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转载！！！）2

在精神病学中，“妄想”是在病理基础上产生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信念，是一种病态的判断与推理；它本身与事实不符，但病人却坚信不移，即使用充分的说理和有力的论证都难以动摇他的信念。妄想症又称妄想型精神病，其特征是，由对某真实事件的曲解，进而逐渐形成一个复杂纠结的妄想系统。临床研究显示，妄想症患者中，常见的有夸大妄想、被害妄想、多情妄想、疑病妄想等。在这一症状形成的过程中，情感对思维进程有明显的影响，病人妄想的内容往往与病理的情感相一致。如情感抑郁病人往往产生被害妄想；而躁狂病人往往产生夸大妄想。

从表中所列的毛泽东的恐惧妄想中可以看到：首先，这是一种“被害妄想”；其次，许多妄想不符合基本的生活常识，如天花板上怎么可能“藏人”（后来发现不过是一只野猫）；再次，他在政治方面受挫的心态，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因素，影响着他的疑惧/妄想。医生李志绥还提到了毛的疑惧/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础：毛长期以来患“神经衰弱”而导致严重失眠，“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瘙痒和阳萎，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毛的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41]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为昼的生活和工作习惯，使他永远在黑暗中思维，而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只会促使他在漫长的旷夜中加深各种无来由的猜忌和妄想。

2.毛泽东对“政变”的恐惧：理解“文革”期间政治演进的一条线索

了解到毛晚年可能有妄想型精神病症状，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在“文革”中一手制造那么多常人不可理喻的冤、错、假案。毛的“被害妄想”与他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所谓的“防止反革命政变”有直接关系。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政变”的动向或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被害妄想”像一场不可摆脱的噩梦贯穿了毛的晚年，直至他死亡为止。究其原因，或许可以说，恰恰是毛自己为了打倒刘少奇，先组织文人秘密地造“舆论”，继而调动军队，以政变的方式，用莫须有的罪名，推倒了党内第二号人物，打击了一大批各级干部，因此毛潜意识里往往会担心别人也对自己搞所谓“反革命政变”。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他那个著名的关于“反政变”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42]林彪所说的使毛恐惧了几个月的“政变”者，指的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指责这几个人试图“政变”，确实毫无根据，而这4位毛的追随者也从未有过如此想法。然而，毛的妄想居然引发了整个中共上层的互相猜疑指责。在5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陈毅、周恩来等人也毫无根据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黄袍加身”，以至于朱德嘲讽着反诘道：“我80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43]显然，这又是一出天方夜谈。

不久，毛的重要打手康生又指责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要搞“二月兵变”。有关这一荒唐的指控，1980年的中共文件是这样描述的：1966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借房子。7月上旬，北京大学有人贴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是要搞兵变。康生抓住这个捕风捉影的材料，不经任何调查，就在7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的群众大会上，蛊惑人心，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经过，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当时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有余认为这是谣传，康生就指控孙“替彭真辩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立场”，要罢他的官。还有一些人为此受牵连，挨批斗。[44]

这种根据几张莫名其妙的大字报所作的指控，本来就是完全的捕风捉影。但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却就此改变，对贺龙从“保”到“弃”，将贺龙“隔离审查”，直至迫害致死。不少学者认为，促使毛下决心打倒贺龙，不只是“二月兵变”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还因为毛担心贺龙与苏联军方可能的“勾结”。[45]1964年11月，中共派出由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11月7日的国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私下向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贺龙当场反驳，并立刻报告了周和毛。尽管贺龙以其行动向毛表示了忠心，但毛却一直疑云未消，最后终于在“文革”中将贺龙投入黑牢。贺龙不是毛的嫡系，却一直对毛忠心耿耿，甘作“家臣”。在延安时期，毛执意要和江青结婚时，遭到政治局成员的反对。但时任军中要职的贺龙挺身而出，为毛保驾，他用土匪腔说道：“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一时颇得毛的欢心。然而，从毛对贺的多疑寡信、刻薄少恩，最终把贺作为假想的敌人加以消灭，似乎越是想接近毛、越是积极向毛表示忠心的人，却容易引起毛的疑惧/妄想。从“被害妄想”症的临床表现看，这是常见现象，患者的疑惧/妄想常常从他最接近的、印象最深刻的人和事开始。

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命运，或许会有新的理解。罗瑞卿一直是人所皆知的毛的忠臣，他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对毛的安全保卫可谓鞠躬尽瘁，几乎达到了由罗自己亲自担任“私人保镖”的程度。毛可能原先准备让他将来代替体弱多病的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但阴差阳错的是，刘少奇在1965年5月接见一个外国客人时先把这个安排说了出来：“每个人都要准备自己的接班人，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46]刘的这一讲话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毛泽东看了这一文件便产生了对罗的猜疑。心胸狭窄的毛不但无法容忍他的亲信被自己正准备打倒的政治对手提名为国防部长人选，而且进一步怀疑刘、罗之间可能有类似“政变”之类的阴谋。于是，罗瑞卿就突然被关押了起来。

在中国古代的君主中，恐怕找不到几个人曾连续地亲手杀死或逼死自己安排的储君。而毛泽东就偏偏这样做了。从1966年到1971年的短短5年里，他连续杀死或逼死了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人都是他先后钦定的“接班人”。刘、林不但隶属于毛的嫡系，而且都曾经对毛不遗余力地大肆吹捧而获得信任。刘少奇曾帮助毛在“延安整风”中击败了毛在党内最强大的对手王明，又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毛得以发动“文革”，则完全得益于林彪倡导的对毛的个人迷信和林的“保驾护航”。然而，不可理喻的是，毛偏偏对这两人的疑惧/妄想程度最深，时间也最长。

例如，1966年5月18日林彪关于“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是他揣摸毛的本意并得到毛批准后的发言。林彪在讲话中提到，毛为了防止政变，几个月来“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一陈述亦属实情。当时，毛林关系正处于炽热的政治“蜜月期”，官方媒体则将林彪称为毛的“亲密战友”。可是，林彪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表此讲话后仅1个月，毛竟然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47]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明显地，毛非常怀疑林彪大谈政变的动机。5年后，林彪死了，为了证实毛对林彪的先见之明，毛的这封信被公布了出来。然而，这封信不也同时揭露了毛多疑的特征吗？在毛、林的政治“蜜月期”里，毛尚且如此怀疑林彪，那么，毛什么时候真正信任过任何掌握党政军大权的部属呢？

有趣的是，按中共的官方说法，林彪及其死党（其实是他的儿子林立果等人）在1971年确实策划了暗杀毛的政变。即便此说属实，那么这一“政变”也可以说是毛的日益严重的“被害妄想症”一步步逼出来的。1970年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开始公开冲突。双方的争执焦点似乎是“设国家主席”问题。根据今天多位学者的分析，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毛并没有说一定“不设国家主席”，林也从没有说他要当“国家主席”。[48]可是，研究者们通常止于此地，而忽略了对毛泽东的妄想心理的线索追踪。毛在这次会议上发现，自己的“家臣”陈伯达（原任毛的秘书，后由毛指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竟然与林彪意见一致，并为林摇旗呐喊，连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都曾一度站到了林彪一边，这立刻引起了毛的疑惧。因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家臣”的“不忠”，由此又可能联想到林彪拉拢“家臣”和“大内总管”，是否图谋不轨。庐山会议以后，林彪便被说成是“在庐山搞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49]毛的妄想症在庐山会议后日益严重，据李志绥回忆，毛甚至把周恩来派来的3个诊断他得了“肺炎”的医生，硬说成是“林彪派来毒害”他的特务。随后，毛的关于林彪要搞“政变”的妄想似乎越来越强烈，他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林彪的反常做法。例如，他作为党的主席，公开破坏党的纪律，在1971年8月至9月的南巡中，到处拉拢地方军政大员，攻击党的副主席林彪，同时积极准备再发动一场类似打倒刘少奇那样的宫廷政变。如同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他的亲信们在“571工程纪要”中所言：毛“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50]如果说，年轻气盛的林立果等人产生了政变的想法，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毛的“林彪欲政变”的“妄想症”逼出来的铤而走险之举。

3.毛泽东偏执型人格的政治后果

在毛泽东一生的最后20年里，他的多疑已发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例如，1959年，他把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冲突，与彭的乳名“彭得华”联系起来，据此认为彭有危害毛的野心。毛在决定整倒彭德怀的哪一夜，“吃3次安眠药仍然没睡觉”，他对自己身边的卫士田云玉说：“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51]再如，1971年林彪死后，毛泽东曾向人打听说∶“李医生（李志绥）的儿子取名李重，重是千里，志在千里，李志绥是不是有野心？”[52]对这种现象，精神病学诊断可能会指为偏执型人格障碍。

按照医学标准，偏执型人格障碍有如下表现：

（1）广泛猜疑，常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或无足够根据，怀疑会被人利用或伤害，过分警惕防卫。

（2）将周围事物解释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阴谋”，并可成为超价值观念。

（3）易产生病态嫉妒。

（4）过分自负，若有挫折或失败则归咎于人，总认为自己正确。

（5）好嫉恨别人，对他人过错不能宽容。

（6）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

（7）忽视或不相信与患者想法不相符合的客观证据。因而很难以说理或事实来改变患者的想法。

患者的症状至少要符合上述项目中的3项，方可诊断为偏执型人格障碍。具偏执型人格的人少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偏执行为持否认态度。[53]

毛泽东晚年的性格特征几乎符合偏执型人格的上述所有病症表现。心理学研究揭示，老年人的性格特点常常是其青壮年时期性格的加强和发展。青年人和中年人对自己心理和行为上的弱点，有时能自我控制，所以这些弱点未必会向极端倾向发展。但是，到了老年之后，人的自控力变弱，原来比较隐蔽的性格特征随时可能暴露出来。毛自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又是一个激动型的诗人。他本来就容易受非理性的唯意志和失控的激情所支配，到了他的晚年，这些性格特点便发展成为偏执的病态。

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和他的“敌人们”的冲突之起源和发展，常常会发现，这些冲突的骤然升级，往往涉及一些相对来说无关紧要的事引发的意气之争。在许多场合，毛明显地表现出上述偏执型人格的第6个特点，即“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毛在“文革”中反复表示：他与刘少奇的重大理论分歧爆发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54]当时，毛与刘就“四清”的一些问题有一些不同看法，刘在毛讲话时插了话。据与会者回忆：他们只是各说各的，没有任何直接的冲突。会议闭幕前，邓小平出于照顾毛的身体，建议他可以不参加闭幕式。不料毛不仅勃然大怒，还拿出了《宪法》和《党章》，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剥夺了他的“言论自由”；毛甚至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55] 按照毛的说法，就是在这次冲突之后他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现在看来，毛当时的反应完全与偏执型人格的第一个特点相符，“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毛原本同意刘少奇建议的派工作组进入大学的作法。但在这次会上，毛却出尔反尔，不仅否认自己曾赞成派工作组，而且攻击刘少奇通过工作组“镇压”“文革”。毛当众指责挖苦刘少奇：“你在北京专政嘛，专的好！”毛还语带威胁地说：“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这时，刘忍无可忍地表示：“无非是下台，有5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引者注）”。[56]本来，毛对刘的指责就属于食言自肥、无端寻衅，一旦刘少奇稍稍表示了不满，毛在偏执型人格的支配下，不但不肯认错，而且雷霆震怒。于是毛进一步扩大事态，他马上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与刘的个人争论归结为与一个假设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同时，毛又改变大会议程，改组政治局，将林彪确立为接班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偏执型人格的第四个特点，即“过分自负，若有挫折或失败则归咎于人，总认为自己正确”。

从精神病病症的角度来解读毛泽东晚年的多疑和残忍，绝非标新立异或危言耸听。实际上，在发动和领导“文革”的中共上层集团中，有病态人格和精神病病症的人绝不止毛一个人。例如，江青早在1959年就被多名专家诊断为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57]；康生“建国后一段时期……被毛泽东冷落，中共许多领导大多熟知其整人善变的习性，同他疏远，所以他一直称病韬晦、深居简出，而且患了很重的精神病。当时康生的病情挺严重，有幻视、幻听的症状，明明窗明几净，可他偏说有壁虎在爬动。” [58] 至于“副统帅”林彪，多名医生（包括他的保健医生）都诊断他精神有问题。“文革”初期李志绥去为他检查身体，一看到他就认定“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59]法国学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学者皮埃尔。朗契尼克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病夫治国》。在该书序言里他们写道：“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时候，疯子，能见到幻像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而且不仅仅是在偶然的机会使他们生而为王的时候。通常，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60]中国那场疯狂混乱的“文革”的领导者们，他们的病态不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吗？

三、毛泽东的政治幻想：左右毛主义的重要因素

缺乏想象力的领袖人物很难开拓新的局面，取得划时代的成就；但沉溺于幻想中的领袖可能把国家作为巨大的实验室，使整个民族陷入灾难之中。不幸的是，毛泽东正属于后者。很多晚年毛泽东的研究者在解释他的错误时，常常把缘由归结为毛的“理想主义”。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理想不同于幻想，不符合客观实际和社会规律的理想只能是空想和幻想。幻想是人抓住现存或历史上某些事物的某些方面，对它们进行观念的加工，用观念的联系代替事物之间客观的、真实的联系，把这些个别的方面加以夸大而虚构出来的东西。毛泽东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他的空想主义和幻想主义有关。如果说1958年“大跃进”中毛试图通过“一天等于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荒唐的口号来“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反映了他在经济建设中游离现实、陷入梦幻的空想主义，那么，他发动“文革”时，企图通过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不断革命”和“斗私批修”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建成一个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社会，则突出地表现了幻想对其政治实践的影响。

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在人类的正常生活中，幻想具有缺失补偿的积极作用，是一种正常的精神现象。但是，当一个人把幻想一味当作现实，便可能被视为一种精神病症。在晚年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他常常沉溺于幻想之中。据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8年，毛泽东到上海。市委负责人为毛安排文娱活动，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演出时，“毛泽东是很容易入戏的，用现在的话讲，叫‘进入角色’。一支烟没吸完，便拧熄了，目不转睛地盯看台上的演员。……然而，这毕竟是一出悲剧。当金山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泽东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的恐慌。他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擤鼻涕。到了这步田地，我也只好顺其自然。我只盼戏快些完，事实上快完了，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就在镇压的那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裤子一下子脱落下来，一直落到脚面。“ 戏剧闭幕后，”全场的鼓掌声终于将他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但是，在闭幕后接见演员时，”他是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他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61] 这一观剧细节显示，毛很容易进入戏中的虚拟世界，不仅动情大哭，还拍案而起，以致掉了裤子，大失仪态。如果说这些举止还可被理解为”进入角色“，那么，他对”反面人物“法海的仇恨，乃至于对扮演法海的演员的不理睬，便只能用他不能正常地从幻想状态中解脱出来加以解释了。

如果说，毛在观剧时表现出来的幻想型行为还只涉及生活模式，那么他在政治行为和政治认知上的习惯性幻想，则可能构成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走向的关键性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习惯性幻想可能无意识地支配着他的认知和行为，使他的行动偏离理性轨道。现代心理学认为：无意是对某种对象不自觉的、不由自主的反映的认识，相当于“下意识”。[62]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毛泽东的政治行动常常很明显地受潜意识和政治幻想的支配。下面试作分析。

1.毛的“人民”情结和“帝王”幻境

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有一个深深的“人民”情结。一方面，毛以为，“人民”永远渴望着他的领导；另一方面，他又把人民视为可任意摆布的子民。因此，他有理由随时代替人民决定他们的利益，而“人民”会因为对他的依赖而紧紧跟随。当党的宣传机器把他从“人民的大救星”抬高到“万岁、万万岁”时，这种“人民”情结也脱离了理性认知，转化为毛的潜意识。他不再相信，人民可能期待别的选择；即便现实揭示出相反的情形，他的这种潜意识也不再改变，而是宁肯生活在自欺欺人的语境中。从更深层次来看，毛的“人民”情结其实不过是他的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的外化和包装而已。由于毛不便使用“帝王”话语，因此，他只能用“人民”和“人民利益”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驭民企图；同样地，他也随时需要人民的“山呼万岁”来确认自己“君临天下”的感觉。1966年他先后8次接见上千万各地赴京的“红卫兵”，不仅仅是为了煽动这些幼稚的年青人为他“冲锋陷阵”，也是为了体验和感受对他个人的崇拜和盲从。当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激动若狂、山呼万岁的百万“红卫兵”时，当天安门城楼被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时，毛的那种以“人民的天然代表”为包装的“帝王情结”，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从50年代开始，从毛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里可以看出，人民在毛的政治生涯中只不过是实现其政治幻想的工具，他从来不以民生为念，又时时想操纵民众为自己的政治幻想服务。50年代后半期，在一次毛与李锐的谈话中，李锐听到毛说出了心中的真实想法：“他公开说，我们现在就是搞愚民政策，我们现在就是训政时期”。[63]由此看来，“人民”和“人民利益”不过是毛的“愚民政策”的一个巧妙的道德籍口而已。

毛泽东一向申明并坚信，他发动的“文革”是符合占人口90%以上的“人民”利益的。1966年6月，正值“文革”风云如火如荼之际，毛泽东在韶山写了“七律。有所思”，以诗言志，表达了自己发动“文革”的心迹。他写道：“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64]高华对此诗作了精彩的阐释：“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65]7月8日，毛在给江青的信中提到：“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66]7月16日，毛在武汉畅游长江，当狂热的民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时，毛回应道：“人民万岁！”[67]8月18日，毛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上与林彪谈话时又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显然，毛认为，要使“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就需要由自己来发动“这个运动”加以推动。尽管他高呼“人民万岁”的那一刻或许是真诚的，甚至可能连他自己也被感动了的，但同时他也坚信，对他高呼“万岁”的“人民”只能由他来代表、由他领导并任由他来“运动”。

与刘少奇、彭德怀相比，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特征是，当自己的政策给人民带来严重的恶果时，毛不愿意、也不敢面对真相，而是时常退缩到幻想中去，自欺也欺人。例如，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上庐山开八届八中全会前，回访了故乡韶山。在那里，他亲耳听到了乡亲们对“大跃进”的抱怨，目睹了“公共食堂”的惨状，也听到了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基层干部对“大跃进”已经出现的恶果的汇报。面对这种极为困难、悲哀的局面，毛泽东却掉头沉浸在自己的政治幻想中，吟出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1959年6月28日，“到韶山”）和“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1959年7月1日，“登庐山”）。这不是什么“诗人的浪漫”，而是政治领袖用幻想来自慰。紧接着，全国发生了“三年大饥馑”，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毛泽东听到了大量有关大饥荒的实情报告，不得不表示自己不再吃肉，以体现与民共苦，但与此同时，他再次用幻想中的“红霞万朵百重衣”和“芙蓉国里尽朝晖”（1961年，“答友人”）等诗句，来虚构一幅歌舞升平的图景以自欺欺人。与当时全国民众极其悲惨的处境以及从肺腑中发出的悲怆求救的呼唤相比，与彭德怀在湖南民间考察后写下的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相比，毛的这种幻想是何等的不以民生为念，已毋需多言。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从50年代起，毛在许多方面经常本能地、无意识地欺骗自己，也试图欺骗党内各级干部和民众，同时创造并维护着他个人需要的自我愉悦的幻景。

到了毛的最后岁月，他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发动的“文革”遭到了全国上下多数人的抵制和否定。他曾经对身边的亲信表示：“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68]显然，他明白自己的“英明伟大”早晚会被颠覆。然而，他却不愿意承认自己这个“人民领袖”的失败；相反，他顽强地死死抓住“君临天下”的最后感觉。1976年元旦，在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毛已经是病入膏肓、苟延残喘之身，但他在《人民日报》上高调发表了自己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前一首词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语句，夸张地表现了毛的唯意志论和“万物皆控于我”的意识；而后一首中“鲲鹏展翅九万里”、“背负青天朝下看”之类词句，充分显示了毛的那种凌驾于神州之上的自负和狂妄。20世纪40年代中期毛写过“沁园春。雪”，词语之间，蔑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自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帝王情结”，跃然纸上。到了毛将死之即，他的这种心态毫无改变，尽管失败在即，他依然幻想着自己能“鲲鹏展翅”式地在政治上随意挥洒。更准确地说，毛此刻只能在文学幻境里体验自己的“伟大”和“历史地位”了。他生前看过的最后一部电影是“难忘的战斗”，当银幕上出现了解放军入城，市民和学生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地夹道欢迎的镜头时，毛老泪纵横。[69]这可以被看作是毛对自己当年的“成功”深深的依恋；也可以被理解为毛对自己晚年的失败和“君临天下”的即将逝去心犹不甘。

2.“公社”情结：毛的政治幻想

毛泽东还有一个深深植根于头脑中的政治幻想，即“公社”情结。“大跃进”时期它表现为毛鼓吹的“人民公社”，其模式觅自《张鲁传》。“文革”时期，它又改头换面地变成了用马克思主义包装的“巴黎公社”。

毛对“巴黎公社”的钟情可追溯到1926年，这一年3月18日他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演讲，题目便是“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70]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又用“巴黎公社”为理论武器整过彭德怀。[71]“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和8月，他把北大聂元梓等7人写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72]，“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73] .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也这样写道：“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74]1966年11月，在毛泽东第6次接见“红卫兵”时，“副统帅”林彪代表毛讲话说：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 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75]1967年1月31日，《红旗》杂志在1月夺权的高潮中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76]

其实，被毛高度赞誉的聂元梓等人揭发北大校长陆平的那张大字报，与巴黎公社式国家机构重建，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当年，刘少奇下台前对此也百思而不解，他对伍修权说过：“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77]比较习惯于理性思考的刘少奇可能至死也未明白，毛的“公社”情结并非理性认知，而只是政治幻想，岂能以理论之？毛当时拉过“巴黎公社”这面旗帜，不过是为了给自己鼓动全国“造反”、“夺权”提供一些马克思主义包装的理论依据和道德基础罢了。那么，毛当时是否真就“巴黎公社”模式深思熟虑了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与其说毛确认“巴黎公社”模式是取代当时的党政权力结构的最佳选择，还不如说，有关“文革”要走“巴黎公社”道路的说法，不过是折射出毛潜意识里的“公社”情结。

毛在“文革”早期提出“巴黎公社”道路之后，中国还真出现了仿照毛的说法而建立的中国式“巴黎公社”。1967年2月5日，上海市“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建立了新政权组织，特地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是张春桥揣摸毛关于“巴黎公社”的说法而安排的名称和形式。“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称：目前由各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群众代表，与驻军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的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最终目标是，“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78]看起来，“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阐述的“崭新权力形式”的构想，正符合毛泽东反复宣称的反官僚主义、追求政治平等、恢复巴黎公社伟大理想的“文革”目标。然而，它却意外地遭到了毛泽东的激烈批评：“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毛甚至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不久，毛又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说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79]

将毛对虚幻的“巴黎公社”道路的高度赞扬和对现实的中国式“巴黎公社”的刻意贬低加以对比，可以发现，原来他对巴黎公社全民选举的民主新政体的憧憬，不过是他无意识中的幻境。当上海的“造反派”天真地按照幻境构筑新政体时，毛却从中看到了这种制度试验对自己的“天下”的威胁。事实上，毛的“公社”情结不过是叶公好龙式的幻想，他还没糊涂到把自己的权力建构在无法确实操控的海市蜃楼之上。毛发动“文革”的本意，无非是要清除党内异己，确保大权独揽。尽管他曾把幻想中的“巴黎公社”道路拿来作为挥舞的旗帜，但却不愿意真正的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把他的权力体系变成虚渺的存在。所以，毛果断地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而“ 革命委员会”的产生，要在“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上由上级批准，这与“文革”前的任命制并无区别。于是，一场号称以“改变官僚体制”为目的之“文化大革命”，最后仍然回归到党的集权专制。这个在“文革”中形成的新官僚体制，甚至比“文革”前的更加集权，更加专制，更加法西斯化。与此同时，所谓“巴黎公社的原则”也变成了故纸堆里的垃圾。

3.毛的政治幻想的心理根源和行为表现

心理分析认为，意识与潜意识或无意识组成了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活动常常在它们中间寻求平衡。潜意识或无意识是意识的深层部分，包括原始冲动、本能以及各种欲望，由于社会标准不容，它们往往得不到满足，被压抑到无意识中。每当人的意识以及欲望受到挫折时，人就可能下意识地启动“自我防御机制”，以保护自己。这样的“自我防御机制”包括转移／替代，合理化／文饰，反向（以相反的行为表现），歪曲，幻想，推诿，补偿，升华等等。由于这种自我保护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便带有自欺欺人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上关于毛的政治幻想的心理根源和行为表现就有了一些心理学方法的新解释。

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他显然自视为高于“秦皇、汉武”的“千古一帝”。但在当今世界，他已无法公开称帝。因此对毛来说，他只能经常性地通过“压抑”把“帝王情结”藏到无意识中去。另一方面，他也不时会启动“转移／替代”（用另一个目标替代原来的目标）机制，即采用冠冕堂皇的“人民”这一集合名词来替代他的帝王情结。毛经常下意识地运用的另一种机制是“合理化／文饰”的手法。比如，他自命为“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从而将自己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毛在“文革”初期对“巴黎公社”的鼓吹，也充分表现了他把自己不合理的做法通过某种自欺性程序变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的心理过程。而当他否定“上海人民公社”这一“巴黎公社”道路的实践时，他使用的是“自我防御机制”中典型的“反向”行为，即他的“自我”为了控制或防御某些不被允许的冲动而有意识地作出相反的举动，因此他不顾自己当初对“巴黎公社”道路的美誉，而毫不留情地贬低“巴黎公社”的不适用，又嘲笑全面选举的幼稚。

进一步来看，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铲除一大批党内异己的“文革”运动，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责难，毛的一系列行为模式基本上符合心理学所说的“自我防御机制”。首先，他把自己与刘少奇之间无原则的“权力斗争”，深深地掩藏到无意识层次里；其次，他用另一个“光明正大”的目标，来替代说不出口的真正目的，“继续革命”就是一面这样的“旗帜”；再次，他用充满道德感召力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诉求，试图把冷酷的充满私人目的的高层权力斗争合理化。

毛泽东1955年在嘲笑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时说过：“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80]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认识，把这句话理解成毛泽东“文革”时期非理性心态的写照，大概是十分恰当的。

【注释】太多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