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特别自觉，主动要求学钢琴，她说周围的小朋友都学，不学有危机感。”某天，我的上司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自豪地说起。
公司有6位副总，我这位上司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我偶尔也会听到男性副总们抱怨孩子难带，但这样的抱怨多少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按照中国传统观念，男人是做大事的，带孩子这样婆婆妈妈的小事，早就全权交给太太了。事实上，大多数的副总夫人都不用工作，全职照顾家庭。
当副总是一位女性时，事情就不一样了。她必须和男人一样做大事，甚至做得更出色，才能在这个岗位上立足。同时，带孩子这样的小事，她也责无旁贷。带好21世纪中国都市中的孩子，可不是照顾好吃喝拉撒睡这么简单。孩子除了幼儿园课程内的学习，还要利用课余时间进修书法、钢琴、网球、英语、舞蹈、歌唱等技能。中国家长有句流行语：不能让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女儿开始学钢琴，这意味着妈妈也添了一项学好钢琴的任务—--如果自己不会，怎么指导孩子在家练习呢?
早上8点送孩子去幼儿园，下午4点半接回家，6点为全家准备好晚餐，8点陪着孩子去学习一个小时的钢琴然后带他/她回家，接着指导孩子做家庭作业……这样一张时间表，对于大多数职业妇女来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上司的解决办法是将女儿的课余进修时间集中到周末，于是，她每周的双休日都在各类合唱团、进修班之间奔波，工作日晚上回家后要指导孩子练习钢琴，周末晚上有音乐演出时还要带孩子去观看。
我询问了周围好几位已经升级为妈妈的朋友，她们都坦然承认，如果不是为了培养孩子，自己对西方古典音乐根本没有兴趣，更不会去学习任何文艺技能。拜中国儿童教育的文艺复兴浪潮所赐，这些音乐绝缘体都变成了天天陪练的标准琴妈。 车尔尼、拜厄、巴赫、肖邦的风格区别，她们都琅琅上口，还能用手指虚拟弹奏示范。据说孩子学琴十年的，妈妈都成了半个专家。
最著名的中国琴妈，是青年钢琴家李云迪的妈妈。跟众多中国琴妈一样，她从孩子4岁开始便陪练;令绝大多数琴妈望尘莫及的是，在儿子少年时期崭露头角后，她便辞去自己的工作，一心一意陪儿子求师、练琴。当李云迪成为蜚声国际的钢琴家时，这位伟大的琴妈也从连琴键都数不清的琴盲，变成了精通乐理的专业钢琴辅导员。
从投资理财的观念来看，李妈妈的高风险投资获得了名利双收的丰厚回报。无独有偶，另一位被众多中国琴童视为偶像的钢琴明星郎朗，也是这种高风险投资的产物，投资的成本是父亲的职业、母亲的收入和沉重的高利贷债务，最终，艰辛的长期投资换来了令人艳羡的财富和荣耀，据权威机构统计，目前郎朗的年收入达到了1.5亿元，父母的名字还刻入了以色列音乐厅。
这种没有任何风险管理能力的投资手法，堪称一场把全家幸福都押在孩子音乐教育上的豪赌。郎朗和李云迪的家庭幸运地收获了金矿，盲目仿效的家庭却可能面临着财富和幸福的全面破产，或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前不久，一群琴妈在广州某琴行看到一名5岁的女孩展示出超年龄的高超琴艺，惊呼为天才，而天才的背后是童年幸福的丧失：每天枯坐练琴4小时，练琴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不能发出任何声音。来自沈阳省的一位中国父亲，更在郎朗父亲这位同乡“榜样”的激励下，用3年400个耳光，把女儿“打”成了全国比赛的获奖者。
中国儿童音乐教育热，令人想起了19世纪的美国西部淘金热潮，成千上万人拥向西部，结果淘到金子的只有少数人，卖裤子给淘金者的反倒发了大财。下一个郎朗或李云迪式的金矿尚还影踪全无，中国家长为孩子上音乐课、买钢琴、看演出的巨大需求，造就了全国各大城市的琴行、音乐辅导中心和古典音乐演出的繁荣景象，创造出无数就业机会。上个月，观看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在广州的演出时，我邂逅了一位来自广州邻近城市佛山的女士。她每周都会带着女儿到广州来看两到三场文艺演出，一个月下来的票钱和车费至少在千元以上。这样的教育投资对于很多中国家庭来说只算一个小数目。今年4月，郎朗与伦敦交响乐团音乐会在广州演出的最高票价便达1880元，而且供不应求。如果妈妈带着孩子看这么一场演出，两小时就得花费3760元。
幸好，并非所有勤学文艺当陪练的中国妈妈，都期待孩子成为音乐明星带来高回报，否则当她们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后，才发现收入奇高的音乐家毕竟是一种稀有动物，普遍的心灵崩溃简直会造成一场社会危机。在我询问多位中国妈妈后发现，她们让孩子学音乐，是为了开发孩子的智能和空间想像力，以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坚韧的品格，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一个妈妈告诉我，让孩子学琴是因为他/她热爱音乐。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中，一切都变得商业化和实用化，就连孩童也是在危机感的促使下主动要求学琴。不过，中国孩子全民学音乐，带来了中国成年女性音乐修养的普遍提高，这也算是一种意外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