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血与火中走出死结 （上）
----- “六四”二十周年回顾和反思
文 / 乔亮
二十年前，在四月份的北卡州，天气异常地好。那是一个骚动的年代。 那年，北卡州立大学（ NC State ）的篮球队，在 Jim Valvano 的带领下，还能与北卡大学（ UNC-Chapel Hill ）及杜克大学队在一起抗衡一番。在疯狂三月， NC State 狼队打入 NCAA 四强的呼声甚高，虽然后来功亏一篑，但使 NC State 球迷们狠狠地兴奋了一场。那是 1989 年，那时还没有 CARY TOWNE CENTER MALL ， SOUTH POINT MALL 和 TRIANGLE TOWNE CENTER MALL 连蓝图还没有， RALEIGH 城区没有博物馆，当时城里最高的建筑物是 CP&L Plaza ，现在已被新起的银行大厦和会展中心淹盖得暗淡无光。那个年代，没有通商条约，没有企业外包，没有基地组织，美国和苏联还在冷战，美国人还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那是 1989 年春天，一场全球动荡就要开始。可是在美国的华人对此还浑然不觉。
“有一天，电视上出现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对中国有些人来说，胡耀邦是希望，是救命恩人。可对我来说，他只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大官。”现在在北卡州某大公司做经理的汤尼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20 年前的景像历历在目：“我功课很忙，还要帮老师做实验，电视机一个星期都不碰一次，别说是胡耀邦死了，就是邓小平本人归了天，我也不会注意太多。”汤尼当时不知道，以后几个月事情的发展，使得他再也不能平静地读他的书和做他的实验。
从“悼念”到“争取民主自由”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使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不得不抬起头来看看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4 月 17 日，学生们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 500 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当晚广场上就聚集了上千人。 4 月 18 日，北大学生约 3000 人游行到天安门，途中有近千名清华学生加入。 4 月 19 日，广场上已有近两万人，学生们冲击新华门，要进中南海献花圈。 4 月 20 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发表社论，呼吁《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批评学生们在新华门外静坐。这一天是“六四”学运的转折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非但没有将学生运动压制下去，反而将火拨旺，学生抗议活动漫延到西安、天津、南京、上海、成都等地。 4 月 21 日，北大学生开始停课。当日上午，三名学生代表在世人的眼前上演了悲壮的一幕，他们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向国家领导人递呈“七点要求”。可是他们跪了很久，在人民大会堂内开会的领导们没有一人出来接受学生们的要求，这一场面由图片和电视传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学生们开始受世人注目！
这个镜头，也引起了当时在威斯康星攻读社会学研究生的薛海培先生的注目。薛先生是读文科的，又是读社会学的，在北大学生们酝酿学潮的时候，在北美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薛先生的同学和朋友们开始聚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学运以及民主进程的问题。几千公里以外，在梨花催雨的教堂山学府和雍容典雅的杜克大学校园，很多学文科的学生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的热情，终于也感染得像本文开头中汤尼这样的理工科留学生也抬起头来看看电视，关心一下国内的学运。在这段时间，海外的中国人对国内的学运还处于观望状态。当年在 NC STATE 读书，后来在六四前后十分活跃的汪先生如是说：“六四以前，海外的中国大陆人曾有以王炳章为道的《北京之春》和胡平等人主持的民联和《中国之春》在北美留学生中力倡民主。不知为什么，这些人正好在 89 学运前一个个在内斗中出丑闻的出丑闻，辞职的辞职，随着国内学生运动的逐渐高涨，海外的民运反而陷入群龙无首，分崩离析的境地。“
相反，国内的学运的发展，并没有受海外民运什么影响，事态的变化开始越来越快。 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会，北京是平静了一些，但西安、长沙、武汉等地都有骚动。 4 月 23 日，北京市高校临时高联向全国各高校提议无限期罢课，提出了“争取民主自由“的主张。一直到 4 月 26 日，鉴于学生们在全国各地的抗议行动，中共高层最终给学生们的行动下了定论 —— 即这场学生运动是“动乱”。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一出，学生们当然不服，就是地方和基层党政部门也觉得调子定得太高，不利于安定团结。为此，当时的中共高层，包括强硬派代表人物总理李鹏也做了一些努力，缓和调子，组织与学生们的对话。一直到 5 月 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温和派代表人物赵紫阳出来说话定出缓和的调子。 5 月 5 日， 80% 北京高校学生复课，这场风暴似乎慢慢平息下来。
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登上世界舞台
如果不是 1989 的另一个重要事件， 89 学生运动也不会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这件重要事情是：前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 5 月 15 日访华。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 30 年来第一次访华，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中苏热对抗时代的过去，新的合作时代的到来，为了这次访问，西方记者大量涌入中国，想对这个访问作出深入报道。可是，他们一下飞机，就被街上到处挥舞的标语、红旗，以及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学生市民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将镜头对准了游行示威抗议的学生们。 5 月 7 日，《华盛顿邮报》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王丹和吾尔开希，从此这两位学生领袖成了 89 学运的面谱，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
到了 5 月 13 日，由柴玲等人发动的绝食运动，将学潮推上了更高的高峰。绝食的学生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当一张张年轻的因绝食变得苍白的脸显露各种媒体上，不但全中国的人都加入声援，募捐和抢救，连远在大洋对岸的美洲华人，也开始行动起来，组织各种各样的非官方组织，声援国内的学运。现在回过头来看，显然当时中共高层同情学运的温和派都知道学生绝食这一招会使党内的矛盾激化，他们从统战部长阎明复、政治局委员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到知识分子自由派严官其、戴晴、刘晓波等都到天安门广场上劝学生们停止绝食，复课，但学生们不听。 5 月 15 日，学生发动北京大游行，长安街交通瘫痪，连前来访问的戈尔乔夫都不能在人民大会堂作欢迎仪式。而是在首都机场临时摆出欢迎的架式。因为迎宾红地毯困在人民大会堂无法运出。 30 年来第一位访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居然没有红地毯来欢迎他。
随着学生绝食运动愈演愈烈，中共高层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学生坚持绝食一天，强硬派就多一分理由镇压。温和派的首领赵紫阳终于顶不住了。 5 月 16 日，在接见戈尔巴乔夫时，赵紫阳对大批记者揭露了邓小平是中央实际掌舵人这个“秘密”，一下子将恼怒的邓小平推到了前台。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常委在邓小平家开会，李鹏将矛头指向赵紫阳。第二天，在探访就医的绝食学生后，赵紫阳向邓小平交了辞呈。 5 月 19 日，赵紫阳在凌晨时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向学生们道歉，劝学生撤退，这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后一次露面。 5 月 20 日上午 10 时，李鹏在电视上颁布北京戒严令。
这一切，都被国际媒体记录下来，并转播海外。越来越多的海外中国人对中国新闻越来越关心。西方媒体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也连篇累牍地对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做详细的报道。到了 5 月 20 日，中国的 89 学运，完全占领了世界媒体的舞台。
海外华人集体“上梁山“
对海外的中国人来说， 5 月 20 日的戒严令是海外支援 89 学运的总动员令。薛先生回忆道：“ 5.20 基本上是个转折点， 5.20 以后，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留学生联谊会纷纷站出来表态，支持国内学生的爱国行动。” 当被问及当初李鹏宣布戒严令是不是正确的，薛先生说：“现在回过头看，当时中国的民主意识，道德标准，以及政治素质都远没有达到一个民主社会所要求达到的水平，所以在表达方式上，也显得单纯，幼稚和激进。即使当初民主一方胜利了，以后还不知道要捅出多少更大的漏子 …… ”但薛先生至少在感情上还不能说李鹏的戒严令是完全正确的。当年的海外华人中有很多人和薛先生有同样的看法。汪先生更直接了当一些：“现在看来，当初政府不惜一切力保稳定，对后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李鹏，袁木这样的强硬派代表人在台上宣读通令，使人想起了文革。不管信息是否正确，让他们来传播简直是误了大事。”
虽然在“ 5.20 ”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已不单纯由学生来主导了。可是 ，海外的媒体还是众口一致地把每个进入他们摄像镜头的人称之为“学生”。一但被称之为“学生”，那人做的事就浪漫起来。比如说，“学生们”向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像泼墨水，“学生们”在街上当纠察队维持秩序，“学生们”举着标语红旗游行示威表示“支持学生”。当中央美院的学生将一座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女神”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北部时，大批在美国的海外中国人都流下了热泪！很多人在北美洲这里闯荡江湖，吃苦耐劳，当少数民族，不就是为了“自由”二字吗？如果中国也实行民主自由，那多好啊，大家也别在这洋鬼子地盘混了，回中国去！
进入六月，天气开始炎热，海外华人支持国内学运的活动更是蒸蒸日上。在北卡州三角地区，汪先生等人开始聚会，要建立独立于联谊会的学自联组织。一些本地的学生和学者们纷纷接受报纸和电视台的采访，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在薛先生所在的威斯康星，基本上都是联谊会在组织学生的抗议活动。薛先生本人在六月初带着一些捐款，回到了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
“六 . 四”事件终于发生了。在此之前几天，美国的媒体早已被逐出北京， CBS 曾有一段实播，现场报道了中国警方要 CBS 的主播 Dan Rather 切断卫星通讯天线， Dan Rather 与之周旋的小插曲。这一招果然奏效，“六 . 四”清场发生的时候，在美国是白天，大家只能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一片黑暗，听听广播里的枪声。立立女士当时是杜克大学的研究生，她回忆说：“因为家在北京，当时听见这么多枪声，电话又打不通，真令人担心死了。”立立女士当时还有个弟弟在北京读大学，她听见电视里报道说天安门广场上开枪了，很怕她弟弟会由于年轻气盛而和其它学生一起留在广场上，“我急得都快哭了。”
如果当时还有一部分留学生对中国政府抱有幻想，认为“人民解放军不会向人民开枪”的话，此时他们的幻想正式破灭，代之而来的是伤心，沮丧，和按捺不住的愤怒。于是，海外华人集体上了“梁山”。
解放军开枪后第二天，北卡三角地区各个华人教堂都开设了专门的纪念服务，纪念“广场上英勇牺牲的学生们”，虽然现在发现 6.4 凌晨在天安门广场呆着的学生基本上没有伤亡，但当时大家心里只有柴玲的声音在哭诉，“ …… 坦克已经把他们（指广场上一些来不及撤走的学生）碾成了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 ”（柴玲６月８日录制的录音带）。更让中国留学生们情绪激昂的，是外国记者 Jeff Widner 在北京饭店 5 楼拍摄的一段 : 一个年轻人（据称名叫王维林）单人匹马用身体挡住了在长安街上一队正在行驶的坦克排。坦克车没有开枪，也没有从他身上碾过去，而是绕了两次不行，干脆停下来了。这位年轻人还爬上坦克车和里头的士兵打招呼。事后这个录像成了政府指出解放军对市民们宽容和克制的证据，而王维林以肉身挡坦克，成了 89 学运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对抗武装到牙齿的政府的一个象征。
这时的海外华人，怎能不热血澎湃？怎能不振臂疾呼？“六 . 四”发生后第二天，在校园里，教堂里，街道上，就发生了许多起自发的抗议和示威。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中国大使馆 / 领事馆被前来抗议的海外华人团团围住，黑纱白幅，举目皆是，无边无尽。在香港，在 89 民运高潮时成立的“支联会”举行百万人公祭。在台湾，人们手拉手，围岛站成一圈进行声援。外国政府纷纷发布对中国政府镇压学生活动的抗议，有一些国家还借机通过了对中国经济制裁的法案。“六 . 四”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六 . 四”以后，抗议活动从国内移到了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