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空军大院《五》
不知是位哲人还是位平民说过，观察一个人最好的方法是观察他身边的朋友。其实观察一个领导是否精明，也是看他身旁有没有精兵强将，这样的领导最懂得写文做事都需要铺垫衬托。当然，是领导就怕功高盖主，让谁碰到谁都怕，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让岁月不断地洗涤冲刷，如果一味采取踢绊或其它不择手段，结果都不好，严重的还有可能毁掉一世英名，恐怕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种情况。
领导和精英还是一种协同关系是红花绿叶相互烘托，协同得好，能把一个普通事件打造成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九八五年空一所派一流专家到欧洲宣读论文还真是流传越来越广，越传越玄乎。大约两年以后，工程部两个中年助理找到我，其中一个是华国锋的儿子，问我有没有陪同工程部部长朱维彬到欧洲访问的照片，说工程部要办历史成就展览。我说搞错了，我陪同的是沈为农，不是朱维彬。我早就听说华国锋的儿子在工程部，也一直想认识一下，没想到这次上门看我来了，如果华一直在位不会发生这种事。可惜我这人不会待客，应该留下来吃个饭，聊聊天，留个历史印记。
我们那次出访也给外方接待单位工作人员几十年不可磨灭的印象。我离开航空界多年以后，一次在美国拨通了一位老朋友的电话，他一下就听出是我。他说自从那次接待你们以后，有上百人次中国人来公司访问，但没有那种特殊的感觉，我说你那次见到的可以说是中国最聪明的领导人了，他们的言行气质知识背景很难超越，要超越也是时代的超越。
回国以后，沈所长甩开我带领刘云谢燕生继续在空军高层打造，他们只需要我翻译提炼的警句，看到这种情况我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向外吐。一天，我随口说出外国评论，中国的航空维修之光照在了欧洲维修讲台上，沈所长立刻警觉，小潘，这些话为什么不早提供啊，甩开我还有一定难度。刘云后来许多量级文章重点是开拓决策层的眼界和思路，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比如说，过去高层领导只知道买飞机的价格，而不知道购买飞机后的使用维修价格是购买价的六倍，看一架飞机的性能一定要比较全寿命费用。我是看上了欧洲刚开始使用的传呼机，一心想建立全军第一个传呼台，没想到被一个领导很快否定，现在想起这事我就新潮难平。
既然都是最聪明的人在一起，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很容易引起对方的警觉和注意，必须要做得恰到好处显得十分超脱。我负责全程工作安排和费用支出，没听到有人提出任何游玩要求和关心自己这次出访能分到多少钱。那段时间出国，最大的益处是个人能够得到一件像电冰箱彩电之类的免税大件，我是早已打算买个高档相机。在回国的飞机上，我提起了大件一事，刘云的神态是恍然大悟：这些事回去让夫人打点就行了。所长说，还是小潘会买，以后小潘买什么我们也买什么。
上篇文章发表后，千千万万的年轻一代网友都被刘云的大牌讲演所折服，结束语是刘云暗地准备的，看来文字记录历史要比照片生动得多。不仅如此，刘云还精通俄语，翻译过许多俄文航空专著，如果我们转身出现在莫斯科的讲台上，那么世界一定会发疯了。谢燕生则是沈所长隐藏最深的一张大牌，一直没有出。现在分析出访一定要带上谢燕生的原因，一旦刘云和潘涌在外面拿糖，谢燕生最后顶上。沈为农颇有空军司令刘亚楼的风度，事不做则不做，要做做个惊天动地。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空军技术部队都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工作，苏联的技术专家很多都是二百五，只知吃喝玩乐拿糖不出活。针对这种情况，空军大院重要技术部们像工程部的二级部，司令部的情报部雷达兵部通讯兵部都配有参谋助理一级的顶级技术尖子。关键时刻，空军领导带着这些人物下部队视察，当场排除苏联专家或留苏专家排除不了的技术故障。这些人物有的大学毕业，更多的是自学成才，个人觉得，他们当年的技术水平无论怎么评估都不会过高。
空军司令刘亚楼在世的时候每次下雷达兵部队检查工作都要带上部里一个叫许秀绪的年轻参谋，一旦部队反映有些技术故障长期不能排除，这时都由许参谋出阵当场分析排除解决。许秀绪，五五年授衔中尉，中专毕业，当年的雷达排故水平远远高于苏联专家和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专家。文革时，由部长傅英豪推荐到林彪办公室从事科研工作，后来成了林彪反党集团著名人物，上了中央文件，最后判刑十年。傅英豪一直后悔那次推荐，去世之前，专门留下书面遗言，声称对不起许秀绪一家老幼。
我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半导体技术已有明显取代电子管技术的趋势，上海产的高级超外差半导体收音机已在北京市场出现，单价一百七十元。这个价格一般家庭是接受不了的，再加上几百元就可买上一间青砖大瓦房了。父亲非常想要一个，提出让情报部一个参谋手工制作，材料费是九十元，当年愿意出这笔钱的只有父亲和部长孙绪浩。几个月后，那个参谋做好了，音质非常好，与上海产品不相上下。特别是外形及里面零件结构布局，称得上是手工绝版，那一溜整齐的焊点就像模子里倒出的一颗颗珍珠。父亲到陕西武功五七零二厂四清的时候一直带着那架半导体，被当地干部反映生活腐化，从此出差再也不敢随身带了。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爱上了半导体收音机制作，一管两管逐步提高，但怎么也调不好。我开始请教那位参谋，记得是个大尉，住在十一号楼四层，他有四个孩子，从八岁排到两岁，全家都住在一间大屋子里。有一次还留我吃了晚饭，晚饭是清汤菠菜面片，他还特意往我的碗里撒了一点胡椒粉，我从来没有吃过胡椒粉，那天吃得好香。这位参谋后来运气很好，尼克松访华的时候留下一套地面卫星接收设备，他参加了全套设备接收工作，成为全国首任上海卫星接收站站长。父亲的那架半导体成了我手中的玩物，开始装装卸卸，后来干脆带到学校招摇撞骗说成是自己装的，让老师同学好个羡慕。班主任张燕华把我错当成了神童或者才子，极力推荐我到北海少年宫进一步培养。
一九八五年以后，我国开始干部制度改革，意在废除干部终身制和世袭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军队也在实行年青化，回复正规的军衔制度，开始有严格的年龄杠杠。时间老人在暗示，今后一两年空军大批超龄的各级干部，包括技术干部都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空军工程系统的老干部老专家都十分珍惜这最后的岁月，抓紧时间日夜加班写出各类工程管理论文给历史留下点什么。设在空一所的航空学会维修分会也利用这有限的岁月积极在各大旅游景点组织学术交流活动，让老专家老干部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总框架仍由沈为农设计，周兆基具体操刀，当时只要看出是老同志写的论文，不论水平高低职位高低一律入选。
在各地旅馆会议设施齐备的今天组织个百十人的学术讨论会可能不是难题，可在一九八五年就大不一样了，那年整个空一所只有三部直拨电话。空军在各地飞机修理厂一直为学术讨论会提供各种方便，会务工作通常交给他们具体实施。黄山在老同志心目中地位很高，谁都知道黄山天下奇，庐山天下秀。一天周兆基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可能在黄山组织一次学术讨论会并让我先去考察，然后尽快赶回来，这边好发会议通知。临走前，沈所长再三指示，这次是一人外出组织会议，参加的都是空军老同志，一定要把每个细节都考虑到。
我来到南京航空学院找会议专家王大姐，当时她正在组织南航黄山夏令营，我们匆匆去了黄山。这回我改行当了作战参谋，没有太多的心情观赏奇峰美景，而是尽可能记住所经路线，大部队住宿的可能性，上山和下山的最优路线，甚至连上山时请民夫为老同志挑包都考虑到了。王大姐组织夏令营时只顾经济效益只为老干部花钱背包，一位老教授摔成骨折。
我两年前旅行结婚时到过黄山，这次感觉服务设施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黄山进山前要收七元门票了。我们开会与南航组织夏令营不同，需要一个会场搞一个开幕式，而黄山当时只有一个大饭堂，我暗暗决定，先爬山，翻到后山太平湖时再行举行开幕式宣读论文。同时我又感觉，南京航空学院属于地方系统，我人际关系不熟，担心关键时刻指挥不动，不可选为会议中转站。我提议起用空军南京十四厂为中转站，这样下有指挥，上有行政，组织个漂亮的会议，给代表们留个永久的印象。
北京早已下发预备通知，这次下发通知是确切的报到时间通知，空一所几乎每个研究室都有老专家出席，沈所长和空工院长苏恩泽都来，还有工程院士，我再次提前赶到黄山，等待大部队的到来。老周带领会务组先到了，准备布置会场和安排会议仪式，好像还专门带来毛笔和墨汁用来写领导名牌。直到这时老周才知道我暗藏的计划是先爬黄山到了后山太平湖时再开会。老周马上警觉，这样开会可是史无前列，这不成了公款旅游了吗，万一让记者登报曝光怎么办。早年的老干部胆子都不大，做事稍有一点不符合常规，就显得很紧张，我说只能这样了，谁让咱们把开会选在黄山呢。
人们看问题最爱循规蹈矩，其实稍微放开一点就海阔天空了。八月是黄山的旅游旺季，全国有不少专业会议选在那时召开，组织会议的人都把注意力盯住那几个有限的宾馆招待所，托路子找关系送红包，干宾馆招待所的反而成了大爷。我做事最不吃这一套，一反常人做法，包下了五十个会议无人问津的鸳鸯竹楼，每个五十元，两人一间。领导一看来黄山先住鸳鸯竹楼，一个个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天，问大家感觉，都说好像是回到当年新结婚时代。
自从有了那架高级相机以后，我开始迷上摄影，空军不少行家评论，说我的摄影水平已到了专业级。为什么大家这么认为呢，道理又是很简单：人机工程重点是设备，照相技术更是如此，是设备第一，人的因素第二，由此我联想到美国军队。我在美国观察，美国兵可以说是世界上素质最低的兵员，绝大部分都是高中不能毕业或是考不上大学的高中生，那么，给他们配备上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武器设备，让这些几乎连当地报纸都读不下来的美国兵简单操作一下，就可以在世界上称雄。
在上山的路上，我采取廉价收费的方式为老同志摄影留念。黄山是每一秒钟都可摄影，每一分钟都可孕育知名摄影家的地方。我最喜欢在迎客松梦笔生花一些重要景点前留步，举着相机对老同志说，自己带的傻瓜相机就不要用了，即使照了效果也不会好。七室张主任风趣地说，大家爬黄山都赔钱，就是小潘挣钱。张主任是老空军，一九五零年学生身份从成都入伍。与张主任同时入伍的还有一批成都女学生，张主任以为可以自由恋爱，看上一位女学生，结果差点受处分送回老家，原来那些女学生是为空军团以上干部准备的，张主任每同我聊起这段往事就气不打一处来。
经过三天的跋涉，代表们终于安全下山，来到太平湖旁。我发现一个竹棚，有主席台的架势，好像是拍电视剧后留下的。后来我看红军电视剧，当年那个竹棚实在像张国焘另立中央开大会时用的那个竹棚，张国焘在台上歇斯底里，底下红军干部身心疲惫唉声叹气。好地方，就在这里开学术会议，由于没有扬声设备，地点又过于空旷，发言者必须像张国焘一样大声嚷嚷，后面才听得到。
还有一件事应该记录一下，当年在太平湖大有中央军与地方军汇合之意。范工是十四厂的一个人物，看到我会议操盘如此风光，一直想同我喝酒叫板，我说要是这样空一所当派正式代表。朱亮是我的好朋友，现在主掌一所财政大权，我说，朱亮，准备出场。我从小铺提来两瓶当地白酒，整整倒了两大碗，说，每人三口喝下。都是好汉，谁也不让，十四厂领导看到这个架势借口开会把范工拉了回去。后来听说范工醉得像口肉猪一样，朱亮一点事也没有。
当年的空军工程部下设外场部订货部工管部等多个二级部，只有工管部是职能部，换句话说由部长直接任命各地的空军修理厂厂长，被封侯的厂长党委书记除了工管部外空军其它部门很难调动他们，历史早已形成规律。南京十四厂是空军龙头大厂专门修理飞机瞄准具，那么，这么多人到十四厂吃喝拉撒，光靠收代表的会议费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方设法让十四厂出血接待。厂领导早已面显难意，说车队招待所已经承包，再用行政命令很难调动积极性。
我决定打下三路，叫来车队队长和招待所所长，让他们放心大胆招待和送客，列出详细开支目录，最后由我这里统一支付。我特别关照车队队长，对空工的教员一定要用厂长的专车送客，费用高点没关系，我曾多次到空工学习，每次都受到排挤打击，这次一定要留下好印象。
车队司机干劲很高日夜送客。那年头在空军各单位工作的工程师教员待遇都不高，看到这次由彬彬有礼的司机提包专车送站普遍受宠若惊。客人走光了，单子也来了，一共四千多元，我说你们先回去，我同领导再商量一下。我找到张主任，说这事只有你老人家亲自出面了，过一会厂长书记来告别，就说这笔费用是十四厂赞助航空学会的年费。他们都是老关系。
那天，十四厂的厂长党委书记像吃了个大罚单，估计一辈子也忘不了。
01/15/2009
后记：我实在还想写一点空军的武功柳州大连修理厂，就看时间老人是否宽容了，那里的后代网友期待中。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