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台湾一家书店的网站里有《生理学大纲》出售，作者是吴襄和林坤伟。我当年在贵州读研究生时，吴襄和林坤伟都在那教研室里，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我知道吴襄这名字，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早到我文革前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书时。二年级开始学生理学了，我到图书馆去找参考书，看到一本半旧的《生理学大纲》，作者就是吴襄。我读了几章，深感大纲脉络分明，纲举目张，叙述又明暸晓畅。后来才知道，吴襄这本书，当初出版时，就深得医学界推崇。吴襄因此还获得了吴大纲的称号。
吴襄是解放初期回国的。那时新中国的成立，确实吸引了一大批海归的学子，他们抱着科技兴国的理想，投身到这新政权的建设中。吴襄回国后，一开始颇得重视，被评为一级教授。
吴襄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开创中国肾脏生理的研究，因为当时这一领域，几乎是一块空白。然而正当他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工作时，历史的车轮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鸣大放，叫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一批一腔忠愤的读书人，一批指点江山惯了的民主人士，一批阅世不深的青年学生，天天在报纸上，在大会小会上针砭时政。然而吴襄没有。他不想当官，也不垂青政治，他只是个搞学问的人，当时只关心那肾小球肾小管是如何调节人体的水盐平衡的。可是他不关心政治，政治却没有忘记他。学院领导几次亲自登门，请他去开会，去帮助党整风。说党对他寄以厚重的期望，当党最想听到逆耳忠言时，你却一言不发，不是太叫党失望了吗。领导说得几乎下了泪，吴襄终于惶恐了，第二天在会上开了口，说生理学教材不应全盘照搬苏联的，不应只谈巴甫洛夫，英美杰出的生理学家的贡献也应介绍。这几句话后来就被作为反苏的辫子，被人家一把揪住，拖到了内定右派的网里，从此不能上讲台，不能作科研，只作为反面教员，养了起来。
这一养就养了二十年，养到邓小平在北京呼唤“科学的春天”的时候，才还了他名誉，还了他地位，还了他尊敬。但还不了的是那二十年的岁月，那七千多个如枯叶一般落在他身边的日子。
记得我考取了研究生，见到吴襄教授时，他已是一头银发。他人慈眉善目，嘴角总带着笑意。他握着我的手，问我多大了，我说: 老了，三十多了。他笑着说：老什么，我刚回国时，都快四十了。我说：我哪能和您比啊。他听了后，想了想，认真地说：这话该我说。我不能和你们比，你们比我有希望。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有张漫画，好像是丰子恺画的，叫头尾汤。画的是一碗鱼汤，鱼头和尾都露在汤面上，那没在汤里的中段，却只有一根脊骨，全然没肉。我这一生，就是这一碗头尾汤，哪能和你们比，你们中段还在，还有希望。
我听后很伤感，但也有点替他担心。好在那时候已是胡耀邦主政，中央有了文件，反右运动总算被认为扩大化了。不然，就凭这几句话，不是又该给他戴上右派的帽子，再养二十年吗。
我读研究生，吴襄教授不是我的导师，但吴襄虽然不是我的导师，仍常常带我们读论文，带我们学英语。五六个人在一间空教室里，围坐在一起，一人读一段，讲一段，像师生，更像朋友。冬日的阳光透过窗子照到我们身上，那情景至今都记得。后来他退休了，去了北京，又去了大连。他在北京通县时，我去看过他。因为顺便在王府井买了两盒茯苓饼送他，被他好生埋怨了一场。现在，吴襄教授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是朋友告诉我的。每想起这位专家，这位老人，我眼前就浮现出他慈祥的面容，和这头尾汤的感慨，心里就感到不平静。愿历史别再重演，愿中国别再折腾。中国的科技振兴，需要的正是有头有尾又有丰硕的中段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