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凡 2008/11/03
《道德经》下篇开篇第三十八章中提出的这五个字说明的是老子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所有现象分不同层次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和理解。如果用现代语言来描述的话，老子这里的道是指自然哲学或自然辩证法，而德则是指历史哲学或称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仁是指社会管理科学和社会伦理学，义是指道德观念及行为准则和规范，最后的礼则是行为准则和规范的具体语言、行为表示，涵盖了从最高层次的抽象思维到最具体的言行约束。
老子《德经》开篇中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其实就是自古以来多少次被许多思想家、哲学家或政治家、社会学家等等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范围、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过的各种哲学观点、历史观点、政治观点到法律制度、社会契约、行为准则的一种最古老的人们认识自然、社会，然后如何根据某种意识形态指导从大到国家、民族的社会活动小到社会成员日常生活行为的一种描述，可能也是最完整的描述。
恐怕没有人准确地令人信服地叙述过老子这个人的生平履历，究竟老子是如何能做出这种完整描述的确实是一个难解的迷。在老子所处社会发展水平的古代，极为有限的信息交流手段，估计也是很有限的人生阅历，仅仅凭借这些有限的经验能做出对自然、社会这样宏大、复杂系统的虽然是“大写意”但相当完整的认识和描述，确实应该说非常难得，或者说老子称得上是个天才。但这也说明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可以从一个局部很有限的小天地而大至上描绘出整体的境况，所以有“窥一斑而见全豹”之说。
这里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一般解释为“失去”前者而后“才有”后者的意思，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虽然从字面上来看是能自圆其说，但是整句整体的的含义却变得相当费解甚至可能是大相径庭。笔者认为这里的“失”不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丧失、丢失或失去的意思，而是有变换为、转化为或具体化的意思，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也意味着遗失、忘却，这时包含有失去的含义。整句实际上就是说，最高层次抽象的“道”是“看不见”“摸不到”只能靠直觉来把握，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切都在演变进化之中。但是“道”又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体现在“可道”“可名”的所有世间万物运动形式中。而“道”也只有具体化或转化为“德”才“可道”、“可名”，也才有更进一步具体的实际意义。“失道而后德”用现代语言来描述的话就是自然哲学或自然辩证法只有明确地表述为或称指导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展开，才开始有较为具体的意义，才能使更多一些的人们得以掌握和理解，也才可能进一步具体化为“仁”——现代语言表述的社会管理学、社会伦理学，即“失德而后仁”，从而进一步使得社会组织管理具备实际的可能性。再进一步由“仁”（显而易见这里的“仁”与儒学中的“仁”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即社会管理学和伦理学的一般原则指导并具体化为“义”——即道德行为准则，用现代语言来描述即开始具备了实际的可操作性。而“准则”“规范”仍然具有某些抽象性或一般性，要使准则能够使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充分理解并遵守还需要再进一步具体化为“礼”——即体现道德行为准则的具体语言和行为表示，这是到了最实际最具体的层次。在这个从最高抽象层次到最低具体层次的转换过程中，每下一个层次都是上一个层次的具体化，而具体化的结果是上一个层次看上去是“消失”了，但其实质性的内涵体现在了进一步具体化了的下一个层次的形式中。而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这种“消失”实际上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忘却，因此在《道德经》中老子这样描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笔者认为上面的叙述只是一种总结性概括性的描述，是一种相当理想化、形式上颇为严谨“精致”的描述，像所有概念一样只是用文字形式显像化了的思维活动。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种从抽象到具体的变换或转化必然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能是由具体的、不同的人在具体的、不同的时间和具体的、不同的实际生存环境中来实现的。
空间上，具体地说有人擅长直觉把握和抽象思维就是通常指称的思想家、哲学家如老子、孔子、马克思等等，有人擅长总结、概括、归纳和文字表达可能就是制定纲领、策略、规划的理论家、法学家、管理学家，有人擅长调解、斡旋、语言表达、组织指挥可能就是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等等等等。当然也可能有几百年一见的天才可以既是思想、理论、哲学家又是政治领袖、军事统帅、社会活动家，像毛泽东这样的杰出人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人们又分别具有不同思维特点和倾向及不同语言文字表达的理论、策略、法律或社会契约。
时间上，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任何人一生可能活动的空间范围也是有限的，都是生活在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一生的时间里从思想到实践从抽象到具体囊括或者完成全部的工作。因此这种从抽象到具体各个层次上的转换一定会经历几代、十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传承和实践过程，或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由杰出领袖和具有共同目标的群体共同的实践来完成。而时间只有一个方向，每一代人都实际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同一个时代的人也只能是生活在不同的具体社会环境中，这样长的历史过程或者这样广泛的社会参与其中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传承、理解和实践上的“失真”、“遗忘”、反复和曲折、甚至可能以讹传讹、误入歧途。
因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不过是永远处于变化中的物质运动的各种形式，任何显像的固定的表现形式都只是各种具体特定的时间空间中、各种尺度的具体层次和领域中物质运动形式相对稳定的表达。因此有老子《道德经》中提纲挚领的表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任何可以言说的道理都不是永恒的道理，任何可以命名的名称都不是永恒的名称。任何人类的思维活动、意识形态及其语言文字表达、各种理论（包括自然科学理论）都只具有相对意义，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都是具体性和一般性的矛盾统一。越是具体的越不具备一般性，最高层次的抽象最具备一般性但一定是以丧失具体性为代价的。因此《道德经》这里所说的“礼”即体现某种道德规范具体的语言、行为表示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仅仅是某种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伦理规范、历史和社会哲学观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果这种约束人们举止言行的道德规范不随历史的演进而变化则一定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如果不管用任何手段或方式强行维持某种“礼”即行为规范，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持道德规范、伦理规范以至于历史、社会和哲学观念不变，则最终一定会以社会的动乱为代价而遭到抛弃，即“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可以用来佐证的实例比比皆是，在特别崇尚学问和礼节以及现实人生或称重“人”轻“天”的中国文化传统环境中表现的尤其触目惊心。比如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在儒学经过上千年历代王朝反复强化的环境中，从历史和社会哲学观念到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形成了覆盖现实社会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的一整套“礼教”“准则”，整个社会在这样一整套礼教的束缚下被窒息到濒临灭亡的边缘却甚至不能自我解脱，最终在几乎当时世界所有外族列强的入侵面前彻底崩溃而历经上百年的屈辱和社会大动荡以及数千万的生灵涂炭。
虽然纸张和文字的发明和广泛运用使得前人的思想成果得以积累、传播，后世的人们“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但是前人的任何思想和理论都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不可能传之百世而皆准。前人的理论可以指示出方向但绝不可能预见一切，即老子所言“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正如恩格斯晚年所说“ 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所以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是以历史、发展和进化的观点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全部成果，是对传统文化批判的继承和“扬弃”，而绝不应该是钻进故纸堆里寻章摘句、引经据典、穿凿附会的“忠实复古”。
再进一步，从上面的叙述中明显可以看出这里描述的只是一种从抽象思维到具体实现的过程，其实老子上述思想的展开仅仅是问题的一半儿，即从意识到实践的过程。笔者认为《道德经》与中国古代许多学派在这方面都存在一个根本的局限，即这些哲学观点或称学问、治国之策都是产生于极少数天才人物，却长时间没有人敢问这些学问、这些天才的思想来自何方？同代的学生弟子及后代人只有不断体会诠释（甚至是穿凿附会），其中儒家学说更为突出并且是千方百计争取皇权的认可然后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威严来推广实行，致使更没有人敢于独立思考。这不是对前人的苛求而是今天的人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认识到这是时代的局限，是处于当时进化水平的人类对自然界、对人类自身以及相互间关系可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的。实际上这种局限不仅在东方同时也在西方文化传统环境中都一直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不同的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思维倾向为后来的发展准备了相对比较好的条件和土壤。因此真正有可能打破这种局限的发展由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共同作用出现在西方文化的历史中，就是由欧洲文艺复兴为先导的人类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的飞跃，以及随后由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等先驱者创立的近现代科学和技术思想体系，进而引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从意识形态的飞跃（这种飞跃恰恰是由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所引发的）开始，伴随着一系列在各个领域对于自然界和对于人类自身的新发现和认识，思想和实践互相启发促进。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以至国家之间的合作、竞争、冲突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在曲折、反复甚至血腥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不仅是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出现了全面的变化，而且人类自身的素质特别是自我认知的觉悟程度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过程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后来出现的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产生的基础是当时其他领域的新发现新进展，如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电磁场理论等等。辩证唯物主义总结了这些当时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和进展，由此奠定了理论基石，使得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和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既有大量具体学科领域的事实为依据又有哲学思想对具体现象的概括和总结。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贡献就是明确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尽管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任何思想成果一样一定存在局限性，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但是关于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的这个方向构成了牢固的基石，并指导着后世的人们更加深入地不断认识自己和自然界而达到更自觉更清醒的程度。
笔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这个地球生命现象之一的物种随着大脑和感官的进化，自我认知程度不断的深化以及不断依据这种认知反复实践的历史，是人的意识活动由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深化同时引导实践活动不断进入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历史。或者说所谓历史就是人类意识（思想）活动和所有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精神和物质成果并表现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全部记录。以这样的观点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化的成果，笔者认为老子的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人类自我认知和对自然的认识方面达到了最高的水平，《道德经》中的许多思想至今仍然极具启发意义。而后同样由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共同作用，儒家思想得以占据了独尊地位而窒息了可能导致自我认知产生飞跃的几乎所有思想萌芽，错失了大量的历史机遇，而老子的学说在这个过程中也最终蜕变为神秘化的道教。更严重的是儒家学说与皇权和封建官僚制度的紧密结合极大地强化了单一思维倾向，并且这种超长时间的统治不仅仅局限于思想（学问）领域，而是涵盖了从哲学观念、历史观念、社会制度、道德观念甚至全体社会成员举止言行的方方面面，对于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渗入人们的潜意识中直到今天。
2008/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