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啊,难忘的1956!

魁北克人是加拿大人中的异数,近半数公民赞成独立,年轻人尤甚。每年6月24日的”国庆节” ,只要你到亚伯拉旱平原,便立刻能感受到他们要求独立的狂热气氛,”魁北克万岁!”的口号一呼百应。魁北克人还有高非婚同居率,高分居率以及公开的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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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啊,难忘的1956

山东省教育厅召开“全省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会议”,青岛市教育局派遣一个5人小组出席,我是其中的一员。其余4人一是教育局的干部,一是一中的副校长崔北川,另外两人是某校的团委书记和某校的少先队总辅导员。我们到达济南住进了珍珠泉省府招待所。

珍珠泉是济南72泉中的名泉之一,坐落在济南市泉城路北的一座幽雅的园林中。园中林木阴翳,花影扶疏,亭台古雅。泉池占地约一亩,泉水清澈,从池底泛起无数串水泡,宛然一串串珍珠,池中养着尺许长的鲤鱼,嬉戏于满池大小珍珠之间,极称观赏。珍珠泉与趵突泉齐名,趵突泉则像一口沸腾着的大锅,鼓浪涌波,十分壮观。两泉一静一动,一娴淑温柔,一英武雄健,恰如美人与英雄各领风骚,成为济南最负盛名的两大景观。由于省府招待所设在珍珠泉,谢绝游人,故我在济南工作两年都无缘一睹其风采,这次能趁开会之便,得与之朝夕相处,也算是机缘不浅了!

5人小组中,我独与崔北川意气相投。会余之暇,我俩总在一起散步、谈心。见解、认识多有相通之处,颇有相见恨晚之慨。崔北川说:他早就认识我,我十分惊讶,问其缘故。他说:“那时我还没有转业,在海军基地司令部里听过你讲教育学。”他极口称赞我的讲演。

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传达之前先宣布纪律,不许记录,不得外传。这个秘密报告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前奏,但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到23年之后打倒了“四人帮”才公诸于世。它的主要内容是提出了人民内部存在着十大矛盾,指出矛盾的产生是由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民主、干涉过多、怀疑一切等不良倾向导致了党内关系的不正常,党群关系的不正常,阻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等等。毛泽东用诙谐的语言嘲讽了一些人看见别人“两人在一起就认为是在搞阴谋,三人在一起就是开秘密会议”,搞得人人自危,关系紧张,影响团结……

报告的每一句话似乎都说到我们心里了,是我们早已感到了而不能说,不敢说,也不会说得那样深刻而全面的。这是最高领导体恤民情的报告,要发扬民主了,要给人民更多的自由空间了,要让人民生活得更轻松更舒畅。这显然比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更激动人心。周的报告只是给知识分子一点宽容罢了,这个报告却是要改变全国的政治生活,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号角。

听完传达,我和崔北川兴奋得跑到大街上去买汽水喝,不是为了消暑解渴,而是为了以汽水代酒,举瓶祝贺,祝贺国家的前景将是一片光明。

崔北川说:“我最佩服的是华盛顿,华盛顿在领导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部队拥戴他做皇帝,他拒绝了,他毅然还政于民,人民还是选举他做了总统。毛主席和华盛顿一样,毛主席完全有条件实行军事独裁,但他还是主张民主政治的。”我说:“华盛顿不能与毛主席相比,资产阶级的优秀领袖只是克制了自己某些私欲,无产阶级的领袖根本没有私欲。毛主席决不会想到独裁,他的胸怀是解放中国人民和解放全人类。”崔北川说:“人总归还是人,都有人的弱点,你看法国大革命开世界民主革命之先河,拿破仑也是民主革命潮流中涌现出的精英,等到他战功显赫、功成名就的时候,他就丢掉了他民主革命的初衷,做起皇帝来了。”我说:“这也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全国解放以来,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这种狂热不亚于当年法国人拥戴拿破仑,但是毛主席不受影响,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定性。”

崔北川转换了一个话题说:“中国的民主政治多么不容易实现啊!辛亥革命后,大小军阀都打着革命的旗号割据称雄,互相攻杀,人民遭受的痛苦不亚于满清的专制统治,蒋介石总算统一了中国,但是挂着民国的招牌,却做着不戴皇冠的皇帝。毛主席这个报告要真正揭开民主政治的大幕了!”我说:“是的,没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的社会,人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精神解放,精神解放了才会产生积极性和创造性。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自然懂得,不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崔北川点点头说:“心情舒畅远比物质享受重要得多,我常替那些生活在皇帝跟前的大臣们想,他们的荣华富贵自不必说,但是他们每天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的日子也够难过的了,只有到了致仕还乡的时候才能轻松地喘喘气。”我说:“是呀,要不然严子陵为什么不去做官,宁肯跑到富春江去钓鱼!我想诸葛亮在吟‘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的时候远比他写《出师表》的时候要自在得多!”

我们谈得高兴,一瓶汽水喝完了,再来一瓶,擎着瓶子漫步在珍珠泉外的马路上,旁若无人,海阔天空,随兴之所至无拘无束地谈着。

闭会之后,我带着喜悦的心情回到青岛。喜事接踵而来,工资评审的结果批下来了,我的工资由原来评定的等级上提高了一级,原来我和齐辉评为同一级,现在比她高了一级,这不仅使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而且也说明上级对我的工作的一种肯定和嘉奖。与此同时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来函催我去北京签定《青春》的出版合同,信中刘重告诉我出版社将以稿费的最高标准付酬,这是出版社对我的一种鼓励。

啊,难忘的1956!从精神到物质都是我前半生登峰造极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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