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

“如果当年不是生了那场病，我怎么会考到那样的学校呢？”

阿蜜和小青坐在斯普瑞河边，秋天的阳光透过咖啡馆的落地大玻璃窗照进来，落在桌子上装莫卡咖啡的大杯子上，那些现代画的抽象图案，立刻就着薄薄的灰尘舞蹈起来。

“那你今天也不会在德国，住大房子，过舒服日子，”小青用勺子不耐烦地搅动着咖啡，把那些灰尘搅得一顿乱跑。因为觉察到自己语气不大友善，她又笑嘻嘻地补充了一句：“更不会有个这么漂亮的女儿了。”

阿蜜倒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她继续望着窗外，很远的地方，河流转个弯，就看不见了，好像被人拦腰截断一样。阿蜜的故事，也象这条河流一样，总是在某个地方被某种力量横刀拦截，不得不改变前行的方向。

阿蜜和小青是中学同学。上高中的时候，两个人都属于班上名列前茅的尖子生。尽管对于名次的排列，两个人的记忆不尽相同。小青从来不记得自己曾经把那时候还相当貌不惊人的阿蜜当作对手看待过，而阿蜜却一直暗示小青，她的成绩一向比小青好－－至少是在她得病之前。上高二那年，阿蜜在一堂语文课的当中因为腹痛被送往医院，医生开始诊断是急性阑尾炎，等到打开阿蜜的肚子，才发现那段阑尾好端端的并没有任何兴风作浪的迹象。不过反正肚子都打开了，防患于未然，医生还是把阿蜜的阑尾给切了个干净。阑尾没有了，阿蜜的肚子还是痛，而且似乎痛得更加变本加厉。原来阿蜜的阑尾虽然被切干净了，手术本身却做得不够彻底：粗心大意的医生把一把手术用的钳子忘在了阿蜜清白的肚子里。于是阿蜜不得不二进医院，被迫再次躺到手术台上。后来不知道是出于内疚，还是因为害怕被阿蜜的家长告上法庭，阿蜜就医的医院息事宁人地安排全院最好的医生给阿蜜做了彻底的全身大检查，用上了医院里能够使用的所有先进器械，最后发现让阿蜜腹痛难忍的原因，原来是她胆囊里几块大大小小的结石。

就这样，阿蜜在进出医院，穿梭于各种仪器，接触各个面目迥异的中西医生之中，在奇奇怪怪的中药西药的味道里，度过高二，进入高三，成绩自然一落千丈，更糟糕的是：她的心情和斗志也比成绩高不了多少。高三最后一学期，学校争取到一个保送省重点大学的名额，作为连续两年市级三好学生的阿蜜，本来暗地期望这个名额理所当然，非她莫属，结果出乎她的意料，却似乎又在她的意料之中：最后被敲定保送的是她的好朋友小林。小林那时候在整个市里都是有名的文艺积极分子，经常出席主持各种大型文艺汇演，二十多年前，就有追风的低年级学生在后台苦苦等候，等她卸妆出来，好签名留念。不过象大多数漂亮的文艺积极分子一样，小林的成绩跟她的名气显然不成正比。学校高三老师开会估算大学升学率，最不保守的算法里都不会有小林的名字。

多年以后，当两个女人坐在斯普瑞河边的咖啡馆里，阿蜜结束了关于生病的感叹之后，她对小青说：“当年如果不是我让小林，她是不会得到那个保送名额的。小林求过我让她，”阿蜜说着，叹了一口气：“所以她现在对我这么好，因为她觉得对不起我。”

小青没有作声。她暗地认为：明眼人一看就知，那个保送名额其实是专门为小林量身定做的－－谁不知道小林的父亲是市委的要员，关系通天？在他们那一届以前，他们那个没什么历史的学校还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哪怕不是重点学校的大学保送名额。

和世界上大多数真相一样，这个保送名额的真相也是虚虚实实，真假难辨；也和世界上大多数真相一样，这个真相是真是假，对于不相干的人来说根本无足轻重。所以小青说：“你后来上的那个学校不是也挺好的吗？”

阿蜜后来上的是“委陪”。所谓“委陪”，就是她父母单位，当地第一大公司，出钱给职工子弟买来的大学名额。条件是读完书之后必须回到公司服务，否则就要支付培养费若干。其实，她们当年读书的中学，就是那家公司自己开办的重点学校。当时她们学校那种升学率，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只能读委陪，另外那百分之十，有八成连委陪都上不了，那两成自己考上大学的人，后来一半又都回到那座家乡小城市，还是在那家大公司就职。回去的人都说：早知如此，当初何苦那么拼命？

但是阿蜜不这么想。小青是属于那自己考上的两成，又是在那没有回去的一半里面，象她这样幸运的人，说起“委陪”两个字，当然可以这么轻描淡写。她怎么知道“委陪”们，尤其是委陪的阿蜜的痛苦和无奈？－－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如此，痛苦总是自己的最痛，最难以忍受。

阿蜜的底子厚，虽然高考被一系列的鬼使神差搅得乱七八糟，考试成绩却并不是那么差。她考上了上海一所财政专科学校的委陪，光凭“上海”这个地名，就足以让好多人垂涎，何况还是那么紧俏吃香的专业。三年大学读出来，上海这个花花大世界毕竟非同凡响，把年轻的阿蜜一顿改头换面，登时从一个邋里邋遢，土里土气的小城碧玉变成一个千娇百媚，摩登香艳的现代佳丽。这还不说，毕业前夕，阿蜜小鸟依人地挽着她那个修长清秀，据说家底丰厚的名牌大学男朋友，站在旧日同学中间，用她那眼梢长入鬓角的丹凤眼只那么一扫，所有人的心就都象被荨麻碰了一下似的：又痒，又痛，却又没抓没挠。就连一贯趾高气昂的小青，也不由得酸溜溜地暗自惊叹：真是想不到这么个土丫头，还有这么好的运气！

阿蜜毕业不久就结了婚，跟随她的丈夫，那个斯文漂亮的名校男生李灿去了武汉。夫家的哥哥自己做着不大不小的生意，阿蜜赔还的培养费，以及他们结婚的花销，据说都是由这位哥哥掏腰包解决的。阿蜜当年的婚礼办得十分风光，她父母从武汉回家，到处向人展示那叠厚厚的加大照片。照片上，身穿中西礼服的阿蜜容光焕发，在各种姿势里笑得同样的温柔甜蜜，幸福就象相纸的光彩，触手可摸。她父母不知道的是：婚礼过后，从照片上走出来的新娘，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了。李灿刚刚毕业，资历浅，不可能分到房子。他们只能跟李灿父母住在一起，两房半厅的房子，李灿哥哥的孩子还经常在那里留宿。李灿父母是典型的武汉人，池莉笔下的小市民，务实而精于算计，他们对于阿蜜贫苦的出身一向不满，对于阿蜜的不谙世故更加看不惯。言来语去，总是在提醒阿蜜：她受了李家多少恩惠，弄得阿蜜在家里讲话都不敢放高一点声音。

阿蜜上班的地方，就是李灿哥哥的公司，其实当初落到那里，也不过是为了一纸户口而已。公司里的财务是最大的机密，除了哥哥嫂子，谁也无权插手。做了半年的勤杂，阿蜜实在忍受不了嫂子监视的目光和哥哥救世主一样的态度，赌气自己出去找工作。那时候还是九十年代初，内地的私人公司相当少见，阿蜜的文凭到了那个时候，不由得显出单薄来。任你是哪里的大学，“专科”这个词，就像鱼刺一样地扎嗓子，叫人说不出口。阿蜜是能吃苦的人，她拼着一口气，心想先找些能做的体力活来过渡吧。于是她在菜市场帮人搬豆腐，在街道办的工厂里糊纸盒，扫大街，最后在一家郊区加工厂的宿舍里病得半死，被李灿打着出租抬回家，这才发现：她怀孕了。

怀孕的状态暂时改变了阿蜜在李家的地位。李灿只有一个哥哥，哥哥的孩子是个女儿。不仅李灿的父母，就连李灿的哥哥也希望阿蜜能够生个儿子来继承李家的门楣。但是阿蜜的运气不好，她生的仍然是个女儿。

小青还在广州住着的时候，阿蜜有时候会打电话给她，诉说自己在夫家怎么受气，而丈夫又如此无能，竟然连帮腔的勇气都没有。小青听得不耐烦的时候，就会建议她搬出婆家，自己去找房子住。但是阿蜜用她那已经带着浓重的武汉口音的普通话回答道：“我连饭都不会做，搬出去吃什么讪？”

其实那时候阿蜜的境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她的女儿出生没多久，一家大型外资公司在武汉市公开招人，阿蜜去报了名，她忍受着公婆的嘲笑，昏天黑地地恶补了一段时间英文，最后在一百多个竞争者里脱颖而出，让夫家大大小小跌了一回眼镜。有个在外资公司做白领的儿媳妇，阿蜜的公婆顿然觉得脸上有了光彩，对待阿蜜的态度，也自然而然地温和了许多。虽然丈夫仍然不争气，有一搭没一搭地混着，阿蜜的日子却越过越顺，比以前舒服如意多了。

不过，阿蜜是个谨慎的人，又经历了那么些曲折，对于自己的幸福，总有点不肯定，生怕一旦透露，好事情就会长了翅膀远走高飞。但是那些花了大力气，好容易挣来的幸福，把心里撑得那么满，时不时地，自觉不自觉地，自己就会跳出来，要求晒晒太阳，有时候，未免时机不准，得罪了人。比如那年传来小青出嫁的消息，小青嫁的是个高鼻子的德国洋人。正好回家探亲的阿蜜，一向自恃长得好，而对小青的相貌评价不高，忍不住对老同学说：“必定是嫁不出去了，才找个鬼子。”这句话传到小青母亲耳朵里，老太太从此对阿蜜心生厌恶，以至于后来阿蜜离婚再嫁，新丈夫也是个德国人，小青母亲在德国见到她，劈头盖脸，丝毫不客气地问：“你也是嫁不出去才找鬼子的吗？”

阿蜜故事里的那条河，这次是被她丈夫李灿提刀砍断的。结婚没多久，阿蜜就意识到：李灿是个典型的小开，中看不中用的银样蜡枪头。阿蜜并非不介意，但是李灿是她生命中第一个，也是到那时候为止唯一的一个男人，当他用那双湿淋淋的桃花眼看着阿蜜的时候，阿蜜再多再浓的怨言都会化作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这就是命，阿蜜想：男人无能也有无能的好处，至少他不会出去沾花惹草。象李灿的哥哥，经常在外面找女人鬼混，跟自己的老婆闹离婚，为分财产吵得一家人鸡犬不宁。但是某一天，阿蜜在公司里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那个女人骄横地训斥她道：“你自己在床上没本事，就不要老是霸占住个好男人。”

世界上的不幸总是一样，幸福却各有不同。象那些烂俗老套的痴心妻子负心郎故事一样，阿蜜跟李灿哀求过，闹过，威胁过，最后还是离了婚。离婚后的阿蜜惆怅彷徨，在买醉浇愁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碰到了如今这个丈夫，那时在武汉做工程的年青德国人大卫。被婚姻的失败折磨得完全失去自信的阿蜜打电话给小青，小心翼翼，旁敲侧击地请教如何能够把自己顺利地再次嫁出去。沉浸在自己不一样的幸福中的小青不由得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爱情，爱情才是最重要的！”

爱情？阿蜜问自己：她跟这个德国男人是不是真有爱情呢？阿蜜也是浪漫过的人，那时候，她和李灿，谁不说他们是一对壁人？她至今仍然无法忘记这个男人，但是她却被这个男人随随便便地扔掉，就象扔一块破抹布一样，这就是他对她的爱情的报答吗？如今，她离过婚，还拖着个孩子，虽然还是漂亮的，但是这种漂亮还能延续多久？女人的美丽最经不起岁月，她就更是如此了。大卫是个帅气的小伙子，比阿蜜还小一岁，除了脾气比较怪，阿蜜找不出他有什么缺点。正因为如此，阿蜜在大卫面前总是有点自卑。即便是在他们的女儿出世，两个人在柏林买了房子安定下来以后，阿蜜的这种自卑感仍然挥之不去。阿蜜德语不好，新家里对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大卫出面打理。大卫本来脾气急躁，如今更是变本加厉。阿蜜在跟小青抱怨完大卫的坏脾气之后，总是叹着气说：“他也很可怜，我又不会挣钱。有什么办法，只有让着他呗，谁让他比我小呢？”

出乎阿蜜意料，小青倒是对此表示万分理解－－女人大多会在暗地里把朋友当作竞争对手来比较，只有在胜负悬殊的情况下，才肯心甘情愿地互相帮助－－在斯普瑞河边的咖啡馆里，小青以自己多年来在德国的亲身经历，给阿蜜指点了无数条道路，阿蜜听着，一直不停地点着头，她这种态度，总是让小青猜不透，不知道她究竟听进去没有，听进去多少。就像阿蜜对德国美丽的风景和干净的街道那种夸张的赞扬一样，小青闹不清楚这种赞扬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出于阿蜜真实的想法，又有多少是阿蜜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的不肯定：正因为不肯定，所以先要说服自己。

不过，阿蜜这次确实是听进去了，起码是听进去了一部分小青的建议。小青说：德国是个认文凭的地方，而中国人走到哪里，读书都是最厉害的。你去读张什么文凭，找工作总不至于太难。

可是读什么呢？阿蜜去找大卫商量，大卫倒是对阿蜜读书这件事情十分赞成，他一直希望阿蜜出去工作。阿蜜刚到德国那时，曾经打主意去工厂做简单的手工工作，赚点零花钱，就算不能补贴家用，至少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济一下国内的父母兄弟。但是大卫不同意，那样一来，他在朋友里面岂不是实在太没有面子？如果阿蜜能够拿到德国文凭，找份坐办公室的工作，那当然又另当别论。经过认真考虑，大卫建议阿蜜去读财会，因为阿蜜以前就是学财会的，又在名厂做了那么多年，如今读这个，一是功课容易，另外还可以提高德语水平。阿蜜到德国五年，德语仍然说得七零八落，连报纸上的广告都读得蹦蹦跳跳。虽然对自己的德语信心不大，对于财会这一行，以前也是实在做得烦透了，但是如今这幅情形，似乎也没有其他选择可做。于是，两个人查来查去，在离家不大远的一个社区学校给阿蜜报了名，阿蜜在离开学校十五年之后，再一次背起书包进了学堂。

阿蜜向来是一个勤奋努力的学生，这次读书，却是意想不到的困难。本来德语不够好，上课的时候连猜带蒙，也只听懂了三成，好在是以前学过的东西，有点底子，她人又长得喜气，同学，尤其是男同学，都愿意帮忙借笔记给她抄，老师也特别照顾，时不时地指点一下，开开小灶，告诉她去哪里买辅导材料。阿蜜每天送完孩子去幼儿园，回到家就打开书看，查字典，找资料，一直忙到晚上，家里乱糟糟的也顾不上打扫。换了平常，大卫早就该不高兴了，如今有这个读书的借口，大卫也逐渐学会体谅她，有时候还会帮忙打下手煮饭带孩子。阿蜜虽然忙，精神上却异常满足，她已经很久没有给小青打过电话了，想到小青那居高临下的目光，她终于忍住要把自己上学的事情告诉小青的念头。让她大吃一惊好了，阿蜜想：我阿蜜也不比她差多少。－－女人的友谊，大多如此。

一年过得很快，越接近考试的日子，阿蜜就越紧张。从前的那些噩梦，现在一起拥进黑夜，在阿蜜的睡眠里挤挤攘攘，乱作一团。阿蜜老是梦见考试的铃声响了，自己却躺在手术台上；或者是考卷发下来，她却一个字都不认识。阿蜜经常在夜里惊醒过来，捧着砰砰乱跳的胸口，无法入眠。对于这次考试，她实在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啊！真是后悔报了个国家统一考试的项目，也就是当初耳朵软，听大卫说这张文凭比较硬。虽然是学过的东西，德国的那些财会制度，琐碎和繁杂都是中国没法比拟的，何况中间还隔着这要命的语言。如果报个普通班，考试是授课老师出题，起码还有点方向感，如今，沉甸甸的一大抱书，谁知道试题会从哪个角落里给挑拣出来？阿蜜真希望读书的日子可以无限期地延长下去，而她，她确实是尽了力，也学会了很多东西，假设考官知道她有多难的话，是不是会手下留情，放她一马呢？她一个中国女人，将近四十岁的年纪，在中国的时候，一直做着大公司的高级主管，到这里，要适应环境，要照顾孩子，要打理家务，还要从头学习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假设给她一份正经的职务，她一定可以学得又好又快；假设给她一份正经的职务，他们会发现她是能干的，聪明的，甚至是相当能干聪明的。但是这些假设都无法成立，因为她没有那张文凭。而且即便有了那张文凭，她就真的可以得到一份正经的职务吗？毕竟她是个年近四十的中国女人，她的德语有时候连自己的女儿也听不明白。阿蜜在黑夜里睁着眼睛，心情一直沉到了黑夜的最底层。

考试那天早上，阿蜜照例没有睡好，醒来的时候天气还很早。她把大卫和女儿要带的早餐准备妥当，又坐到沙发上去胡乱翻了一阵书，大卫自告奋勇地送女儿去幼儿园，阿蜜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开车上路了， 她的右眼皮不停地跳着，跳得她心慌意乱。不会有事的，阿蜜安慰自己：都是这两天过于紧张，过去了就好了。

工作日早晨的环城高速，车流拥挤，不过一切还算井然有序。况且从家里到考场，正常情况下只需要半个小时，阿蜜还有足够的时间。但是突然间，前面的车车速减慢，而且越来越慢，最后居然亮起了堵车信号。阿蜜只有跟着停下来，一时不明所以。心急火燎地等了大约一刻钟，听见警车和救护车的呼哨。阿蜜把车开到一侧去让路，这时候前前后后的车里已经有人下车张望了，阿蜜也下了车，跑到附近打听消息：原来前面不远的地方，一辆大卡车突然起火，警察把整条路都封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放行。

阿蜜此时这份着急无可比拟。她迅速在脑子里转了几个念头：打电话给同学？可是她没有带任何同学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给大卫，让他查考试地方的电话？可是大卫又该骂她糊涂了；从前面的第一个出口下高速，穿过柏林市去考场？可是她对柏林的道路丝毫没有概念，从来进城，如果不是大卫开车，她一个人总是坐地铁或者巴士，再说上次连小青这样开惯了车的人，还带着导航仪，她们都在柏林迷了路，何况她这个刚刚拿到驾照的菜鸟？想来想去，阿蜜决定先再等等。看等到什么时候，实在不行，就给大卫打电话，让他来接她好了。

这样又等了快半个小时，看看离考试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阿蜜万分无奈，从手提袋里拿出电话来准备向大卫求援。但是，该死的爱立信，明明前天晚上才充的电到此刻居然又没电了！阿蜜当然可以去借别人的电话来用，但是大卫的电话号码一直储存在她的手机里，家里的电话本里，她从来没有必要去记住－－她不知道大卫的电话号码。

阿蜜有点做梦的感觉，这样的场景实在滑稽，让人难以相信它的真实。就像二十多年前，她躺在手术台上，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肚子里被放进了一把手术钳一样。或者是十年前，那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一直以为对方找错了人。还有那个保送的名额，她的大学，她的婚礼，她远在中国的大女儿...。也许这些都是一场梦，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她还是十七岁，很年轻，成绩很好，肚子也不痛。在一瞬间，阿蜜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大哭，或者也许应该大笑：她终于有个正当的理由可以不去考试了。为了这个，也值得大笑一场吧？

2009年3月3号的早晨，柏林环城高速由于一辆大卡车突然起火，导致堵车队伍长达五十公里。高速公路被迫封锁近三个小时。

解封以后，阿蜜在前面第一个出口下了环城高速，然后掉转车头，又上了环城高速。

快要到家的时候，阿蜜想：还好，没有把上学的事情告诉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