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上转贴了一篇文章：《留学生自述：我到加拿大之后，父亲被双规了……》。没料到，反应还很热烈。在跟贴中，有人表达出对贪官子女的同情，有人则对此种同情心十分愤怒。我本想跟贴以回应，但发现，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
从常识上说，贪官和贪官的子女，如未共谋犯罪，他们之间仅是家庭成员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与其他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无本质的不同。如果贪官的子女还未成年，贪官本人与他们的子女，还依法是供养者和被供养者的关系。但仅仅依据此说，就认定该同情，抑或是不该同情，我感到还远远不够。于是冒着被责为啰嗦的风险，开始了下面的文字。
人人都是演员
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个追捧明星的时代。还据说，演艺明星是其中最受追捧的。因此，千百万人都在做着演艺明星梦。其实，不用做梦。所有人天生就是演员，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
人从瓜瓜坠地那一刻起，就有了社会角色：儿子或女儿。如果有哥哥、姐姐的话，还会多一重角色：弟弟或妹妹，等等。这一类与生俱来、由血缘关系所决定的角色，是人们无法选择的无自主性角色。
还有一类角色，是由社会和个人双向选择的自主性角色。当社会出现某种需求时，个人意愿经社会认可后，即告产生。例如，城市规模扩大，需要增聘人手清洁城市，应聘成功者就具有了清洁工的角色。又如，饮用水质下降，市民产生对纯净水的需求。你创办纯净水厂，产品被市场所接受，你就有了纯净水开发商的角色。
换句话说，社会需求催生社会角色，你有志于满足此种需求，且具备适任条件，并完成社会接纳程序，你就会拥有此种角色。即：社会需求>个人意愿+个人适任条件>社会接纳>角色产生。从总统角色，到各行各业的各不同角色，莫不都是这样产生的。
反之，当社会某种需求消失或减少，此种需求所催生的角色，就会消失或减少。一些传统职业角色，如补锅、补碗匠，磨刀匠等，就是这样消失的。
角色的转换
人们所承载的角色，特别是自主性角色，通常是处于变动中的。人们在自己的一生中，往往要经历若干次角色转换。
当用“角色转换”去观察社会时，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限制人们角色转换的社会，通常发展缓慢；而角色转换空间大的社会，往往发展较快。
例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切由“组织安排”，人们丧失了角色转换的自主权，社会趋于静止状态。而当社会转型为市场经济后，角色转换成为一种自主行为。“跳槽”——一种角色横向转换的行为，普遍发生。社会一下子变得充满了活力。
角色转换的内在推动力，是角色承载人“向上”的追求。权力、金钱、荣誉、兴趣的满足等等，都可以是“向上”的目标。换一句话说，就是原有的角色不能实现上述目标时，人们就试图转换角色。因此，角色的横向转换，只是“向上”的纵向转换的初步。
等级身份的产生
在考察角色的纵向转换中，我们又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社会让人们的角色凝固不变时，等级身份就出现了。
例如奴隶，就其社会角色而言，他们是奴隶制社会中的劳动生产者。如果通过学习和努力工作，他们就能改变一无所有的状况，而不是无论怎样也只能世世代代依附于奴隶主，就不会有奴隶这一等级身份的存在。反过来，奴隶主也是这样。
又如封建社会的皇帝，其社会角色是国家的最高管理者。如果这一角色是和平选举产生的，且公民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不是父传子的世袭方式，就没有这个至高无上的专制特权等级的存在。以血腥暴力改朝换代、强行改变最高管理者的历史选择，就会消失。
在皇权架构下的各级管理者，科举考试只是为他们进入封建专制机器，提供了机会。但在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中，他们是没有自主转换角色的权力的。他们的所有权力，包括身家性命在内，最终是由皇帝决定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最好的注脚。为了获取一点转换的自由，和提高一点手中权力的稳定程度，行贿、造假、投靠某一权势集团，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角色认同与身份认同角
角色的成功，是角色承载者本人的认同与社会对此角色的认同，两方面认同的结果。
在社会分工不细、社会门类单调的封建社会里，作为封建官僚的管理者角色，异化为权贵等级身份。成千上万读书人，千方百计挤进这个官僚系统，他们所认同的，不是管理者角色，而是权贵身份。
只对上负责、不受民众监督的体制，令管理的基本内涵——服务，被异化为对服务对象的凌驾。即使在“开明盛世”，社会大众认同的，也不是他们的管理，而是他们的等级身份。贪腐之风，以对方官职高低、权势大小决定应对的崇权文化，均源于此。
封建皇帝被赶出历史舞台后，以等级身份认同模糊角色认同的文化传统，并未因皇帝的倒台而消散。它们常常以新的包装出现，而不易被人们所察觉。
例如，行将走入历史的城乡户口分割制度，就是这种等级身份文化的制度性表现。作为历史的一个插曲，这一把人分为城市人身份和农村人身份的歧视性制度，不管是制度制定人，还是制度遵从人，在长时期内都未意识到它对人类平等观念的践踏，对人平等权利的剥夺。
扭曲的角色评价
等级身份文化所扭曲的，不仅仅是农民的社会角色。源自社会需求所产生的各种角色，都被它所扭曲为一种身份，放置于社会的某一个等级，且和血缘家庭搅在一起。同一个社会角色，因为角色承载人的家庭背景不一样，人们就会作出完全不一样的评价。
角色认同，是通过角色评价来实现的。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是角色评价的唯一尺度。但在等级身份的文化氛围中，浓厚的等级身份色彩模糊和扭曲了社会对角色的评价标准。这就好像少女时代的武则天角色，因为是由年过半百的著名影星扮演，就一定要观众接受少女的中年妇女形象。
以等级眼光评价农民，必然会模糊农民创造农产品的社会角色。人们天天都在享受农民的劳动成果，没有人离开了农民所创造的劳动成果，还能继续生存。但人们却在精神上、制度上和报酬上，把农民置于末等公民的地位。
农民进了城，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仍然是“农民”等级。他们远离了农民的社会角色，他们做着城里人做的工作。他们比城里人付出更多、干得更好。但，就因为他们是“农民”，他们得到的报酬，却比城里人少了许多。这用报酬体现出来的角色评价，就被等级文化赤裸裸地扭曲了。可悲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城里人”和“农民”，都把这种扭曲视为理所当然。
变味的同情心
同样被扭曲，却同样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还有前面所提到的官民关系，以及官员和他们的子女、亲属之间的关系。
创造过“灭九族”暴行的中国封建社会，其血缘等级遗祸，长期荼毒着人们的意识。上世纪60至70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所谓对联，不知戕害了多少家庭、多少人。直至今天，在对某人作评价时，人们仍习惯把他（她）与其家庭捆绑在一起。
当某人身居高位、大权在握之时，人们往往不计较其管理者职责履行得怎样，不仅对他本人恭奉有加，对其子女、亲属也礼让七分。而一旦他失势、倒台，他和他的子女、亲属，顷刻成为众人唾弃的对象。人们所说的贪官，只是已被查出来了的腐败分子。所谓贪官的子女，尽管他们有自身的社会角色——学生、岗位工作人员等等，但舆论评价他们的，通常不是他们角色任务完成的好坏，而是他们当官的父母。
同情心，这原本是他人遭受痛苦磨难时，自己身同感受，自发产生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甚至扩展到了非人类的动物。它是人性中善的意识的自然流露，是没有附加条件的。引发同情心的，是他人的痛苦。同情心本身，与第三者是没有关系的。人们并不是要弄清痛苦发生人的复杂关系，才会决定是否产生同情心。
但等级身份文化，却让我们的同情心附加了许多限制。“家庭出身”，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限制。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人们才把对贪官的憎恶，不问青红皂白地转移到了他们无辜的子女身上，让纯洁的同情心变得斑驳陆离。
.2006.0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