他泪如雨下。以双管管弦乐队加大锣演奏出的这段雄浑悲壮交响音乐，震荡多少人的心弦？呼唤多少人心灵深处的感情？当刘炽把它谱就时，他眼前呈现的不只是志愿军战士壮烈殉身的场景，他的思绪还飞回到14年前抗日烽火燃遍黄河两岸的日日夜夜。
《我的祖国》在影片《上甘岭》中只是首插曲，《英雄颂》才是影片的主题歌。迎着总攻击令的冲锋号，志愿军战士们从坑道里打出来，向前猛冲，直到影片结束。这是一首加入钢琴伴奏多达十多分钟的混声大合唱，刘炽把它处理成一首壮烈雄健的男性美的合唱，表现志愿军威武不屈，惊天动地，英勇顽强，气贯长虹的风貌和气概。
当影片音乐录制完成后，一位艺术界的前辈对刘炽说：“我听出来了，你在上甘岭阵地上找到了一个优美深情的女儿，又找到一位英勇顽强的儿子！”面对“知音”刘炽笑开了：“是的，你很理解我的苦心，我把《我的祖国》当成柔美明媚的女儿，把《英雄颂》作为威武不屈的儿子，他俩各有风貌，性格，但共同点都是民族的，而不是俄罗斯的，法国的和德意志的，这是新生的共和国的！”
《上甘岭》电影音乐的成功，使刘炽成为电影导演心中的一杰，关键时刻常来找他“捧场”。王震之导演《三八线》也来找他，刘炽掂掂作品，却谢绝了。他对王震之说：“都是抗美援朝题材作品，我写《上甘岭》已是精疲力尽了，音乐上恐怕难有突破。”
偏偏又一个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作品找上门来，《英雄儿女》的作者，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毛烽和电影导演武兆堤专程赴沈请刘炽再度出山。对于事业心强的艺术家，这压力常常变成动力。刘炽接过《英雄儿女》剧本，读了三遍，王芳、王成、王文清、王复标四位志愿军指战员和老工人的形象很快在他眼前晃动起来。再拿起老搭档公木送来的歌词《英雄赞歌》，他已按捺不住自己感情了。这词，写得好！深情，壮丽，博大而磅礴。
用什么种子或动机？他开始寻找脑海中记忆的库存。在鄂尔多斯草原伊克昭盟搜集的300多首当地民歌的旋律在他耳际萦绕了。
《巴特尔陶陶呼》，是他蒙古族干妈阿姐花（银花）教他的一首民歌，干妈阿姐花是乌审旗方圆百里有名的歌手，这首民歌阿姐花在四胡、三弦、微子、大正琴伴奏下，唱得十分博大。刘炽听后对陶陶呼这位蒙族英雄敬仰备至。于是，一个种子迅速发芽了——起、承、转、合，刘炽顺利完成了第一段歌词，接下来去该重唱第二段了。但刘炽觉得在音乐的舒展中，言未尽，兴正浓，若马上反复则有半途而废，未推上高潮的感觉。情之所至，刘炽顾不上找公木同志，自己续上了一段副歌歌词：“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他用强烈对比的方法；把歌词和音乐升华再升华，把英雄气概用浪漫主义手法推向感情的高峰，使唱者与听者，对英雄的崇敬和热爱达到尖端的程度。公木果然是知音，他认可了。公木说：“续得很精彩，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贝多芬说：“当我作曲时，总是在心里描绘一幅图画，顺着那个轮廓前行。”刘炽觉得，不但有一幅画，还有一条感情的曲线，循着这条曲线情感不断向峰巅冲去，直到心灵得到满足。作者如斯，唱者亦如斯。歌唱家唱到《英雄赞歌》的副歌时，也觉得淋漓尽致，声情像火山喷迸般爆发了！像《我的祖国》一样，《英雄赞歌》又一次博得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厚爱，许多女高音歌唱家把它视为能体现自己的艺术水平的独唱保留节目，在全国盛为流传。
音乐，使刘炽有了一个倾吐感情的窗口，多少年来，他不断地在五线谱上滑行，用心灵，去创造如诗如花的生活！
1957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大型彩色宽银幕纪录片《1957年国庆》，请刘炽谱写电影音乐。刘炽站在开国大典的观礼台上，看着那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他觉得自己也是编织这面招展的红旗的一条经线，一条纬线……是的，他也难忘 1948年他在哈尔滨为迎接全国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赶写《工人大合唱》的情景。为了讴歌工人阶级为解放全中国日夜奋战的业绩，他与胥树人深入到车轮厂、纺织厂、铁道工人一、冶炼厂……在轰鸣的马达声中，他写完《工人大合唱》，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建设新中国》，合唱队演唱到这儿时，自豪地引颈高歌：“要把旧世界彻底改造，新中国繁荣又富强……”
刘炽多么渴望写一支成功的祖国颂歌啊！就在开国大典的观礼台上，他第一次确立下这个目标。转瞬八年。当他看过《1957年国庆》毛片，拿起乔羽的新词《祖国颂》的时候，他的情感天马行空般在祖国的蓝天驰骋了。
1958年元旦，影片定为《祖国颂》在全国献映，这首主题歌强烈地扣动了亿万人民的心扉，于是，从喀拉昆仑哨所到东海之滨，从乌苏里江畔到“天涯海角”到处回旋着《祖国颂》这雄伟辽阔、优美动人的歌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喜爱上这首歌，多少年来每当“五一”、国庆这样盛大的节日，都要播放它。
从1959年起，刘炽几乎用了四年时间来谱写由李坚、郦子柏18次易稿完成的歌剧《阿诗玛》。
《阿诗玛》原是云南圭山地区彝族分支撒尼人当中流传的长篇叙事诗。聪颖美丽的阿诗玛与勇敢机智的阿黑哥的动人爱情故事，深深感动了易于动情的作曲家刘炽，他发誓要用音乐创造出不朽的撒尼族姑娘阿诗玛的形象。
创作出第一个歌剧《塞北黄昏》之后，刘炽又参加过《血泪仇》、《周于山》、《白毛女》等几部曾震撼亿万人心灵的大型歌剧的创作。但这几次创作，他都是合作者之一。《阿诗玛》是由他自己独立完成的一部大型歌剧作品。
几年间，他采录、整理了大量彝族撤尼人民间音乐，深入到云南圭山撒尼聚居的地方体验生活，回到沈阳再进入新的创作过程。他的案头堆起小山般的谱稿，最后完成的歌剧总谱长达815页……
1963年元旦，辽宁歌剧院在辽宁艺术剧场首次公演《阿诗玛》。在舞台上初绽头角的青年女高音顾企兰的阿诗玛，一出场就闪烁出光彩，《天上的鸟儿》流畅而优美，《阿黑哥，等着我》深情而婉转，久久地震颤着观众心灵的琴弦。
“阿诗玛！一”剧场里呼喊着这个名字；蓝天上呼唤着这个名，字，仿佛大西南的山谷中也回荡着“阿诗玛！一”这催人泪下的呼唤。
1989年10月10日，北京展览馆剧场，刘炽创作50年大型作品音乐会——《祖国万岁》在这里举行。
太阳跳出了东海，跳出了东海，
大地一片光彩，一片光彩。
河流停止了咆哮，停止了咆哮，
山岳敞开了胸怀，敞开了胸怀……
圆号、小号、长号、大号奏出了抒情的引子，短笛、长笛、双簧管、大管随即加入，小提琴、中提琴、大贝司、低音贝司的弓弦同时发出柔和的颤音，一曲《祖国颂》在优美的旋律中开始了。整个剧场静极了，只有乐音在回旋，在萦绕……
坐在观众席国家各部委领导和刘炽老战友贺敬之，艾知生、穆青、郑拓彬等人中间的，有一位黄发长髯的外国友人——伊利·赫米维茨，著名的美国钢琴家，他是专程与翻译赶未听音乐会的。舞台上由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严良堃指挥的庞大交响乐队，100多人的多声部合唱队，使他神迷。他聆听着，聆听着，发出惊叹：“多么丰富的音乐！多么磅礴的气势！我没有想到中国有这么好的乐队，这么好的合唱团，这么出色的大合唱！……” 这惊叹，恰似二十多年前类似惊叹的重演。
刘炽的创作生涯是从1939年发表处女作《陕北情歌》开始的，到目前为止，已创作了大型作品70余部，中小型作品近千首，著述了15万字的多篇论文，出版了作品集14本，中小学音乐教材中收入他的多首歌曲，他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流传之久远实属当代音乐家中罕见。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歌剧有《白毛女》（曲作者之一），《减租会》《果园姐妹》《牧羊姑娘》（与人合作），《火》，《阿诗玛》等；电影音乐《陕北牧歌》、《上甘岭》、《祖国的花朵》、《风暴》、《英雄儿女》、《大渡河》、《哪是我家》等；大合唱有《工人大合唱》、《边疆战士大合唱》、《祖国颂》、《天天向上》等，还有《荷花舞》、《牧笛》，第三、六套广播体操音乐，管弦乐《哀乐》等。又为孩子们写了童声大合唱《英雄少年》，还有《天鹅之歌》、《山谷里的回声》、《兰天和大地》、《金色的小船》等。他的歌曲《翻身道情》、《崖畔上开花》、《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在大地上栽种鲜花》、《我的祖国》、《英雄赞歌》、《新疆好》、《祖国颂》等几代人共同传唱，其中《翻身道情》、《新疆好》、《菏花舞》获世界青年联欢节奖。《祖国的花朵》获电影音乐奖。《让我们荡起双桨》获各种全国奖。《我的祖国》获全国首届金唱片奖。《祖国颂》已成为各种庆典必唱歌曲之一。新近创作的《卫士的摇蓝》《矿工是人类的太阳》获全国歌曲金奖。刘炽十分注意把创作的根深扎在民族音乐的土壤里，并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好的技法，以祖国、人民、中华民族为永生创作主题，从而形成了他鲜明的艺术特点，旋律隽永优美、朴素情深、气势磅礴、民族风格浓郁。因此他的音乐深受人民的喜爱。刘炽年逾七旬，至今壮心不已，笔耕不辍，为祖国人民、中华民族流淌着河一杯的旋律。
98年10月23日逝世，享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