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庞大、居住地辽阔的汉族，尽管各地的方言与风土人情有着千差万别，但在文化上，却始终维持着统一民族的心理。中国的国土面积同欧洲差不多，但欧洲最后形成几十个国家。不少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差别其实又比中国各地同一汉族的方言差别小。但方言的差别从来没有成为分裂的因素，从文化上说，方块字确是起着维系民族统一的第一纽带的作用，这是不应低估的。此外，标准语，即语言学家们称之为汉族共同语的作用，也同样不可小视，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第二纽带。
中国汉族自古以来，尽管一直有许多方言，但既然有统一的文字，事实上也必然需要和伴随着一种标准语。用语言学家的规范称呼，叫汉民族共同语，这是相对于方言而论的。古代标准语并非出自行政命令，进行推广，并且远不是各地的人都能听懂，却是自然形成的。它出于同一民族内部交流的需要，其作用亦非方块字所能取代。古代标准语的形成和变迁，自然是与政治中心的所在地有关。
在中国古代，更远的情况无法追述，但在秦与西汉时，大致是以秦晋一带的方言作为标准语，而自东汉以降，又以洛阳一带的方言作为标准语。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关系，当然是源与流的关系。事实上，直到隋朝，北方“其辞多古语”，上层士大夫与下层民众的口语差别很小，都是讲《史记》那样的文言。唐诗的韵律，也是依洛阳话为据。宋人谈论“天下语音何处为正”，认为“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但仍应以“读书人然后为正”。当时洛阳话与“读书人”的差别，大致就相当于如今北京土话与标准普通话的差别。
降及唐宋，即使在北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差别显著增大了。富丽堂皇的唐诗中，已经采纳了一些当时的口语。宋代的汉文更出现了口语化的倾向。著名的大思想家朱熹的弟子所编的《朱子语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朱熹使用宋代口语讲授和谈话的原貌。这证明即使像他那样文化修养很高的士人，尽管还是用古文写作，但平日的言谈，甚至讲授儒家经典，也已经不可能像六七百年前的北方庶民那样，“其辞多古语”，但他作为 “读书人”，说的还是洛阳话。
自金朝中期开始，今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于是标准话就逐渐由洛阳话转变为北京话。金人接待宋使，“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反映了当时中都话的推广。金朝后期，完颜合周“语鄙俚”，他所写的榜文说：“雀无翅儿不飞，蛇无头儿不行。”众所周知，现代北京话带“儿”字，是其一个特点。看来早在辽金时代，燕地方言即带“儿”字。如辽代称汉人为“汉儿”。燕地方言到明清时成了官话，而在民国时方确定为标准话。
古代的标准话是习惯形成的，没有法定，而且使用的范围肯定不如现在的普通话广泛。故语言学家称之为准共同语，是较为确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