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败--读《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

漫长的战败--读《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

刘柠

作为一部近70万言的史学著作，《拥抱战败》问世当年便获美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图书奖（1999年度），翌年获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和班克罗夫特奖（美外交关系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奖）及美国图书馆学会著名图书奖（均为2000年度）等十余个奖项，在学术界享有盛誉。2004年由日本权威学术出版社岩波书店推出日文版后，亦获多个学术奖项，至今为众多大学历史、国际关系等专业研究生的指定参考书。

　　回过头来看， 1945年8月15日的“玉音放送”，那个头一次出现在收音机里，被噼里啪啦的杂音包围着的声调高亢、口气拘谨、用词古雅的被称为“陛下”的44岁男子所宣读的《终战诏书》，并未能向日本人传递关于“战败”的明确信息，在这篇以非日常的日语文言草就的御诏中，从未出现诸如“投降”或“战败”的措辞。天皇只是简单地评述说“日本战局并未好转，而且世界大势也于我们不利”，吩咐国民要“忍所不能忍，受所不能受”。在重申“发动战争是为了确保日本的生存和亚洲的稳定，不是出于任何侵略目的而干预他国的主权完整”后，他语气沉重地提及敌国的暴行：“敌人第一次残酷地使用了原子弹来杀戮和残害大量的无辜者，惨重的人员伤亡难以计数”……进而，他断言，“再继续战争不仅可能导致我们种族的灭绝，而且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因此，接受盟军结束战争的要求，“为万世开太平”，乃“朕之圣意”。以某种极富仪式感的形式，耻辱的战败宣言被置换为对日本的战争行为及其个人崇高道义的庄严背书。

　　难怪当时很多国民听不大懂，他们懵懂中只知道“终战”——战争结束了。不仅如此，就连两周后的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正式举行的受降仪式带给日本社会的，更多的也是某种恍惚、麻木感，类似经过长期极度疲惫后的虚脱状态，其典型的临床表现为集体性的“心不在焉”和“精疲力竭”。

　　所以，在天皇玉音放送结束后，选择“玉碎”的人实际上比预想的要少：大约有几百人，而绝大部分是军官。这一数量仅相当于德国投降时自杀的纳粹军官的数目，而后者从来就没有一种能与日本的自杀殉国相“媲美”的疯狂信仰。

　　当善于做秀的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口衔玉米芯制烟斗，从东京郊外的厚木机场首次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的时候，并未遭遇预先设想的丛林战、巷战等恶劣情况，相反，直到1947年之前，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人士，都把美国占领军看作是解放军；美国为战败国量身定制的改革方案，也被看成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的大胆实验。从战前就被囚禁，一直坐了18年监牢的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尚未迈出监狱大门，便写下了热情似火的《告人民书》：“我们向在日本的盟军占领军表达最深切的感激之情，他们致力于从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手中解放全世界，为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后来，冷战升级，此番言论无疑成了令共产主义者感到尴尬的口实，日共只好勉强把德田发言做一番合理化解释，强调德田所指的“盟国”包括苏联在内云云，此乃后话。但日本国民经过最初的虚脱，开始以莫大的热情“拥抱”征服者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这里，日本民族性格中不可思议的服膺强者、信守契约的一面再次凸显。军旅出身的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者、曾亲眼见证了国军对日军受降、后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成员短暂参与过盟军对日占领的黄仁宇在其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写道：“前来迎接我们飞机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也没有我们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一声令下，他们的司机就拿下轿车上的日本国旗，神色从容，换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大和战士是全世界最直线思考的民族。依他们的想法，一旦挑起战争，必须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暴力来决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装冲突后的决议成为最高指导原则，因此战胜者一旦诞生，就再也没有必要去让其他因素干扰最终决定，也就是终极事实……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翘起的嘴角、鬼脸、不满的抱怨或是一丝一毫的扬言复仇。”对此，黄赞叹道：“日本人不愧是一流的输家，他们的自制力超群绝伦。以前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如此杰出，让我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就是传闻中残暴野蛮的日军”。前新加坡总统李光耀也在其自传中谈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昨天还很残暴的日本军人整齐列队，将新加坡的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此敏捷的转身，使他“心里泛起一阵寒意”。可以说，如果不是在那样的历史关头，如果没有历史见证者的一手证言，这种构成一个民族性格有机立方体的微妙侧面也许永远被遮蔽在历史主流叙事的阴影中。

　　更有一些细节数据，让人们看到处于大历史拐点上的日本人，其实并不像传说的那样顽固、偏执，不仅不偏执，简直可以说是非常灵活，与时俱进。战后初期第一畅销书是《日美会话手册》，创意者是一位叫小川菊松的出版人，而创意竟产生于听玉音放送的时候。据说，彼时，他正在一次商务旅行的途中。来不及擦干眼中的泪水，就登上了返回东京的列车，同时开始盘算如何在剧变的新形势下发财致富。当汽笛一声长鸣，火车驶进东京站时，突然间便抓住了这个灵感，有如神助，正可谓“化悲痛为智慧”。一个月后，这本只有32页的会话手册问世，首印30万册很快告罄。至1945年底，已行销350万册，作为全国最畅销出版物的纪录一直保持到1981年。

　　最能体现战败者对征服者“拥抱”姿态的，是日本政府主导构筑的针对美军的“慰安”制度。战后初期的日本，经济凋敝，物价飞涨，黑市猖獗。著名广告作曲家三木鸡郎曾以一首打油歌形象地描绘了恶性通胀的失控情形，歌词大意是，火车行驶的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乘火车每到一站，都会发现橘子更贵了。而长期的禁锢一旦解除，最先觉醒的，往往是性。其资源流向，则是有消费能力者。而最有特权、消费最旺者，无疑是美军。于是，“潘潘”（Panpan，专做美国大兵生意的风尘女性）、“夜之女”应运而生。当时的新闻界注意到，在被取缔的游娼中，居然有年仅14岁的女孩子。而学校里的小男生和社会上的不良少年很快就学会了当皮条客挣零花钱的本领：他们把老美“丘八”带到女人那里；“你想见见我姐姐吗？”成了继“给我巧克力！”之后被熟练掌握的高一级英语会话。

　　对那些既知晓日军在他国的暴行，也了解被日军强征的“慰安部队”庞大数目的政界人士而言，不得不“接待”数十万盟国军队的性暗示是巨大的压力。玉音放送之后，“敌人一旦登陆，就会逐个凌辱妇女”的谣言像野火一般蔓延。内务省情报课立即意识到这些谣言与其自己军队的海外行为之间的关联。于是，城市家庭被敦促将女眷送到乡下避难；妇女们被建议继续穿战争年代邋遢得像口袋似的雪袴，而不要身着诱人的女性服饰；年轻的女孩子被警告不要像“外人”随便表现友善。但尽管如此，仍难挡住泛滥的“春潮”。

　　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8月18日，政府内务省秘发无线电报给全国的警署，指示他们在管区内为占领军特设专用的慰安设施，但要“以最大限度的慎重”来筹备。同一天，东京警视厅高官会见京滨（东京、横滨）地区的“从业者”，向他们承诺5000万日元的财政补助金，并达成从业者自行筹措等额配套资金的默契。该项工作由当时的副首相近卫文麿亲自坐镇指挥，大藏省的一位后起之秀、日后成为首相的池田勇人在安排政府财政支持方面劳苦功高。后者有句名言：“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不算昂贵。”而相关业者则聚集在皇居前高喊“天皇万岁！”，公开表达对为国效劳的绝好商机的感激之情。

　　这种被称为“R.A.A”（“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英文缩写）的慰安设施在东京迅速扩张，很快就增至33处，并蔓延到其他20座城市。但数月后，却被占领军当局叫停。公开的说法是为了全面禁止“非民主的、侵害妇女人权”的“公营”卖淫业，但私下里，军人们承认废除R.A.A的最主要原因，是占领军内部性病患者激增。数月后禁令生效时，近90%的R.A.A女郎性病检查结果呈阳性；同时，美第八军则有70%的兵员感染梅毒，50%感染了淋病。出于治疗的现实需要，是年4月，美国才初次将盘尼西林（青霉素）的专利许可卖给了日本制药公司。

　　毋庸置疑，美国最初的对日占领政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十足理想主义的文本，所谓“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旨在建立一个确保不再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国民意志自由表达的新型民主国家。为此，制定宪法、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审判战犯……主导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但与此同时，这又是一张从开始就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改革“路线图”。随着占领进程的推进，不仅曾几何时的理想主义激情被征服者自身的种族优越感、功利心及日益浓重的冷战阴云吞噬殆尽，而且，作为一场“革命”，它根本缺乏来自本土社会内部的持久的、富于生命力的源动力，结果只能沦为新殖民主义的军事专政，完全唯“太上皇”麦克阿瑟的马首是瞻。

　　如此自理想主义始、以机会主义终的“革命”，没有不首鼠两端、中途改道的道理。所以，从最初打算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到后来为其免责，达成利用天皇的“天皇制民主”（所谓“楔入”政策）的妥协；从强制通过包含放弃战争条款（第九条）的“和平宪法”，到要求日本重新装备，对日大肆发放“韩战特需”订单，使一度遭整肃而式微的财阀再度崛起；从不惜冒所谓“事后法”的指责，在常规性战争犯罪的基础上导入“反人道”、“反和平”罪的全新法理概念以审判战争犯罪，但却虎头蛇尾，在处刑7名甲级战犯的翌日，匆匆释放其余全部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理由是莫名其妙的“证据不足”……至此，由于世界局势的“质变”，战胜的同盟国体系因冷战而分崩离析，美国的占领政策终于大大偏离了起初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的轨道，实现了基于机会主义的决定性转型，不仅在交易中使正义、道义原则及当初的理性主义光环大打折扣，而且客观上坐下了日本民主化改造不彻底的病根。所以，当国际社会在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问题上屡屡把德、日两个国家加以比较，并把靶子照准后者时，日本确乎有“委屈”的成分。而对此，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应负一份沉重的责任。

　　自1853年美海军佩利准将率“黑船”舰队驶入江户湾，以坚船利炮的实力逼日本开放门户以来，日统治者始终执迷于成为“一等国家”的迷梦。而1945年9月，“密苏里”号上的受降仪式结束后，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麦克阿瑟对新闻界一番所谓日本已降格为“四等国家”的露骨表态令这个国家的精英层痛彻心腑。对日本人来说，直到1952年4月28日晚10点30分，日本恢复行使主权，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真正结束。战争年代、战败以及被占领时期，给亲历者留下了太多难以磨灭的印迹，许多人至今无法走出“战败”情结。无论这个国家后来变得多么发达、富裕，这些惨痛而复杂的历史记忆，已经成为他们思考国家历史与个人价值观时的重要参照。这便是《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书所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