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情与义
计算着日期，我们的行李明天可到沧州。现在急需与村里交涉，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请大队派车去帮我们拉行李，二是请大队尽快给我们安排住处。篮子家如此可怜，我们实在不忍多住一天。在这儿办“外交”，只能由宗和出面，这里毕竟是她的本乡本土，好歹是老姑娘回了娘家，村里总会有点儿看顾。我既是外来人，又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牛鬼蛇神”身份，是不便出头露面的。
宗和去交涉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明天由第五生产队派大车随我去沧州拉行李，不过要我们付出车费，每天10元，从我们的安家费里扣除。遣返时青岛出了一笔安家费，这笔钱不交给我们，而是交给骆屯大队，由大队监管使用。那是解决我们的住房和购买差不多一年的口粮的费用。现在已过秋收，我们要等到明年的秋收才能参加生产队的分配，所以这将近一年的时间，仍给我们供应商品粮。安家费总共不过200元。出车费每天10元，相当于六七十斤玉米的价款，这简直是“天价”！从肃宁到沧州180里，往返一般需要2至3天的时间，就要支付二三十元的出车费，占去安家费的十分之一以上，我们如何能支付得起？
至于住房，大队已经通知了张士桢，借他院里的一间南房暂住。
篮子家的一听就急了，忿忿地说：“咋就没有一点情面？村里答应收留人家，就该管到底，出车拉行李还用付车费？村里管不起，当初就不该答应收留。如果当初不答应，三姐和姐夫他们也用不着来受这份罪！出车有什么花销？牲口上路不上路都得喂草料，定出这么高的价来，不是明摆着敲竹杠吗？”篮子接口说：“这是看着三姐他们有一笔安家费眼红！”篮子家的说：“再说，大队占了人家那么多的房子，闲着锁着，干啥不腾出几间来？还得借张士桢家的南屋！阴南房，咋住？还不是也欺负张士桢是富农，要是别人，能借给他？”宗和叹息着说：“我倒不敢想望住东院的房子，我是出嫁的闺女，人家也不能承认那房子有我的份儿。大队占了，就是大队的了。南屋就南屋，只要有个安身之处就行了。随遇而安嘛！”篮子说：“是这么个理儿，该忍就得忍，免得烦恼。”篮子家的问：“三姐，你没听说五队派谁使车？”宗和说：“说是一个叫张兴隆的。”篮子家的说：“唔，我猜就是大隆叔，这人挺老实，姐夫一路上和他多套套近乎，奉承奉承，叫他把车赶快点儿，辛苦辛苦，能不住店就不住店，连夜往回赶，兴许一天一夜就能回来。明儿我早点儿给大隆叔备好饭，早早去叫他，早吃早套车。”
第二天一大早，篮子家的备好早饭，亲自到西南庄上把那位车把式张兴隆请来了。张兴隆50多岁，中等身材，粗壮结实，老实庄稼人模样，少言寡语，略显矜持。我们按照篮子家的嘱咐，连忙迎出去叫“大隆叔！”道了辛苦。篮子家的一边请他上炕，一边连声赞道：“大隆叔可是好人呐，肯帮人忙。我一听说是大隆叔使车，就给三姐和姐夫说，再好不过了，大隆叔心眼儿好，为人厚道。这次大隆叔帮了大忙了，可得让大隆叔辛苦辛苦了……”她一句话两头叫着“大隆叔”，叫得亲切，说得真诚，还不断地夸“大隆叔是大好人！”说得张兴隆有点儿不好意思了，才冒出一句：“好啥呀，现在是坏人喽！”
目前他也是专政对象之一，说他有汉奸嫌疑，篮子说：“查无实据，不明不白。”
吃过早饭，张兴隆叫着我一块儿到五队场上的牲口棚套了一辆胶轮大马车，我们就出发了。我按照篮子家的嘱咐，陪了一路小心。在河间城关打尖，我特意把他请到饭馆里为他叫了一碗杂烩菜和烧饼。他有点儿过意不去，说：“咱俩一块儿吃嘛。”我说：“这就够慢待了，请你别嫌弃。”我借着这个话茬儿，向他诉说了我当前的困难，请他体谅我的苦衷，帮帮忙，把车赶快点儿，若能连夜赶回来，我就感激不尽了。他被我的话打动了，答应“尽量赶赶看。”
这一趟张兴隆确实帮了大忙，车赶得飞快。冬日昼短，黄昏时分到达沧州，直奔火车站货场，我交上行李单，提出行李，箱柜包裹七八大件，张兴隆帮着扛抬出来，装上车，已经是灯火通明的晚间了。装好车才在车站附近的小饭铺里吃了晚饭，喂了马，接着就往回赶，中途在一个小镇甸的饭铺里吃了夜宵，喂马饮马，接着就赶路，赶到日出进了骆屯村。
这样赶路，对于张兴隆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当时的农村普遍贫困，骆屯则属于河北平原上最贫困的村庄之一，多数人家挣扎在饥饿线上，常常过年也见不到白面，像饭馆里有肉的烩菜和白面烧饼，那是一般社员不敢奢望能尝到的高贵食品。如果他不快马加鞭地赶路，像平日出车一样从容不迫，信马由缰，则我要多招待他几顿那样的美餐，而且不费力、不辛苦、不熬夜，还能多挣工分。这是一次难得的美差，出车一天记10分工，在队里干一天只挣8分工，现在是冬闲时节，队里没活儿，蹲在家里不挣工。这笔帐是每个社员都算得很精的，张兴隆心知肚明，他竟能为了我这个非亲非故的外来人，肯如此辛苦，付出如此的代价，真可谓情深义重了。后来张兴隆还因此而受到大队干部们的抱怨，使大队减少了收入。
从十字街北去到后街口的第一个砖砌大门就是张士桢家。大门不显古旧，一个不大的标准四合院，南北房各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张士桢已是古稀老人了，老伴早已过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凤歧50岁左右，一向在天津行医卖药，近期因病返乡，没有家小，与老父共居一室。二儿子凤瑞40多岁，有妻有女，全家共5口人。张士桢慈眉善目，极和气，按乡亲辈分，宗和与他同辈，因此凤歧兄弟和凤瑞媳妇都叫宗和“三姑”，态度都很谦恭而热情，礼貌周全。
他们已将南屋的外间和东里间腾出来了。凤瑞两口子领着我们看了房子。入住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盘炕。篮子已经替我们买下了凤瑞家暂时不用的一架土坯。我问：“上哪儿请盘炕的师傅？”篮子家的笑道：“自己盘呗，用不着叫人，姐夫就放心吧！”宗和也笑着说：“她篮妗子是能人，早就说了她当把式。”我吃惊地看着这位弟妹，她怎么事事能呢？我很佩服，不过也有点儿怀疑，在榆林盘炕，有专门的技术工，连一般的泥瓦匠都不会盘炕，因为炕盘不好，火烧不旺，屋里倒烟没法住人。
第二天吃过早饭，篮子家的就理络了瓦刀泥板等工具，装在背筐里背着去盘炕。由篮子和泥，我们一家3口搬运土坯。篮子家的先垒炕墙，然后码烟道，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地盘起炕来。这时来了一群姑娘，她们都喜欢小滢，从我们到骆屯的第一天，她们就3人一帮两人一伙地陆续来找小滢玩儿，在一起唱彼此都熟悉的革命歌曲，要求小滢教她们城市里流行的歌曲。因此小滢已经融入她们之中了。姑娘们都背着筐，一见我们搬坯，立刻插手用筐背土坯，又快又利落。那种见忙就帮的自觉和热情，显得那样自然真挚随意，仿佛是给自己家里干活一样，不拘行迹。
不到半天的时间，炕盘好了，外间屋有现成的锅台，篮子家的立刻点了一把柴火伸进灶膛里去，火苗直扑烟道，吸力很强，炕盘得十分成功。我的怀疑尽释，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几乎是人人都会盘炕，原因是炕每年要拆一次，被柴火烟熏烤了一年的炕坯子是最好的肥料，要拆出炕坯来施到地里去。每年拆炕，每年都要盘炕，就把人们都训练成把式了。以后我家的炕先是宗和盘，后来是小潜盘，其实我和小滢也都已不是外行了。榆林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是盖房时盘就的一劳永逸的砖炕，盘炕就是专门技术了。
搬进张家南屋，最大的困难是缺柴火。城市里供应生活用煤，农村不供应。做饭连带着烧炕都是烧柴火——庄稼的秸秆。秋收时，队里把柴火统一按人口分配给各家各户了，现在已是地光场净的冬天，无处拾柴打草，各家的柴火都不富裕，没有人出卖，我们也不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只能自己设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已经买了背筐和搂柴火的竹筢子，也学着背起筐来。
背筐是用红柳条编成半圆形的筐头，在筐头平直的一侧安上2尺高的核桃粗的树枝弯成的提梁。背筐实际上是挎筐，像城市里女士们挎皮包一样，把提梁挂在肩头，背重筐时要用胯抵住筐头以分担重量，因此背起筐来都是一个姿势，哈着腰，撅着屁股，还要耸起肩以免提梁滑落。
我背起筐，拿着竹筢子，村里村外转悠着找柴火。到处都光净得像舔过了一样，不要说庄稼秸秆一类的硬柴火难觅，就连庄稼叶片之类的软柴火，也要到沟沟坎坎的枯草丛中去搜寻。公路边的树叶都被搂干净了，只能找到稀稀拉拉的树掉儿，即叶柄，像松针一样细。我用筢子像刮地皮似地收揽着，常常是转悠半天也装不满筐头。这光净的情况，可以看出当地柴火的紧张和奇缺，也反映了庄稼长势不佳。庄稼不茂盛、不高大、不壮实，不仅粮食产量低，秸秆当然也不丰富。
有一天我在村里转悠，看见三队的一群女社员给队里背柴火，人多，柴火多，一路上一颠一碰，不断有散碎柴火撒落，于是我跟在后边捡。我正在低头捡拾的时候，听见前边噼里啪啦地乱响，抬头一看，许多女社员从自己背的柴火中抽出一根一根的玉米秸往地上扔，有的还回头向我示意，这是同情、怜悯，是援助、馈赠。我向她们频频点头以示感谢，这一次我是大大地丰收了。
我在拾柴火途中，也常常会遇见乡亲们把他们拾得的一把柴火，不声不响地捺在我的筐头里。尽管柴火不值什么，其情意却使我感动。
一天晚间，篮子来我家，交给宗和一封信和50元钱，说是北京二哥寄来的。宗和看完信后，连忙把信和钱退还篮子说：“这是二哥给你的，我不能收。”篮子坚决不收说：“二哥的信当然只能那样写，现在是什么时候，他不能说明接济你们。事情明摆着的，你们新来乍到，困难重重，事事要花钱，这钱就是给你们的，我决不能收。”宗和说：“你的日子够艰难的了，我们这一来，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增加了多少困难，二哥是替我们补报你。二哥的信写得明白，不是给我们的。”两人各执一词，互相推让，谁也不肯收。我帮着宗和劝篮子，他说不过我俩，干脆扔下钱跑了。宗和拿着钱追了出去，一直追到他家，把钱塞给了弟妹，结果篮子家的又把钱送了回来。
篮子家虽不能说是骆屯最穷的人家，也属于困难户之列。夫妻俩加上二女儿，3个不强的劳动力，全年出工挣得的工分总值和分得的粮食总值，有的年份是两相抵消，没有盈余，就没有现金收入了。有的年份略有盈余，能分得的现金也不过四五拾元，这就是全年的现金收入。口粮往往吃不到年终，还要花钱买粮来补充。那四五拾元就成为不敢动用的保命钱了。日常必须购买的日用品，如盐、火柴、灯油和孩子们上学的用度，就要靠养猪、养鸡来支应了。当地流行一句话：“从鸡屁股里抠钱使。”就是养几只母鸡下蛋卖钱花。养猪也只能养壳郎猪（即架子猪），春天买一只小猪崽来放养，而不是圈养。放养就是撒出去让它满街跑，自行觅食，无非是走街串巷去找一泡孩子的巴巴吃。不能圈养，因为家里只能喂点泔水、猪草、烂菜帮子之类，是养不活猪的。放养到夏天养成壳郎猪就赶紧卖掉。骆屯没有一家能养得起肥猪，养肥猪要喂粮食，人尚且吃不饱，哪儿还有粮食喂猪？
篮子家过的就是这样惨淡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对可怜的贫苦农民，在利与义的抉择上却是重义而轻利的，能不令人感佩？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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