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Ⅰ
海外法侨无不欢欣鼓舞。四年的屈辱终于盼来了今天。嘉路主教终于走出了主教署，接受了教民的祝福。
这四年，他没有收到一个铜板的外来援助。然而这四年的卧薪尝胆却让他积攒了一笔资金。于是，他把目光又投向了大海子，那片几十年来一直让他魂牵梦绕的绿色大地。
1945年初，大海子麻疯病医院终于破土动工了。嘉路为它铲了第一铲奠基的黄土。
麻病病院从开工到建成，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而从策划到建成却花费了整整的半个世纪。
阿灰带着麻疯村的患者向病院走来；四面八方的零散的患者向病院走来。这些个被剥夺了生存权的贱民终于看到了生命的曙光。
嘉路的最后一个心愿了了。这时他已经65岁。从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到一个长髯飘逸的老者，他在中国差不多也走了半个世纪。感谢上帝，中国没有让他享过一天清福。大山隔断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物质文明，一盏电灯，一部电话。甚至一份牛排，一杯咖啡。然而他得到的精神财富都远远超过了这物质世界所能给予的一切。作为一个传教士，他还有什么奢求？
此时，主教正坐在小花园的长椅上冥思苦想。他在用心检讨自己的一生。这一生，尽管有时他有些粗暴，做事过于主观武断，可是认真地说，他这一生无愧于上帝；无愧于法兰西；也无愧于中国。几十年来，他的景家冲拉丁修院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知识份子。不管他们是否当了神父，也不管他们是热爱法国还是热爱中国，但知识是没有国界的啊！而圣心小学的孩子们，一批批地毕业，走进中学、走向社会，难道将来就没有一个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而今，他又修好了麻疯病院。这个本应由中国政府投资兴建的慈善机构也让他占了先机。他怎能不引以自豪！而病院的建成不仅是对癞子们的救赎，也是对教区百姓的救赎啊！因为教区所辖的几个县正是麻疯病的多发地区。这儿的百姓充满对麻疯的恐惧，有时，他们甚至会采用极端的暴力去消解这种恐惧。造下新的罪孽！
而今，烧死癞子的事件不会再发生了。然而，当年“火烧癞子”的现场又凸现在他眼前，那是何其苍凉、何其悲壮啊！那情形让他不由得想起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想起齐尔丹诺·布鲁诺。那位被大火活活烧死的伟大的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而今这几个小民，被绑在十字桩上的小民，没有毛发的小民，他们又是为何？难道他们为了生存，去偷了寨子的几支鸡、一条狗，就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处死么？处死布鲁诺是基督教历史上的奇耻大辱，他相信：无论再过多久，几十年、几百年，罗马教廷终将为他平反。而眼下这几个小民，他们的死则轻如鸿毛，不过几天或许就会被人们淡忘。可他们也是一些鲜活的生命呀！
嘉路上前劝阻：寨老，请不要施用暴力，请不要伤害这些无辜的生命。我以上帝的名誉起誓，不超过三年，教会一定建起一座医院，把这些麻疯患者收养，让他们还原成人！
寨老：三年！谈何容易啊！这三年，又有谁来保证寨子的平和安宁？送他们上路，是对他们最大的恩惠，火化，是对他们的“厚葬”。谈何“暴力”谈何“伤害”？他看了一眼台下的村民，问道：你们说呢？
“烧！烧！烧！”台下一片呐喊。
寨老双手一摊，做了一个爱莫能助的姿势，说：“神父，请回吧！要么就赶快去修那麻疯病院，要么就别来这死亡的现场，走吧，去吧，愿上帝保佑你，你看看那几个癞子，多么平和，多么宁静，哪像你这么暴跳如雷？本来就是贱命，死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归宿了。
嘉路还想再说两句，可是两个壮实的庄稼汉子连推带搡，几下就把他弄下了“万年台”。嘉路再看那几个癞子，癞子们确实一个个都在闭目养神，没有哀求，也没有挣扎。因为他们都明白：这方园百里，癞子和村民早就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那就是互不侵犯。而今是他们去骚扰了寨子，偷了他们的东西，命不好。被抓了，他们没有什么话说。
安然、宁静，更让他心惊！
这时，巫师已经为受难者跳完了最后一个程式，收起了他手中的拂尘，寨老也随之挥动了他的大手，“烧”。
熊熊的大火燃烧起来，越燃越越旺。嘉路只得连连在胸前划着十字。请求上帝宽恕。宽恕这些个化为灰烬的癞子，也宽恕这些个施用暴力的村民。
当时他就曾经发誓：他一定要建造一座医院，把这些癞子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还给他们以生存的权利，做人的权利。
历史是多么漫长啊！那些个被烧死的癞子也许早已被人们忘却，但它却像一团烈火，永远烧在嘉路的心上。
如今，在他当了十九年的主教之后，他的这个愿望也终于实现了。他，六十五岁了。该回国了。圣布伦克的庄园虽然没有了，但在那儿，就在父母的墓地旁边，姐姐的墓地旁边，总还留着他的一块墓地。此刻，那墓地上一定长满了茸茸的青草，开遍上鲜艳的野花，它正躺在父母身旁，枕着故乡的热土，仰望着故乡的星空……
他捋了捋自个儿的长髯，有些恍然，有些迷醉。啊！故乡！故乡！他不是把这美丽的荷城当作故乡了么，怎么又陡然想起那片遥远的绿地来呢！哦！老啦！老啦！毕竟四十多年了啊！四十年！四十年！儿时的记忆会从他的脑海中消失吗？不消说了！不消说了！他站起身来，本想到花园的各处走走，可是一股倦意向他袭来，他又颓然地坐了下去，微微地闭上了双眼。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仿佛觉得身边有人在和他说话，柔声柔气的，像那童话中的仙女。他揉了揉惺忪的双眼，原来是劳伦站在他的身旁，正在询问；怎么了？主教大人，不去岔河村了？
岔河？他搔了搔后脑，这才突然想走，今天是外孙女杨柳的生日，他是要到岔河村去赴宴的。他掏出怀表一看：下午三点。于是，他歉意地朝劳伦笑了笑。让劳伦搀着走出了花园。回到经室他又小坐了片刻，这才打开抽屈，拿出预备好的礼物，还有一封今天早晨刚收到的信件揣好，这才坐上了教堂的马车。
2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杨柳和钟亚群走进教堂，举行了婚礼。
接着，陆军军医学校迁回了上海，杨柳了结了药物研究所的手续，也回到了图云关红十字会医院。然而此时，林院长已去了南京，两个女儿已去了美国哈佛。图云关上已物是人非了。于是，她回到安顺，在立群中学呆了半年，1946年4月，又带着钟亚群迁回了荷城。钟亚群在荷城中学任教，她当了大海子麻疯病院的医生。她的生活就是这样温柔、宁静，没有一点波澜，没有一点挫折。钟亚群的一家都是知识份子。父母的珍惜，兄嫂的关爱，丈夫的呵护，让她成了这一家的白雪公主。她一生热爱生活，因此努力去创造生活，享受生活。她也正用她独特的美丽、开朗的性格、勤劳的双手去博取公婆的青睐、兄嫂的好感、丈夫的体贴。以至于她执意要回荷城时，公婆也只是婉惜，没有反对。公爹说；去吧！去吧！人生苦短，无欲则安。能拒绝陆军军校迁回上海，你这决心已经够大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把你留下！婆婆说：去吧！孩子。不管到哪里，都要记住你俩对上帝的誓言：无论健康或疾病，也无论富有或贫穷都长相斯守、不弃不离。
记住了！记住了！爸爸妈妈，我们记住了：“无欲则安！”“不弃不离！”两人同声回答。
就这样，他们离开了安顺立群中学那个温暖的家庭，回到了荷城另一个温暖的小家。
今天，1946年4月20日，杨柳二十八岁的生日。前几天，母亲就和她商量了，母亲说：孩子，我们家好些年没有热闹过了。你离家也十一年了，又是新婚，让乡亲们都认认那位姑爷，再加上抗战胜利了，和平了，让大伙儿也喜庆喜庆，你说好吗？
好的，一切都听阿妈安排。
到时候，你还原苗家的打扮？
好的，可是我没有合身的衣裳呀。
你不用憔，母亲从衣柜里取出一套崭新的苗家衣裙，说：孩子，这是阿妈早些年为你准备的嫁妆，你来试试？
杨柳过去，捧起那套苗家衣裙，眼泪禁不住簌簌地直往下趟，她没有忘记那年四月八，她和妈妈在舞场上的疯狂，她也没有忘记当年在图云关上为伤兵们的表演。如今，那苗裙还像一把撑开的园伞绕着她旋转，芦笙还在她耳畔震响；鼓点还敲在他心上……
她站起身来，打开那套苗裙，在胸前比划了一阵，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折好。说了一声谢谢阿妈。
这会儿，杨柳就穿着阿妈编织的这身苗装，带着阿爹打造的银饰和他的老公一起站在大门口迎接宾客。
全村的人都来了，附近村寨也来了不少，无论男女老少，个个都笑逐颜开。他们要来看看这个留过洋的，见过大世面的，有大学问的苗家女儿，也顺便看看她的姑爷。他们一个个打着苗话向杨柳问好，向钟亚群逗趣，弄得新姑爷十分尴尬，不知所云。杨柳乐呵呵地对他说：没啥没啥，他们都在夸你，说你挺拔、英俊。啊！是这样，难怪他们都伸着拇指。他高兴地回答。
今天钟亚群一身驼灰色的休闲男装称托着他1米80的个子，确实称得上英俊挺拔了，加之又和一个盛装的苗族少妇站在一起笑迎宾客，心头真是惬意极了，似乎这会儿他才悟出了杨柳最本质的一面，难怪她要拒绝那眩目的少校军衔，不和军医学校一起东迁。这就是他的妻子，是一个要和他终身相守的人，他有些陶醉了。
马车铃声响了，主教到了。灵姑首先从小院挤出来，村民们也跟着从小院涌出来，站在大门外恭恭敬敬地迎候他们的主教。
嘉路走下马车，接受人们的欢呼，“上帝！”“上帝”！“上帝”！他安祥地为人们祝福，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誉伸出他的手去拉拉每一个老人的手，去抚摸每一个孩子的头。他缓缓地走过了打麦场，走过了那段碎石铺就的小路，这路不足百米，他却走了半个世纪。他回头一看，身后尽是攒动的人头，像一片伫满企鹅的海滩。这情境仿佛和他的某一个梦境相重叠，让他分不清是现实还是虚空。
村民们簇拥着他踏进了灵姑的小院。杨柳上前，搀扶着他和寨老和父亲一起坐上了首席。
开席了。雷老安简短的讲了几句。宾主频频举起酒碗，互相祝福。
依荷夫妇依次向父母敬酒，向主教敬酒，向寨老敬酒，向父老乡亲们敬酒。
今天，杨柳双颊飞红，那张圆圆的笑脸在银白色的头饰映衬下显得更加鲜活，更加生动。她为乡亲们高兴，为主教高兴，为父母高兴，也为自己高兴。
堂屋里，小院里，打麦场上欢声雷动。乡亲们兴高采烈。他们为灵姑夫妇高兴，为杨柳高兴，为上帝高兴，也为自己高兴。那次日本飞机对荷城的轰炸在他们的脑海里早已化为轻烟。什么史迪威的战车也不再打荷城经过了。这半年来，他们只知道欢庆胜利，欢庆和平，欢庆一家接着一家的喜宴……
入夜了。打麦场上燃起了篝火，吹响了芦笙，敲响了铜鼓。一群人簇拥着神父劳伦和寨老，一群人簇拥着杨柳和钟亚群一齐来到了打麦场上，大伙儿一块手拉着手，围着篝火纵情地舞之蹈之。
月亮爬上了山坳，像一面铜镜紧贴在墨蓝的天上，四周静悄悄的，连荷塘里的青蛙也停止了鼓燥，仿佛连那小虫儿也在聆听打麦场上的鼓声。
神父快乐极了。仿佛他一下子回到了五十年前，回到了家乡的葡萄园中……劳伦也快乐极了。歌舞让她冲破了禁欲主义的羁绊，一下子跳回到了三十年前“神泉的平台之上……这世界一下子复原了她本来的面目：和平、宁静而又十分热闹、狂野。人们在酒足饭饱之后都能无忧无虑地纵情挥洒……
3
送走了神父和劳伦。杨柳和钟亚群回到了家里。
这时，忙碌了一整天的云姑才解下围裙，从后厨走出来。她拥抱了杨柳。柳柳，祝你生日快乐！杨柳感到干妈在她怀中微微地颤抖。本来，这是杨柳和依荷共同的生日。而今依荷远在天边，在那个叫什么特古西加尔巴的地方，无亲无故，过着孤寂落寞的生活。她知道干妈的痛苦。
每年虽然都由重庆的舅舅转来一封信，可那信页里都只是淡淡的几句，说她生活得很好。从来不提杨柳，也不提丹丹，冷寂得让人有些心寒。似乎他们的兄妹之情、姐妹之情都在那邮轮远去的汽笛声中烟消云散了。这次回来，云姑曾经问过杨柳：你们姐妹呕气了？没有啊！杨柳十分惊诧。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依荷这么狠心呢？云姑茫然不知所以。她的灵魂在不住地颤栗！
杨柳的脸颊紧紧地贴着云姑的额头。她知道这位母亲的失落和悲伤。她今天本来有一个特大喜讯要当众宣布的，这会儿却被云姑的悲恸打乱了。
这会儿，堂屋里除了她俩，就只剩下了丈夫亚群和母亲灵姑。父亲雷老安因不胜酒力，早早的就睡了，幼小的欢欢高兴了一天之后也早已进入了梦乡。帮厨的大娘们收拾好碗盏，也都各自回家了。
夜，好静谧啊！
杨柳终于拿出信页递给了云姑。
这是什么！云姑不解。
信，方丹的来信。杨柳回答。这信是早先神父连同生日礼物一起递给她的。信从北平寄出，是寄到图云关红十字医院，然后转寄荷城天主堂的。杨柳一看信封，就认出了方丹的笔迹。她把信揣在怀里，觉得心儿突突乱跳。好沉好沉啊！方才在晒坝上，在歌舞的间隙，她还是仰制不住，悄悄的打开，看了。她读完了信页，好半天才平静下来。这会儿她把信页递给了干妈，你自己读吧！
云姑移近灯光，打开信页，慢慢读着那封北平来信。读着读着，眼泪尽悄然挂满了她的两腮。信读完了。她反复地又看了两遍。最后，默默地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长叹了一声：啊！我的孩子！和平！和平！
原来，方丹在信中谈到了阿古，还谈到了潘向东。谈到了国共两党的谈判，谈到了美国的军事调处。她有幸调到“军调部”作了一名译员，因此才有了这封信。她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希望不再发生内战，不要再凭借武力解决两党的争端，而像“双十协定“写的那样：和平建国。这样，她们三姐妹才会重新拥抱。信中还用了很长的篇幅谈到了她对儿子的思念，希望儿子忘记屠杀、忘记仇恨，健康地成长。
云姑把信折好，交还杨柳，默默地走进里屋。屋里，欢欢睡得正香，似乎一个蔚蓝色的美梦正在他脑海中盘旋。他是否会梦见那个在延安窑洞中的母亲？他是否会忘记屠杀、忘记仇恨？云姑就不得而知了。她想把欢欢推醒，告诉他母亲来信了，可是她没有这么做。她呆呆地坐在床沿，不知是想起了阿古还是依荷，又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杨柳给方丹回了一封信，寄去了欢欢儿时的几张小照和她们全家的一张合影。也给方丹谈了很多很多。收信地址是丹丹提示的：北平协和医院杜丽丽大夫收。杨柳不知道方丹在北平怎么找到了她的这位老同学。她和杜丽丽也有两三年没有通讯了。这也许就是天缘巧合，上帝的安排吧！
4
十一年前，阿古离家出走后，当天在一个叫做顶效的地方就追上了红军，找到了父亲潘向东的队伍。潘向东无可奈何地摸了摸阿古的头，带她去见了团长。团长问她，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她说：红军队伍里有我的阿爹啊！哦！有爸爸！战士们一阵哄笑。团长又问：能吃苦！能！阿古拍了拍胸膛。不然我怎么追得上红军！大伙又笑。会唱歌跳舞？！会！行家！还有什么特长！团长又问。阿古搔了一下头皮，指着一个手臂受伤的战士说：我懂苗药，可以为大哥哥疗伤！这一下战士们可更乐了：好啊！好啊！原来你还是一个小华佗呀!好啦！别取笑她啦！警卫员，带她到医疗队去交给严大姐。团长拍了拍阿古的肩头，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名红军战士了。今后不能和阿爹在一起，可不准哭鼻子啊！我不会哭！从小长大我都没有哭过。好！好！团长伸出了大拇指。
阿古跟着严大姐，跟着红军爬过了雪山。踏过了草地，走完了生命中最艰苦的旅程，终于到达了陕北。
待方丹去延安的时候，她已二十出头。长成大姑娘了。她在医院当了护士长，入了党，不久，又嫁给了医院的张医生。对于她来说，“革命”似乎是她命中注定的职业：得心应手，一帆风顺。
然而，方丹却不同了。到延安不久，她就接受了审查。因为舅舅、因为哥哥、也因为那部《圣经》。半年之后，审查告了一个段落，她被分配到小学当了一名教员。她背负着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原罪”走进革命队伍，可她又不承认那是她的“原罪”。吃点苦头也就是必然的了。她没有走进鲁迅艺术学院，也没有能在《黄河大合唱》里充当一名小提琴手。当然更没有入党。
当个小学教师，这对于她来说已经很不错了。这是她的宿命。
五年过去了。这五年，她似乎已经由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脱胎换骨。变成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了。她在宝塔山下埋藏了那部浸血的《圣经》，一起埋藏的还有她儿时的记忆和青春的幻想。最后，她终于被挖掘出来，调到军调部当了一名英文翻译。
五年来，她和阿古只见过三次面。第一次是在延河边上。当时两人都一声惊呼，阿古还亲切地叫了一声：丹丹姐姐。那一次坐在延河边上，方丹给阿古谈了很多很多。谈了她离家出走之后，她的母亲是怎样的失魂落魄，谈了她的两个姐姐如何去了法国留学，又如何回到祖国，希望报效自己的国家。当然也谈了浩哥如何去了苏联大使馆，贺一凡如何惨遭了国民党的屠杀，她又如何历尽辛苦来到了延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真是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何况她们两家又是那么亲近，那么热乎，这一回连从来不哭的阿古也流泪了。
她们第二次见面是在延安大礼堂的门口，那天，她们听了领袖的报告出来，恰巧在门口碰上啦。于是双方互相点了点头，表示招呼就各自去了。
第三次，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万人联欢晚会上。那时，阿古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她和丈夫牵着孩子向方丹走来，让孩子叫她姑姑。她俩站在篝火旁边，看着人潮一浪一浪地从她们身边涌过，心头惬意极了，阿古问她：丹丹姐，这几年过得好吧！很好很好！方丹敷衍了一句。她蹲下身去，摸了摸两个孩子稚嫩的小脸，不禁有些黯然神伤。她想到她的欢欢，想到那美丽的荷池，今天不知他们在怎样欢庆。她和她的孩子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欢聚一堂。
狂欢的人群在她身边流动。她第一次生出了“反认他乡作故乡”的情怀。她赶紧拍拍脑袋，立起身来和阿古道别。看着阿古和两个孩子融入了狂欢的人流之中，她才回过神来，她不知道阿古会不会想家，会不会想念她的母亲，想念她的姐姐。然而思念就像潮水一波一波地涌上她的心头。她思念孩子，思念杨柳，思念依荷，也思念她的哥哥，在这举国同欢的日子里，哪怕给他们写封信也好啊！可是不能。
喧天的锣鼓，动地的唢呐在她耳畔震响，望不到头的火把在她眼前晃动，本来，她今天也该是欢欣鼓舞的，可这会儿，她却像一个旁观者站在那儿无动于衷。满脑袋就只有她的儿子，她的亲人，甚至那个反动派的哥哥。
眼泪扑簌簌地从她的面颊上滚落下来，她车脸看了看四周，人们都沉浸在巨大的欢乐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她。她连忙揩干眼泪，离开人流，快快地回家去了。
而今，她来到了北平。机会来了。她终于控制不住自己，违背军调部的纪律，给杨柳写了封信。
她热切地盼着杨柳的回信，在那望眼欲穿的等待中又过了两个月。杨柳的回信终于来了。她把儿子的照片久久地贴在胸前，意外地叫了一声“我的上帝”。
这时，内战的战火已经燃烧起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宣告和平调处失败。1947年2月，方丹和中共撤退人员一起回到了延安。
方丹希望和平，但和平最终成了泡影。国共两党都只有凭借军事实力在战场上一决雌雄了。
当然，蒋介石不懂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战争一步步把他拖向了死亡的深渊！
方丹没有能再给杨柳回信。她知道，战争必然是以共产党夺取天下而结束。儿子，到那时咱们再欢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