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祥，是中国江苏省扬州市的一位下岗工人。20多年前，他与许多知识青年一起，从江苏北部的一个贫穷的农村，回到了这座城市。然后，他进入一家皮鞋厂做了一名工人。从农民变成工人，这是傅祥人生中的又一次阶层转换。按照中国社会学家的划分方法，傅祥实际上已经跻身于了那个时代的城市“中产阶级”行列。的确，在这座历史上以繁华和富庶著名的中国城市中，傅祥的日子虽然远远算不上“中产”，但与绝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两样。重要的是，他相信，“工人”的身份已经赋予了他某种职业和生活的保障——正如他名字的中文含义所寄托的那样，稳定而安详。在整个80年代，傅祥的日子是平静的。进入90年代之后，皮鞋厂的困境日甚一日，用卖不出去的皮鞋抵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终于，傅祥下岗了。现在，傅祥住在他那间父亲留下来的已经残破不堪的住所中，每月领取190元的下岗“工资”。傅祥的这间住所阴冷而潮湿，为了节省开支，傅祥在晚上已经很少使用电灯了。傅祥已经结过两次婚，白天，他经常将第二次婚姻留下的那个年纪很小的儿子独自锁在家中，自己出去找工做。无论是在他自己还是在别人的眼光中，经过20多年的变化，傅祥已经彻底的沉入了中国社会的底层。在接近60岁的时候，他的未来似乎变得一片黯淡。
傅祥的住所位于这座城市一个十分古老的街区。据说，这个街区是几百年前清兵火烧扬州时仅存的十八户人家，故名“十八家”。这个非常有历史的街区，这一次又通过傅祥的经历，演绎着中国最新近的一段历史。见证过中国改革开放25年历史的人都知道，傅祥的经历只是中国最新一轮剧烈阶层分化的一个缩影。这种悲喜剧，正在中国广袤的地域上如火如荼的上演着。
八年多前的1995年，在写同一本书的同一章节的时候，我是这样写的：
“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同质社会迅速的走向一个层次分明的社会；从一个差别很小的社会演变成一个差别急剧放大的社会。差别的形成过程正是一个社会内部能量聚集的过程。可以想象，在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巨大社会中重新分层并制造令人目眩的财富差别，风险将是巨大的。那么这种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掠夺色彩的重新分配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是中国社会从此走向良性循环的契机，还是重新蹈入历史灾难的又一个拐点？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快就会面对，中国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刺眼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给我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强烈震撼。我们将看到肮脏混乱的贫民窟和富豪盈门的高级俱乐部所构成的鲜明对比。”
八年之后，傅祥的生活变化证实了这个预言。只不过，傅祥以及其他个案所显示出的绝对贫困程度，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当初的估计。
农民，被隔离的底层
1992年年末到1993年6月，四川仁寿县的农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税“暴动”。这次暴动，无论是规模之盛，还是时间之长，都是中共建政之后的最高记录。现在已经广泛披露的资料证实，在这次抗议的最高峰时期，包围仁寿县政府的农民有上万之众。对于一直就以“农民问题专家”自命的中共来说，仁寿农民暴动可能只是一个丢人的“洋相”而已，但对于阔别农民运动已经半个世纪的中国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某种不祥的历史接续。在中国将近1个半世纪的现代化历史中，农民问题一直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面相。也正是凭借对这个中国式问题的清醒洞察，中国共产党才从一个小小的革命集团而最后成为一个强大的执政者的。仁寿县，位于中国内陆省份四川，离省会成都不远。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四川、湖南、江西等内陆省份一直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发祥之地。在平静了40多年之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又一次爆发在中国偏远的内陆省份，这很难说是偶然的。不过，仁寿农民运动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方面，是它爆发的时间。仁寿农民暴动，发生在1992年年末，离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仅仅一年时间。1992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戾点，是以城市为主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一个大规模的重新启动时期。此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中都弥漫着一种“新纪元”的躁动，开发区遍地拔起，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四处流传，所有的城市人都被一种兴奋和焦虑紧攥着。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使资源在短时间内向城市迅速集中。而在这背后，并作为中国城市迅速抽取农村金融和财政资源的一个直接后果，农民迅速地暴动了！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中，资源在城市的聚集与农民的生存困境，一直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性质而言，仁寿农民暴动与半个世纪之前的农民运动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绵延于中国近代史中的众多农民运动中的最新一次。其重要性仅仅在于，它重新开启了长期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农民问题的大幕。果然，在1992年之后，中国农村类似仁寿事件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这个意义上，仁寿农民暴动实际上是将一个古老的中国问题以一种现代的形式又一次提到了我们的面前。从1979年邓小平开始他传奇的农村改革，到1992年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农村度过了十多年的平静时光，于是，农民问题退出了中国人的视野。时隔十多年之后，仁寿农民以“起义”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只是一个假相。中国农民短暂幸福时光的结束，实际上也同时意味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后一丝余荫消失了。这个发端于1979年的农村改革，曾经创造了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温饱传奇，其成果庇护中国改革将近20年之久。然而，当中国城市大规模的重启市场化的进程之后，中国农村在资源竞争中的天然劣势就立即暴露在了人们面前。与此同时，邓小平农村改革奇迹的过渡性和局限性也被暴露出来。如果说1979年之前，中国农民受到的是政治剥夺，那么1992年之后，在中国普遍的“伪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中，农民受到的实际上是政治和“伪市场”的双重剥夺。自1992年以降，中国农村的衰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在那次仁寿暴动中涌现出来的农民领袖张德安在的此后十年中持续活跃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有外国农业专家估计，到2002年的时候，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时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显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为1比1.5，超过2的国家极其罕见。而现在所有统计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都超过了3。如果加上城市收入中的各种隐性福利，这个数据甚至达到4～8倍。结合许多学者对中国内陆农村悲惨现状的切身描述，人们可以提出的唯一问题应该是：中国农村的“暴动”为什么会这么少？对此，中国学者秦晖先生精辟地评论到：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由于对1949年之前的农民问题没有亲身的体验，我们很难判断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是否已经超过1949年之前，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又遇到了一个老问题。
在中国发生的所谓邓小平奇迹，准确的说是一次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奇迹。而邓小平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办法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对于这个改革，中共一位老资格的农业问题专家曾经感慨的说，“在我过去四十年的农村工作中，前后两次真正看到党的政策发动了农民。一次是1942年在太行区黎城县的减租减息和退押运动（他当时担任该县县委书记）……第二次，就是这次建立家庭联产承包制”。然而，与邓小平所有的思想一样，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的思想也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这个由邓小平的两位得力助手在四川和安徽率先试验继而在中国大陆广泛推广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神奇的释放了中国农民的创造潜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简单”的发明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使中国农业跃上了1984年的顶峰，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环境已经大变，联产承包——这种曾经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农业发展的过渡性土地制度的潜能已接近油尽灯灭之时。确切的说，这个主要以增加粮食产量而不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主要目的地土地制度的潜能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经释放到了极至。只不过，这一点远不如今日这般显眼而已。
1984年之后，中国农业（当时主要体现在粮食产量上）逐渐趋于停滞状态，粮食价格的波动也趋于频繁。每一次波动之后，增加农业投入的呼声便会随之高涨。1993年之后这种呼声更是声声不绝。但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农业尤其是粮食对于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战略重要性，一再强调所谓“无农不稳”的古老训诫，但农业投入在全社会总投入中的比例还是不可遏制的下降了。中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农业投入占国家总投资规模的比例在1978年达到10.3％的纪录之后，就开始逐年下滑，到1994年的时候，农业仅占2％，在扣除通货膨胀后，1994年的农业投入实际上是－7％。不过，政府对农业投入的不足，并不是中国农业问题的要害，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作为一个有巨量农业人口的国家，中国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补贴8亿农民。这样，对农业的投入就只能落在农民自己身上。但恰恰在这一点上，联产承包制构成了致命的障碍。在这种制度下，农民获得仅仅是期限相当不确定的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农民对土地收益预期的不稳定性可想而知。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对中国农民“短视和愚昧”的嘲笑，所谓“宁愿花巨资盖房，也不愿意花钱投入农业”。不过这种嘲笑除了证明嘲笑者自己的无知之外，更精确的刻画了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无能。事实上，在中国国有企业广泛试验过的“承包制”，也遇到了类似的产权困境。只不过，这种产权制度在激发企业承包者的短期行为方面，比在中国农民那里表现得更加露骨。最起码，中国农民还有一份对土地的传统感情依赖。在这样一种土地产权的安排下，农民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之外，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对土地的投入。基层官僚体系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对农村地权的随意调整，也加剧了这一趋势。山西一位村支部书记甫一上任就立即废止了原来的承包合同。这位蛮横的基层干部对这种毁约行为毫不在乎，他说，“中央要求承包地30年不动摇，我不管他那一套，我想怎么调就怎么调。”而这位山西村支部书记的一位河北同行甚至威胁农民：“谁敢往上反映就整死谁”。要紧的是，这种借助政治权力损害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这其实说明，虽然具有法律性质的“联产承包制责任制”在表面上规定了农民的“经营权”，但通过各级官僚体系的侵蚀，真正到农民手上的，实际上连“经营权”都不是。在这样一种事实契约中，如果中国农民还拼命在土地上投入，那就只能证明他们的脑子真的坏了。事实说明，中国农民的脑子没有坏，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以减少对土地的投入来规避损失。这种规避在80年代末期表现为减少投入（官方资料显示，农民对农业的投入1989年比上年减少２２.２％，1990年减少 ３５.４％，1991年更锐减３８.２ ％。），到90年代中后期则演化为大量撂荒，青壮劳力悉数出走。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的荒凉村庄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景象。中国农村的衰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不管土地承包制度曾经创造过什么的人间奇迹，也不管那些想否定它的人怀有什么样令人生疑的政治动机，中国90年代直到今天的农村现实告诉我们，这个在曾经7～80年代十分灵验的土地制度，已经遇到了严重的麻烦。这个麻烦不仅来源于我们上面已经论述过的产权问题，也同样来源于这个制度中必然具有的小规模经营问题。土地碎化，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本来就是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所赋予中国农业的一个突出特色。在城乡分割，农民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个特色导致了中国农业的“内卷化”困境。所谓“内卷化”指出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即在人多地少的特殊资源约束之下，中国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断追加人力及其他投入，引发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如此，农民的耕种主要变成了糊口和生存，而不是指向利润。在中国的一些主要省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76亩，低于世界0.8亩世界土地警戒线标准。也就是说，在这些省份，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越过土地供养人口的极限水平（而提高农业单产水平总是有极限的）。显然，这个趋势构成了对现代化农业的一种反动。“内卷”就其英文本意的指向而言，指的是一种“退化”和“不发展”状况，与具有浓厚“进化”意味的“现代化”含义恰成两极。不幸的是，土地承包制度在部分解决了激励难题的同时，却继承了这个特色。在与其他先对代产业的竞争中，农业本身就具有无法克服的比较劣势，中国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度必然具有的小规模经营方式加剧了这种劣势。
无论是依经济之规律，还是征诸其他现代化国家农业发展之历史，规模经营都是中国农业难以逾越的一个的必经过程。然而，在中国谈规模经营，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令人不寒而栗的人民公社时代。人民公社制度虽然有土地集中，规模经营的优势，但其衰败的内部激励机制却早已声名狼藉。1979年后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证明，现行的承包制度即便带有小规模经营的特点，其绩效也要比大规模的人民公社优越得多。如此，设计出一套既保留承包制得激励优势，有能发展大规模经营的土地制度，就找到了中国农业走出困境的钥匙。在我们的想象中，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唯一一套制度，就是土地大规模的私有化。只有这样，土地才能够迅速集中在少数有经营水平的农民手中，并使中国农业在规模经营的推动下走出困境。不过，这种办法很难为现有的中国领导人所接受，且不论其意识形态上的背叛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土地平均分配，是中共流血革命的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份遗产，任何中共领导人跨出这一步都必须承受致命的政治风险），单就其操作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巨大社会痛苦，就足以使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望而却步。素以铁碗著称中国前任总理
正是在这种左右支绌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
中国农村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又一次深渊之旅，由于另外一个因素而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这个因素就是WTO。虽然有“聪明”的经济学家举出这样和那样的证据告诉我们，中国农民完全没有理由害怕WTO。但事实却是，在加入WTO的当年，中国最具农业竞争力的几个省份就立即发生了“新东北现象”。在陡然面对国际竞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部分农产品开始严重积压，其低下的竞争力被国际市场衬托得一览无余。2004年中国在停止多年之后重新从世界市场上进口粮食，引起世界粮食价格波动。这个有力的迹象表明，中国农民的命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市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早在1995年，中国的大宗农产品如粮食、棉花、羊毛、油料等产品的价格就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只不过，由于当时封闭的市场环境，没有人过多的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危险信息。当时的一则报道曾经透露，中国大量进口粮食的消息使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90年代中国农业所显露出来的危险迹象被一位美国专家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位名叫布朗的美国学者将他的思考概括为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在当时曾经激起了巨大的争论，也强烈的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但回想起来，这应该是有关中国农业问题振聋发聩的第一声。事实上，无论是从科技支撑、产权制度还是产业化程度，靠天吃饭的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的农业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个明显的不利因素，迟早都会发生作用。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它会以什么样方式展开以及这场竞争的残酷程度。日本、南韩以及其他国家农民屡见不鲜的农民抗议画面，为中国农民可能的生存境况提供了可以参照的蓝本。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中国的农业人口有接近八亿之巨。或许，中国（当然也包括中国农民）最终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我们必须提醒的是，这个过程可能相当冷酷。当然就目前中国农民已经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现状看，中国农民的确没有理由惧怕国际竞争，因为他们的处境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经济学家对入世之后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乐观预测才是正确的。很显然，这种乐观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残酷的假设之上的：中国农民对恶劣的生存水平有着超强的承受能力。
除了中国特殊的农业资源禀赋和落后的土地制度之外，中国农民的悲惨状况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笼罩在中国农民头上的庞大的官僚体系。有统计表明，仅乡镇一级，为了维持官僚体系的生存，每年就要从中国农民身上“创收”1840亿元。
中国的学者喜欢将中国农民问题归结为所谓“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但这个形象的概括却具有明显的误导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发生在农村的问题，其根源却在遥远的城市，在盘踞于遥远城市之中的官僚体系。现在已经很出名的农村企业家孙大午用朴实的语言概括了这种状况，他说，“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没有理解错的话，他所说的上面就是指的行政官僚体系。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媒体中，农村基层官员已经变成了中国干部队伍中最负面的典型。这造成了一种广泛的错觉，以为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所有罪恶行为都是由这一群目无纲纪的基层干部独立制造的。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确实有许多骇人听闻的纪录，但准确的说，他们经常只是这些悲剧的实施者，而不是导演者，真正的导演者是具有强大剥夺性的中国官僚体系，然而，他们却在农民看不见的地方。农村基层官员不过是这个层次复杂的官僚体系中的最低一层，是官僚体系这部噬血机器插入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个针头。这个位置注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官员将在官僚机器与底层民众的冲突中扮演打手的角色，而在资源极其稀薄的中国农村，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争夺生存资源，这个角色就必然会带有某种血腥的气味。中国媒体最近几年披露的事实说明，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暴力行为已有愈演愈烈之势。1999年12月，山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上访反映村小学建筑中的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抓到看守所严刑拷打之后，被惨无人道地割掉了舌头。其残忍和血型程度令人发指。
通常说来，即使有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暴力手段都是一种成本高昂的选择。因为这不仅可能带来暴力的抵制，而且一旦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为某种群体性事件，基层干部还可能受到上级的惩戒。李昌平就曾经成为过这种上级追究的替罪羊，原因是一位村民的自杀事件引起了高层震怒。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外界看来成本收益如此不合算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呢？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农村的生存资源已经稀缺到了值得以暴力相博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暴力行为发生的频度，实际上就是衡量中国农村生存资源稀缺程度的一个灵敏指标。虽然在少数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农村，基层干部手中的权力比较值钱，因而聚敛了可观的财富，但就大多数农村而言，普通基层干部（不包括那些我有实权的基层领导）的生存状态与他们的农民邻居相去不远。据我们所知，就是在江苏这样经济发达的省份，基层乡镇干部被拖欠工资的情形也经常发生，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工资水平本来就非常微薄。所以，在中国农村越来越频密的暴力背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底层官僚的人性扭曲，而更多的则是“国家”的疯狂。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的最低层级，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工资等基本生存资源以及更高级的诸如提拔之类的个人发展，完全掌握在他们的上级手中。而这些基本和高级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则取决于他们满足上级的程度。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服务对象不是农民，而是他们的上级。农民只是他们满足上级需要的工具。当基层官僚无法从他们的上级那里获得完成任务以及扩张自我利益的必要资源的时候，压榨农民就成为基层官僚的唯一选择。从国家那里所借取的暴力“合法性”，以及农民低下的抗拒能力，使这种明显具有暴力性质的压榨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据李昌平统计，仅监利一县，被非法关押过的农民就数以万计。只有当这种压榨不堪忍受，足以激发民变的时候，农民才会以“稳定隐患”的形式进入城市官僚体系的视野。而在平时，农民既不是他们负责和服务的对象，也不会对他们个人前程构成任何损害。正如农民看不见城市官僚一样，城市官僚也看不见这个数量惊人的底层阶级。在那些离农民更加遥远的城市官僚看来，农民不过是他们越来越疯狂的“政绩”攀比的一个工具，是他们维持日益浮滥的官僚系统运转的一个抽象的“税基”。显然，灾难发生在底层，但压力却来自官僚体系的上层。
汉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