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利器的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利器的革命

廖康


国人爱论道，很多人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加以价值判断，认为道高高在上，远比器重要。他们不知道，实际上，许多变革都是因为在下之器改变了才发生的。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盛赞“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者多，盛赞“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者少。人们对白话文革命的意义似乎还认识得不够。文白之争虽然早在三十年代就结束了，但一直有人在哀叹文言的废弃，并且反对普遍使用白话文。尤其在海外，提倡使用文言者绵延不绝。而反对白话文的前沿阵地攻击的主要目标就是简体字。前不久，中国的政协委员潘庆林“建议全国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学者争论激烈，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也表示，他一直预言中国大陆所使用的简化字会恢复为繁体字，这种信心从未动摇。虽然那建议没有通过，但从争论来看，有些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革命的一部分，对其最伟大的意义仍缺乏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革得最彻底、最成功的一部分就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这里所说的文学首先包括了文字，而且恰恰是因为新的利器——白话文——普及了，才使我们的教育和文化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国文学也因此而摆脱了以往的束缚。五四新文化运动集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浪漫主义运动利器硕果之大成，它才真正堪称中华文明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员主将是陈独秀和胡适；前者载道，是激进派的代表，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后者利器，是温和派的代表，推动白话文运动。当然，两者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他们都赞同使用白话文，胡适也载道，虽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他秉承杜威，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只是他认为应该“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载的道直接体现在利器上，联合左右两派文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其主要战场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内，主要对象是一批老古董国学教授，结果大获全胜，解决了我们文化落后的最根本问题。中国两千年来积累的国学从此走向死亡。早在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刚结束之时，蒋介石就在全国明文通告，取消国文，代之以语文，也就是用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一九五六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简体字正体字的法定地位。白话文和简体字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这两支利器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使用，普及了教育，促进了科技，也发展了文学；新文化运动大功告成。这是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超越了政治分歧，超越了党派斗争，超越了政体差异，其深远作用必将福泽万代，其伟大意义正越来越清晰地昭示在我们面前。

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在利器的意义上，只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浪漫主义这三大运动成就之总和可以差相比拟。文艺复兴所利之器是欧洲的本族语，也就是欧洲各国百姓的日常用语。只因拉丁语是欧洲的官方语言，其它各国的语言被贬为方言，文人们不屑于使用，长期得不到发展。文艺复兴的巨匠们：但丁、佩特拉克、薄伽丘、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拉伯雷等都使用本族语创作出了不朽的篇章，让普通百姓的日常用语开始得到尊严和地位。从世俗的意义上来说，宗教改革的最大成就是把欧洲百姓从拉丁文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使得欧洲各国的语言文字获得与拉丁语同样的尊严和地位及长足的发展。宗教改革的领导人马丁8226;路德因反对教会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发售赎罪券，反对教会曲解《圣经》，而与教皇的权威产生冲突，最终导致他亲手将《圣经》译为德文，让广大普通百姓都能直接阅读《圣经》，并以《圣经》而非教皇为基督教的最高权威。以前欧洲的文人们，包括很多文艺复兴的大师，写正经文章还是要用拉丁文。莎士比亚有那么高的成就，还有人讥笑他“拉丁文欠缺，希腊文更少。”而一旦《圣经》——欧洲最神圣的书籍——都有了德文版本，还有什么不能用本族文字来书写呢？马丁8226;路德这先河一开，其它欧洲语言的《圣经》译本也相继问世。从此以后，欧洲各国的本族语便与拉丁文并驾齐驱了。而且，由于使用广泛，本族语的各类作品渐渐地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超过了拉丁文作品。

这一变化的伟大作用无论怎么估价都不会过高，因为这不仅是使用什么语言的小问题，而是给予民众利器，释放出无穷创造力的大事。拉丁文和我们的文言文虽然有天大的不同，但它们对民众的束缚却是同样巨大。这两种语言都十分难学，拉丁文难在语法过于繁复，就连贵族和僧侣们使用拉丁文时都经常出错。且不说其它各国没有受过多年教育的普通人，即使是意大利的百姓也不懂拉丁文，就像中国百姓不会文言文一样。中国的文言文难在根本没有语法，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国学大师们常为怎么理解一段古文，甚至怎么断句而争得脸红脖子粗。学习方法基本上就是背诵和模仿古典范文。这样学习有双重束缚：首先是难学，缺乏系统规则，难以举一反三；其次是在思想上因循守旧。而且，文言文和拉丁文都与人民大众的口语严重脱节。在文言文统治中国的两千年间就像在拉丁文统治欧洲的一千五百来年一样，人们说的是一种语言，写的是另一种语言，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人民的才智因此而受到的压抑可想而知。相比之下，欧洲的情况还稍好一些。各国毕竟还有一些本族语的文学作品，很多人还可以用本族语通信交流。但中国的白话文作品仅限于几部小说和戏曲里的道白和插科打诨。而且在金圣叹评出“六才子书”以前，那些小说根本上不得台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中国是文言文的一统天下，绝大多数老百姓连最简单的书信都要请人代写。

虽然也有很多书信写得半文半白，但正式文章都用文言。用于书写的文言文，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运用和锤炼，形成其独特的文体：音韵铿锵、极度简洁、用词古雅、富于典故。文人们用文言记事、论政、作诗、填词，写起来中规中矩、得心应手。然而，也正是由于文言如此简约、如此精致，如此典雅，如此约定俗成，它不易于进行逻辑思维，不易于用来讲述故事或表达情感，尤其不易于用来塑造人物，更无法在文学中用来再现大多数人日常的语言交流。由于大多数文人都不屑于用白话做文章，白话文一直停留在话的水平上，没有真正提高为文。诚然，戏曲和评书大量运用白话，但说唱艺术主要是代代口传，也可能有些粗糙的话本，因未能广泛刊印流传，以致多数丧失民间。虽然在明清期间，出现了《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杰出作品，文人仍普遍轻视这些书籍，称其为“小说”，这些作品所使用的白话文还是未能登堂入室。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又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教育。他们不仅看到了国学和文言文对中国人民的束缚，也了解欧美人民摆脱拉丁文桎梏后所取得的长足发展。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是文化最基本的元素。毫无疑问，若想让中国从贫穷落后走向富足强大，必须让普通中国人受到良好教育。若想普及教育，必须首先建立与日常语言基本一致的文字。白话文正是这个载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功绩就是把白话发展为正式使用的文字，借鉴西方的语法使白话文有了规范，易学易用，不仅易于逻辑思维，同样易于文学创作。提倡白话文的海归先贤身体力行，运用白话文创造出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让广大民众，包括饱读诗书的学者和引车卖浆的百姓，都清楚地看到白话文的美、活力和尊严。让大家都认识到，若想发展中国的文学，我们必须运用活的语言，使其成为文字的主体。

这最后一条亦得益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西方各国在文艺复兴之后，普遍经历了启蒙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时期。当他们认识到自己曾经有过古希腊古罗马那么辉煌的传统文化之后，向古典学习，总结并遵循前人的写作规范，甚至模仿前人的风格，大量运用典故和所谓典雅的词语，都是自热而然之事。然而，文学和其它学科及事物一样，其生命在于创新。到了十九世纪，西方文人们对古典的信条和规范不甘于一味满足了。他们冲破理性的藩篱，欣赏奔放的感情，摆脱古典的陈词，喜爱民众的语言。也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自由平等的实行，文人们主张用普通人的语言描写普通人的感情，讲述普通人的故事。他们强调感情，而非理性；主张运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而非重复文雅端庄的滥调。描写对象和描写方式都从贵族走向平民，从高雅走向通俗。然而，这通俗绝非庸俗，而是充满活力，充满对普通人的同情，充满对普通人生活的乐趣，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字。浪漫主义文学的这些特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与欧洲相比，我们似乎幸运的多；我们的文化几乎没有断裂，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然而，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不幸，我们总是沉湎于过去的辉煌之中，总是以“古已有之”而自豪，我们的传统文化经由传统载体——文言文——牢牢地拴住了我们的手脚和大脑。中国没有文艺复兴，而是一味地因循守旧，我们奉行古典主义奉行了两千年，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止。胡适在提倡使用白话文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还提出了著名的八大主张：一）需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讲求文法，四）不做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八大主张中，第二、四、五、六、七、八与柯勒律治和华兹沃思有关浪漫主义诗歌的看法一脉相承，和雨果的小说和戏剧风格遥相呼应，与爱默生和梭罗提倡的理念及实践的文学志同道合。从此，中国文学也从帝王将相的殿堂和才子佳人的庭院里走了出来。

不要把这个功劳归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恰恰相反，正是那场痴迷的运动把这健康的文学发展一度带入歧途，走向极端。毛泽东于一九四二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张旗鼓地宣称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要用来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为其政治路线服务。在文学艺术源于生活，应该描写反映广大民众的生活这方面，毛泽东思想似乎与浪漫主义合拍，似乎秉承胡适的主张。但真理和谬误往往就是如此相似，而又如此不同。其不同就在于毛泽东否认了文艺的本体性质，把文艺变成了宣传工具。那些理想主义者们操着这个工具，犹如刑天舞干戚一般，盲目地杀向所谓的阶级敌人，最终也杀向自己。他们到农村肤浅地体验一下生活，就写出斗地主，闹翻身的小说。那类作品被用作土改的教科书和工作手册，使无数普通农民丧失勤俭积累的财产，使很多所谓地主富农丧失无辜的性命。在那场血腥的土改运动中，革命文艺扮演了为虎作伥的角色。那些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的诗歌和文章鼓舞着人们投入一个又一个疯狂的革命运动，把中国人民，连同那些笃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所谓知识分子，一道拖入灾难的深渊。

这场灾难未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这场灾难当然不是白话文本身所造成的。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虽然走过一段弯路，但是中国的文字改革在大陆却获得了应有的发展，那就是五十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的简化字，及一九五六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赋予它正体字的法定地位。

其实，采用简体字并不是在共产党一家领导下取得的文字改革成就；而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国民党和各个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知识分子，共同达成的统一认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简体字只是在共产党当政之初获得了法定地位而已。当然，这一成就的确应该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劳簿上。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简化字早在南北朝就有了，《宋元俗字谱》里还专门收录了简体字。胡适在提倡使用白话文后不久也提出汉字形体需要大改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三年后，钱玄同等人提出了一套含有八种简化策略的汉字简化方案。一九二八年，胡怀深出版了第一部为简化汉字服务的专著《简易字说》。一九三一年，徐泽敏的《常用简字研究》出版；三年后，他又发表了《550俗字表》。同年，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出版。一九三五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采用了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的324个，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虽然半年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就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但这只是暂时的挫折，也是为了更加谨慎，为了让更多人能够逐渐接受简化字。随后，战争阻止了汉字简化的进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立即组成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五年后，发展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经过六年多的反复研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才决定简化515个汉字和54个偏旁，经国务院审定并批准宣布为正体字。

这批简化字得到大多数学者和使用者的衷心欢迎。胡适身在台湾，非但没有因为政见不同而反对大陆学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终取得的这一成就，相反，他为之欢呼，因为简化字与他所倡导的白话文的终极目的一致。这批字是依据汉字草书的简化规律而简化的，是参考流行数百年的简化字而推广的，是在白话文双音词取代文言文单音字之后，在避免同音字误解的基础上甄别鉴定的。胡适的赞赏代表了大陆以外多数有识之士超越意识形态的学术见解。当然，对简化字不是没有不同意见。大陆的反对派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政治打压更是不公道。但反对者的确是少数派，他们的意见无论如何也难以推翻一个事实——简体字的确有助于普及教育。大陆中国推行简体字仅十年后，文盲人口比例就远低于人均国民总产值相同时期的台湾等使用繁体字的地区。至于其实用性和美术性，赞成简化字一派和反对派虽然都各有道理，但反对派没有能够提出简化字必须停止的任何理由。一九五六年在全中国实行简化字，在利器的意义上，可以说为普及教育、救亡救国而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中国的一场大灾难。浩劫过后，人们反思。追本溯源，有些人指责五四运动乃文革之始作俑者。对此，我没有研究，且不置喙。还有些人捎带着攻击白话文和简体字，把这些最不具阶级性，最没有政治色彩，最不含意识形态的文化工具说成是共产党的宠儿，说成是毁灭中华文化的祸根。对这类毫无文史知识、缺乏世界眼光的偏见，有必要指出其谬误所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民族主义日益抬头，近二十年来，国学似乎在复兴，左边冒出一个国学传人，右边封赏一个国学大师。其实他们连文言朗诵都不精通，文言写作也不通畅，国学都消失了那么多年了，哪里还有什么大师？反正大家的文言都不怎么样，冒充个国学大师出来混也并非难事。如果一些人有兴趣，研究研究国学，也没有什么害处。只要不再让经史子集占据教学的统治地位，不要让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充斥当今的课堂就好。至于那些连国学是什么都不清楚，仅凭似是而非的文言和众星捧月的书法而招摇撞骗者，只是他们和那些附庸风雅的高官及暴发户们才自诩风流，与民众没什么关系，与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发展也没什么关系；任他们自赏自伤、自生自灭也罢。但我们决不能为了国学而废除简体字，更不能走文言文的老路。

回顾历史，文言与白话的论战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结束，现在没必要，也不可能再次兴起新的论战，因为白话文已经没有对手。其实，文言文早已丧失了生命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让我们明白它已死亡并给文言的棺材钉上了钉子。更重要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先贤们，像普鲁米修斯为人类从天庭盗火一样，为中国人民建立、规范、推广了说写一致的白话文。就如同拉丁文让欧洲各国本族语所取代一样，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以后，教育迅速普及了，国民素质提高了，人民的创造力像泉水般涌现出来。不仅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文学艺术也日新月异。中国文学近百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已经超过前一千年所积攒的总和。虽然我们走过一段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服务的弯路，但一朝利器在手，善事必将兴盛。即使是在革命和专政最严酷的时期，仍然有人在悄悄地写作另类文字，默默地翻译各国大师的作品。一旦严冬过去，百花立即盛开。而今，我们每天都在收获文理工科各个领域因为有了白话文才可能取得的丰硕成果。这是“之乎者也，子曰诗云”永远不可能企及的梦想，是用文言从未梦想过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