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陶行知感到欣慰的是，重庆当时聚集了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非常钦佩陶行知的办学努力，因此陶行知可以为育才的孩子们请来最优秀的教师。音乐组主任是贺绿汀，文学组主任是艾青，戴爱莲教舞蹈，历史组则有翦伯赞。
对许多从事“新教育”实验的民国教师来说，1923年都是个调整时期。这一年，“新教育”的倡导者之一、执意走“风光”路线的胡适因为觉察到了要想在京城学界出人头地，还是得依靠文史“考证”，于是在《国学季刊》上发表了著名的宣言，试图掀起 “整理国故”运动，以求能在继推出“新文化”和“新教育”运动之后，再造一番引导潮流的伟业。胡适不缺势力，只是学问根底远不如王国维、陈寅恪，心思因此趑趄不定。加上政局污浊，更让他惆怅不已。还好，每当脆弱的时候，可以私下和挚友徐志摩谈心，而暑假暗中去杭州与“表妹”曹诚英同游西湖，更是抚慰了他的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造成的失意。
那一年的胡适，确实是壮志难酬，否则怎会在日记里将暑假那段“红袖添香”的日子视为生平最快乐的时光。而与胡适贵为“学界红人”、路子颇多相比，在上海远郊（吴淞地区）主持中国公学中学部的舒新城似乎连浪漫的资本都没有，只能将“新教育”进行到底。虽然舒新城深知，前几年各地中小学启动的“教育测验” 及“设计教学法”均不理想，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他想到了实施“道尔顿制”。通过周予同，舒新城在《教育杂志》办了一期“道尔顿制”专号，之后“全国轰动，各省教育界之来吴淞参观者络绎于途”，[半年光景，“道尔顿制”学校便达数百所。尽管连周予同都不认为“道尔顿制”能给中国教育带来真正的革新，舒新城仍在四处奔走，向广大教师讲解“道尔顿制”的真义。而周予同在计划未来的“专业发展”时，也像胡适那样转向了“考证”之学。一时之间，原本声势浩大的 “新教育”运动近乎成了一个人的战争。
作为“新教育”的领袖之一，陶行知自然也非常清楚，自己和其他杜威的同门师兄弟发起的“新教育”运动究竟能走多远。而且不乏热情的他比胡适更踏实，比舒新城更理性。当胡适梦想在“国学”领域达到乃至盖过王国维、陈寅恪时，当舒新城反复撰文抱怨教育行政当局和广大教师不理解何谓“道尔顿制”，并继续要在中国的中小学实现美国最新的教学形式时，陶行知则意识到了以往的教育改革行动严重脱离了“国情”。因为这样想，1923年的陶行知虽然仍会支援舒新城等人的事业，但内心其实已告别了1919年以来的“新教育”运动，转而致力于平民及乡村教育。他脱下西装，换上布衣草鞋，而且住到了牛棚里。他觉得，只有这样，才可以了解自己的祖国，进而找到真正贴近中国“国情”的教育道路。
然而，以他一个人的力量，何以能肩负起改造“国情”的重任。四万万同胞中，百分之八十五生活在贫困无知的农村，七千多万儿童失学。可想而知，任务有多艰巨，绝对堪称史无前例。陶行知很自然地想到了“师范教育”，他打算培养一大批和他理想一样、思路一样的教师，来和他一起承担改造“国情”的重任。
| 陶行知 |
一、晓庄师范：天亮的地方
1926年底，陶行知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其中刻意强调三年前反省得出的行动逻辑。在他看来，检讨中国过去的“新教育”运动，最大的错误莫过于：
或是从主观的头脑里空想出来，或是间接从外国运输进来，不是从自己的亲切经验里长上来。
此时的胡适及其“朋友”们依旧在严重脱离中国“国情”的“大城市”里，以各种“风光”的革新行动追求“再造中国”的伟业。在此背景下，陶行知贴近“国情”的选择倒显得不入“主流”，不沾“风光”。然而，陶行知一点也不计较。他的心里早已装满了数亿在黑暗中挣扎的苦难同胞，只恨不得能在一夜之间让文明的曙光照遍中国大地。这一年，陶行知35岁，几经摸索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坚信正确的“教育救国”之路（顺便值得一提的是，两年前即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职，也开始了深入“国情”的教育改革行动）。
1927年3月15日，南京城外一块名叫“小庄”的荒郊野地，迎来了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学校”的开学典礼。不难看出，陶行知有意将“小庄”的“小”改成了“晓”，荒郊野地也因此成了“天亮的地方”。不远处的“老山”同样被改成了“劳山”。合在一起，即显示出陶行知要用“劳动”和他的“师范学校”来培养真正能将贫困无知的乡村改造好的教师。陶行知说得很清楚，他的学校不招收“少爷、小姐”，也不要“文凭和书呆子”。一开始，只有十几个学生来，但也足以令校长陶行知欣慰。他们和校长一起，面对贫困，毫无退缩。他们依靠“一双手”和“一把锄头”，自己“建校舍，盖礼堂，开荒种地”，解决自己的学习与生活所需。陶行知觉得，在贫困的乡村经历此番锻炼，培养出来的教师才会对农民有感情，才可以造就既适应贫困的农村又能以知识来改造农村的“导师”，所以“劳动创造的生活”成了晓庄师范“每天的课程”。
那首近乎大白话却饱含晓庄师生生命体验的“锄头歌舞”——“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更是成了最能象征晓庄精神的“文化图腾”（这与今日众多学校依靠专家的“设计”，弄几句干燥空洞的口号来“建设学校文化”的做法相比，实在太让人感慨）。不仅如此，晓庄师生还知道，他们的校长为了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学得好一点，连母亲大寿时收到的贺礼都典当出去了。陶行知对母亲说，他是代表晓庄师生为慈母献了一份最重的寿礼，希望慈母和祖国一样健康长寿。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晓庄师范到第二年，学子数量扩大了十几倍，且多是“慕名而来”，他们皆被校长陶行知打动了，虽然陶行知其实连张 “文凭”都不能颁给他们。
何止如此，有血性的冯玉祥将军也被陶行知打动了。他邀请陶行知前往河南考察，除了将晓庄师范视为“乡村师范教育的模范”之外，还要陶行知留下来担任河南教育厅长。换成其他人，可能就去了。但陶行知不一样，他理解将军的赤诚，感激将军的信任，所以会去河南走一趟；可是他的心终归属于晓庄师生：“培养一百万个教师，改造一百万个乡村”，都要从自己倾尽一切的晓庄师范开始。如果要做官，他早就去了。他和晓庄师生约定，到时一定回来。约定的时间到了，白天，晓庄师生不见校长回来，不免有些焦急；但晚上，还是看见校长举着火把一路走回来了。这时他们才明白，校长的千里归程走得实在艰辛，到处都是军阀混战，然而校长仍按期回来了。见到校长的那一刻，他们成了乱世中最幸福的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好校长，竟然不为当时的最高政治领袖蒋介石所容。本来蒋介石倒想“拉拢”陶行知，不过，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蒋介石几次来晓庄 “视察”，皆被陶行知拒之门外。而蒋介石也缺乏足够的大度与诚意，陶行知即因此给蒋介石留下了日后找机会清算的把柄。1927年，列强凌辱中国，肆意横行的英国军舰都开到了南京城下，举国上下掀起爱国抗议运动，晓庄师生走到了游行队伍的前列。正是这一点，为晓庄遭遇灭顶之灾埋下了伏笔。蒋介石出于稳固初定的大一统政权，决定借机查封晓庄师范，并将校长陶行知列为“通缉犯”。得知消息，陶行知立即写了一篇《护校宣言》，他的意思非常坚定：“晓庄的门可以封，但他的嘴，他的笔，他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爱国的晓庄怎可能被封掉。可怜那些执行者拿着朱笔封条，气势汹汹地赶到晓庄，竟然连封条都贴不起来，因为晓庄师范既无校门，又无围墙。不过，他们的“ 通缉令”还是将三岁的晓庄师范从“小庄”驱逐出去了，“小庄”再度成为“黑暗的地方”。陶行知流亡到了上海郊区，在那里，陶行知办起了“工学团”，又发明了“小先生制”，带领他所遇到的无产阶级群众和流浪儿童，通过“做工”、“学习”、“团结”，在实现自救的基础上，为苦难的国家承担民族“新生”的责任。全国的仁人志士皆支持陶行知的“工学团”，远在延安主持“扫盲”工作的徐特立还大赞“小先生制”，并将“师陶”作为自己的新名字。
可蒋介石就是不放过陶行知，陶行知只好流亡曾经留学的美国。临走前，他定然非常欣慰，因为晓庄的火种已被他的学生在其他地方点燃了。尤其是晓庄学子汪达之在江苏新安主持小学的事迹，更是让陶行知潸然泪下。为了办学，新安的老师抱着两件大衣，跑了三十里路，也没有当到两块大洋，又饿着肚子跑回学校。知道真相后，陶行知设法两次汇款，予以援助，还给新安教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鼓励信。
信中说道：
这件事是你们在长江北岸为乡村教育史写成悲壮的一页，亦即光荣的一页。我们是何等的安慰又是何等的敬佩你们啊。在前一个礼拜，我们……即汇了三十元经常费给你们，可惜竹因不慎，给扒手拿去了。……想着你们的困难，急得了不得，立即又凑了一笔款寄去，我们是决不会忘记你们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抱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新安教师显然能够理解校长的鼓励，他们怎么都不能理解的一点也许是：为什么他们的“总是不会错的”校长竟被迫要远离自己深爱的祖国。
二、育才学校：中国的希望
即使是流亡国外，陶行知的所作所为亦是为了拯救苦难的祖国。他四处演讲，足迹遍布整个北美，可谓不遗余力地揭露日军的侵略意图与野蛮行径，为祖国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理解与支援。他的心始终在祖国的苦难同胞那里。1938年7月，错误的“通缉令” 终于被解除，陶行知即刻决定回去，和苦难的祖国一起分担苦难。途中，他特意去雅典瞻仰了囚禁苏格拉底的石牢。他坐在石牢里，心灵完全与情系祖国、追求光明最后却被处死的苏格拉底融为了一体，因此更加坚定：此番回去，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哪怕牺牲了性命，也要坚持到底。
此刻的祖国更是被日寇、政客和奸商糟蹋得遍体鳞伤，而最让陶行知心痛的则是无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难童”——祖国的未来。街道上，逃亡路上，到处都是饿死、冻死的孩子。尤其令他感到悲愤的是，当宋美龄、邓颖超等进步女性领袖自觉团结起来，发起保护祖国下一代的运动（即著名的“保育运动”）时，一些达官贵人竟然只是觉得可以从“保育”起来的孩子中挑选一些“好看”的“养子养女”，以填补他们的无聊与空虚。陶行知亲眼看见，贵妇人蜂拥至保育所，说这个孩子不好看，那个孩子有残疾。那一刻，陶行知可谓伤透了心。这些人哪里会像陶行知那样，看出“难童” 们的心灵中蕴含了建设祖国未来各项事业的才华与能力。
举家流落到重庆的陶行知决定创办“育才学校”。他写信给“保育运动”最高领袖宋美龄，并得到了后者的支持。只是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仅批给陶行知“开办费”，日后的一切运营开销皆得由陶行知自己解决。1939年7月20日，在一座破旧的山庙里，育才学校正式开学。重庆远在150公里之外，从学校去往重庆，除翻山越岭外，还要设法渡过水流湍急的嘉陵江。即便如此，也没有阻止陶行知来回奔波为育才学校师生“化缘”的步伐。他把行乞兴学的武训作为育才师生的榜样：“一世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真正让陶行知感到无力的是，总有奸商借“国难”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无论陶行知怎么努力，育才两百多孩子一天仍只有两顿稀饭，菜常常是豆渣，连豆腐都买不起。看着孩子们饿肚子，陶行知心痛之余，唯有更努力地去“化缘”。而他自己一天翻山越岭、奔波劳碌下来，亦只有两个馒头充饥，衣衫褴褛得近乎乞丐。
令陶行知感到欣慰的是，重庆当时聚集了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非常钦佩陶行知的办学努力，因此陶行知可以为育才的孩子们请来最优秀的教师。音乐组主任是贺绿汀，文学组主任是艾青，戴爱莲教舞蹈，历史组则有翦伯赞。见到陶行知从贵妇人不看好的难童中发现的“好苗子”，这些教师同样倍感欣慰，进而潜心栽培。为了上好音乐课，贺绿汀跑遍山城，替孩子们找到了几十本乐谱。回来途中，却在嘉陵江遭遇翻船，许多人都被淹死了。贺绿汀奋力挣扎上岸，乐谱还抱在手中。如此虔诚地投入于育才的教育事业，怎可能培育不出人才。
解放后成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育才学子杜鸣心回忆道，一年之后，育才学子就能到重庆开音乐会，向社会各界汇报他们的教育成果。翦伯赞也记得，十几岁的孩子们，不仅可以谈出深刻的时局见解，独自谱写歌曲，而且可以准确地将夜里看见的星宿画成图，育才真可谓是抗战期间的一大教育奇迹。孩子们和悉心培育他们的教师、校长就这样共同依靠孩子们的进步在苦难岁月中获得了快乐与满足，直到迎来抗战胜利。期间，校长陶行知失去了慈母、发妻和妹妹。
抗战胜利后，社会各界纷纷迁回原地，陶行知也决定到上海去，一来可以为育才学校筹来更多善款，二来又能实现另一大理想——办“社会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把整个上海变成学校，让上海所有劳苦大众都可以接受教育。但时局演变很快再度将中国推入苦难，违背民意的蒋介石政权准备发起内战，陶行知作为知识界进步力量的代表之一，不得不走上“反内战、争和平”的民主斗争的最前沿。1946年7 月，李公朴被特务暗杀，接着是闻一多。彻底丧失理性的政治体系在疯狂崩溃之前还要继续枪杀民主人士，而这一次，枪口正是要对准陶行知。对此，陶行知早已有所察觉，并做好了斗争到底的准备。
三、尾声：魂归晓庄
闻一多被特务暗杀后不久，即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终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而永远停止了他的民主斗争。他的这段上海岁月，从到达上海至去世，只有100天。100天中，陶行知没能实施他的“大生活教育”计划，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争取民主与和平上，光公开演讲就有八十多次，丝毫不惧怕自己已被列为“第三个”。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血气方刚的张申府会将陶行知视为“最值得钦佩”的“知识分子”。
来上海前，陶行知曾去了一趟晓庄，为慈母、发妻和妹妹扫墓，同时看看二十年前和自己一起劳动、学习的同胞。当年的小学生已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抱着孩子一同来看他们的校长。可想而知，场面有多感人。然而，这些晓庄学子们怎么也预料不到，当他们再次迎来校长时，却只见到了校长的灵柩和长长的悲伤欲绝的送行队伍。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了，世上已无陶行知。
末尾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当代“新教育家”们的改革路线是否比陶行知更贴近中国的“国情”，为 “革新”中国教育作出了更大的贡献，而是今日由深居“大城市 ”的“重点师范大学”培养起来的“师范生”能否像陶行知那样，深切地爱着养育自己的土地与同胞，并因此也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毕竟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农村教育的中流砥柱。无论怎样，都希望他们的表现能让人觉得，世上仍有陶行知，因为中国的“国情”依然需要陶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