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掌声中，加藤先生登上讲坛，“尽量不冒出山形话，说得慢一些”的开场白轻轻松松地切入他要演讲的主题《我和中国》，他先介绍了自己与中国渊源。
加藤先生从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外务省，到之后离开外务省，接下父亲加藤精三先生的政治之棒，已从政40年，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一直关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并与很多中国领导人有过交流。
加藤先生进入外务省后，到台湾留学2年，先是在台大，后到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学习中文，所以他能说很好的中文。他离开外务省，投身政治的时候，正值中日两国邦交话之时，当时他看到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会谈，心里就想“如果不离开外交部的话，我就会是那个翻译了”，由此更坚定了他一定要当选议员的决心。
继台湾之后，1966-67年外务省又派他去哈佛大学学习，搞中国社会学研究，那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在这之前，很难看到中国的很多资料，但文革发生后中国的资料多了起来，得以阅读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十条后十条等文件。有趣的是，当时在哈佛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现在却成了日本问题的专家。
离开哈佛，加藤先生到了香港任总领事副领事，是当时最年轻的副领事。他风趣地说，别听副领事这个名称，其实是最小的，因为总领事底下设几位领事，而各领事之下，又会设几名副领事。那时的工作主要是对中国社会情势进行分析，所以每天都读《大公报》、《人民日报》，从《人民日报》上的用字变化来分析中国情势。
当加藤先生从香港回到日本，进入外务省中国科（常被称为“中国学校”，培养知中人才的地方）工作时，基辛格博士访华，之后尼克松也去了中国。
加藤先生认为，各个国家在各个发展阶段都会建立适合自己的社会政治体制，而日本走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之路是适合日本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时，加藤先生甚为震惊，他从20岁开始就在思考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而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他来说，就好比是冷空调和热空调加在了一起。
加藤先生说，50年代的东大，不学马列，就不能算知识分子。自民党代议士的父亲关照在东大学习的加藤说：“你可不能变赤！”当时都市出身的学生会说：“在学生时代做社会主义者，毕业后，就去做资本主义者好了。”但从山形这样的乡下出来的人却不是那么容易转换的，那片土地给予的一种耿性已融在人的性格中。进入外务省后，却与共产主义作伴，这是加藤先生没有料到的吧。
谈到日本的政治，加藤先生说，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家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日裔）把1992年苏联解体后的东西方冷战的结束称为“历史的终结”，对日本来说，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结成自由民主党后，至1992年的38年间，是自民党与社会党（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对立的时代，1992年以自由主义一方的胜利而告结束。
谈到此次政权交替，加藤先生认为并非是民主党的政权公约（Manifesto）赢得了政权，而是自民党的Own Goai(把球踢进自己的球门)输掉了政权。报上的民意调查显示对民主党写进政权公约的“高速公路免费”、“儿童经贴”持赞成意见的只有3成，民主党认为因为是政权公约，就必须去做，但到了年底，如果还不能按公约执行的话，民主党就要说对不起了。自民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并无太大的差异，民主党以工会为后援，这个将来会成为民主党的重荷，而自民党是以地区为后援的。
日本的有选举权的国民对此次选举的态度是“最近自民党不行啊，但政权不可交给在野党。”“让民主党干一次也好，不行的话，就让他们下去，再把政权交回自民党。”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选举会造成如此之差距，民主党300席位对自民党100席位，与四年前的情形正好相反。这种情况下，自民党若要夺回政权，起码得花2-4年的时间。如果自民党从此一蹶不振，那么民主党会一党独大，但一党独大最终会导致民主党内出现分化，因为民主党的小泽和冈田都是原属自民党田中派的。
谈到日本的外交，加藤先生说日本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如何与美国、亚洲维持平衡关系。鸠山首相在安保、自由主义的运营方法、金融危机方面与美国的看法是有差异的，美国的媒体对鸠山的发言炒了一番，但在他访美与奥巴马会谈时，双方并没特别触及这些问题，可见美国的日本关系专家们在会谈前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美国的日本关系专家们主要集中在东海岸，大约20人左右，他们时而在政府部门任职，时而又回到大学教书，如此替换，在政府部门与大学之间进进出出。
当鸠山对北京提亚洲共同体时，中国只是听，并没有明确表态，而且谈到与美国的合作也很重要，但鸠山却把撇开美国的想法说了出来……
谈到日中两国关系，加藤先生说根结在于问题多多的历史观，他认为对华21条是错的，外交政策的错误从此开始。对那场战争，他说，中国从没有说过要求日本出兵，日本派兵过去，就是错的。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30万这个数字有争议，但即便是5、6万也是个极大的数字，杀人就是杀人，这与双方在战场上的互相残杀而导致的死亡是不一样的。另外，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关于靖国神社的事实，即靖国神社里面对战争的介绍上并没有写中国的坏话，而是写那场战争是由美国人引诱日本人干的，美国大使去靖国神社时，看到此话，很不愉快，可以说，靖国神社并不是反中，而是反美神社。
加藤先生说，日本人的对中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正处于一个挺难的时候。每当有家乡山形县的学生来国会参观，无论是只有5个学生，还是150个学生，他都会亲自领着他们参观国会，并且会问他们哪个是你们最喜欢的国家，哪个是你们最讨厌的国家，他们回答:最喜欢的国家是美国，最讨厌的国家是朝鲜，喜欢中国的寥寥可数。这就是现在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吧，毒饺子事件对日本民众的中国形象影响很大。日本也有至今都没有破案的事件，比如グリコ（Guliko）事件，承认事件发生，尚未抓住犯人，还需要时间去解决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中国GNP的增长、建造航空母舰等，在普通的日本人看来就是中国比自己大好多的感觉，会产生恐怖感，就会认为中国对日本有威胁，其实还是相互信赖的问题。还有，对中友好的人在日本国内并不是很有人气。
谈到民族主义（Nationalism），加藤先生认为有三种，即、斗争性民族主义、竞争性民族主义和有自豪感的民族主义。斗争性民族主义就是用领土问题、天然气开发问题等来激起民族主义，竞争性民族主义则诸如奥运会上的不愿输给对手等，也是好的民族主义，而有自豪感的民族主义，就是对自己民族有自信与自豪感，是民众对自己国家形象的认识。如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自由有自豪感，中国人则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之国，那么，日本是什么呢？有议论，但没有结论。加藤先生认为日本可以定位为：最尊重自然的国家，在自然面前人们平和地生活，自然之和与人之和。总之，如果世界上的人们各自有各自的自豪，能以自己的个性而存在着时，就可以不需要相互争斗了吧，那么梦想就都能实现了。
加藤先生在演讲结束后，留了一些时间给人们提问，他的回答对刚才的演讲内容又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一位日本老人问加藤先生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去中国的，他答道，首次去中国是在当了国会议员之后，第一次访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人们对解放后生活的评价“我们现在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
一位大学老师问加藤先生对教育的看法，他答道，日中两国的教育在历史教育方面存在着太多的差异。
一位女生问加藤先生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什么，他答道，日中两国是互相学习，日本的苦恼在于最早挤入了发达国家之列，现在中国正在走向富裕之路，正处于上升期，15年后中国也会面临日本现在的苦恼。在赶超欧美的目标下，日本成为第一个与欧美并列的国家，富裕程度比有的欧美国家还要高，但经济上的超越并没有让日本一个成为真正富裕的国家，这就是日本的苦恼。中国也在赶超发达国家，他希望中国的厕所能变得更干净一些，中国农村的厕所可以说落后日本100年。他的实话实说，让听的人们笑出了声。
加藤先生提到，现在是自民党和民主党的蜜月期，人家在欢度蜜月的时候，你说三道四的话，是很不合适的，所以自民党现在不怎么多谈民主党的政策之类的，是在有意回避。
对日中两国的交流，加藤先生认为年轻人之间展开的交流已经很多，重要是日中两国的媒体要互相承认对方。
一位先生提到当年的加藤之乱，问加藤先生还有没有当总理大臣的想法，他答道，
有机会，当然会当，作为政治家，都会有想当总理大臣的想法，也会思考自己当了，会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但这些都要看客观的现实了。自民党现在变成了反主流的政党，自己会进入团队之圈展开活动。
一位明年将在日本就职的学生问加藤先生对将在日本工作的年轻人有什么希望，他说，要有自信，世界60多亿人口的一半集中在亚洲，亚洲人个体都是非常聪明的，也定能再造辉煌的，日本和中国会成为很重要的角色，但如果中日之间吵架反目，那么梦想就会破裂。
是啊，信心，对自己的信心，对中日之间能友好相处的信心，才会让中日朝着真正友好的局面迈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