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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也许不知道——来自遥远中国的一只手
匈牙利人也许不知道——敦促苏军坦克开回布达佩斯的一只手，来自遥远的中国。
还是在少年的时候，就听说在遥远的欧洲中部，有一个与我国一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叫匈牙利。我还听说，这个国家在1956年爆发了一场被称为“匈牙利事件” 的反革命政变，政变者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次政变的头目就是当时的匈牙利政府总理纳吉。
文革中，我从一个大学造反派组织散发的传单中得知，是苏联派军队平息了匈牙利的这场反革命政变。传单中还说，当时周恩来总理乘坐苏军坦克进入了布达佩斯，参与了对平叛战斗的指挥和领导。从那时起，我就对那个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产生了某种神秘感，产生了想要进一步了解匈牙利，了解这个事件的欲望。
没想到的是，30年后（1998年），我被调到匈牙利工作，这为我实现自己少年时的愿望创造了有力条件。刚到匈牙利时也接触了一些匈牙利人，可是从他（她）们那里得到的资料比较“碎”，不够系统，不能令我满意。
机会终于来了。 2001年，由当时执政的匈牙利青年党出面组织协调，要建立一个以反映匈牙利在纳粹政权和左派政权（指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时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以下简称社工党或称左派党）执政时期的历史的博物馆，博物馆被命名为“恐怖博物馆”。
毫无疑问，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必然性，“匈牙利事件” 绝不会是例外。因此，了解了匈牙利的这两段历史，就不难弄清楚“匈牙利事件” 的来龙去脉和发生的原因。鉴于上述原因，我对这个博物馆产生了兴趣，急切盼望能早日去参观。
一走进展室，就迎面见到三幅领袖肖像挂在对面墙上，左边的是列宁头像、右边的是斯大林头像、而正中略高的位置上是当时的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被称为是斯大林在匈牙利的最优秀的学生拉科西的头像。两边的墙上挂着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大幅油画，有匈牙利人民热烈欢迎苏军进入匈牙利的场面；有拉科西接见各社会主义国家农业合作社代表团的场面；有反映为了搞土改而进行测量土地的画面等等。
电视显示屏中播放的是，以伏洛希洛夫为首的苏联高级政府代表团访问匈牙利时受到极其隆重欢迎的内容；有在匈牙利举行苏联文化周的情景；还有匈牙利当时的领导人拉科西60岁生日时，匈各界人士为他祝寿的场面，这段录像中有些画面引起我的极大兴趣，那就是少先队员们为拉科西祝寿的一幕∶一位带着红领巾的男孩高举着少先队队旗走在前边，二个女孩行队礼跟在后边“护旗”，其他站成队列的少先队员们也都虔诚地行队礼，这不是少先队大队会的“出旗仪式”吗？！还有少先队员给拉科西献红领巾的情景。看着这些熟悉的镜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但是，在这表面的祥和气氛之下，却暗藏着杀机。
由于匈牙利左派政党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已经运用了不少非正常手段，上台后又执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比如说，
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十分激进地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不顾农村实际情况，任意扩大农产品收购量，而降低收购价，变相剥夺农民，引起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
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是贪大求洋、急于求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在焦炭还毫无着落的情况下，就匆忙建起一座新型钢铁城，造成极大浪费；
连劳动人民的吃饭问题都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就疯狂地去建造代价高昂的地下铁道。
这些严重失误的直接后果，就是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在政治方面，强化秘密警察组织，限制人民言论，政治清洗不断，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大批知识分子和不同政见者以及普通百姓被无情地投入监狱、集中营，弄得人人自危。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使得匈牙利当时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党群关系日益紧张。
在这间展室的玻璃展柜里陈列着秘密警察用来折磨犯人的刑具，包括特制的棍子、锥子、拔手指甲用的钳子等等，还有专门用来监听民用电话的仪器设备。这些可怕的东西与前面的大幅油画和领袖头像形成了巨大反差。
三楼最后一间展室的题目是“反抗力量”。主要内容是当时在民间出现的一些反对派组织出版的地下刊物和他们的办公用品。
这些民间组织反对苏军长期占领匈牙利，反对匈牙利成为苏联的附庸国，抨击匈牙利左派党推行的政策，号召人民起来反抗----。
到此，三楼的所有展览内容就都参观完了。接着下到二楼继续参观。
二楼的第一间展室主题是“驱逐和迁居” 。
据资料记载，在公有化的过程中，仅布达佩斯就有超过1万5千个富有家庭被没收了所有财产后，全家被强制迁到边远地区的劳改营里，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其他城市也争相这样做。
在农村，被定为富农成分的家庭和城市里的富人们一样，被赶出家园，送到劳改营。在边境地区，有成千上万的所谓“不可靠分子”，为防止他们“投敌叛国”，也不得不成群结队地离开祖辈居住的故土，被驱赶到内地去。在强制迁居中，由于条件恶劣，有不少老、幼、病、弱的人死去。
参观到这里，又使我联想起“文革” 中流行过的一个口号“扫地出门”，就是根据这个口号，不少被打成所谓“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家庭被驱赶到农村去接受监督劳动改造。
在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时，匈中央政府竟给各地农村下达了硬性指标，各地农村必须完成任务，按比例找出足够数量的富农分子。
这使我想起了1957年反右时，我们似乎也采取过“按比例抓右派”的办法。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是谁跟谁学的？困惑！
另外据资料介绍，在公有化的过程中，腐败现象也很严重，有不少被没收的富人财产都进了党的干部的腰包，引起群众不满。
这间展室没有什么展品，只是一些说明牌和当时领导人的“语录”等等。其中有二段“语录” 比较耐人寻味。
有一段是这样说的∶“我不管你是否拥护社会主义，首先是要以你的家庭出身和所受到的家庭影响来决定你的未来----。” 这段话是当时匈牙利秘密警察的一位主要负责人说的。据说此人早年到俄罗斯，参加过“十月革命”，曾任苏联“克格勃” 的创始人----“捷任斯基”的助手。
看了这段“语录”，我立即想起“文革” 中盛行一时的一副有关“血统论”的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鬼见愁。”
你若把上面那段“语录” 和这副对联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简直就是如出一辙！
还有时任匈牙利内务部部长，后长期任匈牙利左派党总书记的卡塔尔说的一句话更“精彩”、更直截了当∶“我们要学会使用各种工具（折磨人的刑具）去对付我们的敌人---。” 这块“语录”板就被钉在一间保留下来的牢房里面，墙上挂着好几件诸如板子、棍子、皮鞭等刑具。
党的领导人的这段“语录”和这些刑具一同放在党领导下的、从纳粹手里接收过来的一座秘密监狱里，这真是个绝大的讽刺！
下面一个展室题目为“农民的状况” 。一进门就见到一块“语录牌”，上面是拉科西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农民是信任我们的，他们对我们从信任到热爱，他们知道我们在农村的政策是正确的。农民只有沿着我们指出的道路走下，去才会有发展，这条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当年农村的情况究竟怎样呢？据资料介绍，拉科西主张“在三、四年内，使90%的农民在社会主义的集体中耕种土地。”
于是，在大多数贫苦农民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合作化的情况下，就被强迫组织起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被仓促组织起来的贫苦农民，既缺乏生产经验，也没有足够的牲畜，更没有机器，完全靠手工劳动。
如此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被硬性置于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框架之下，农民的积极性并没有被激发出来。尤其严重的是，政府还千方百计加重农民负担，实行所谓“义务交售制”，即制定的交售的农产品指标越来越高，而收购的价格却越来越低。因此，农民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去缓解矛盾，反而对敢于反抗的普通农民实行专政，把他们抓进监狱。结果是，大批农民只好逃离农村，扔下大量荒芜的土地无人耕种。
由于农村经济遭到破坏，也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1951年，许多基本食品、工业品不得不凭票供应。商店门前经常排起长龙般的队伍。
这间展室的墙上挂着一些镜框，里面展示着当时使用的各种购物票，有∶食糖票、猪肉票、大油票、面粉票等等。看到这些购物票，不禁又使我想起我们六、七十年代时，几乎所有商品都凭本、凭票供应的情景。又是一个惊人的相似！
可怕的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匈牙利左派党领导人们的头脑并没有清醒。从卡塔尔说过的两句话中可以看出。他说“有人谣传我们要把所有的树木也公有化，于是就有很多人去到处砍树，对此我们必须予以严惩！” ；“如果农民对我们的政策有什么不满，就让他们尝尝我们的拳头！” 。
接下来的展室题目是“司法体系”。匈牙利当时的司法体系是按照苏联的法学理论建立起来的。
首先强调，法律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所以，法院办案就必须遵循党的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去做，即法院的工作要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进行，而不能依法独立行使司法审判权；
其次，这种法学理论与西方法学理论中关于“对嫌疑人先做无罪推断” 的论点正好相反，即“先认定嫌疑人有罪”，然后再去按某人有罪的框框找证据。
因此，为了案件的判定，要去创造一种可能性，就是将不能确定的事实也考虑进去，并且将利用各种手段迫使嫌疑人招供的“事实” 来代替犯罪证据。
也就是说，一旦被告被认定有罪，控方就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寻找，甚至“制造”证据，既使这些证据不那么确凿也照样可以定罪。这种司法体系根本不可能长久地、有效地保护公民，而只能为了政治需要制造出更多的冤、假、错案，使公民受到伤害！
据资料介绍，左派独掌政权以后，把原先的法律体系彻底砸烂，所有旧法官一律辞退，取而代之的是仅仅受到短期培训的左派党的追随者们，这些人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几乎不懂法律。
展室的电视显示屏正在播放的内容是“匈牙利事件” 遭镇压后的1958年，纳吉和他的一些追随者们被从罗马尼亚引渡回国后，在“人民法庭”上受审的情况。
除了纳吉以外，还有当时的国防部长、一名记者等数人被判极刑，另外一些人被判了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其实，这种法庭审判根本不可能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公正地进行，只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走走过场而已。很显然，庭审之前，在苏联顾问的积极参与之下，纳吉们的命运早已被他的“同志们”决定好了。
据说，纳吉在临刑前曾说过一段话∶“在多瑙河的河谷，我曾在1953年和1956年两次试图挽救社会主义的荣誉，拉科西和俄国人都阻止了我。如果现在需要用我的生命来证实共产主义者并非是人民的敌人，我情愿做出这一牺牲。”
纳吉在绞刑架上喊出的最后一句口号是∶“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从录像中看到，“反革命分子” 纳吉真的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呀！这倒让我这个受了几十年革命传统教育的人感到多少有点意外，因为从小的时候起，人们就不停地告诉我，反革命分子不但反动，而且统统都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画面上，纳吉在回答法官的提问和判决后为自己做最后陈述时，是那么的从容，那么的平静。他说“我没罪，你们错怪了我，我被利用了------。”
录像中，当纳吉说到这里时，声音突然中断了，一个男播音员的声音冒了出来，他慷慨激昂地说，“纳吉不肯认罪，他在欺骗人民----！”
又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场面！“文革”中一些批斗会上，类似的场面我们见得还少吗？经介绍得知，这段录像就是从当年公开放映的纪录片中转录而来的。
下间展室的题目是“宣传” 。这间展室满屋子墙上都帖着各种政治宣传画，有宣扬匈、苏“传统友谊”的；有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五一” 群众游行的；有以“伟大的苏联万岁”、“伟大的斯大林万岁”为主题的；有表现以匈牙利人民感激苏军把他们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出来为题材的；有表现匈牙利首批女拖拉机手的；有表现农业合作社社员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愉快劳动的；有反映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们在“光荣榜”前评比“劳动模范” 的场面；还有突出个人崇拜的；以及反映人民幸福生活的。
我想，有关大搞个人崇拜的宣传画，如果让50岁以上的中国人看了肯定会“倍感亲切”，因为这种宣传画与我国五、六十年代，乃至“文革” 时期经常见到的类似宣传画的内容、形式几乎完全一样，简直就是出自同一版本！只不过画中的主人公不同而已。
画中的领袖人物（拉科西）高大、魁梧，面带微笑地挥着巨手，智慧和深遂的双眼炯炯有神地凝视着远方。巨手之下，是打着红旗的工人、农民和广大人民群众正沿着伟大领袖指引的“光辉道路” 奋勇前进。
哈哈！各位看到这里，大概能品出点什么味道了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匈牙利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最好的学生-----拉科西同志，由于大搞“政治清洗”，让秘密警察横行，制造众多冤狱，弄得老百姓人人自危；在经济上又连连失误，使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以至愤怒的情绪在人民中间迅速蔓延，这时，拉科西一伙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了。
在这种形势下，匈牙利党内要求改革的反对拉科西的势力逐渐抬头，两派的斗争很快就到了白热化程度。遗憾的是，拉科西们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制造谎言、掩盖事实、欺骗人民、打压改革派。
也许是因为匈牙利的危机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从而引起链锁反应？也许是因为匈牙利党内要求改革的力迅速壮大，而且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令苏联人不敢小看？苏联人决定亲自出马，插手匈的内部事务了。
再加上斯大林逝世后不久，东欧其他一些国家也不断出现由于群众不满而发生的骚动迹象，为稳住东欧局势，新上台的苏联领导人要求东欧各国在对内政策上进行适当调正。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匈牙利党的两派主要人物都被“请” 到了莫斯科，接受“老子党”---苏共的裁决。在两党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曾对拉科西大叫∶“您极大地损害了你们的人民！您罪行累累！长此以往，人们将用粪杈把您赶出这个国家。”
在苏联人的提议下，曾获苏联农业科学博士学位的，时任匈牙利农业部长的“伊姆雷. 纳吉”被推上了匈牙利政府总理的宝座，开始了他传奇的、变幻莫测的政治生涯。但是，拉科西仍保留了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
由此种人事安排不难看出，苏联人允许匈牙利进行改革是有“底线” 的，这个底线就是∶只能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框架内进行的有限改革，一句话，就是在苏联人允许的范围内。其实苏联人还是“打错了算盘”，其结果是为“匈牙利事件”的爆发再次埋下了伏笔。
因为“党要领导一切”，所以，至使纳吉的“结束警察恐怖，为无辜者平反，合理的投资政策，给农民更多的自由” 等改革措施必然会遭到重重阻力。这倒使纳吉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迅速提高，而拉科西则相反。其后果是，两派的矛盾愈加尖锐。
1955年初，纳吉和拉科西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可能是因为纳吉的改革已经超出了苏联人给划定的底线，也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苏联人“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原先的态度，转而再次支持拉科西。
不久，纳吉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56年3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 上的关于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传到匈牙利，这成了“匈牙利事件” 另一根导火索。
人民的愤怒情绪终于爆发了，民间的“政治沙龙” 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裴多菲俱乐部”。
人们纷纷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职务，为受害者平反及要求纳吉重新执政。
1956年7月17日，匈牙利局势几乎失控，苏联人不得不“建议” 拉科西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并以“患高血压症” 必须“离职休养” 的名义对外公布。就这样，拉科西按照苏联人的指令，携带家眷前往莫斯科听候发落，直至病死在那里。
写到这里，不禁又让我想起不知是哪位名人说的名言，他说“政治无诚实可言，所谓政治，无非是各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需要而制造出来的骗术。大家骗来、骗去，谁的实力强，谁的骗术高明，谁就暂时占上风---。” 对这段“名言”，我可不敢完全苟同，可是否也有一定道理呢？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在1956年6月，波兰的波兹南市已经出了“流血事件”，起因是该市斯大林机车车辆厂的1万多工人为反对不合理税收和要求改革工资制度举行了罢工和游行，这些游行者中就有4,000多人是波兰共产党党员。工人们的口号是∶“我们不要空头支票，我们要面包和自由！” 、“释放囚犯！” 、“打倒秘密警察！” 、“俄国佬滚回去！” 等等。
可是，政府不但没有接受工人们的要求，反而派驻军对工人们进行了镇压，造成了5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300多人被捕。
“波兹南事件” 暂时平息了，但波兰的局势却越来越动荡不安。所幸的是，波兰党从“事件” 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训，采取“实行经济管理合理化和政治民主化，改善人民生活” 等措施，以此来缓解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尤其应该肯定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波兰党内要“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内部事务” 的意见占了绝对优势。由于这个原因，波兰党内“空前团结”，他们强硬地拒绝了苏联要插手波兰内部事务并为波兰党指定领导人的企图，还成功地抵制了苏联的军事威胁。
在波兰党的努力下，波兰的局势最终还是渐渐平稳了下来。而匈牙利的局势呢，在苏联的直接干预下反而倒越来越严重，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波兰和匈牙利的条件不同，对“事件”所采取的措施不同，其结果也就截然不同。这其中的道理是否很值得人们认真去的思考呢？
在这间以“宣传” 为题目的展室中，还有一件展品比较引人注目，那是一块挂在墙上的不锈钢牌子，牌子上部刻着匈牙利的国徽，下面刻着两句口号∶“Long Live Party！” 、“Long Live Rakosi！”（党万岁！拉科西万岁！）这两句口号在这块不锈钢的口号牌上分别被重复刻着10遍！
似这等大搞个人崇拜的程度与我们“文革”时期跳“忠字舞”，戴领袖像章，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狂热举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这间展室共分两个部分，除了上述内容外，隔壁房间里的墙上，还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宣传画，是当时的广告宣传画∶介绍、推销有关洗衣粉、收音机、缝纫机、手表、家具、巧克力、啤酒、饮料、暖瓶、罐头食品、皮鞋、地毯等各种品牌商品的广告宣传画。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被介绍、推广的商品品牌有些是苏联制造的。
在一个玻璃展柜里展示着某些当时匈牙利生产的著名品牌的商标，展柜上还放着一架老式收音机，正在播放匈牙利国营保险公司号召人民参加保险的广告词。由此给我的深刻印象是，匈牙利毕竟是欧洲国家，尤其是它地处欧洲中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奥地利）直接接壤；而且，在“二战” 前，匈牙利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具有一定规模，至少比“十月革命” 前的俄罗斯要发达得多。因此，尽管它在“二战”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采取苏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人民群众中的市场经济意识仍十分强烈，这一点很重要，它对我们理解“为什么偏偏匈牙利有如此强烈的改革愿望” 会有所帮助。
相比之下，在同一个时期内，我国民众中的商品经济意识就比匈牙利差得远了。在我个人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前，除了政治宣传画外，好像就没见过任何商品广告。广播节目当然也是如此，我只记得当年的收音机里整天播放的就是新闻、社论、以革命为题材的广播剧、电影剪辑、革命歌曲、毛主席语录等等，何曾播过什么广告？
要知道，在那个年月的中国，商品广告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怎么可能允许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呢？至于保险公司吗？就更不知道它是何物了。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了？
不过，那个年月的政治宣传画的确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恐怕也是终生抹不掉了。
还记得那是1958年“大跃进” 时，那年我8岁。当时有个口号叫“超英赶美！”，为配合这种形势，还有一首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中国人民有信心---” 。
以此为内容的宣传画也是随处可见，印象最深的是在我家附近的一面墙上的画。画面的上半部分是一支腾飞的火箭，骑在火箭上的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工、农、兵形象∶工人老大哥高举一面红旗；农民妹妹举着镰刀；解放军战士手握钢枪。三个人物画得很好，充满自信，意气风发，奔向无限美好的未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下边画着一个美国人赶着一辆破牛车，那头拉车的老牛气喘吁吁，疲惫不堪。更惨的是落在牛车后边的英国人，他被画成一个蜗牛的样子，只是头部是人的模样，带着一顶英国绅士帽---。如今45年过去了，我们当年的豪言壮语实现了多少？不言而愈。
哈哈！对不起！好像扯远了？赶紧言归正传。
二楼最后几间展室是左派政权对宗教信仰进行限制和迫害的内容。对这了专题我将另篇专述，在此不再累叙。
至此，二楼所有展室都已参观完毕，下面就要到地下室去继续参观。可是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被特意封住了，人们只能乘坐电梯。这是一种特制的电梯，比较宽大，可同时容纳10人左右，里面悬挂着一个电视显示屏。当参观者聚到10人左右时，电梯才启动。随着电梯开始非常缓慢地向下移动，电梯里的灯光完全熄灭，电视显示屏开始播放有关地下监狱的录像。录像内容是，一位于50年代曾在这里当过勤杂工的老人，在叙述当年亲眼所见的一些恐怖的事情。
老人说，凡是需要秘密处死的“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异见分子”等等，都要在这个地下室的一间行刑室中被绞死。然后，为了销尸灭迹，这些尸体被用特制的类似绞肉机的机器绞得粉碎，再倒进特制的药水，这些人肉馅就“烟飞灰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老人还说，一般对犯人执行绞刑都是在清晨，所有要被秘密处死的犯人在行刑的前一天晚上，都会被从牢房里押解到行刑室外边的一间大房子里，在士兵们的监视之下，度过一个恐怖的不眠之夜。
经过数分钟的缓慢运行，电梯终于停到了地下室。电梯的门一开，一股阴森森的凉气就扑面而来。地下牢房基本都是单间，每间大约5、6平米左右，水泥墙、水泥地、没有窗户，阴冷潮湿。有的牢房里仅放着一张用铁条焊接成的单人床，其他什么也没有，这还算好的。有的牢房里连这样的铁床都没有，关在这里的犯人只能席地靠墙而坐，在生死未卜的等待中，度过那恐怖的漫漫长夜。
还有水牢。水牢里的水泥地面要比外边走廊的地面低最少30厘米以上，地面上积有将近一尺的脏水，犯人只能整天泡在水里。更可怕的是“禁闭室”，其面积不足1平米，里面除一扇用整张铁皮焊接而成的铁门外，其他三面都是冰冷的水泥墙，被关“禁闭”的犯人只能站在里面，甚至连转身都困难。关紧铁门后，里面一丝光线也不透，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十分可怕！若是把人在这样的“禁闭室” 里关上几天，这个人的精神肯定会崩溃的，非得疯了不可！我钻进这间“禁闭室” 里体验了一下“生活”，这滋味真的不怎么好玩！
穿过两边都是牢房的长长走廊，来到审讯室，这里更是充满了恐怖气氛。一张铁桌子上放满了包括电刑、板刑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刑具，铁桌子旁边还有一张刑床，是把受刑者绑缚在上边以方便用刑的长板凳。这些刑具犹如一个个狰狞的恶魔，在窥视着每个参观者，让人们一见到它们就不禁要战栗。
穿过审讯室又来到一个大厅，这个大厅就是上边说过的，供被判绞刑的犯人度过最后一宿的大房子。大厅右侧有一个小门，那里边就是绞刑室，一个木制的绞刑架静静地立在那里。这个木头制作的杀人“玩艺儿” 让我浮想连翩∶它不知制造了多少个冤魂哪！
看完了这些牢房、刑具、绞刑架后，我晕了！当然不是吓晕的。试想，如果这一切仅仅是发生在纳粹统治时期，这不足为怪；然而，这些事情同样也发生在了左派政权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时期呀！这该如何解释呢？？
地下室的最后一个展区的主题是“1956年的革命”，即“匈牙利事件”。
下面将对“事件”的经过进行简单的叙述。
《匈牙利在哭喊！》影集以时间为序，从1956年10月23日到12月4日，逐日展现了那次事件的历史环境、过程和悲剧结局。
“《匈牙利在哭喊！》一书将我们直接带回到1956年月10月那13天日子里，匈牙利人民起而反抗苏联人对其祖国的强暴占领的日子里。匈牙利人不分阶级和职业，抱成了一团：在首都布达佩斯和各地，工人和知识分子为自由而示威；大街上，斯大林的巨大塑像被拉倒，砸成碎块；一些可恨的秘密警察被吊起来杀掉了；匈牙利军队拒绝对其同胞和代表人民要求的政治家下手。最初，俄国人撤退了，但当他们看到西方只有漂亮言辞可畏外什么也没有时，他们又把坦克开回布达佩斯。匈牙利人民开始拼死自卫，然而他们无力与武装到牙齿的苏联抗衡，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苏联帝国主义的统治永远不会宽松下来。”（摄影文集扉页）
匈牙利人也许不知道，敦促“武装到牙齿”的苏军坦克“开回”布达佩斯的一只手，来自遥远的中国。
他们也许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他们反抗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起义，充满那么深的震惊和敌意。他们肯定想不到，他们的流血，竟反过来导致中国人流了更多的血，直到50年后的今天，他们用鲜血、泪水和生命贡献于世的这出史诗悲剧，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禁区。
1956年匈牙利事件与中国关系甚密，嗣后中国急剧斯大林—毛泽东化，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都有匈牙利事变浓黑的影子——直到今天。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次党大会上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运史上首次拉开斯大林主义批判的序幕；朱德为团长，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3月17日，毛泽东与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丰泽园开会，邓小平指斥报告“内容混乱，逻辑性差”，毛泽东称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漏子”。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里面开始形成他的中国世界战略，其基本内容成为此后中共统制中国的“基本原则”：
《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百年，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共产主义运动将要经受巨大的考验，也要付出高昂的牺牲，中国必须经受考验，作出牺牲，但最终胜利属于共产党；
在西方资本主义没有消灭之前，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有时会以人们难以逆料的形式出现，共产党人不应当惧怕这种斗争，相反，这种斗争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
社会主义需要权威和领袖，这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一切反苏反华反共分子都企图通过否定革命领袖来否定共产党；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丢掉这把刀子”；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作法潜伏着巨大危险，必须引以为戒。
195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坚决反对”并“尽最大努力制止”苏联出兵干涉波兰；21日，刘少奇、邓小平乘苏联专机飞赴莫斯科，“调停”苏波关系。
1956年10月23日，“火山” 终于爆发了，布达佩斯和其他一些城市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学生们是抗议活动的主力军，他们反对苏联在匈牙利长期驻军，要求在匈牙利实行民主政治。大批的群众立即加入到抗议活动中去，参加抗议的队伍迅速扩大。
事实上，参加抗议的人中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他们在左派制度的统制下，都受到过粗暴的压制或不同程度的迫害，也受到了经济生活危机的影响。
那天下午二点左右，游行队伍已增至20多万人。人们高呼“俄国人滚回俄国去！” 、党要民主化，‘纳吉. 伊姆雷’要执政！” 、“俄语不该作为必修课！” 等口号走向英雄广场。当游行队伍到达英雄广场后，愤怒的人们把建在那里的斯大林塑像拆毁。
当暮色降临时，游行队伍又聚集到国会大厦广场，这里已有数十万人。人们齐声高呼∶“纳吉出来讲话！” 因迫于人民的压力，纳吉刚刚被匈牙利党中央决定恢复党籍，此时他还未担任任何职务。
终于，他在大批随行人员陪同下，获准来到国会大厦面临广场的一个阳台上，对那里的人们说∶“要有耐心，善良的人们！回家去吧，党会把一切都安排的！” 纳吉的话音未落，广场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哨声和喊叫声，完全淹没了他的声音，纳吉痛苦地闭上了嘴，在随行人员的簇拥下返回议会大厦。
另一方面，由苏联人指定接替拉科西，任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格罗却在电台发表了非常强硬的广播讲话，这个讲话对于人民已经激动万分的情绪来说，犹如火上浇油，使群众的敌对情绪上升到极点。
接着，大批群众又涌向位于国会大厦附近的广播电台。晚9点左右，示威群众缴了政府派去执行镇压任务的士兵们的武器，开始对广播电台大楼发起冲击，他们同守卫在大楼的武装人员发生了武装冲突，匈牙利陷入到进一步的混乱之中---。
情况危急，匈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改组政治局。纳吉当选政治局委员，重新被任命为政府总理。从此，他就走上了他的“死亡之旅” 。
在匈牙利党和政府的“请求” 之下，10月24日，驻匈苏军的坦克部队从驻地开进布达佩斯市，开始协助镇压“暴乱”。
刚重新上台的纳吉也在广播讲话中命令人民停止暴乱，承诺就苏军撤出匈牙利一事与苏方进行外交谈判，并答应恢复实行他在几年前曾提出过的有关政治、经济改革的政策。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局势往好的方面转化，反而继续恶化下去。在苏联人的授意下，刚被苏联人推上匈党中央第一书记宝座不久的格罗又被撤职，由卡塔尔接替了他的职务，并宣布共产党解散，重建新党，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10月28日，纳吉也在广播讲话中，把3天前还称为“反革命暴动”的群众抗议示威行动正式称为“革命行动”，同时宣布苏军将撤出布达佩斯，解散秘密警察组织，提高工资和退休金等等。不久，他又承诺要取消一党执政，允许恢复被拉科西取缔的其他政党----。
但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10月29日，苏军撤出了布达佩斯市。随着苏军的撤离，一场针对共产党和秘密警察的报复行动开始了。据统计，仅10月23日至11月3日，就有2,500人被杀害，3,000多人被监禁，1万多人被列入准备处死的名单中。
1956年10月3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电告正在莫斯科“调停”苏波关系的刘少奇、邓小平，“坚决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
10月31日，刘少奇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严厉指出，苏共决定撤退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
11月1日，苏共中央通宵开会，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建议，苏军返回布达佩斯；翌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到机场“热烈欢送”中共中央代表团；
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刘、邓报告，“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氛”；刘少奇称，波匈事件表明，“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已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来了”，邓小平称，“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
1956年11月4日，匈牙利起义被苏军坦克镇压，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称，“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了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从11月25日到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频繁开会，研讨并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内政外交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基本判断：
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紧要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
这两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毛泽东思考和处理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大法，“毛泽东思想”到此获得了来自苏俄的“道统”和法“统”，取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苏共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这时的周恩来恰逢突发的波匈事件而推迟了出访亚洲八国的国事活动。他秘密飞临苏、波、匈，又匆匆返回北京，向毛汇报并接受指示，又起程飞往风云紧急的欧洲，正式访问苏、波、匈三国。
此前，苏联已悍然出兵波兰（十月二十七日），激起了东欧各国强烈的反苏情绪。匈牙利也随之爆发事变，十月三十日共党政权被推翻。
这时的苏共正左右为难，它亟需中共施予援手，挺身而出支持苏共，在另一些枝节问题上也好由中共出面调停。
一九五六与五七年之交，中苏已生嫌隙，但在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共政治局集体决定：坚决站在苏联这一边！
现在有不少人撰文，指斥周恩来秘密出访时力逼赫鲁晓夫出兵匈牙利，周本人甚至坐着苏军坦克亲临布达佩斯的"平暴"前线。
事实上，周于十一月六日悄然抵达枪声未息的布达佩斯时，得悉苏联撑腰的卡达尔"工农革命政府"已于十月二十三日宣布戒严，并"邀请"本已驻守在匈境内的苏军出兵弹压。
周此来的目的是申明中国的立场，并亲口承诺无偿援助三千万卢布的物质和现金。
然而，波匈乱局的善后事宜极为棘手，以致中共再委派刘少奇赶赴莫斯科共商国际共运大计。
周恩来抽身返回北京两日耳聆毛的旨意然后再赴苏联。
接着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再次抵达多瑙河边，并略为降低了支持苏共的调门——由此可推知毛对他的最新指示。西方观察家当时不知周此行其实是"二进宫"，便评论说："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介入欧洲事务。"
1957年1月7日，布达佩斯血迹凝结成坚冰，周恩来、贺龙乘苏联飞机飞抵这个一片肃刹的首都，代表中共中央为匈牙利事件定性：“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发动的武装暴乱，其目的是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几天后，毛泽东在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总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教训说，1956年，“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不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苏共20大反斯大林，俄国人已经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于是，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中国人要介入的何止于此！总理这厢事毕，就马不停蹄地向东南亚飞去。一九五七年春，总理完成对欧亚十一国的访问，宋委员长从上海赴昆明机场迎接——这无论在中共建政史还是宋庆龄的个人活动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到1957年5月，毛泽东变“引蚂蚁出洞”为“引蛇出洞”。而在1957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都在鼓励中国知识界“知无不言”。
以上简述，只是中共与匈牙利事件关系的冰山一角。将来的历史学家将有幸挖出更多冰冻沉潜的直相。
让人特别吃惊的是，无论此前此后，中共高层人物彼此间如何视同水火，但在匈牙利事件上，却都表现出罕见的高度的一致性：强硬。
考虑到主要的直接当事方苏联上层对匈牙利起义的分歧、犹豫和反复，考虑到苏联红军解放东欧诸国的历史，毛泽东们何以比赫鲁晓夫们具有更鲜明、更彻底、更冥顽不化的斯大林主义本性，就更教人匪夷所思。
无论如何，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这个中欧小国，甚至也超出了苏俄帝国，而成为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中关系最重大的事件。赫鲁晓夫的最终下台和毛泽东对斯大林主义的固守和发展，都与这个悲剧事件有太多太深的联系。
该如何评价这个事件呢？在这个事件中，究竟有多少是出于人民群众对秘密警察横行的义愤？又有多少是阶级敌人对共产党人的阶级仇恨？本人实在不敢妄加评论！
但此事至少能够说明，秘密警察制度实在太不得人心了，他们犯了“众怒”！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
匈牙利的局势已完全失控，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接连不断，城市交通瘫痪，人民生活受到极大威胁。
纳吉曾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宣布匈牙利中立，退出“华约组织”，希望联合国能干预匈事务。
11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将向匈提供价值二千万美元的食品和救济物资。可是，艾森豪威尔没有想到的是，此举只是给纳吉帮了“倒忙”，把他向死亡的路上又推了一把。
苏联人终于“忍无可忍”了！更多的苏军奉命再次越过边界，迅速进入匈牙利。
匈政府此时已乱成一团，面对苏军的入侵，纳吉也曾前往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提出严正抗议，某些匈牙利国防军的将军也擅自率领部分部队（因得不到任何明确的指令），及武装起来的民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强大的苏联红军很快便攻入了布达佩斯。
苏军再次进入布达佩斯后，迫于苏联的巨大压力，匈牙利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发生了严重分裂，以纳吉为首的一部分人通过国会大厦下面的秘密通道逃往南斯拉夫驻匈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而以卡塔尔为首的另一部分人投入了苏联人的怀抱。
纳吉的下场是必然的，南斯拉夫自然不敢逆苏联人的意愿而长期收留纳吉一伙人。当然，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
在南斯拉夫的一再“交涉”下，以卡塔尔为首的，在苏联人的支持下刚刚成立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同意“不追究”纳吉等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当纳吉一伙人乘车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返回自己住宅的途中，被苏军截获，并强行把他们用一架飞机押送到罗马尼亚。
1957年1月初，苏联在布达佩斯召集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党的领导人开会，专题讨论有关“匈牙利事件”的问题，并要求各国党统一口径、为“事件”定性。会议公报称“纳吉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会议结束后，匈牙利政府立即宣布取缔一切“非法组织” 。紧接着，一场大逮捕席卷了整个匈牙利，仅在1957年1月19日这一夜，布达佩斯就有2,000多人被捕，并且在当天夜里，大部分人被集体处决了。
根据资料记载，在整个“事件”中，至少有数千人死亡，如果再加上因抵抗苏军入侵在战斗中死亡的人数，那就更多了。有25,000多人受伤，约20多万人不得不逃离他们的家园而跑到西方国家去避难，成为难民。仅苏军直接抓捕的人就有5,000多人，他们之中包括860名年轻学生，这些人被当成“战争罪犯” 被押往苏联的“劳改营” 去做苦役，其中有450多人死在苏联。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匈牙利还有15,000多人被判了刑，229人在后来被公开处决，还有一些人遭秘密处决。
随着国际形势越来越有利于苏联阵营，最终处理纳吉的时机成熟了。1957年12月，纳吉等人被秘密押回布达佩斯，等候接受审判。
1958年6月16日早晨6时，纳吉在布达佩斯中央监狱的小拘留所内的院子里，被处以绞刑。终于，这个有着40多年党龄，曾在苏联度过15年光阴，在匈牙利党和政府中身居要职达20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知名人物，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他的罪名是“阴谋暴动推翻匈牙利合法制度，叛国投敌，军事哗变。”
至此，这个被称为“反革命政变” 的“匈牙利事件” 就让苏军的坦克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给碾压的粉碎。
同时，人们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的有益探索和思考也被无情地扼杀在摇篮里。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在纳吉临刑前，卡塔尔与他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卡塔尔对纳吉说，“你的改革也许是对的，但你的改革至少早了20年------”
果然，卡塔尔上台后继续推行改革，只不过他的改革主要是在经济上，而且是“渐进式”的、更讲“策略” 而已。
应该说卡塔尔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在改制之前，匈牙利在前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是最好的，已与一些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持平。卡塔尔本人当政时，一直勤政爱民，锐意进取，清正廉明，政绩显著，在人民之中口碑较好。年老后，他主动退休在家。
但是，匈牙利还是没有抵抗住由于苏联解体所引发的“狂涛”！当匈牙利社工党下台解散，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时，卡塔尔悲痛万分！他哀叹∶“匈牙利人民究竟还想要什么呢？！”
然而，历史总是喜欢和人们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989年1月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场人民起义。”
同年5月，匈党中央又称纳吉的行为是“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为拯救国家而斗争。”
不久，匈政府还为纳吉举行了国葬，重新安葬了他的遗体，举行国葬那天，举国致哀，很多人自发参加了他的葬礼。
社工党下台后，新政府又决定，把每年的10月23日------这个“匈牙利事件”的爆发纪念日作为匈的三个国庆节之一（国家法定假日，放假一天，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这个展区内的展品主要是反映当年“事件”爆发时的一些历史照片、示威群众使用过的带着弹洞的旗帜、标语、自制的燃烧瓶、炸弹（投向苏军坦克用的）等。几个显示屏中也不断播放着有关这段历史的珍贵资料片。
有一段录像引起了我的兴趣∶英雄广场上挤满了数以十万计的愤怒民众，他们围在“高高在上” 的斯大林塑像四周狂呼乱叫，群情激奋！几个年轻人爬到塑像头上，把一根粗大的绳索套在它的脖子上。这时，一辆吊车缓缓朝塑像开过来，人们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通道，在数十万人震天动地的呼喊声中，吊车渐渐拉紧了那根绳索。终于，塑像被拉倒了，而且是身首各异！接着，又有人用大铁锤狠砸斯大林头像上的鼻子上部，在那里凿开了一个洞，另一个人把一个表示“禁止通行”的城市道路交通标识牌插进那个洞里---。
这段录像的内容让我感慨万分，想了很多很多-----。
我们常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不错，工人、农民、普通百姓，当你把他们当成个体看待时，他们是那样的弱小，那样的微不足道。
但是，当他们的整体利益遭到伤害时，当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权，为了整体的尊严而拧成了“一股绳” 时，所焕发出来的力量又是如此的伟大！如此不可阻挡！足以毁掉任何貌似强大的统治者。这就是“众怒难犯” 的道理。
但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当权者，一旦大权在握时还能意识到这一点呢？
在这个展区里还有一间展室比较特殊，它被布置成类似灵堂的样子，以祭奠在“事件” 中死难的人们。展室的墙壁被漆成黑色，上面刻满了死难者的名字，这些名字被染成金色。房间里没有其他灯火，只有镶嵌在天花板上的密密麻麻的射灯闪着微弱的光，像那些死难者忧怨的眼睛。当你置身在这间灵堂里，仰望着酷似“繁星点点的夜空”，面对人类浩瀚的历史长河，任思绪神弛的话，你会想到些什么呢？
我想到了斯巴达克的奴隶起义；想到了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想到了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到来的巴士底狱起义；想到了辛亥革命；更想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
纵观人类历史，人们为了生存、为了自由、为了正义、为了民主、为了独立和尊严、为了推进社会进步，有多少人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呀！又何止是“匈牙利事件”呢？
我想，正是由于包括“匈牙利事件” 在内的，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起义、革命、事件，推动着人类向更合理、更公平、更理智、更民主、更美好的社会前进！就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历史上所有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进行的实践活动都无可指责，那些为此而献出生命的先贤们的血也没有白流。
在这个展区的最后出口处，悬挂着几个显示屏，分别播放有关在“匈牙利”事件平反后，匈各界人士为纳吉举行国葬、死难者家属在亲人的墓碑前献花和举行纪念活动的内容；还有1991年底，苏军正式撤出匈牙利的有关内容。
有关苏联撤军的录像里有段小插曲也比较有意思∶匈、苏边境一座铁桥上，当苏军最后一辆军车驶过边界，一位苏军带队的军官在履行完他的职责后，徒步走上铁桥跨过边界线，然后立即脱下军装换上便装，又返回匈牙利一侧，要求定居在匈牙利。据讲解员介绍，这位苏联军官在长期驻军在匈牙利的过程中，对匈牙利产生了深厚感情，并对匈牙利人民表示钦佩和同情。最终，这位苏联军官获准定居在匈牙利，直至今日。
到此为止，“恐怖博物馆” 的所有展出内容就都参观完了，但我的心情却仍然无法平静。
毛老人家有过一段语录，他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
1956年10月23日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这点仍然值得人们深思。
自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第一个轴心文明时代开始，自500年前地理大发现促成了第一次全球化以来，世界第一次被划分为两大阵营。十九世纪最重要的预言（俄、美两国将分别宰制人类的一半，托克维尔语）完全应验。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不处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这席“冷战”名言显然漏掉了亚洲和其它非西方国家，尤其漏掉了中国（丘吉尔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富尔敦的《和平砥柱》演说发表时，150万苏联红军已经根据《雅尔塔协定》进入中国东北，斯大林已决定把东北交给中共，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
虽然后来反目成仇，但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毛泽东身上“道成肉身”，中国此后次第或并发的劫难和悲剧，概源于此。中国现代迷误和罪恶，既在时间上遗传了秦始皇亚细亚专制暴君基因，更与苏俄和东欧诸国的十字架遥遥相望。
从1956年开始，苏俄、东欧诸国开始走上脱离斯大林主义的自由之路；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开始借尸还魂，毛泽东成为全世界最顽固最疯狂的斯大林分子，斯大林主义的全部特征都受到毛泽东的悉心继承和发展。
匈牙利人民1956年的自由起义，已经在历史和世界范围内得到确认，牺牲者得到重新安葬并被封为民族英雄，国家纪念碑矗立起来，事变日期被定为国庆节，匈牙利重新回到自由欧洲大家庭。
1989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事件牺牲者纪念碑致献花篮；
10月26日，布什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仪式，签署给匈牙利最惠国待遇文件，匈牙利成为第一个享受美国贸易贷款的前共产主义国家。
1993年、2006年，叶利钦、普京两任俄罗斯总统在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人民表示“深切歉意”，声称，虽然俄罗斯已不再是前苏联，但是俄罗斯人对匈牙利当年的悲剧负有“道义责任”。
1958年6月14日，纳吉在最后的审判时，留下了政治遗言：“在这个偏激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深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会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
纳吉显然过于悲观了。事实上，自他死去四十余年后，苏俄和东欧诸国已经终结了斯大林主义的噩梦，直到今天，斯大林分子如同德国纳粹一样，仍在接受历史和法律的审判。
纳吉不知道，杀害他的刽子手，还有他未曾谋面的“中国同志们”。（1956年11月1日，纳吉在国会大厦接见中国大使郝德青，请后者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匈牙利新政府坚持社会主义，政府权力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苏联军队如果开进布达佩斯，那将酿成大错，希望中国能够劝阻苏联。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向克里姆林宫施压，要求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
直到他被祖国和人民“平反昭雪”后，对匈牙利悲剧负有特殊责任的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沉默。就在匈牙利政府为重新安葬纳吉等人发表“特别声明”的前十日（1989.6.14），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虽然斯大林的画像被悄悄地拿走了，但毛泽东始终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着1956年匈牙利事变以来32年间“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可耻的大屠杀。
匈牙利事件时，我还没有上小学，但大街上工人、学生高呼“绞死纳吉！”、“消灭反革命！”口号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第二年，“裴多菲俱乐部”也成了我童年时代耳熟能详的专有名词，成了“右派分子”最丑恶的代名。
1975年，北京天安门运动中，邓小平被诬为“纳吉”时，我并不以为是历史开的尖刻玩笑了。14年后，“中国的纳吉”却在同一个广场上悍然镇压人民。
应该承认，从1956年到1989年，历史给中国开的玩笑实在太过分，以致于并不缺乏幽默感的我们，怎么也笑不起来了。
匈牙利是一个蕞尔小国，纳吉有明显的局限，但这个弹丸小国和这位走向十字架的政治家，却是我们民族中迟迟没有出现的历史先驱和精神榜样。他们的悲剧足令莎士比亚式的天才激动，我们的宿命呢？
我相信，匈牙利事件的真相为中国人真实而正常地了解的一天，将会到来；中国人了解自身命运真相的一天，也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