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敦白
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而他已经离开二十四年了。
什么原因使他离开人间？是自戕还是谋杀？这是撕人肺腑的问题，我没有能力查清疑惑。所留给我的，只有悲哀、愤慨，和永远的怀念。
郭世英是郭沫若先生的第六位公子，在全家十一个孩子中排行第八位。1942年出生，如果活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岁。他虽然早早离去，却永远留给人坚毅、年轻、有棱角的形象。他是流星，他是闪电，他永远年轻，因为他死去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周岁。
然而我认识的郭世英还要年轻，如果算十八岁他上高三的时候。我时年上初一，郭世英已是北京一O一中著名的杰出学生。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等到我们彼此熟悉时，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书，二十岁，一米七八的个子，经常锻炼，身材匀称结实，一张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线条分明的面孔，和郭沫若先生文质彬彬、温文儒雅的形象大不相同，除了那继承乃父智慧的宽阔的前额，他完全是一个现代型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比我年长五岁，是我当年心中的偶像。由于他受到众多欧美作家，特别是俄国作家的影响，他很深沉，有一种俄国文学作品中常描绘的冷漠贵族的神态。实际上他的心地平和，对一个比他小五岁的无名小卒，他待我是真诚的，热情的，他是我最早的启蒙者之一。
从初中二年级起，我非常崇拜郭沫若先生的作品。从《克尔美罗姑娘》到《十批判书》，从《女神》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引起我无穷兴趣，给予我丰富的知识，我“攒钱”——将伙食费和零花钱省下来，购买了全套精装本的《沫若文集》。当时有许多学生对郭沫若富于传奇色彩的生平抱有莫名其妙、毫无道理的偏见。但是只要认真阅读郭老浩瀚的著作，便不难感到其博大精深、才华横溢。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凡人凡事，不能人云亦云，要首先了解一下再做结论。由于对郭老作品的偏爱，自然而然要转到对其传人的关注。
那是1962年的冬日，星期天，我在东安市场里的旧书店闲逛，正好找到一部郭老在大跃进期间的诗著《百花齐放》。这时候，郭世英和一位年轻女士走了过来——我常想，人的命运，冥冥中上苍已做好了安排，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无法预料而必将降临的，至于是唯心论、宿命论，还是什么玄妙的哲学，我无法解释，也不能用“无巧不成书”这样简单的概念来概括生活。在人生烦琐紊乱的生涯中，在主脉络上延伸出许多细小的分支，每个分支都是你人生的某一组成部分，但与主脉相承，形成复杂的网络，最终汇集成你生命过程的全部图像。我们常说，一个偶然事件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这解释太简单了，“偶然”仅仅是出于自我感觉，而偶然出自必然，或必然形成偶然，这样比较符合“辩证法”，符合科学的分析。因此，不必自怨自艾，一切是有缘分的——书归正传，郭世英身著中式棉衣，头戴罗宋帽，脖子上系一条大长毛围巾，服饰得体，气质高雅，颇像五四时期的大学生，知识分子。那位女士很年轻，盘子一样的圆脸，中等以下身材，笑容可掬，有教养，但不漂亮。和郭世英相比，似不很般配。我觉得像郭世英这样的人一定会找个漂亮的女朋友的。（后来方知道，这位女士叫金蝶，是X诗社的人。至于此事涉及什么刑律问题，如何东窗事发，祸及郭世英及他人身系囹圄，从未有任何人对我讲过内情。我想，郭世英出于谨慎和爱护，或因我年龄小，涉世浅，他极少与我谈这类敏感问题）我径直走到郭世英面前，请他在我刚买的《百花齐放》扉页上签个名。他笑了，年轻的女士也笑了，非常坦率质朴的笑，我怎么有资格在父亲的著作上签名呢？——我们就这样正式相识。虽然相差几岁，但都感到对方是诚实可交的人。
1962－1963年，郭世英住在北大，我住一O一中，相距不远，骑车十分钟可见面。但是他却喜欢写信，因之我们之间有若干书信往来。他问我除了他父亲的著作，我还喜欢哪些作家。我复函中说，我看海明威、格拉罕·格林、高尔基的书，前两位作家，我完全无师自通地热爱，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世界文坛举足轻重的巨人。郭世英显然也喜欢这两位作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向我推荐，并借给我几本书，其中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俄国作家安德莱耶夫的短篇小说，以及易卜生的《娜拉》。当时我们生活在一种自欺欺人的贫乏环境中，我看了俄国作家的书后，那些抑郁、沉闷和痛苦和作品深深震撼了我。
有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郭世英和另外一位青年来一O一中找我。其人系著名哲学家张东荪的孙子，北大生物学教授张宗炳的公子张鹤慈。他长发蓬乱，一副颓唐的现代青年形象。如果在80年代，这种装束毫不令人奇怪。在当时却引起学校师生们的惊诧。张鹤慈也是本校毕业生，热爱文学艺术。我觉得他多少有些门阀观念，见我如此年轻衣著普通，大概认为不入清流。张天马行空，对旁人蔑视全然不顾，在校园内招摇过市。郭世英则较沉默，不时有熟识的人和他打招呼，为了替张壮行，他也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春天，万物复苏，清冷的风吹着我们，我感到惭愧，自己学识浅薄，在两位老大哥面前孤陋寡闻。我看着张鹤慈的面容，瘦小的身材，女人一般纤细的手指，觉得他“走”得够远的。我想他一定读了许多书，处于青春萌发晚期极度的苦闷彷徨中。我觉得在许多方面他对郭世英形成一定影响。许多年后，我读了佛洛伊德的书，才明白当时我们都处于一种“情结”中，内心深处潜在的广泛欲望无从寻到正确的引导，空寂落寞的社会人文环境，促
使潜意识中的逆反心理逐渐地演绎成畸形行动——这是酿成后来悲剧的根源。
那些日子我们接触频繁，互相交换作品，我开始练习写小说、写诗，我是个小诗弟，郭世英、张鹤慈说我写的《人物之间的对话》还可以。张鹤慈诗写得不错，短小精悍，有股戴望舒加波德莱尔的神韵。他大胆地讴歌爱情。有人说郭世英也写诗，这么多年过去，我实在记不起他和张鹤慈的诗句。要知道，在当时的岁月，热爱文学艺术本身就带有某种倾向。（自由化？）我常常受到同学的嘲弄，感到同人实在无法交谈，于是频繁地找老大哥求教、聊天。郭世英貌似严峻，其实不乏幽默。有次他对我说，抗日战争结束快二十年了，可他们家还在继续进行。我听后一笑。他说他具有日本血统的异母哥哥不会过日子，不到月底工资就花光了，常跑来找老头子要钱。我说，你们过得那么好，应该帮助人家。他很宽厚地笑笑说：“我没有钱。”在一些场合我说话有时不着边际，他就拉拉我的袖子。我记得郭世英不抽烟，但他有只大烟斗，偶尔拿出来也吸几口。有时他和张鹤慈的行为也挺令人费解，他们心血来潮，用英文打字给我寄来一封信，弄得我这个学俄文的初三学生
忘纸兴叹，不得不跑到同学邢祖介家请其父——北大教授邢其毅先生翻译，邢先生说那英文实在不很通，但其中有一句我和邢祖介当时就听懂了，那大概算作一句箴言：“没有希望永远是没有希望。”邢老先生说：“不通。”我们说：“通！”
这句话如果说纯属因语法错误造成的“病句”，那是偶得。如果是处心积虑写出的文字，那算匠心独运。我写信总称呼“世英兄”，对一个十五六岁的人来说，未必有些腐儒，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恰当的名词，郭世英比我大五岁，今天看四十岁和四十五岁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距，当属于同代人。可是十五岁和二十岁的人在一起，那几乎意味着相隔“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不否认，我们当时都很幼稚，试想即便二十岁的人，不可能字字珠玑，炉火纯青。除了王勃、李贺那样早熟的天才，现代郭沫若先生也是位早熟的大作家，但郭世英从未认为自己是“天才”或“天才之子”。他只是热爱艺术，热爱文学，他比其他人更热爱生活，渴望那个时期他所不能得到的一切。他是一个真诚的、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时下一天到晚喊着要为理想去死的人绝不会去死，而默默承受痛苦折磨的人则很难预测他们的命运。
有一次，郭世英、张鹤慈和我三个人在西四大院胡同五号郭家，正赶巧一辆又高又大的黑色“吉斯”汽车在我们身边停下，司机和郭世英打招呼，郭沫若先生走下来，微笑着向我们点头，似乎他儿子和我们一样，仅只是年轻人而已。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我说：
“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可他是你的父亲。”我回答。
“血统上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脑袋，都越长越大，我爸爸每年都换新帽子，旧帽子都戴不下去了。”我很愕然，不知老兄是否开玩笑。“可能每年都长些才气。”我说。张鹤慈不客气地打断我：“近年来长的都是傻气。”我很不以为然。郭世英看出我的心情，低声对我说：“我内心当然爱爸爸，谁让我是他儿子。”——近三十年后我到什刹海郭沫若故居凭吊，郭老最后的岁月案头始终摆着戕于文革的两位爱子——郭世英、郭民英的日记，舐犊之情，至死未泯。洪钟大吕如郭沫若者，尚遭此劫，再回想郭世英生前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悲哉！
郭民英正提着小提琴从宅内出来，同样很英俊的一位青年。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学小提琴，郭世英给我作了介绍，郭民英很客气，很和蔼，没有富家子弟的骄矜气，但看得出是花衣锦食家庭的子弟，我们仅有一面之交，便成绝响。
郭老住宅很典雅，隔壁是座基督教堂，院内一座小楼可能也是原教堂的西式建筑。客厅里挂有色彩浓艳的齐白石“百花齐放”的书卷，到处是书。郭世英的房间也到处是书，抽屉里是一卷卷未裱的郭老夫妇写的大宇，可能是习字所留，字字珍品。郭世英对我说，我若愿意就拿走几张。我不好意思，因为有的纸上写着勉励郭世英的话。多年后，我在困顿之中，不免有凡夫俗子的遗憾之感。若今日我手头有留下来的几张墨迹，恐怕今生再无衣食之虑了。但一想到郭世英兄弟，随即大彻大悟。他们愤世嫉俗，为做人的尊严，为了理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辈浑噩至今，混迹商界，事业无成，已属于轻薄者流，又何苦看重世俗的荣辱呢！
我和郭世英、张鹤慈侃着，于立群女士走进来。她胖胖的，保养很好，口里嚼着糖，十分慈祥可亲，比起我日后见到的若干位显贵的夫人所谓的修养之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握着我的手，我极难想象这位阿姨胖而白皙的柔软的手竟能写出极其苍劲工整众口赞誉的颜体楷书。
还有一件令我惊诧的事，我在卫生间里，看到窗台和马桶水箱盖上零零散散放着好几张粮票，在人们刚刚度过荒年的1963年，粮票比金钱还要珍贵。我在学校饿得无精打采，吃掺小球藻的窝头和煮白菜根（将白菜根表层剥掉，将芯切成片，放在脸盆内，加糖精，在宿舍的炉火上煮熟，一人分一茶缸。是杨北平——杨勇将军之子的烹调技艺，大概源自红军或八路军）。明明饿得遍体浮肿，却还要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要唱“我们的生活多么好”，如果讲实话，则认为大逆不道，甚至要遭到批判。郭世英、张鹤慈和我不止一次探讨过“说实话、说谎话”这么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今天我还是说实话吧，看到深宅大院里的情景，从此我知道什么叫特权。也知道了即使在比较清廉的60年代，最上层人士和我生活的中等家庭之间悬殊也是很大的。我对郭世英说，像这样处境的人在中国是天之骄子，为什么要自寻烦恼？——“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他大概回了我这么一句，“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郭世英对强调‘个性解放’这个词先后不下数十次），追求社会的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是公爵、伯爵、男爵。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受鞭笞，做苦役，抛弃舞场、宫廷、情人、白窗帘和红玫瑰，他们为了什么？我不是让你看了安德莱耶夫的《消失在暗淡的夜雾中》了吗？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默默无闻，或者出人头地’，我最喜欢的格言。”张鹤慈在一旁说。
我沉默了，安德莱耶夫的那篇小说是写一个艰韧不拔、历经艰险的牛氓似的革命党人回家看望他年老的、高官显赫的父亲，父子沉溺于久别后的天伦之乐中，在老父乐极生悲的泪水下，为了不使慈父伤心，儿子答应不再四处飘泊、从事危险的活动了。而就在第二天，在父亲放心的鼾睡中，儿子悄悄离开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自己的危险事业，消逝在一片笼罩在俄国的忧郁的薄雾中……我想，他从事的事业也像雾一样神秘，终生笼罩在我们这一些人身上。
还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师范学院找一位女性，她的姓名我已经忘记了。她很文静，富有书卷气，身材纤小瘦弱、短发。然后我们四个人，郭世英、张鹤慈、师院女生和我，又到百万庄去找一位姓叶的女青年。在叶家看到一幅西方画报的插页：夕下的太阳映得海面一片灿烂，船舷边一个女人面对大海，双手伸向天空，后身剪影。大家都赞美她，我为了显示自己不人云亦云，说了声：“没什么了不起。”“咦——你怎么？”郭世英、张鹤慈转向我：“你还不懂艺术！”夜深了，我们到西苑大旅社外面的新疆餐厅小吃部，我清晰地记得，昏黄的街灯照着五个人的影子，长长的，在孤寂的街上晃动、晃动……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们下饭馆，第一次喝酒。
“敦白——”郭世英对我说：‘你看，这就是我们，X诗社的成员们。”“‘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张鹤慈解释道。
我十分的冷静，十分的沉郁，实际上我内心和他们一样，对前途、对生活不那么乐观，因为我父母在1957年已遭厄运，我已知道人间世态炎凉。对于眼前这些年长的朋友，不知道他们是否把我也算为X诗社中的一员。后来李岩老太太，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处长（十三处）负责郭世英一案。她夫妇是我父母终生的朋友，对我父亲说：“X诗社最后几次重要活动，敦白都参加了。”还出示了我们的书信往来。我父亲不相信，身为郭老之子，年长我五岁的郭世英竟写了那么多信，真把我这个无名小子当成个“人物”了。如果苍天有眼，希望这些信件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市公安局哪个档案库里，总会有曝光的一天，看看我们到底触犯了什么刑律。
在这次X诗社最后的晚餐上（其实对我是第一次），我得知金蝶（前文已述）已成功地抵达香港。
“敦白——”张鹤慈醉眼朦胧：“说实在的，我第一次见到你，印象不好。”
“所见略同——我也一样。”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出色地回答问题。
“你真会说，有进步。”郭世英笑了，许多天来，他愁云密布，这是第一次绽出笑容，似乎自慰，他没选错朋友，调理出一块材料。大家都笑了，张鹤慈有些尴尬，不过他从此不再把我当成一个讨厌的小孩子了。
是夜，我有生第一次喝酒，第一次酪配大醉。
天气渐渐地热了，我正准备考高中，郭世英和张鹤慈情绪日益消沉，晚自习后到北大找郭世英，他总不在，他的同学以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在身边。哲学系一位负责思想工作的教员，三十岁左右，浙江人，当时正在宿舍，硬留下我，从故宫封建土皇帝谈起，一直扯到江南园林风光，不知想从我口中套出些什么，我没有真正预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实际上，网已经撒下，就等着收紧了。
6月，一个黄昏，我到北大燕东园张鹤慈家还书，没想到很长时间没露面的郭世英正独自一人在张鹤慈房间里喝酒。
“走，到前面散散步，就咱们两个。”郭世英对我说。
张鹤慈进来了，样子很颓丧。上次喝酒他哭了，他的气质和处境深深地折磨着他，他早因“意识形态问题”被师范学院勒令退学了。
我晚上尚有两节自习课，近来时有旷课，学校当局已对我提出了警告。
暖洋洋的夏风拂面吹来，未名湖畔还有三三两两的青年，大多数学生已去教室上晚自习，在这时季里，你能感到某种青春期不安的躁动。
“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X’社的人面临严重的局势，也可能会影响到你。”
我没有说话，毕竟年纪轻，除了崇拜大朋友，自我仿惶、压抑。对日益降临的危险还缺乏感性认识。同时，内心深处并不认为我们的行为有什么越轨之处。
沿着北大60年代留学生宿舍或留学生食堂前的小道走上假山，四处弥漫着丁香的芬芳，夏风轻轻摇曳树叶。在山上的一个小亭子里我们坐下来。郭世英开始抽烟。
平时他不吸烟，夜色中那张坚毅面孔的倒影显得极其冷峻。
“我们是朋友，我比你年龄大，但，敦白，你是自愿和我做朋友的。”
“我不后悔。”
“真的吗？人到了危难的时刻，什么艺术、哲学、理想、廉耻，都统统扔掉，最后只剩下本能——拼命保护自己。”
后来我深深体会到这些话的分量。
“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渐渐成熟了，视野开阔了，我一直在看书，在思考，我的接触面当然比一般人广泛，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上大学以来，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
他一支一支地抽烟，半晌不说话，我也沉默着。我理解一个扭曲的心灵，一个痛苦的灵魂，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充满博爱与矛盾的羁绊的心灵。
“你不喜欢张瑞芳在《白痴》中的配音，但是我喜欢。那是多么彻底的淋漓尽致地发泄自己内心痛苦的声音。我告诉你，那可是真正的艺术。”月光下，郭世英两眼炯炯有神地看着我。
“我母亲说我，不应该自寻烦恼。我对她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都是人，都有追求。母亲说时代不同了，新社会新青年有新的追求和生活——所以我说，等离开我们，离开我，你还是和大家一样，走大家应该走的路。不要学习我，不要显得与众不同，我们都是普通人，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了。”
随后，他沉默了，再没说一句话。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时值1963年初夏。
以后郭世英的遭遇，已有人在《男子汉》杂志作了介绍，我不赘言，当然，我“自投罗网”，人生苦涩自此起，我走上艰难的路途。回首往事，除了对亡故朋友真挚的崇敬和怀念，我对上述经历没有丝毫的反悔。这是一个凡夫俗子的脱胎换骨，走上成熟的关键时刻。郭世英及X诗社对于社会、对于文学艺术所形成的影响，尚未有人做出正确的分析，因为他们的作品已经散失，影响不广泛。仅留下一部郭世英的日记，现存郭沫若故居。
郭世英的生命极其旺盛的时候以惨烈的形式突然熄灭，客观的社会现实必然造就出这样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结局。1965年他由河南回北京后又转到农业大学读书。我本可以找他，但我想到他说过的话，特别是我自认为已经步入到普通黎民百姓中，已不再留恋任何“布尔乔亚”和“沙龙文化”。我没有去找他。我想来日方长，总会见面，那时我将以一个坚韧的、成熟的、深沉的无产者的形象出现在启蒙老大哥的面前。谁想到这竟成了一个永远难以兑现、令我终生遗憾的虚幻的梦！即使1965年到1966年初我们梅开二度，那么以青年人单纯的热情，同处一叶扁舟之上，又怎么能回避随之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惊涛骇浪呢！
我苟且偷生，活到今日，已经愧对朋友在天之灵，近三十年后，我到郭世英居住过的庭园，又无力超度吾兄亡魂。往事历历在目，然“黄鹤一去不复返”。面对故友，不能自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