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亲历
女医生清颜的故事包括她小时候的家庭苦难经历，更多是来美国后所行走过的风雨医途。她的故事曲折波澜，令人嗟叹。
面对着这位素颜沉静的女主人公 ---- 她的眼睛弧度细长，深邃清澈，她一直微笑着，即使讲述一些听起来不愉快的事情，仍然让人看到她嘴角的笑意，仿佛春风拂面。我们在她和她丈夫宽大精致的海景豪宅之中落座了，落地窗像是个画框，画内蔚蓝的海水与天色参差交映 ---- 这时，清颜慢声细语地开始讲述她年少时居无定所的往事。
中国的十年文化革命是中国最荒唐无知的年代。文革刚开始时清颜只有十岁，父亲解放前参加革命，三十多岁就成为人民大学的政治宣传部副部长，家中雇有保姆，过着美满的生活。文革后不久，父亲自然首当其冲被狂热的红卫兵打倒，拉上卡车游街，并剃了阴阳头。一天深夜两点左右，他们家在一楼阳台的门突然被人撬开，住在靠近阳台屋子里的保姆阿姨被卡住脖子不让声张，之后一大堆人暗流一般涌进家里中间的屋子。清颜在沉睡中被咣咣的敲门声惊醒，万分惊恐地听到家里蓦然出现的可怕的喊声：抓起他来！打倒某某！那时父亲、清颜和小妹住一间卧室里，母亲和姐姐住在另一房间里。因为卧室门从里面插着插销，那些人便砸开门的上部。父亲顶着门不让开，但他一人如何能挡得住那么庞大疯狂的群体？一个青年翻进来往上推着，另外两个在上面拽住父亲的胳膊往外拉，清颜眼睁睁地看见父亲被极端粗暴地拉了出去。年幼的清颜和妹妹坐在床上毫无反应 ---- 在这漆黑的夜里，突然之间出现的噩梦般的场景，把稚嫩的她们惊呆了，她们分不清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世界里。在那时几乎没有任何法律制约的社会状况下，人的命运难以预料又无法保护。
世界上最脆弱的是生命，但最顽强的也是生命。父亲被整整关了三个月，受尽了各种刑罚，放出来之后腰已经被打坏了，但不久又被另一批造反派关押起来审查。当时的清颜却在那所谓的“红色时代”里，像“红色”电影中的小地下工作者一样，利用给父亲送饭的机会为父母亲传递信息：经常是在馒头下面藏着小纸条，从监管人员眼皮下机智勇敢地完成“任务”。
后来身为院校普通资料员的母亲也被抓起来了，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受父亲的牵连。那一天，造反派中的一派要占领清颜和邻居们居住的楼房，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立刻就强行让那些老弱病残马上搬家。清颜的母亲刚质问了两句，即刻被人拧住胳膊抓起来带走。第一次父亲被抓的夜里，因为清颜和小妹被吓呆了，没有能帮助父亲，一直很后悔，这时便不顾一切地喊起来：“抓人啦，救人啊！”正在叫喊，猛然之间就有个红卫兵挺起红缨枪就刺过来，枪头是闪亮的铁矛尖，那人恶狠狠骂着：叫什么叫，再叫捅死你们！姐妹俩吓白了脸，像被惊吓的小兔跳起来跑开了。那边的母亲不由分说就被抓走了，完全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父母生死未卜，这边的家也被占据，清颜的妹妹临走抓了一条被子，清颜却什么也来不及拿，她们跟着保姆就往外逃。
这时，两派红卫兵就在清颜家住的楼和对面的楼隔空打起来了。他们用大弹弓拉着石头和砖头互相射击，真的是疯狂至极的状况。清颜姐妹和保姆，还有保姆带着的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在两个大楼之间的夹道中往外跑，就看见乱砖碎石劈里啪啦往下掉，清颜她们几个就在“枪林弹雨”中，沿着墙边儿，抱着头逃到大院的后面去。后院有铁栏杆围着，她们就从一个被人拉开的铁栏杆缝中，钻到院外。出去后也不知往何处去，到处是喊杀声，仿佛世界末日一般。好心的保姆帮人看顾的另一个小孩的父亲是八一体工队的教练，因为八一体工队属于军队的范围，稍为安全些，保姆阿姨就带着她们奔那儿去了。教练为她们找到一个小宿舍住下来，一住就有好几个月，这期间清颜的父母和孩子之间毫无联系。
当时生活必需品（像油，米，肉，布，和肥皂等）供不应求，政府按人口发限额票证来控制。吃的什么清颜已经忘记了，记忆最深的是洗衣服没有肥皂，当然没钱，更没肥皂票去买，清颜小姐妹俩就在大水池边拾运动员们剩下的小肥皂头自己洗衣服。
这时母亲开始有目的地“绝食”，以此反抗也以此求出路。她不知道孩子们在外面如何，也不知丈夫被关在何地，只好用此法“背水一战”。对一个看似软弱无力的女人来说，对丈夫和孩子们的牵挂成了她坚韧的支撑，于是她做出了这极其悲壮的举动。造反派实际上也怕无辜的人自杀，所以就放出了母亲。母亲出来的时候瘦骨嶙峋，体重只剩八十斤。
后来父亲也放出来了。全家过了一段稍微平静的日子，这时清颜姐妹也能正常去上学校了。但紧接着，人大全校就被搬迁到遥远的江西省，包括家属孩子。那时清颜的姐姐已经到云南建设兵团上山下乡去了，生活很苦，离越南仅隔一条河。后来姐姐找了读博士的姐夫，随姐夫先一步来到美国，这是后话。
到江西后，大人们都要接受再教育，自己盖房子建设校园并种地，老弱家属和孩子们就分散住进几十里路以外的老百姓家里。清颜和小妹住的房子破旧不堪，窗户不过是个有亮光的洞，冬天下雪，屋顶上裂的大小窟窿可以“风雨无阻”地飘进雪花来。她们到村里的水井自己挑水，自己劈柴，用煤末做煤饼烧饭。一百斤一大筐的煤末，姐妹俩才十几岁抬不动，走三步歇一下，慢慢挪回家，学着当地人的样子把煤末和黄土用水掺起来搅拌均匀，铺到地上晾干，再切成块儿烧。孩子们在当地的小学读书，每个星期有一天半“学工学农”，主要是去十二里外的农场抬粪，插秧，割水稻等。
清颜年幼时还曾亲历了两次几乎死亡的处境。第一次就是住在江西的时候。那一年夏天，清颜和小朋友们到河里游泳，那里有一条河坝，本来大家一般都在河坝这边浅水区玩闹，从不到河坝那边深水区去。这一天一个小朋友非拉她到河坝另一边去试探深浅，清颜也有些好奇河坝那边到底是什么样？两个人刚走几步，清颜突然感到脚下空滑无底。顷刻之间，她的手臂被那个不会水的小朋友死死抓住，两个人立刻被水淹没。清颜憋着一口气拼命挣脱那个孩子，但那个不会水的孩子却把清颜当作救命稻草，使劲往下摁她，好让自己浮出水面。清颜知道，如果不能尽快摆脱掉这个孩子的死缠，两个人都必死无疑。清颜越想推开那孩子，那孩子越死命拉扯住她。那是个比清颜小一岁，和她几乎一般高的女孩子，濒死的人力气极大，清颜本身是个弱小的女孩儿，这时候几乎不能挣脱。但人求生的能力是上天赐予的，终于，清颜用尽全身力气扑腾着把那孩子推开，经过了几乎有一生那么长的时间 ---- 实际上也不过一分钟，清颜终于甩掉了那个孩子，游回浅水区。她立刻大声求救，几个年龄大的孩子奔过去救出了那个孩子。
之后，临近的信江发大水，眼看着水涨起来，人畜粪便污染了水井，紧接着就是肝炎大流行。孩子们只好都送回北京 ，大人继续留在江西“抓革命、促生产” 。清颜和妹妹在她们的四叔家住。年青的四叔四婶家只有一间房，晚上睡觉中间拉上一道布帘儿，小声儿说话都听的很清楚 ---- 时间久了实在很不方便。这时好心的阿姨保姆又来帮助她们，姐妹俩住到丰台郊区的保姆家。那里虽空间狭小，但 还有两间平房，她们 住了一年多的时间。有一天，保姆阿姨的儿子回家看母亲，因儿子家离母亲家较远，当天回去不方便，就在母亲家留宿。清颜姐妹只能暂时住到阿姨的一个邻居老太太家里。在冬天，北京人晚上烧蜂窝煤炉取暖，由于通气管漏气，清颜和妹妹轻度煤气中毒，差点死掉。那天清晨清颜姐妹由于剧烈头痛而醒来，觉得可能煤气中毒，妹妹朝门口走了没几步就摔倒在地，清颜挣扎着起身，想去扶妹妹起来，刚下了床也一头栽倒在地上。醒来时，她发现自己和妹妹躺在院子里的雪地上，冻得浑身发抖，身边是那位和小姐妹俩睡在同一间屋子里的房东老太太。她老人家竟一点事儿都没有，还觉得姐妹俩身体弱，一点煤气也受不了。想起现在的孩子，如果晕倒的话，父母非得去医院看急诊不可。相比之下，清颜她们当时的命真不值钱。
这二个事故给清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生死在一念之间，生死也在一瞬之间；一个疏忽就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但努力可以帮助克服厄运，使命运有新的转机。这些儿时的事故不仅使清颜养成了办事严谨慎重的习惯，也使她养成了在逆境中努力拼搏的个性。
2 、转折
后来清颜父母又随人大学校迁回北京，过了一段比较正常的生活。清颜平静地完成了初、高中的学业。到 18 岁时，清颜就和大部分城市青年一样上山下乡去了，落户到北京郊区平谷县的农村，和十几个来自北京的年轻人一起，在那里劳动生活了三年多。在枯燥困苦的乡村生活中，清颜以听英语广播和学习英语为生活中的娱乐，也没想到英语会是她今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技能。
对从城市来的青年们来说，下乡后的体力活并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从心里看不到将来的一丝儿希望。在那广袤无边的乡间，空旷的原野给这些年轻人空荡荡的心灵徒增许多忧伤。“修理地球”不是坏事，但总是用简单的方式和简单的工具，辛苦去做，得最菲薄的工分，及单调无聊的生活，让清颜感到是对生命和青春的浪费。何况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往往只是农村队长“教育”（教训），甚至有时他还能把握青年们的未来。
一九七七年后邓小平执掌中国政坛，改变了国人的环境和命运。清颜命运的转折和中国历史的车轮辗过的痕迹如同一辙，走上了一条崭新的旅程。当前方出现闪亮路途的时候，可想而知全国下乡青年们的欣喜若狂。他们如沐春风开始准备参加高考。当时因为知识青年们都要考试，有些人回家复习功课不在队里做工挣工分了，清颜所在农村大队的队长很生气，曾大声对几个没走的下乡青年们训话说：“你们知青想去考试，想上大学，我要让你们梦想成灰！”这句话让清颜至今铭记在心。但时代更新如潮汐涌退，那种人治的社会状态反而开始悄然做灰。梦想在人们的心里扎了根，恰如耕耘后已经成熟了的大地，遍野开满了花朵。清颜以平均 90 分，全县第二名，和北京第二医学院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
清颜在北二医学习了五年，之后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上了三年研究生。这期间，她不仅积累着医学知识，同时也收获着人生经验。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她和自己的同学晓明相爱结婚，他们两个同在医科院又工作了三年。那时候，医科院的实验室缺乏设施，需要到另一个学院做实验。清颜先要打电话联系好实验室，带上装着试验鼠的笼子，自己骑上自行车绕大半个北京城，才能完成其中很小一部分试验。往往前期的准备工作要比真正的实验更难办。清颜做了一些科研课题，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同时，单位里人际关系复杂，两位主要领导各领一派，让清颜不知何去何从。同时她和丈夫都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新来的没文凭的人评到了职称，而清颜这样有研究生文凭的，有工作经验的人却得不到相应的职称。到了后来，清颜需要清静的环境，需要更好的实验室，她就想出国了。
清颜联系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的教授曾经到中国讲过课，当时清颜用英语向他提出了不少问题，使得这位美国教授对这个执著的学生有了印象。后来清颜做研究课题，需要一些国外的药品，就写信找这位教授帮忙。当时在国内做科研非常艰难，科学院年初就要定计划，要外汇指标才能买一些特殊药品，如果中间需要别的特殊药品，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拿到，但有的科研实验没法等下去，清颜只好个人再想办法。这位教授非常好，每当清颜求助于他，他就拿少量药品用信封给清颜邮寄过来，帮了清颜好大的忙。当清颜向美国教授提出能否到弗吉尼亚大学做博士后工作时，教授犹豫了一段时间才回信，同意帮她办理。八九年的秋天，清颜带着国内外汇指标只能换到的 50 美元来到美国，先在她姐姐家住了几天，姐姐借给她几百美元，之后清颜坐了两天灰狗大巴只身来到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科研室。中国学生会的人接她到学校办事处，然后对她说：这里有一些出租公寓的电话号码，你自己打电话找住处吧。清颜有点发怵，心想我这英语不知道别人能否听懂，但她还是打了电话，对方还真听懂了。
当天确定住处，是个空屋子，没有家俱，清颜到外面捡了个旧床垫擦干净当床，又捡了个桌子，就这样住下来了。一开始工作起来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办理，让清颜感受到中美社会习俗的许多不同处。特别是人事处工作人员在欢迎新职员的会议上介绍新员工需办的手续时，清颜几乎什么也没听懂，散会之后看着手里一大叠表格：像社会安全号码、健康保险、临时驾照等等，在中国从未见过，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填。美国工作人员几乎是手把手地帮她办完所有的手续。
美国教授给她的薪水只有博士后的一半，但清颜那时已经觉得非常好了，特别是看到那么宽大整洁，设施齐全，要什么立刻就有什么，资料准确及时的实验室，清颜明白了“资本主义”有它确切的“资本”条件。等到四个月后丈夫和儿子来美国和她团聚，丈夫也在另一个实验室找到工作的时候，清颜感到生活和工作的满足。那时候北京还没有超市、大型商场，清颜第一次看到美国大的食品店，闻到香氛浓郁的咖啡香气，感受到美国大商场（
3 、同舟
在弗吉尼亚大学做了两年科研，清颜在美国主要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有关心血管生理研究的论文。之后因为实验室研究经费要用完了，清颜和丈夫又转到另一个州的医学临床实验室工作了五年。这个实验室的大老板是个美国心胸外科医生，有很高的门诊收入，但要交很多的税。如果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做科研，这部分收入就不用交税，所以这位美国医生就用部分收入办了个实验室为他做医学研究出论文用。清颜的小老板是个台湾人，给他们夫妇二人很大的工作量。清颜这期间出了二十多篇文章，拿到一个三万多美元的科研基金，但工资并没有因此而提高，工作量依旧很重。因为医学实验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完成，于是夫妇二人分工做实验，丈夫晓明每天早晨四点起床赶去上班，启动实验，这样才能保证清颜下午能结束实验，晚上回家不会太晚。二人每年要开一次专业年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通报于同行业的专家。
他们拿到绿卡之后也曾想到公司去工作，但生理研究专业去公司工作的机会少，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九四年他们和一位也在美国的国内大学同学通电话联系。那位同学已经考过美国医生执照，并做完了住院医生的训练，正在找工作，当时就鼓励他们也去考医生。他们也认为如果继续做研究并无出路，不甘心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工作艰苦又不稳定。于是夫妇二人就痛下决心，要考美国医生执照，转行当美国的医生。
清颜和丈夫就开始了这段看似不可能达到目标的艰苦旅程。下决心那年，两个人都到了 37-38 岁的年龄，记忆力和体力都不如过去了。那一段日子，好像两个人共同驾小舟出海，不知道能不能捕到鱼，但行程中未知的风雨浪涛却可能随时让他们翻船。要过的第一难关是那被称为 Step 1 、 2 、 3 的美国医生执照考试。那时候他们两人一边做研究，一边准备考试，花了近千美元买了十几本厚厚的医学书，每天有空就看。清颜记得看第一本医学书时，一页纸看了两个小时，大量生涩难懂的长长的医学单词如绊脚石一般横亘在面前，这要什么时候才能看完一本书呢？她有些信心不足。但她还是硬着头皮记下去，学下去。慢慢的，不断出现的已经记住的单词由石头变成淙淙泉水，清凌而过。复习书上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心得笔记，是二人战绩累累的见证。不久，清颜的丈夫晓明渡过 Step 1 的考试后，离开了实验室，破釜沉舟，专心打攻坚战以通过 Step 2 考试。
在复习考医生执照的几年中，清颜的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上。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等到小孩在 9 点左右睡着后，开始看书，直至深夜 12 点半或 1 点才睡觉，凌晨 7 点不到就起床再工作或学习，每天只睡 6-7 小时，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特别是孩子就照顾不周了。这时孩子的钢琴老师帮了他们很大的忙，整个暑假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吃住，并教他钢琴，最后只象征性的收了他们一点点钱。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清颜顺利地一次考过了美国医生执照的 Step 1 。然后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试考 Step 2 差一分没过 ，但 这给了清颜很大的信心走行医的路。为了加快复习考试的速度，清颜也离开了实验室，在家专心学习了。在丈夫晓明找到住院医生工作前的半年的时间里，家里没有任何收入，只能靠以前的存款过日子，这种令人感觉脚下没底的生活现在也让他们感到后怕。不过清颜当时做了两手准备：自己如果考不过这些个 Steps ，或者考过了得不到面试，得不到工作，也并不意味着无路可走了。不行就再干老本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人需要闯劲，但不需要把自己逼到死胡同里。而她丈夫晓明和清颜不同，晓明认准了就要做成，个性十分顽强。以后我们另开一章写晓明的故事。
一直以来，父母在文革经历苦难时说过的话也激励和提醒着清颜，父母常说文革时有很多人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自杀了，他们都没有看到现在的好生活，好光景，甚至连自己平反的消息也不知道。所以艰苦的生活是磨砺一个人意志和生存能力的最佳途径，完成自己的工作，坚持自己的道路，不放弃自己的目的，这是成长于中国文革时期的那一代人最常见的个性。清颜深得父母的教诲，她知道：破釜沉舟，只是为了挑战自己也证明自己；背水一战，前方一定会是宽阔坚实的彼岸。人，只要能熬过自己的难关，通常，便会与众不同。
4 、兼程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鏖战，清颜的丈夫晓明考过了医生执照考试，获得了做住院医生的资格。他发了大约 100 多封求职信，得到 8 个面试机会，最后到费城一家医院去做住院医生。这期间清颜在家里，每天除了维持必要的生活所需之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准备医生执照的考试当中。最终，在晓明准备去费城做住院医生前，天赋聪颖和勤劳刻苦也使清颜顺利地通过了医生执照考试。
虽然该过的大关都过去了，但又面临着新的小难题。晓明虽然在国内进医学院的时候就把大本的医学词典背了一遍，来美之后也积累了些医学知识，但一个半道儿杀进来的中国人对美国医院的实际工作还是会茫然不知所措。不说别的，就是辨认主治医生们手写的那像天书一般的英语就要让人头大如斗，更何况还有很多从未见过的简写和缩写语。晓明只有拼命辨认，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记录背诵 ---- 工作终于慢慢走上了正轨。
在美国，考完医生执照的 Step 1 和 2 之后，一般的专科医生（象麻醉师和神经内科医生）要做 4 年的住院医生，同时再考过 Step 3 ，以后才能得到执照做主治医生。外科医生做 5 年的住院医，而家庭医生和普通内科医生只要做 3 年住院医。不过普通内科医生还可继续 3 年的深造成为心或肾内科专科医生。
通过了艰难的医生执照考试后，清颜当时想做普通内科住院医生，便发了一百多份求职信。那时申请表需要用打印机填，清颜就用一台老式的打印机把一个个的字母敲打在表格的空格里，费时费力。得到六个面试通知以后，丈夫工作忙帮不上她，她只能自己开车东奔西跑，疲于应付。印象最深的是去纽约面试，那次足有 200 多人，分批进入。轮到清颜回答假设病人问题的时候，她细心地问到了病人的病史和化验结果，然后再分析可能的鉴别诊断，如何检查和治疗，一步步逻辑性强，考官很满意。但当时普通内科医生的专业特别热门，而且白人应征者很多。虽然她的能力不错，但仍旧担心找不到住院医生的位置。而晓明当时喜欢做麻醉，美国那时非常缺乏这个专业的医生。经过申请面试，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愿意接受晓明当住院医生。晓明就向院方要求把自己的妻子也招收进来、做医院的普通内科住院大夫作为应聘条件。乔治华盛顿大学见清颜专业成绩也不错，就同意了晓明的要求，这样清颜便得到了做普通内科住院医生的机会。
公布录取住院医生通知那天，晚上十二点清颜和晓明紧张地坐在计算机旁，等待全国统一根据通过医生执照考试的考生的“志愿”分配的住院医生名单，每一个人至多得一个名额。当他们输入自己的号码，看到那句“恭喜”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时候，清颜和晓明都高兴地跳起来欢呼，新的生活如沉寂多年的果园，终于有了盎然生机。他们像辛勤的园丁，在几年的艰苦奋斗后，终于看到了果树开花的灿烂。面对着即将蕴育的明天，夫妇两个充满了信心。
未雨绸缪，清颜在晓明做住院医生的时候也到他的医院试着学看病历，但学会看那天书一样的缩写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在国内没做过临床，出国后专业语言又需要实习磨练，使她做住院医比别人更难。清颜第一天上班忙了个晕头转向。交接班时一下子给了她七、八个病人，每个病人都有一大堆的工作要做，比如要给每个病人做详细的体检，抽血化验，给护士写医嘱，查病人检测结果，写病程纪录等等。忙完杂事后还要仔细阅读一本本枯燥的病历。这些事情对于在美国学医的学生来讲并不难，因为他们上医学院第三年就开始在医院里转了，跟着主治医师查房，给病人做检查等。而像清颜这样的外国人，并没有在美国上过医学课，一上来就要和美国毕业的住院医生一样做事，就显得很吃力。清颜需要把病人的情况记录到小卡片上，背下来，以达到对病情了如指掌。第一天清颜很晚回家，带她的高年级住院医生催促她好几次她才走。第二天要向主治医生汇报昨天的情况，这个病人有什么症状发生，做了什么检查，给了什么药，多大的剂量，服用效果如何，个人认为还需要做什么检查等等。对于人家美国住院医生来讲，那是小菜一碟，他们往往滔滔不绝，把一大堆想法立刻表达清楚。到清颜这里，她结结巴巴，能把每个病人的情况讲清楚就不容易了，根本就顾不上说自己还有什么想法。清颜感到自己的地位是在最底层，比从医学院来的学生都不如。本来能把自己份内的事情做好就不容易了，可是还有人刁难她。一位带她的高年住院医生故意找茬儿。比如一个病人主要因为尿路感染住进医院，清颜做每天一次尿样检查，给些抗菌素就好了。那个住院医却强迫清颜做每天两次尿样检查。另一个主治医因为清颜不会说英文的“ Periorbital Bruise” 而当众羞辱她。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让清颜感受到，在美国高收入的医生行业里，还是有人不喜欢外国人进来分食“奶酪”，而故意为难外国人。
好容易熬过了第一年的住院医生期，可清颜找不到继续做普通内科住院医生的机会。天无绝人之路，恰好有个医院急着要找一个神经内科住院医生，清颜去申请面试后，院方很满意她的能力，马上决定要清颜去做住院医生。这时，清颜也要求医院给晓明一个麻醉住院医生的名额，这样夫妻二人可以在一起工作。正好医院当时也非常需要麻醉住院医生，于是夫妻二人满怀希望带着孩子从华盛顿 DC 搬到弗吉尼亚的首府工作。
这个医院很大，有 900 多张病床。清颜去的第一个月，找不到该去的地方，常迷路。每天要管十几个病人，神经内科又不是很精通，压力非常之大。
后来，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让她终生难忘。她和其他的住院医生一起工作，分别看顾病人。一天，她有一个在监护室的病人需要做一个中央静脉插管。这是一个练手艺活儿的技术，做的多，才能做的好。和清颜一起的两个美国住院医就央求她，想做这个插管。当时清颜还有别的病人，一时忙的不可开交，清颜也很信任其中一个住院医生，他的技术最好，就让他们做了。结果，一小时以后，突然有人给清颜打电话，告诉她监护病房的这个病人不行了，要她赶紧来。清颜脑子都懵了，当时她正在十一楼看一个病人，连电梯都等不及，立刻从楼梯狂奔到四楼病房。到病房一看，病人脸色苍白，血压降到 30/0 。清颜马上检查，立刻明白这是大出血的症状，而那两个做插管的医生扔下病人已经跑掉了，病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在给病人输液。清颜说这不行，一边让护士用两个输液袋一起同时给病人挤压输液，一边把病人积压在胸部的出血吸出来。各种措施齐上，终于把那个病人抢救过来。
等病人状况逐渐稳定下来后，清颜又仔细检查了病人的身体，她明白，是那两个美国住院医生做中心静脉插管时，因为找不到正确的部位，用针在里面乱插乱捅，不知什么时候把哪个血管捅破了，造成病人“血胸”，把肺都压扁了。这时负责监护室的主治医生竟然也不在，呼叫后也不回，这是极大的工作失误。当清颜这个小小的住院医生救活这位病人之后，监护病房的主治医师才赶回来，来了就立刻开始追究清颜的责任。
清颜知道，自己最大的责任，在于好心好意让那两个美国医生“动”了自己的病人，违反了美国医院的基本规则，而她因为不了解美国医院的基本规则而得到了一生中最深刻的教训，这个教训并对她今后的行医生涯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经过一夜的辗转思考，第二天，清颜准备向管理住院医的负责人汇报当时的情况时，那位负责人刚听了清颜几句话，就严肃对她说：“你不必说了，我都知道了，这是你负责的病人，责任在你。”清颜知道他完全站在另一边，袒护那个监护病房的主治医和那两个做了“坏事”的美国住院医生。她感到孤立无援，百口莫辩。
从此这几个人却视清颜为“敌”，几乎不再和她说话。那段时间清颜的工作和生活变得很灰色，轮到做值班 (ON CALL) 医生时，要连续工作 36 个小时，再加上和主管及同事之间的矛盾，清颜累的心力交瘁，晚上常伤心失眠。
在美国当医生要担当很大的风险，人命关天，所以医生挣钱也多。同样的，病人的生命在医治过程中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风险。最终治疗结果是好的，那就万事大吉。一步不慎，双方都要面临命运的惩罚。而有些事，比如生命，却永远无法挽回。经过这件事之后的清颜，倍加谨慎小心。她瘦小柔韧的体格和精神竟然能够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风雨，是因为她在中国经历过艰苦的生活，来美国又算得到了另一种文化的洗礼，更因为她在等待希望中能够出现的一抹绚丽彩虹。（未完待续） 北美华人生活历程实录五、行医风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