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国庆节最早的记忆是上街看游行。那应该是60年代初我们家刚从湖南搬到北京的时候。我记得最早是在胡同口看,长大一点我们出了胡同会往南走一点到西单去看,有两次是跟着大人坐在西长安街路北,新华门以西的地方看的。后来戒严面积越来越大,就不能随便上长安街看游行了。再后来我参加了游行,知道游行队伍过了天安门不久就解散了,所以我们那时说是看游行,其实就是看解散了的游行队伍从我们那一带经过。那些游行的人们正在把彩车模型标语什么的抬回学校或单位,看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的眼里就是游行队伍过来了。
1962年国庆节,我爸爸得到天安门晚会的观礼证,带着我们全家去参加国庆晚会观礼。那观礼证是绸子的,上头尖,下头分叉,那些观礼台上的大人们就把它别在胸前,像后来我们常看到的那些劳动模范一样。我们是从天安门的里面进的观礼台,我和姐姐在红色观礼台下面的水泥台上跑来跑去。天黑以后就坐在观礼台上看放花。
1963年国庆时我刚进入二年级,幸运地被选中参加了组花边。那些年天安门庆祝活动的组字任务都是分配给市区的中学生和小学高年级学生。组字的最前面有一排组花边的,都是小学低年级的女学生。因为只有一排,需要的人少,一个学校只能分到几个名额。我们小学特别小,每个年级只有一到两个班,只分到两个名额。练队是在武定侯小学,我们每人两手拿花,看信号旗决定什么时候举花。跟后来的组字相比,组花边比较容易,不用换花色,所以小学低年级女孩子能够胜任。国庆当天我们身穿白衬衣,粉色裙子,还扎了粉色的蝴蝶结。我们在早上进入天安门广场,站在广场的最前排。庆祝大会期间不时根据信号旗举起手中的花,举得胳膊都酸了。游行结束后,我和广场上所有组花边和组字的同学们一起涌向天安门。回到家里,别人问我看见毛主席了吗?我说没看见。他们说你不是站在最前排吗?我说那我也看不见。就算是涌向天安门时我也没看清城楼上的人。我小学一年级第一次查视力时两个眼睛一个0.7一个0.9,没办法,近视是我老爸的遗传。因为我比班上同学年纪小一点,个子也小,开始时排座位就坐在第一排,后来长高了点坐在第二排,当时并没有发现需要配眼镜。我那时只有7岁多,也没有感觉有什么遗憾的,倒是别人替我遗憾了一回。后来我多次参加组字和游行,带着眼镜也从没看清过城楼上的人,才知道不是眼镜的问题。隔着长安街和金水桥,城楼又那么高,能看清倒是怪事了。
1964年我进入三年级那年赶上国庆十五周年。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那年的庆祝比普通年份要隆重一些。那年我姐姐五年级,成为班上六个幸运儿之一,第一次参加了组字。我小舅舅也代表学校在广场当标兵。我则和大人们一起早早就坐在长安街上等候看游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