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除团饼茶(又叫片茶)之外,还有散茶叶生产,散茶是蒸青后不捣碎而直接烘干呈松散状故名。到宋朝后期,散茶得到进一步发展,有取代团饼茶之势。宋时北方的辽、金也有丰富的茶事,宋辽、宋金的交往,使茶文化正式传播到北方游牧民族当中,奠定了此后上千年间北方民族饮茶的习俗和文化风尚。《辽史》有关辽朝朝仪“行茶”的记载,比《宋史》还要多。南宋与金对峙,宋朝饮茶礼仪、风俗同样影响到女真人,女真人又影响到西夏的党项人,从此北朝茶礼大为流行。从宫廷、士大夫阶层直到普通民众对茶的喜爱和南朝不相上下,例如金末大诗人元好问就十分爱好饮茶。但是,北方不产茶,宋辽和宋金之间,都有纳款的条约,即送每年都要向辽或金贡献若干物品,其中就包括茶。当然,民间是通过贸易,把茶运输到北方的。西北边境西域、青藏一带的少数民族,从唐代就开始养成饮茶的习惯,到了宋代以后,更是一日不可无茶。而中原地区军事上需要从这些地区输入马匹,这就形成官营的茶马贸易,下面将另列专题介绍。
蒙古入主中原,由于秉性质朴,不好繁礼缛节,大多数人爱直接喝茶叶,于是散茶大为流行。早期的散茶蒸青散茶,也就是茶叶蒸后不捣,保持茶叶原状烘干,省却许多工序。除了散茶之外,还有一种末茶,那是蒸青捣碎后不拍成团而直接烘干。散茶、末茶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陆羽在《茶经》里就说过:“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但是散茶、末茶在当时并不流行。到了元代,制茶才逐渐发展为以制造散茶、末茶为主。这和饮茶的方法变化有很大关系,由煮茶、点茶逐渐变到以泡茶为主。泡茶法其实很早就有了,大约开始于中唐时期,可是直到明初煮茶还是盛行不衰,特别在上层人士中间,不乏喜爱唐宋以来传统饮茶方法之人。
如金末元初的契丹贵族后裔耶律楚材,由金入元,很受蒙古统治者器重,是元初的重要谋士,元代统治的规章制度,主要创自此人之手。他的《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其第一首写道:“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亦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从他得茶时的欢欣,透露出当时少数民族对茶和文化的渴求,以致夸张到因为多时没饮到建溪的团茶,心窍受塞,发挥不出五车之富的学识。诗中“雪浪”显然是指点茶过程中茶面泛起的乳花,碧玉瓯、黄金碾又表明茶具的珍贵。元代文人爱茶的也大有人在,元代诗坛领袖杨维贞(1296—1370)写过一篇《煮茶梦记》,其中说到“汲白莲泉燃槁湘竹。授以凌霄芽为饮供。”水要用白莲泉的泉水,火要用湘妃竹的竹炭,茶要用余杭径山凌霄峰采来的茶芽制成的最好的径山茶,可见他对饮茶的讲究。
尽管团饼茶在元代依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主流茶。这是由于团饼茶的制作工艺和煮饮方式都比较繁琐,来自北方游牧地区的元朝统治者对这种精细的茶没有兴趣。对于一般的普通饮用者来说,则多有不适合的地方,他们总是希望价值低廉且煮饮方便的茶。于是,在过去团饼茶工艺的基础上,就出现了蒸而不碎、碎而不折的散茶。元代中期,曾任安徽旌德和江西丰城县令的王祯,从1296年开始,前后花了十七年的时间,写成一部三十七卷14万字的《农书》。这部书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清代乾隆二年官修的《授时通考》,合称中国古代四大综合性农书。该书写到茶时,把团饼茶排在最后,并指出,虽然“腊茶最贵”,制作亦“不凡”,但“惟充贡茶,民间罕见之。”可见元代茶虽然普遍流传,但是民间基本上已经是不饮团饼茶了。比《农书》成书晚的元末明初人叶子奇撰写的《草木子》,在“御茶”这一条文字中也记载,虽然元朝的贡茶仍是团状、饼状一类的紧压茶,但是“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叶茶” 。散茶压倒团饼茶而成为当时一种流行的茶品,这是元代茶文化的一个特点。
元代,饮茶成为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共同嗜好。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列为开门七件事,在元散曲和杂剧里都有所反映。元杂剧如贾仲明的《李素兰风月玉壶春》、杨景贤的《马丹阳度脱刘行首》、李寿卿的《月明和尚度柳翠》以及无名氏的《施仁义刘弘嫁婢》、《逞风流王焕百花亭》等,都有以当家者的口吻宣读的当家诗:“教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地道的市井俗语化为雅致的文人诗语,要首推《中原音韵》作者周德清的小令《双调 蟾宫曲》:“倚蓬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甚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瓮儿恰才梦撒,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柳攀花!” 这首小令直白如话地铺排“七件事”,进一步敲定了茶在居家“七件事”中的地位。吴弘道的他的小令《南吕 金字经 道情》:“道人为活计,七件儿为伴侣,茶药琴棋酒画书。世事虚,似草梢擎露珠。还山去,更烧残药炉。”写茶不仅是居家七件事之一,而且在生活中更被提升到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