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版社约稿，三千字，要的急。人一开始回忆，就老了，所以有点不情不愿，可是还是写了：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爸爸妈妈都是后来被叫作“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1938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奔赴延安的一代知识青年中的两个。他们的“仕途”不算太坎坷，所以我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也不算太大。只是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我才七岁，刚进小学，不大懂事，家里也没人对我讲这件事。所以到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给爸爸平反后，在父母是巨大挫折的这件事在我那里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波澜不惊。
父母的感情似乎也有过一点问题，但是他们都很小心地掩饰过去了。所以直到我过了青春期，从来都没听到过什么关于他们俩的坏话，差不多算得上是在一个“和谐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我的心理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健康，大概同我生长的环境从来没有经受过太大的精神创伤有关。这个生长环境给我带来的唯一负面影响就是：我思想不容易深刻，情绪不容易激进，成功的动力不容易太大——因为从来没有缺过什么，也没有过什么大的挫折感，于是也就没有太多强烈的渴望。
我的小名值得一提：我出生时正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从小我学会的第一首儿歌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由于父母一辈子搞新闻，政治嗅觉比较敏感，政治热情比较充沛，所以给我起个小名叫“三反”，我一直到七岁上小学之前，都叫这个名字。王小波和我同年出生，可是他爸爸恰恰在三反运动中出了事，所以他刚认识我的时候，好一阵子不能习惯我的小名，他曾用难以掩饰的厌恶声调抱怨过：你的小名怎么这么难听啊。
我开始记事似乎相当晚。一生中最早的印象是妈妈要把我送到一个人民日报幼儿园办的学前班去，我闹着不去。我围着院子里的一个花坛在前面跑，妈妈在后面追。追呀追，追不上我。妈妈后来是生气了还是笑了，我都没印象了。因为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所以不想去上什么学前班。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去了。
那个学前班在一个有个怪名字的胡同里，叫娘娘庙。学前班是住宿的，每礼拜一送去，礼拜六回家。遥远的记忆中还有我们那些小朋友在娘娘庙排队上厕所的样子。我之所以对上厕所印象深是因为老师不允许我们起夜，所以每个小朋友临睡觉上厕所时都蹲着不肯出来，想尿得干净些、再干净些，免得夜里憋尿又不让起床时难过。
我性格中最大的弱点就是超乎寻常的腼腆，总是动不动就脸红到脖子根。所以我最难堪的记忆是在娘娘庙的时候，老师让我当班长，每天早上要喊“起立”，这差点要了我的命。我记忆中，喊这个“起立”真是太难了，心跳得不行，怎么使劲儿也喊不出口，最后都不知道是怎么才渡过这道难关的。我经过这样的折磨，长大以后居然没有得心脏病，真是一件侥幸的事。
记得那个学前班坐落在一个旧式的四合院建筑里，院子里有九曲回廊。我们班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男孩，他每天傍晚都会坐在廊子里给我们讲三国水浒里面的故事。我当时听得似懂非懂，但是十分入迷，觉得他特别了不起，怎么会讲那么多大人的故事，还讲得那么声情并茂，有板有眼。他有一个习惯性动作：每讲一段，都会用手背去抹嘴角。他讲的故事我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可是他这个抹嘴的动作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1959年我7岁时进入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这个小学坐落在和平门附近，学校的教室是古色古香的带回廊的两层小木楼，小楼漆着斑驳的深红色油漆。一进校门右首有一座带顶的儿童转椅。由于有这些古老的建筑，我们小学常常被拍民国时期的电影选中作外景。记得电影《城南旧事》里那个小姑娘上的小学就是在我们学校拍的。看到我们的校园在电影里出现，感觉好亲切。
我们那会儿入学考试好像很简单。记得考了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A。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A”，认得就行了。别的不记得还考了些什么。
我从来都是好学生、乖乖女，学习对我来说从没有困难过。可能这点有遗传因素——我爸爸小时候上学也从来是第一名。他四岁死了父亲，是伯伯养活他的。他们家是贫农，伯伯为了供他上学竟然不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上学。一个是因为爸爸的确念书念得好，是个念书的“材料”，一个也是伯伯人心太好了，一个农村的贫苦农民能有这样的境界真是难能可贵。所以爸爸解放后一进北京就把伯伯从老家接了来，一直供养他到去世。长兄如父这句古话在我伯伯那里完全是真事。爸爸对他尊崇备致他是当之无愧的。
说是遗传好还有一些证据，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以及他们的小孩也都个个出类拔萃。大姐二姐全上哈尔滨军工（其实完全可以上清华，可是她们那个年代所有的青年都想献身国防工业，上军工直接参军）；二姐参加中学生数学竞赛曾代表获奖者讲话，登了报纸；哥哥中学得金质奖章，那可必须是全五分的，有一个四分都不成；哥哥的女儿14岁上清华，18岁考取美国杜克大学，小小年纪已经在霍普金斯大学当老师了；姐姐的儿子也是实验中学的优秀生，学校要保送他上清华，他嫌专业不好，自己去考上清华计算机系。
我这辈子由于赶上文化革命，没有正规考过什么试，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程度究竟如何。感觉上似乎我智力的极限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从没觉得什么东西难得学不会过。我们小学由于是师范大学的附属小学，所以有时会有实验性质的来自北师大的测验。有一次，全班参加一个算术测验，跟平时上课测验不一样的是：这个卷子设计的题量特别大，是根本做不完的，只是要求我们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交卷时感觉不太好，因为没有做完，这还是第一次测验没做完题。过了些日子，我已经忘记了这次考试，可是突然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被授予了来自师范大学的一根铅笔的奖励，说我是那次测验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得奖者。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生长的年代，出身的重要性渐渐显现。大约在小学五年级，我们合唱团的孩子们要参加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的伴唱。而合唱团一个唱歌很好也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却没有被选中去参加演出，大家议论纷纷，据说是因为她“家庭出身不好”。从那时起，我们有了“家庭出身”的概念，这对于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概念。我们从那时开始接触社会的残酷和不公正，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第一道阴影。
我小学毕业升中学的作文写的是参加《东方红》演出见到毛主席的事，不知道为什么被《中国少年报》刊登了。后来又收入了什么范文选里。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还记得少年报那文章的结尾处画了一个小男孩，可能是我的名字让人难辨男女吧。结果有好多小朋友给我写信来，有个小男孩写信来说：我想要一个乒乓球拍子，你能送我一个吗？信我当然都没回，只是自己乐了半天。后来，为了这篇作文我还受到教育当局的召见。其中一个老师问起我父母的工作，我回答说“他们是人民日报的”，老师应声说道：怪不得呢。当时这话让我很吃惊，很费思量，不明白我的作文和父母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关注或辅导过我做作文。长大了我才明白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原来父母的工作与写作有关呀。
上小学时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印象：我们班学雷锋做好事，大家在周末跑到西单商场去参加义务劳动，有的同学帮助售货员卖包子，有的同学帮肉店卸货，几个小孩抬着半扇猪摇摇晃晃走不稳，一下撞到玻璃柜台上，把人家的柜台撞碎。我干的好像是帮厨，帮饭店后厨洗菜。当时的政治热情真是高涨得很。但是这种政治热情在随后发生的文化革命当中被引入歧途，形成红卫兵运动的狂飙，把中国引向动乱，我们自己也在其中深受其苦。
但是总的来说，小学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我至今保存着小学同学送给我的手绘贺年片——当时我们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缺衣少食，各类物资短缺。老师号召我们自己用纸片制作贺年片。我在整理旧物时还会拿出来把玩一番。其中有一个叫庄大军的同学，画儿画得特别好；有付亮（彭真的小儿子）画的一个穿冰鞋戴滑冰帽的男孩；有平燕尼（《无穷动》中叶太太的扮演者）画的圆脸小姑娘；可惜没有王明明画的，他现在是大画家，一幅画要卖几十几百万，如果有他当时画的画，说不定有收藏价值哩。
---李银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