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夏--1962年秋）
一九六零年夏，因为北京监狱里的犯人越来越多，所以政府就决定把重刑犯，即二十年徒刑以上的犯人，都送到黑龙江，在那里劳动。六零年夏末，袁相忱就和其他犯人一起，被押送到东北黑龙江兴凯湖监狱服刑。坐火车起程的时候，犯人坐在车厢里，车厢前後都有人拿著机关枪看守著。车到沈阳的时候，正是夜间，感觉外面天气变冷了，等到了黑龙江，还没下火车，看守就让大家穿上分发的厚棉袄、棉裤，戴上大皮帽，穿上毡袜，冬天的装备已全副武装在身上。下了火车，已有十几辆军用汽车等著他们，他们被押上汽车，送往监狱。汽车走过大街，小孩子们就跑出来看，边看汽车走过，边拍著手喊：“你们都是反革命，你们都是反革命！”那个年代，稚气未脱的小孩子还不会认字的时候，却已知道什么是反革命了，可见当时的社会气氛是何等的紧张。
兴凯湖是在中苏边界，与苏联只隔一条河。刚去的时候，帐篷就是他们的监狱。一座座的帐篷集中在一起，外边又用铁丝网围著，又有持枪的人四处把守，这就是一座监狱了。由於在东北住帐篷根本无法过冬，所以犯人们到了之後，第一个任务就是先烧砖盖房子，要为监狱干部和犯人盖住的房间，也就是犯人要为自己盖监狱。犯人中有一部份被派去烧砖，另一部份就用烧好的砖砌围墙，砌完围墙後又为干部盖住房，最後才是给自己盖监舍。每个监含有五十米长，一条南北炕，当中有个用砖头砌的火炉，火炉里烧柴火或煤，用於冬天取暖。每个犯人睡觉的地方都很窄，有一定的宽度限制，一翻身就会碰到别人。在那里，冬天差不多天天吃高梁米，几乎没有菜吃，吃豆腐就算是改善生活。每月有一个礼拜天吃馒头，每人八两，这就算是大餐了；每个礼拜有一次改善生活吃白面，平时都是吃玉米面或高粱米。主要的菜是土豆，并且是发黑的土豆，几乎餐餐都是。所以袁相忱获释後，好多年都不想吃土豆。
监狱的房子盖好後，犯人们的任务就变为种庄稼了。秋天收完庄稼後又去打草。北大荒很多草，比人还高，袁相忱以前从未见过这么高的草，一年的生火、烧炉子，都靠自己打的草来维持。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刚从北京上去时，梁惠珍为丈夫准备了毛袜子，让袁相忱穿著觉得暖和；可到了东北後才知道，根本无法跟乌拉草比。把乌拉草卷一卷，放在鞋里，真暖和，真是宝贝。他们常去与苏联搭界的兴凯湖打乌拉草，作为过冬之用。神的创造真是奇妙，有多么严寒的气候，就有与气候相适应的植物。在东北滴水成冰，说实际点就是拿脸盆去打水，回来都冻上了。有一次干活时，气温大约零下三十多度，有人看到袁相忱的鼻子白了，马上叫他上屋里去。幸亏进去得及时，要不然，後果不堪设想。听人说，有时耳朵一冻就能掰下来，真是那样，一点都不夸张。冻死的人都是站著的，并且是笑著的。袁相忱虽没亲眼看过，但总听人们说起。
去了东北不久，刚好过中秋，当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已开始，这就是一九五八年打麻雀的严重後果，所以即便是过中秋，监狱仍然是吃窝头。一九六一年的春天，监狱的生活就更惨了，连窝头都吃不饱，犯人们就在外边找野菜，用野菜做菜窝头吃。
那时兴凯湖共有六个劳政农场，袁相忱是在劳改队第四分场。有的犯人常把窝头扔过河的对岸去，那边的苏联人就把面包扔过来，以示友好。也有很多犯人忍受不了饥饿，就越境逃跑了；有些人游过对岸，逃到苏联，结果苏联也不要他们，因为要一个普通犯人也没用，凭空多了一张嘴，所以把逃过去的人又用麻袋装起来，送回来。
一九六二年，珍宝岛事件後，中苏关系破裂了，中国政府又觉得把重刑犯放在边界不合适，就决定把他们调回来。有一天，劳政农场场长对他们说：“现在关里需要你们，所以要把你们调回北京。”犯人们个个觉得莫名其妙：“一会儿说监狱里放不下了，一会儿又说关里需要我们。”但在困难时期，在北京总比在东北好。所以人们就又都欢天喜地的回来。一九六二年秋天，他们坐火车回北京，一切又都像来的时候一样，用专列运送犯人，车厢两头有士兵持机关枪把守，只不过去的路上是一件件地往上加衣服，而回来时则是一件件地往下脱衣服。
能重回北京对袁相忱来说是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喜事，出发前就忍不住给梁惠珍发了一张明信片，告诉她自己快要回北京服刑了。梁惠珍接到明信片後，又惊奇，又高兴，觉得好像做梦一样。
这辆载有两千多犯人的专列，到了天津茶淀，一个犯人劳改的地方，就停车，让犯人下火车吃饭。吃过饭後，这两千多犯人中的大多数，就要留在这里劳改了。只有极少一部份让政府更不放心的犯人，才被押回到北京监狱。
袁相忱一下车，却意外地碰见一个老熟人--杨津广。杨津广也是广东人，在北京读大学时，在袁相忱的福音堂信主，以後很热心，常去袁相忱的家里。袁相忱当初被捕时，杨津广还没事，现在却在这里看见了他，袁相忱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他乡遇故知，难过的是故知也同样深陷囹圄。杨津广当时正是作为“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在茶淀劳改。两人看见了，却不能说话，只能点点头。
下车後开始吃饭，先端上来一碗菜汤。袁相忱以为监狱考虑到犯人坐车渴了，先上一碗饭前汤，让大家解解渴。没想到喝完汤好久，还不见端饭上来。原来当时正是饥荒时期，老百姓都吃不饱，所以对犯人，只给每人一碗菜汤，没有饭。袁相忱又饥肠辘辘地继续上车回北京。虽然饥饿，但他心中却是充满喜乐，因为当时在茶淀，大部份犯人都留下了，只有五十几个政府认为能够里通外国的人，也就是危险份子，还得回到北京监狱里。别人把袁相忱当作重刑犯中的重刑犯，所以要送回北京严加看管，而袁相忱却知道这是神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