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杨老师是因为大年初一那天做年糕。当时我一边往大碗里一层一层地摆糯米饭和红豆沙,一边跟老公讲高中物理老师如何用年糕举例帮我们理解半导体,说着说着就说出杨老师的很多故事。
我念高中的那个学校是文革前的重点中学,师资力量是没得说的。当时北京已经5年半没招过高中学生了,作为文革后北京市的第一批高中生,学校给我们安排了最好的老师。在1972和1973这整整两个年头里,这些几年都没有机会讲授高中课程的尖子老师们,发挥了他们最大的热情,使我们无比幸运地接受了在当时可能的最好的文化课教育。
和其它科目的老师一样,杨老师是学校物理教学最好的老师之一。除了些微的驼背以外,杨老师瘦高的个子还算是符合杨树林这个名字的印象。我高中时数学和物理学得特别好,我一直认为我解物理难题那么有热情是因为杨老师的讲课激发了我对这门学科的极大兴趣。毕业三十五年了,我对他课堂上讲的很多话仍然记忆犹新。随口就能举出几个他讲半导体时的例子。
在介绍半导体的锗管和硅管时,他告诉我们一种是NPN(负正负)型的,一种是PNP(正负正)型的。他说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没有NNP型或者PPN型。这就好比年糕张的年糕,一层米,一层豆,一层米。你不能说一层米,一层米,一层豆。你也不能说一层豆,一层豆,一层米。年糕张是学校附近的一家老字号小吃店,大家都很熟悉,用年糕张的年糕这么好吃的东西打比方,不怕学生印象不深。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在课堂上拉着长音摇着头讲“微量元素的掺入,对于半导体的导电性能有甚大之影响”时的情形。他在微字上稍稍加了点重音,而在那个甚字上重重地加了强音。
二十年后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有一次做作业时对着震荡电路中的三极管,心中不由自主地用杨老师拉着长音的语气默念出一句话:“基极电流之微小变化,将引起集电极电流甚大之变化”。想起杨老师说这句话时的那个腔调,加上那个被他多次使用过的甚字,当时差点儿笑出声来。
杨老师还举过很多极其生活化的例子帮助我们理解和记忆物理知识。刚学完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不久,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刚散电影的人流,胡同里拥挤的人群只能往一个方向流动,根本没人能往相反方向走,我当时想这胡同怎么变二极管了,呵呵。
当时杨老师在业余时间自己在组装电冰箱。那时候人们都不是太忙,业余时间有个爱好当然很好。可电冰箱那东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以当时一个中学老师的收入,买材料的花费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一个人从头到尾自己鼓捣,技术上也不是件容易事。好像是弄了很长时间还没成功,我们班的班主任邢老师(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就劝他说,“别弄了,现在一般连司局长家里都没有冰箱,你一个中学老师家要冰箱干吗?”杨老师在班上对我们说,“我鼓捣这个电冰箱,我们家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反对。”杨老师有两个女儿,一家四口人。他说“自从开始装冰箱,我女儿夏天买冰棍的钱我都用来买材料了,我跟我女儿说,等冰箱装好了,爸爸每天给你们做冰棍吃。”到我们毕业我也没听到杨老师家冰箱能用了的消息。中国的普通家庭开始普及使用电冰箱,大约是在十年以后了吧。
由于杨老师的原因,我们班同学兴起了一股组装半导体收音机的热潮。全班几乎每人都买了一套元件。因为这件事,我们班还被批评过白专倾向。邢老师正在争取入党,他在我们班上严肃地批评大家满脑子除了三块钱和九百句什么都没有,对政治都漠不关心了。九百句是当时流行的学习英语的书,也是在英语老师的鼓励下不少人都买了,有些人每天早上就是背九百句。三块钱指的就是那套半导体元件,是一个叫杨智的同学发现并推荐大家买的。我当时早已把那电路背得滚瓜烂熟,可动起手来就不行了,好歹装上了,调不出声音来,最后还是让杨智帮着调出来的。印象中没有一个女同学是自己装好的,可不管怎么说有过这个动手过程对学习还是很有帮助,应该说也是杨老师的功劳。
杨老师上课时喜欢用学生的名字开点儿小玩笑,如果是赞扬或中性的玩笑同学笑一下就过去了。比如他会对名字谐音是“会加”的同学说“你会加,你来加一加”。可有一次他在叫一位同学回答问题时那同学没回答上来,他就说:“看到你这个样子,我觉得你更可敬了”。这位叫可敬的女同学被说哭了。我当时就觉得老师这样对学生太不厚道了。现在分析这种老师大概是一向比较顺利,说话不大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吧。
杨老师常常拿些文革前物理高考题放在考试的后面作为附加题,这些都是教学大纲以外的,我那时因为附加分常常得分超过一百。记得有一次我到教研室去取作业,和杨老师谈起对物理课的一些系统性的疑问,他觉得我能够思考问题,还专门在课堂上说我提出了什么问题,他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他还跟别人说起过我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很强。
高中毕业将近4年后我参加了高考,从文革后北京市的第一届高中生,变成了全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因为陈景润的影响,我选择了数学专业。很多年后在辅导女儿做高中物理题时,我又重温了当年在高中学习物理时的感觉,十分庆幸自己曾经有过那样一位物理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