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粟裕将军警卫员的坎坷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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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将军警卫员的的坎坷人生路

提起共和国的粟裕、谭震林将军和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功勋的邓予恢前辈，可谓无人不知。但是那些曾经跟随将军鞍前马后，出生入死的卫士们，人们却知之甚少。

在陕县，就有位鲜为人知的老英雄，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立过十三次战功，先后担任粟裕、谭震林、邓予恢三位开国元勋的贴身卫士。1956年转业到三门峡时，他是十八级干部（地市级干部待遇）。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历尽坎坷，官职由大到小，最后离休在股级干部的岗位上。他就是原陕县电影公司经理曾大喜。
一

1924 年11月11日，曾大喜出生在浙江省长兴县小铺镇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他7岁那年，母亲病故。为谋生计，父亲给地主打短工，他给地主放牛。父子俩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还经常受到地主的打骂。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42年，日本飞机轰炸了他的家乡，罪恶的炸弹夺去了父亲的生命。那时，他才18岁。怀着深仇大恨，他和五个小放牛伙伴一块去投军。当时浙西一带形势复杂，除日、伪军外，各种打着抗日旗号的反动武装，到处招兵买马。许多热血青年，都因真伪难辨，误入歧途。曾大喜和伙伴们，深受“当兵要当新四军，吃菜要吃白菜心”的红色宣传影响，坚定了当新四军的决心。几经周折，后在天目山找到了新四军，从此走了革命道路。人伍以后，曾大喜牢记首长“训练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的教诲，不怕吃苦，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

1944 年秋天，曾大喜所在的连队在天目山与三百多名日伪军遭遇。敌众我寡，新四军利用有利地势，居高临下，向敌人开火。日伪军向新四军阵地发起猛攻，炮火铺天盖地股卷向我军阵地，战士们伤亡虽大但却钉子般钉在阵地上。曾大喜清晰地记得，那场战斗异常惨烈。他一人击毙五个敌人，阵地前摆满了敌人的尸体。他们班的阵地曾被敌人突破，二十多个鬼子冲上阵地，战士们和敌人开展白刃格斗。他一米八三的个头，威风凛凛，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五个鬼子同时向他扑来，他一连拼掉了四个，最后一个掉头就跑，被班长一枪撂倒。战斗将结束时，一颗子弹击中了曾大喜的腰部。他咬紧牙关，坚持到战斗胜利。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留下了遗症，至今遇到天气变化和劳累过度，他的腰部就感到疼痛。战斗胜利后，连长和指导员找到他。指导员说：“曾大喜同志，根据你入伍以来的出色表现，连党支部决定吸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一刻，是曾大喜一生中最为光荣终生难忘的时刻。他紧紧拉着指导员的手说：“我自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连长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是火线入党！我和指导员是你的介绍人！”

1944年冬，时任新四军一师师长的粟裕将军率部南下，挺进天目山，开展浙西反敌斗争。1945年春，几位特殊身份的首长来到连队，他们把一米七0以上的战士集中起来，逐个目测。当轮到曾大喜时，首长拍拍他的胸膛，满意地点点头。当天他就被带到师司令部。一位中等身材，面孔削瘦，看上去文文静静、和蔼可亲的首长接见了他。这位首长就是叱咤风云的粟裕大将。从此，曾大喜作为将军的贴身警卫员，跟随粟裕将军二年之久。粟裕不仅是位将军，更是位善良的长者。空闲时他手把手教曾大喜认字，讲革命道理。

这时期，曾大喜练就了一手百发百中的好枪法，他说当警卫员的最大好处是子弹充足。不像在连队，战时每人十发子弹，不够向敌人要。他有三把手枪，为练枪法，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在口袋里装满石子儿。跑到山沟里、河滩边，把石子儿抛向空中射击。这种硬本领在以后淮海战役时，显了神威。

1947 年春季，粟裕将军调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由于工作需要，曾大喜在时任副政委谭震林身边当卫士三个月，后又调任邓子恢政委的贴身警卫。1948年初，邓子恢政委派他到渤海军政大学学习一年。曾大喜有机会学到了大量的文化基础知识，以及战争侦察指挥知识。年底，曾大喜学习合格期满后，他本人要求上前线，邓政委派他到第三野战军36师司令部任侦察排长。他带领侦察员经常深入敌战区进行淮海战役前的侦察工作，并出色完成了侦察任务。

淮海战役中，曾大喜参加了徐州会战。他和侦察员们在敌人进行炮击，主力部队撤下阵地时，隐蔽在阵地上，监视和阻击远距离运动之敌。他用一支三棱步枪，打出一百发子弹，击毙敌人99名。被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记二等功一次，并授予“神枪手”称号。

1949 年渡江作战胜利后，曾大喜到南京第三炮校学习。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曾大喜随军入朝任炮三师干训队队长，后任炮三师司令部管理科科长。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当时，由于兵力严重减员，曾大喜带领干部队的160名队员进入阵地，他亲自指挥18门苏制122重炮，坚守在原山中坪里。战斗异常激烈，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炮火连天。晚上天空被曳光弹照得如同白昼，炮声使人根本听不见命令，指挥全凭手势进行。干训队在阵地上坚守22天，60余名队员牺牲（营连排级干部）。战争胜利后，干训队被记集体一等功，曾大喜个人被记一等功。抗美援朝结束后，曾大喜受到志愿军司令部的表彰，被记个人“三等功”。
二

“官不一定越干越大就好，只要能为老百姓办一点实事好事，心里踏实、就知足了，官越干越小，又有什么？”这是曾大喜对做官的看法，也是他自己仕途的真实写照。

1956 年曾大喜转业到三门峡市任木材公司副经理兼党委书记（正科岗位）。当时市长刘莱亲自签发了任命书，享受18级干部待遇。木材公司原是省垂直单位，利润一直上交省里。1958年林业局开始和省林业厅协商木材经销利润分配问题，市局要求木材公司下放归市管理，财权交给地方。省厅坚持仍旧上挂，省市未达成一致意见。在省木材经销公司的催促下，曾大喜按往年常规，把钱交给省里。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为这点原本没事的事，有的人在领导面前说他目中无人，不应该上交，应把钱扣下来交给市里，他是和领导对着干。并怀疑省市经济利益分配问题谈不成，是他从中作梗。在这种背景下，就有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承认错误，并准备在干部职工会上作检查。生性刚直，宁折不弯的曾大喜怎会为这莫须有的错误认错，何况他不知道这件事有什么错？他没把这当回事，他最瞧不起说三道四无中生有的人！因此，他成了小局利益与大局利益冲突下的替罪羊。

不久，曾大喜被下放到陕县张茅乡白土坡任党支部书记，一下子从正科级的岗位上降到村支书的位子。期间，省林业厅曾调曾大喜进省城工作，但他倔强地留了下来。他想自己从走上革命道路那天起，就没有打算活到今天。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他只有埋头苦干的义务，没有避重就轻的理由。何况，这时他更不便走。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大喜任陕县张茅乡粮所副所长。“保皇派”和“战斗队” 都拉他参加组织，曾大喜都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保皇派也不是走资派，我是实事求是派！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因此，战斗队中个别人，张贴大字报，说他是邓子恢的黑爪牙，召集群众开他的批斗会。他说：“邓子恢现在有什么错误我不知道，我已经不是他的警卫员！邓子恢在战争年代和粟裕将军为革命呕心沥血我知道！我跟随他们，他是革命功臣！要不，毛主席能让粟裕将军当军委常委？邓子恢当林业部长？我当警卫员有什么罪！”几句话，说得那些人闭口无言。结果，一场批斗会，开成了教育会。群众更加敬重他，爱护他，不管是保皇派，还是战斗队遇事都和他商量，都听他的话。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大喜升任陕县外贸局副局长，主持全面工作。从股级岗位到副科级岗位，这是一个飞跃，在他极度不顺利的仕途上可谓柳暗花明。但他的前途并没有从此改变。由于曾大喜秉性耿直，办事公道，所以每到一处，都能赢得群众的欢迎与支持。但也正是他的正直，在有意无意间得罪了人。一次局机关民主生活会上，几个老同志发自内心说： “曾大喜为人正直，不会阳奉阴违，不会弄虚作假。”因这几句好话，有人“受不了”，到上级告状，说是“对别人的讽刺和挖苦。”

不久，曾大喜忽然从外贸局调任文化局下属二级机构自收自支的电影公司任经理，从副科级降到正股级。降职使用他没意见，但说他讽刺挖苦别人，他不服。他去找领导讨说法，领导说：“一没说你有错误，二没给你处分，三没扣你工资，是正常干部调整！”曾大喜说：“只要说我没错误，让我去当工人，当农民我都无怨言！”

的确，像曾大喜这样的功臣有着别人梦寐以求难以得到的关系。要张官票，他比之常人，易如反掌。但他从来不搞那一套，他认为跑官要官，向上伸手的人十之八九不是好干部！

1980 年曾大喜到陕县电影公司任职时，已经56岁了。他自知离休在即，就更加珍惜在职的有限日子，更加努力地工作。短短四年时间里，他一手建起了电影公司的办公房30余间，改变了公司以往租赁房屋，没有家业的局面。又建造职工住房二十余套，解决了职工住房问题。但曾大喜本人依旧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小屋里，直到1994年他离休10年以后，电影公司领导，看他家大、人口多，住房实在太困难，研究决定将曾大喜隔墙一间办公房归他使用，曾大喜把这两间不足四十平方米的平房改成套房，居住至今。
三

像曾大喜这样的功臣，在人们的直觉中，他的妻儿老小完全可以找一份舒适安逸、收入不菲的工作。但是，谁会想到，与他风雨濡沫几十年的妻子唐桂云，却从未有过一份正式工作，而是一直靠干临时工来补贴家用。

从朝鲜回来后，组织安排他到沈阳军区速成中学学习，学制二年。战争年代，曾大喜为革命出生入死，无暇顾及婚姻家庭问题，这时，他已30岁了，有人给他介绍了现在的妻子，小他10岁的大连市普兰店姑姑唐桂云。唐桂云是个心底善良，家庭环境比较优越的北方姑娘，她和当时许多姑娘一样，最崇拜的是解放军。初次见面，她就被曾大喜高大魁梧，相貌堂堂所吸引。又经几次接触，她更喜欢他的正直诚实，勇敢坦诚。但她听介绍人说过曾大喜在朝鲜战场上的事迹，并不知道曾大喜跟随粟裕将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大喜从来不在人前说这些。所以，除过老战友外，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一段历史。

1954年，曾大喜和唐桂云在大连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婚礼。1956年，唐桂云告别东北家乡的亲人随夫到三门峡定居。由于唐桂云没有固定工作，仅凭丈夫一人工资维持生活，实在困难，便希望丈夫找组织帮助解决自己就业问题。然而，每次都被曾大喜拒绝了。他说：“职工们的困难比咱大，先让他们！你先去干临时工！”就这样，曾大喜在任期间，有多次机会可以解决妻子的就业问题，但一次次都让给了家庭困难的职工。唐桂云一年年地干临时工，她在糖厂干过包装工，皮件厂做过计件工，当过搬运工，一直到上了岁数干不动时，还没有一份固定工作。

唐桂云的娘家在大连，那里有她的兄弟姐妹。她的兄弟们如今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党政领导，连她的侄儿们也成就了一番事业。比较起来，姊妹们中，属她家庭最困难，她吃得苦也最多。当我们问她：“当初跟随曾老来三门峡，如今是否感到后悔？” 她说：“不悔！”他们有三个儿子，在不同岗位工作。大儿子曾强，和同龄人一起上过山下过乡，当初招工在秦岭金矿当电工，招工在三门峡市物资机电设备公司工作的二儿子曾深，现在三门峡电熔刚玉厂当工人；三儿子曾太，驻马店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陕县农业银行，现在农行办事处工作。

孩子们也曾为单位效益不景气在父母面前发过牢骚，并举例说谁靠什么关系调到好单位，谁靠什么门路晋升职称。希望父亲能动动关系，给他们调个好的单位。每当这时，曾大喜就拉长了脸说：“活要自己干，功要自己立，路要自己走，歪门邪道于个人、于集体、于社会都没有好处！”

四

熟悉曾大喜的人说，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跑关系。熟悉他的人又说，他最值得敬重的是有功不居，不拉关系。曾大喜欢说：“我要跑关系，不用送礼，不用吃请，只是一封信或一个电话的事！但我不能那样做！”

他离休后，按政策应享受副县待遇。但由于时间太长，那时的任命书找不到。按说他本人应该保留一份，但他从不保存这玩艺。他把官职看得很淡，把那张纸看得太轻，他认为当官凭的是良心，而不是一张纸！有良心的是好官，没良心的官再大也是坏官！还是电影公司的领导，多次到市查找档案，终于找到了那张由当时刘莱市长签发的任命书，办成了一件几乎泡汤的事情。

要说曾大喜没有找过上级领导，那是假话，他曾上北京找过老首长邓子恢。

那是1954年，反胡风时，有人对他的党员身份表示怀疑，说他是冒牌党员。一听此话，曾大喜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他的生命宁可不要，但对他党员身份的怀疑，他绝不能容忍。他强忍愤怒，向大家讲述入党的经过，但仍有人不相信。因为他没有入党手续。

当年介绍他入党的连长、指导员已经牺牲，谁能做证呢？

他悄悄地前往北京去找能证明自己党籍的将军，不巧粟裕将军外出不在北京。几天后，他见到了时任林业部部长的邓子恢。见到昔日的卫士，邓子恢非常高兴。他亲切询问曾大喜的工作、生活情况。曾大喜只用“很好”两个字来回答，他不原在这些事上给首长添麻烦，让首长费心。当曾大喜向邓部长说明了找他的原因，这位共和国的高级干部一听，非常气愤，拍着桌子说：“一派胡言！”随手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曾大喜194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子恢”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这是曾大喜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给领导添“麻烦”，也是这几个字，奠定了曾大喜无可非议的党员身份。

说起今天，曾大喜显得非常满足和自豪，他常说：“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党和政府还经常为老同志体检，组织老同志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活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非常丰富，我们还有什么奢求呢？”

曾老如今身体健康，每天坚持晨跑锻练，77岁高龄了，仍然眼不花，耳不聋，和睦的家庭使老人心情格外愉快。逢年过节和星期天，儿孙都来看望老人，一家三代聚集在他不足十平方米的客厅里谈笑风生，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