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持续稳定的成长与发展，是全球和平与安全之所系，因为冲突的引爆点往往深埋在社会经济的剥夺与资源分配不均之下。”
——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安华
过去在建国初期碍于有限的资源和财力，中国政府提出了计划形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制度及城乡二元体制。
在50年代后期《人民日报》的社论上曾呼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计划经济体制而为了防止农民未按计划自由流动造成政府有限的资源被无效的配置。
今天所提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却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把农村建设发展拉到和都市发展成同一水平线而产生，检视的高度和政府所需投入的大量财力物力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回顾二十世纪之初，共产主义为世人描绘出一幅乌托邦景象；而现在人们才务实地体悟单凭共产主义口号解决不了贫穷，只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为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福祉。1970至1990年间，亚洲逐步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后，整体人口数虽然增加了2/3，但赤贫人口却整整降了55%，是人类有史以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如此众多的人口挣脱贫穷的外衣束缚。
依照先进国家的常态，人们从乡村迁移到都市，再从都市搬回乡村，然后周而复始。这种迁徙有时引人瞩目，有时只在人口普查记录上留下雪泥鸿爪。随着产业的兴衰，城镇也生生灭灭。但对中国来说，这些历史的经验法则并不适用。
全国各地的农村贫民从乡村一波波涌入城市，如果现况持续，这种人口大迁徙除了迫使政府采取新的因应对策，也将改写中国社会的特质与环境。
在这股大趋势的背后，社会与环境成本是无法估计的。内地的各大都市尤以北京上海早已车满为患，纵使实行限日限车牌或是大幅提高汽车关税及牌照税对于拥挤不堪的交通仍旧缓解有限。至于空气、环境的污染、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更是有如潮流般盛行，国民住宅、水源、电力和交通设施的短缺只要景气稍一好转又会成为令政府头疼的问题。
在许多人心中，都市就是现代化全球化的表现。纵有百般缺点，在大都市里讨生活的农民还是觉得比农村的就业希望及赚钱机会更多，也不会因为自己受到了二等公民的待遇而继续呆在乡下坐以待毙。
“我们在农村里只看见越来越多的坟墓及等着进坟墓的老人们！”这是从农村出来的年轻族群共同的感受和心声。若是无法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拥有同等的机会，这股都市移民潮势将持续发生。当整体经济环境好的时候，这群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因为有工作保障及相对于农村更好的收入待遇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提供了源源不绝的低廉劳工，奔流四方协助各地市的建设如火如荼的进行。
只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国内的经济及出口外销产业仍维持高成长率时，这股有如巨型缓冲器般提供都市发展急需的劳动力，同时亦缓解了农村的经济压力。
但一旦当经济出现迟滞甚或大萧条时，这个巨型缓冲器就成了隐形的不定时巨形炸弹了。一旦这一大批时时担忧饭碗不保的边缘人所组成的流动人口无法在城市谋生，轻则影响市容及治安，制造都市脏乱和壅塞；重则容易引发大型抗议示威，造成社会动荡不安，降低外资投资意愿甚至导至政权的不稳。
由此可知，设法提升乡村的生活水平，从事农村改造计划，改善住屋，教育以及医疗保险等设施才能有效地舒缓城乡生活水平及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它的社会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
中国政府若希望未来能维持稳定的GDP成长率，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推动的成功与否便是最关键的部分。
现在全中国人口数按官方数字统计是13亿人口，其中 9亿农民——也就是70%是农村人口。若是未能妥善照顾，安置及提升他们就业的机会与收入，就等于忽视了70%的百姓的需求，让他们的生活水平远低于都市的平均线之下。
倘若中国政府能及早采取相应措施，有效的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这股未来庞大的消费力才是真正潜力无穷，扩大内需的主要战斗力量！
厉以宁教授曾提到：“目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大大低于城市。200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倒67177亿元，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45095亿元，占67%；而占大陆大多数人口的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才22082亿元，仅占33%。由此可见农村消费市场相对狭小，直接影响了中国内需的扩大。”
所以政府的行动不但要来的早更要来的巧：方法必须非常稳当有步骤，并具备现代观及未来观。
以台湾为例，台北是全中国第二大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密度：15200人/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376平方公里。台北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总人口570万人，拥有庞大的科技产业，其设计能力，电子制造业都是世界第一流的。
而奠定台湾在1953年后三十年间经济快速成长及高GDP的背后功臣则是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成功的推行三阶段的土地改革，安定农民心理，提高农民地位，改良耕地利用，彻底改善农民生活所致的成果。
台湾当时和大陆最大的差异是这个面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岛屿是个农业岛屿，农民在总就业人口中约占97%。
经由当时陈诚省主席及国民党政府的全力推动，第一阶段实行三七五减租：规定地主向佃农收租时，总租额不得超过正产物收获量的百分之37.5%，且租期至少6年以保障佃农耕作土地的权利；除非佃农连续两年不缴地租才可以回收土地。
据当时的报告，减租之后当年度台湾的稻产量增加28.67%，粮食总量更增加了45%之多！
这就证明了当农民知道耕重的收入2/3是自己所得时，他便会全心投入；总产量和产质便大幅提升。
当农民所得大幅提高之后，便开始实施第二阶段的公地放领：根据1951年立法院通过的《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政府决定把公营企业所拥有的公有地的一部分发放给佃农。
总计至1975年为止， 第一及第二阶段的土改措施使得农地面积增加13%；农民购地面积也增加了一倍之多。当台湾的农民生活都富裕了起来,再推行第三阶段的”耕者有其田:让农民得以以低廉利率同政府款贷购买土地耕重,从佃农摇身一变而成了”自耕农”毫不费吹灰之力便完成了土地改革後的財富重新分配. 现今台湾许多大地主及地产巨子就是由原本自耕农身份摇身一变而成的,包括许多金控家族皆是.
最为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此次改革中彻底实施土地改革及有形資產的重新分配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因此得到了广大佃农的支持，这才稳定了其在台湾执政的基础。
再以印度尼西亚为例，约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世界顶尖的趋势预测家及吉隆坡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顾问)，在他的著作《亚洲大趋势》（《Megatrends Asia》）里指出：印度尼西亚政府如同早期台湾政府一般将农村发展当作首要任务看待，所以推行的政策皆以有利农民提高收入为主。其中包含稻米保证价格，灌溉设备的投资，肥料与杀虫剂补助等。
从1960年至1980年间印度尼西亚农业产值每年皆成长4%。
除此之外，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大部份农村及早实施农民贷款及推动农业信用方案，并因此成立了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该银行至今己服务超过三百多万农民就业，并且大幅减少了贫穷线以下的人口，这才造就了近年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繁荣。
1971年印度尼西亚有六千八百万贫民，至1990年虽然印度尼西亚整体人口增长了一半，贫民数却降为一千八百万，为原先的1/4左右。
如同台湾一般，印度尼西亚已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商都市化社会。
对这两个政府而言，现在最大的考验是如何留下有生产力、灌溉系统良好的稻田，并提升农作物单位面积的总产量及质量，藉以发展优势及高毛利的农作物生产，例如：花卉，茶叶，中药材等，而不让这些肥沃的田地被人为炒作变更为商业、住家或其它用途用地，以换取丰厚的土地变更增值利润。
近年来最大的趋势之一便是亚洲这些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商都市化社会的国家及地区如台湾，印度尼西亚，韩国，甚至包括内地沿海省份皆已由稻米出口国转型成为进口国，原本坚守的粮食自足政策还是抵不过工业化的发展而成为昨日黄花！
当全球暖化现象越演越烈，世界各地的气候完全脱离以往预测的常轨运行时，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毫无预警地到处窜演，缺粮食的情况将会是未来全球的领袖们的首务之急。
《史记．管仲列传》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而明代沈采的《千金记·起盗》则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都直截了当的点明了人类生存的最基要满足的条件是温饱，其次才能谈到其它更高层次上的追求。
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一九四三年发表的《人类动机理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一书中对人的需求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人的需求按重要性和层次性从基本的（如食物和住房）到复杂的（如自我实现）排成一定的次序。当人的某一级的需求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求，如此逐级上升，成为推动主体继续努力的内在动力（附注一）
由此可知，只有当绝大多数农民都有了最低生活保障，生活温饱己不成问题后，再推动农村的教育普及及专业技术提升便相对容易的多。
农业人口就地消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小得可怜，不可能靠这些有限的農地维持体面生活,所以还必须倚赖政府着手解决农民土地转让问题及针对土地的配置做到全国城乡统筹和完善架构农民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险制度.
提升农民及农民工的技术层次和产质则是中国政府提高农民所得,得以進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制的重要突破口. 提升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例如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或是技术层次的提升;换句话说便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才能促进产业升级达到经济转型的终极目的.
近十年间亚洲经济的快速成长造成专业技术型的劳工及廉价劳工严重短缺.尤其是在全球金融风暴之后,欧美失业率仍高居不下而经济复苏力道并未如预期强劲,原本全球经济成长的引擎几乎全仰赖美国消费者的先消费后付款的习性.他们以以低廉的代价取得资金,消费来刺激全球经济成长.
但现在美国的储蓄率已达5%，等于一年减少约七千亿美元的消费。过去靠外销市场，致力于出口，赚取贸易顺差累积财富的亚洲国家像是中国内地及台湾，皆极需修正过去经济发展中的过度不均衡：高度的储蓄率与低消费，以及日异悬殊的贫富差距。
在重回均衡之路上，中国不能再靠过度倚赖出口，而是必须尽量靠内需消费来维持经济的高成长。要增加内需消费就必须先行解决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长期以来城市和农村居民间的不平等待遇。当我们扩大了就业,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收入,加快了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制自然就解决了大多数百姓的后顾之忧.当大家温饱之后自然会开始享乐消费进一步再扩大内需市场了.
至2008年底，中国的外汇存底巳高达1.94兆美元，名列世界第一。
高速成长的GDP及剧幅增加的外汇存底令西方国家眼红窥觎，遂引发了中国威胁论之说。西方关心甚至担心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造成一贯由欧美强权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及国际秩序产生威胁，进而挑战战他们的霸权。
唯有把过去全民辛苦赚来的廉价劳力血汗钱加速花掉才能趋吉避凶，免于一直被其它赤字国家要求疏困及金援，其中尤以美国为甚。
巨资买美国国债的下场多半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只要美元一贬值我们就等于以等比例的幅度和金额在替他们过去的亏空和挥霍买单！
由此可知,花钱不但要花在刀口上还要花的让自己开心及能替自己买到未来持续增值的空间才有意义.
中国经济要做到持续性均衡性发展就必須把外汇存底做妥善的分配及運用:养老保险由中央政府全国统筹，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医疗,教育,保险,宅基地置换,融资体制及管道的开通上才能让全国2/3的人口没有后顾之忧地敢花钱消费;这样才能长久且持续地刺激内需市场的高成长率.
当农村的基本生活所得被妥善保障,生产力被有效的提升和转移,促进生产要素按照最佳效益配置原则及市场需求在城乡之间自由的调节,久而久之自然能形成城乡发展间的良性循环,最终户籍统一,实现人口流动自由化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长期以来因实施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社会不公平的待遇及不对等的现象引发了社会深层的不稳定及距离感.
而冲突的引爆点往往深埋在社会经济的剥夺与不均衡之下.许多在己开发中国家罕见的词汇例如北漂,农民工,盲流,凤凰男等等因而诞生,一再加大城市和乡村居民之间的隔阂及彼此价值观上的分歧及对峙感.
这对创造社会主义新中国稳定发展的基石绝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在任何已开发国家中,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通常是动乱衰败的前兆.
要平衡中国当下的社会贫富差距主要看农民,农民工及其眷属们是否得到公平待遇.
公平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让最需要的人得到帮助!因为他们不但占了2/3的全国人口比例,更是弱势群体的代表.
东西方过去所有伟大的传统观念都是以人的尊严为上：人民的自由，安全与发展才是最为重要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伦理道德则是文明的基础。
但当农民及农民工长期在不对等及次国民待遇下求生存，无形中对自己所处困境所感受到的无力及挫折感更是加重了他们内心的愤恨不平，及对城市民众的敌对心态。对于这样长期处于失衡心理状态下的民工们，我们又能如何要求他们注重礼义廉耻不要急功近利，凡事向钱看呢?
当他们长期眼红于重点都市民众的高人均所得时，以他们的低知识水平又如何能做好自我管理：不会为了谋取暴利而做出危害社会人民的事件呢?！三鹿毒奶粉事件即为最好的例子。
或许印度最大的软体公司Infosys的董事长穆尔蒂 (N.R.Narayana Murthy)所提出的慈悲的资本主义者 (compassionate capitalist：compassionate captitalist is capitalism in mind， socialism at heart): 资本主义的外衣下覆盖着社会主义悲天悯人的胸襟!可以算是一种最好的解答吧!
按照中国人通俗的说法即是：披着羊皮的狼或是挂羊头卖狗肉，但其核心价值：财富必须先藉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诱因被创造出来，才能再被合理的分配及运用.
现今仍存在巨大贫富差距的国家像是中国及印度，近年来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因,社会主义为果的运作方式使其人民快速精准地摆脱阶级之分和贫富悬殊的弊端，创造出均富和谐的新社会
克劳斯兹默曼(Klaus F Zimmermann，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2000年至今），在最近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上的《关于社会人口结构》一文中，针对东德的GDP只及西德水平的70%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主要原因不在它曾实行共产体制，而是其农村式的低密度人口结构。
简单的说，经济价值随着人口密度增加。企业交换创意愈频繁，合作愈密切，生产力和所得就愈高。
这个论点不只适用于德国，而是放诸四海皆准。
这同时意味着真正造成一个国家内各个省份区域GDP的高低落差是在于它人口密度及其是否高度连结而产生的区别。
当前中国政府的施政最大的考验即是如何让全国各省的低人口密度乡镇村落皆能逐步发展，像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深圳般的繁华似锦，车水马龙（密度：17150人/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466平方公里，人口：800万），作为全国第二大港口城市的深圳，同时亦是全国的制造中心和第一个主要经济特区。
若是如此，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领袖国家自然不是南柯一梦而是指日可待了。
最后我以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一个渔夫和一个富翁的对话》(附注二)，做为我对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深远影向所下的评论：
渔夫和富翁就如同陶朱公范蠡和美国著名政治家富兰克林，两个不同的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放在一起说好像互不相干，但他们在人生某个阶段都扮演过相同的角色，但他们设定人生的坐标则完全不同。
范蠡只想过他自已的日子，如同渔夫一般; 富兰克林則是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好似富翁一样。
就如同他们从商所得，虽然一样毫不吝啬馈赠给别人，但方法成果却有天渊之别；范蠡赠给邻居，富兰克林用于建造社会能力，推动人们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和冲劲。范蠡改变自己迁就社会，而富兰克林則是推动社会的变迁。
有能力的人可以为社会服务，有奉献心和远见的人才可以带动社会进步。
推动农村加速改革，使之和城市的生活条件及水平拉成一致便是有奉献心和远见的行为，就如同富翁建议渔夫应该不断地下海捕鱼再买船再捕更多的鱼再换更大的船……周而复始的下去直到做不动为止。
虽然渔夫仍然可以选择偷懒，一人吃饱即全家吃饱，日日晒太阳颐养天年好似范蠡,亦代表了當我們滿足於當下沿海大都會區的繁榮景色便心滿意足不思進取了。
但就富翁所提出的建议而言即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终极目标做了最好的诠释。
其中透过辛勤工作及不断交易所创造出来的庞大商机和就业机会替未来二十年GDP种下了稳定成长的善因。同时更替后世的炎黄子孙们准备了充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奠定了更高的世界立足点！
最终会留下雪泥鸿爪的不会是自得其樂的渔夫而是藉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成功的富翁们！這些默默耕耘的理想社会主义者的大名会永远记载在中国历史的碑文上令后世子孙缅怀不已。
附注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一、生理需求，是个人生存的基本需求。如吃、喝、住。二、安全需求，包括心理上与物质上的安全保障，如不受盗窃和威胁，预防危险事故，职业有保障，有社会保险和退休基金等。三、社交需求，人是社会的一员，需要友谊和群体的归属感，人际交往需要彼此同情互助和赞许。四、尊重需求，包括要求受到别人的尊重和自己具有内在的自尊心。五、自我实现的需求，指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对生活的期望，从而对生活和工作真正感到很有意义。
附注二：一个渔夫和一个富翁的对话
富翁看渔翁在岸边晒太阳，说，你为什么不下海多打些鱼呢。渔翁说为什么？富翁说可以卖钱买大船打更多的鱼。渔翁说以后呢？富翁说可以买更大的船打更多的鱼。渔翁又问以后呢？富翁说以后便可打更多更多的鱼买更大更大的船了。渔翁问为什么。富翁笑：到那时你就可以不打鱼晒太阳了。渔翁笑：我现在不是不打鱼在晒太阳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