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明远
甲午战争的惨败，证实了洋务派的无能和腐朽；也促成了维新派的崛起。我国文化人应运而生，登上社会舞台，并在教育事业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带来了启蒙的生机。
鲁迅在《重三感旧——1933年忆光绪朝末》一文中说——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但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鲁迅所赞美的清末变法维新的“老新党”们，也就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代文化人。他们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爱国思想的激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实际利益的需要。
19世纪末，在我国创办的最早的大学有：圣约翰书院大学部、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上院、京师大学堂。
甲午战后中国的“西文热”
接受西学必须以外语为先导。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2册上发表《大同译书局叙例》说：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维新派和有识之士创办了大同译书局、中东翻译局等机构，译述、介绍西方书籍以推进维新运动，或代人翻译中外往来函件以适应社会需要。
此外，当时中国已有几十家报社，其中规模较大者如《申报》（1872年创办），《字林西报》（1882年创办），《新闻报》（1893年创办）；特别是以梁启超为主笔的上海《时务报》（1896年创办）和以严复为主笔的天津《国闻报》（1897年创办），成了维新派的南北两大舆论阵地。它们通常需要聘请英文、法文、日文三种翻译人员，以摘译外文报纸上的文章和时新消息。西学的兴起，开风气之先，促进了国人学习外语的热潮。
1895年后，由于深受甲午战争刺激，京师和各大通商口岸，创办了一批仿照外国学制的新式学校，同时，各地对旧书院加以改造，增添“西学”内容。这些新式学校和被改造的书院，中西并重，一些规格较高的学校，如南洋公学，规定招生条件是：学以中学成才，兼通西学、西文为上；以中学成才略通西学、不通西文，或略通西文、不通西学为次，中学未成者虽通西学、西文不录。（引自《申报》1897年3月2日《太常寺少堂盛招考师范学生示》一文。）另一方面，从中外贸易经商和实业的角度看来，通洋文“始能为洋行买办，始能赴洋行写货。与西人交易，每岁所入，或数万、或数千数百，以视中国为商则奚啻天壤，此人之所以欲习西国之语言文字也。”从功名利禄的角度看来，过去“十年寒窗、白首穷经”的士大夫阶级发出感叹：“若中学则须老成宿儒、品学兼优之辈，而每月修金不过十余圆”，但是一些懂西文的学生，刚刚毕业，其薪金待遇就“少则十余圆，多则数十圆。当世之鲜衣华服、乘舆策马者，无不从洋务中来，其在官场，则翻译焉、随员焉。”（以上引自《申报》1896年12月29日《论习西学当以工艺为急务》一文。）
甲午战后，外国在华企业骤然增加，急需大量翻译、买办。同时来华游历的外国人士较多，也需要华人翻译作向导。因此，在中国的洋人通过各种渠道，招聘懂外语的华人为他们服务。甚至有些驻华外国使馆直接出面，代本国旅华人士招聘华人翻译。例如，1898年11月10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中外日报》上登载《聘请上等英文翻译》的广告：“今有英人三位，由上海至云南，计应行半年有余，取道四川成都，仍回上海，愿请能说官话之翻译一位，偕同前往。诸君乐偕行者，乞于日内移至上海大英国总领事署面商一切。”
当时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和各通商口岸，特别是外国租界地区，除了进入官场和个人经商外，当洋行买办或以其他方式替外人服务，是致富的重要途径。
这种形势，也促进了西学的引进和传播。
“圣约翰”——从书院到大学
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欧美各类教会团体在中国设立了许多教育机构，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和专科学校等等，统称为“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一个差会独家经营的，东吴大学是美国监理会独办的。所谓差会（Mission）是西方国家负责集资、派遣人员到国外传教布道的机构。由差会派遣的人员，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如传教的牧师，医院的医生、护士，学校的教师、职员等，都称之为传教士（Missionary）。
1879年9月，美国圣公会主教施若瑟（Joseph Scherschewsky）将上海的三个教会学校神道学校、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成“圣约翰书院”。但规模仍然很小，圣约翰书院的第一届学生仅有39名，其中90％来自基督徒家庭。学校纪律很严，规定必须参加一切宗教活动，如有违犯，要受到体罚。全体学生都是免费上学的，连书籍、文具、饮食、衣服等皆由这个教会学校供给。校址在沪西梵王渡路，初设课程仅有西学、国学、神学三门。
圣约翰书院在19世纪末对中国教育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正式设置了英文课。由于上海是通商口岸，外国商行较多，英语知识可以有商业价值，故社会对英语的需求量很大，开办英文课也成为当时之急需。
1881年10月，圣约翰书院正式设置英文部，学生入学要收费，每月付墨银（墨西哥银洋）8圆。许多富家子弟纷纷前来求学。然而由于各方面的急需，单靠英文部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于是从1884年起圣约翰书院把预科改为半天学英文、半天学中文，并扩大招生名额。美国圣公会还派遣22岁的卜舫济到上海负责该校的英语教学工作。那时，中国人颜永京牧师一度担任院长（后来圣约翰大学男生宿舍命名“思颜堂”就是为了纪念他）。
1888年卜舫济继任圣约翰书院的院长，逐步进行课程教学改革，除中文课外，其他课程一律开始使用英文教材，学生课内课外须讲英语。所以圣约翰书院的英文水平在当时中国的大学中首屈一指。
卜舫济任院长后，着手把圣约翰书院升格为大学。1890年书院增设了大学课程，仅有大学生两名；1895年有大学生6名。1896年1月卜舫济写信给圣公会差会部，建议在圣约翰书院增设大学部，开设文理、医学和神学三科；文理科学制3年，医科收医预科毕业生，学制4年，神学科收文理科毕业生，学制3年。圣公会差会部批准了卜舫济的建议。
1899年，圣约翰书院共有大学生27名，全部为男生。其中教徒学生和非教徒学生的比例为1比3，非教徒学生多为富家子弟，要缴学费120圆墨银，教徒学生可享受减免费待遇。
进入20世纪，上海作为工商都市对西方教育的需求持续上升，远远超过了圣约翰大学的供应能力。1900年圣约翰只能接受1／3的入学申请者，1904年学生187人，大部分来自商人家庭；基督徒57名，其中4人在大学部学习。1905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颁发给圣约翰学院授予学位的许可证，从这一年起正式改名为圣约翰大学。校长仍为卜舫济。
1906年圣约翰大学设置文、理、医、神4个学院。1907年圣约翰大学首批毕业生6名，其中4人获文学士学位。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在中国本土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学士学位。（陈注：1899年，北洋大学堂有了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参看本书第三章。）
由于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该校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很容易进入美国大学深造。耶鲁大学不要求考试就可接收圣约翰的学生攻读研究生，哈佛、哥伦比亚、康乃尔、芝加哥、宾州等大学也愿意接收圣约翰的学生进入他们学校读本科高年级。1907年至1908年，有30多名圣约翰的毕业生在美国留学，10多名在英国留学。
后来圣约翰大学又设工学院，并附设研究院和附属高中。到1913年时，全校学生人数达到500人，其中1/4的学生在大学部学习。教师人数也增加到40名。1918年圣约翰大学把中学部分出去，成为独立的教会大学。1920年学生达到250多人。
三所国立大学堂的创办
清末我国诞生了三所正规的国立大学：（1）北洋大学堂1895年创办，大学部（工科、法科）同年设立，后来改称天津大学；（2）上海南洋公学1896年创办，上院（即本科大学）到1909年粗具规模，即交通大学的前身；（3）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办，分科大学1910年正式招生，民国后更名北京大学。
过去认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是我国最早的大学，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都比它早，而且比它更接近现代化。三所大学堂都创办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是维新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引自《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卷一。）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促进了学制改革的步伐。沿海通商口岸天津和上海两地首先行动起来。半年后，主管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奏准在天津创办北洋大学堂，成立于1895年11月，初名“北洋西学学堂”，英文名称为Tientsin University，即“天津大学”。学堂仿照西方学制，分设头等学堂（大学本科）与二等学堂（大学预科），采用了美国耶鲁、哈佛大学的模式。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比京师大学堂早成立三年。
盛宣怀（1844—1916）生于江苏武进，他属于我国第一代实业家。6岁入私塾，23岁考中秀才，次年襄办陕西甘肃后路梁台。1870年他26岁时，成为洋务派大臣李鸿章的幕僚，颇受器重。但是他三次乡试都没有考上举人，于是对科举功名绝望，全心投入洋务。1873年以后历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电报局总办、华盛纺织总厂督办等。盛宣怀经营实业多年，每当看到各项实业的兴办、新政的实施，甚至外交、海关等要害部门，都要聘用外人经管洋务，他总是于心不安。盛宣怀深感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科技人才的匮乏，认识到“兴学树人，为当务之急”，于是致力于创办新式教育。西学学堂（后来正式改名为北洋大学堂）的诞生，是中国人自行创办高等教育的开始。
北洋大学堂的学习条件
北洋大学堂创办后，学生一切费用全免，书籍、纸张、笔墨，以及食宿费都由国家供给。此外，每月还发给学生膏火费白银一至七两不等，随年级的升高而增长（每两白银合1．4—1．5银圆）。主要原因是当时社会大多数读书人仍视科举为正途，对所谓西学不大承认。所以盛宣怀在创办学堂时即规定对学生一定要给予较高的待遇，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报
初创时期，所招收的学生，以江浙、两广、河北及天津市为多。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多为中产或下层，多数学生经济并不富裕，取自家庭费用常较其他学校少。北洋大学堂因系官办，经费充裕，一切学习费用、食宿均由学校供给。为鼓励学生读书，学堂还举行月考、季考，成绩优良的前几名给予奖赏。
据老校友回忆，当时学生平均年龄较大，功课特紧。此外，北洋大学堂的学生生活还有两个特点：一是统舱式的宿舍；二是自己组织“膳团”。
别的学校，住宿条件都是几个学生共一间，而北洋大学堂是几十人共一大间，里面又分割成一人一小间。原来那时北洋大学堂的宿舍，是就武库（军械库）改建的，类似大轮船的“统舱”。两排长方形平房，均四面有窗，各向南中间开一大门。平房内部，用六尺多高的木板或板墙，分隔成若干约六尺宽、五尺深的小房间，用蓝布帘隔开，中置一走廊。每间向着布帘置一木床，床前成直角置一书桌。在两间之壁上，开洞置一电灯（再早为一盏油灯）作照明之用。除靠在窗前走廊的一排外，白天非用电灯不可。一大间的中间是起坐处，中置一大火炉，因为板壁并不到顶，此炉使全宿舍温暖有余。另外有空屋子作为盥洗间。初进学校的一定得住“黑间”，年级渐高，就可迁住较好的临窗房间。在自修或就睡时，把布帘拉上，就没人扰乱；围聚在起坐处又如一家人。
北洋学生的膳食，最早由学校统一办理，后来交学生自己组织“膳团”经营。当时学生主要来自江苏、浙江、湖南、湖北、两广、河北各县及天津市，他们可根据自己的口味和经济条件自行组合。每设一膳团，其房屋、桌凳、锅灶、水电，以及司厨、采购等，均由学校供给。
北洋学生勤奋好学，刻苦读书。每日上下午有八小时在课堂，晚间三小时自修。课程紧，作业多，星期日学生多半还要读书。校址远离闹市，学生几乎不进市区游逛，都是专心求学，对每门功课认真钻研。有些学生家在天津，离校不远，但因潜心苦读，往往一个学期也只回家两三次。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高，受重视。1899年，北洋大学堂有了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钦字第壹号）的获得者，就是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法律学门的王宠惠，后来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他的哥哥王宠佑，也于同期从北洋采矿冶金学门毕业。
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委派大臣张亨嘉、陈宝琛会考北洋大学堂毕业学生，列出最优等3名，优等8名，中等4名。北洋大学堂始终以重质不重量的作风，蜚声于世。
成批的北洋大学优等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深造。
北洋大学堂教师的待遇
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全部经费由国家拨款。仅头等学堂（大学本科）每年所需经费就达白银4万两左右。
教师待遇也是相当优厚的。1898年头等学堂教师的薪金共计白银2．16万两，占学堂全年经费3．9万余两的一半多。
学堂当时为了强调西学，保证教师质量，所聘请的外籍教师的收入和生活待遇，都超过他们在本国的水平。比如担任专业课的外籍教师月薪可达白银200两，约合280银圆（合今人民币2万元）；教授外文的华人教师月薪100两左右，约合140银圆（合今人民币1万元）。管理人员待遇：华人总办，月薪银200两；而普通办事员“司事”月薪银30两（合今人民币3000元）。
北洋大学堂在开办后的头三年间，聘用洋人分门教习3—5名，汉文教习两名，华人外文教习3—6名。以后随着学门功课门类增多，教习人数有所增加。1897年吴稚晖即担任汉文教习。教习的待遇比较优厚，但是洋人教习与华人教习的薪水银差距很大。洋人分门教习月薪银200两；相当于华人外文教习月薪的两倍。
二等学堂（附属高中和预科）教习待遇低。华人外文教习月薪银50两，约合75银圆（合今人民币5000元）；华人汉文教习月薪银20两，约合30银圆（合今人民币2000元）。
南洋公学的学习条件
1896年春，盛宣怀又奏准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公学”这个名称，是由盛宣怀参照国外惯例而定的。经费由盛宣怀主管的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两家捐助，每年10万两银子，这也是向外国学来的。当时西欧一些国家学校的经费就是半由商人资助（公助）、半由官方付给（官捐），统称“公学”。当时我国海岸线的划分，黄海、渤海称为“北洋”，而长江口以南（东海在内）直到福建、广东、台湾称为“南洋”，所以盛宣怀在上海新办的学堂称为“南洋公学”。
学生食宿一律公费，所以清寒子弟很多愿来报考。
南洋公学计划中设置四院，创办之初，仅开师范院一班。第一批新生于国学素具根底，有些人已是秀才、举人，所以他们入学后一般不再修国学课。师范院新生的中文程度很好，但对于西文、西艺几乎一窍不通，录取入学后仍不断考核，评定等第，实行淘汰制，不合格者除名。南洋公学师范院，开创了中国现代师范教育之先河。
学生不仅不交学费、伙食费，且享受数量不等的津贴和奖学金。兼课的师范生还另外加薪水。住宿条件是几个学生共一间——中学六人、预科四人、本科二三人共一间。
师范生课程有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学生毕业后或留校任教，或出洋留学，或从事其他职业。师范院学生日后有成就者颇不乏人，著名的有章宗祥、钮永建、孟森、雷奋等。
1898年春又设立“中院”，相当于中学，也分4班，毕业后可升入上院。中院课程有国文、外文、数学、史地、博物、理化、法制、经济等。
南洋公学的“上院”相当于大学，其课程从1901年才开始。
师范院、外院、中院的学生都在学校寄宿。由于外院学生年幼，学校特聘美国人福开森博士为“监院”，另选若干名师范生协助。在这位洋监院的管理下，学校纪律极严。学生遇到师长，必垂手站立，鞠躬行礼。早晚均有人巡查，随时随地有师范生手执两尺多长的竹爿监视其旁；上课时亦有人在窗外查看，见有不认真者，一一记下，课后罚以面壁，或打手心以表示儆戒。学生就寝，有两名师范生值宿，半夜还要查铺。
学校很重视学生体魄的锻炼，有体育课和军训。1899年举行了第一次运动会，这在上海轰动一时，不仅市区，就是远郊乃至苏州都有人专程前来一睹盛况。
此外，南洋公学还在1899年秋开设了译书院，聘请张元济为主任。严复翻译的《原富》，就是首先由这里出版的。译书院又附设“东文学堂”，就是日文进修班，招生40人，专学日文翻译。
1900年庚子义和团事变，北洋大学堂的一些学生因避战乱，从天津乘船来上海，转入南洋公学就读。于是又添设铁路班，这是南洋公学开始设立工程科系，也是多年后改组为“交通大学”的滥觞。
1901年南洋公学又创办“特班”，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班，目的是培养高级人才。聘请翰林院编修蔡元培为总教习。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等，均为“特班”学生。
南洋公学教职员的待遇
到1902年，南洋公学教职员薪水总额达到每月2368两白银，待遇是很丰厚的。其中，外国教员（洋员）的薪水明显地高于中国教员。
例如公学总理（教务长）何嗣焜月薪100两白银（合今人民币1万元），而洋监院美国人福开森月薪为350两（合今人民币35000元）。教员的待遇比较优厚，但是洋人教员与华人教员的薪水银差距很大。一般洋人教员月薪为100—200两白银（合今人民币1万—２万元），相当于华人教员月薪的两倍。
师范生做兼职教员者，除免费食宿以外，每月另给津贴40两白银（合今人民币4000元）。
两度浩劫下的京师大学堂
19世纪末年西方出版了一本英文的《世界各大学概况》，书中介绍远东的大学只有两所，就是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和大清国的京师大学堂（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书中还刊登了京师大学堂的校舍马神庙的外景照片。
京师大学堂是维新变法的产物，但是命运曲折坎坷。1898年11月至1900年6月这一年半期间称为“戊戌大学堂”。这两届只有一、二年级大学生。大学堂设仕学馆（相当于今干部进修学院），让举人、进士出身的京曹入馆学习。然而“京曹守旧，耻入学，赴者绝少”。原定招收500名大学生，然而最后总共不到200人，没有培养出一个毕业生。这是一场流产的办学。所谓戊戌大学堂实际上仍然是一座封建官僚式的“书院”罢了。担任经史课程的教习大多是翰林院的腐儒，官气十足，教学水平低下。
史载：1900年义和团兴起，对于“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共有十毛之目”，凡是义和团认为是“二毛子”的华人就都成了“刀下鬼”，杀无赦。京师大学堂作为假洋鬼子兴办的“洋学堂”，被义和团视同“洋教堂”一样对待。义和团“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子，用者辄置于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民搜出，乱刀并下，皆死于非命。”（引自《拳事杂记》，载《义和团史料》一书。）京师大学堂校舍被义和团横扫后，设为“神坛”；学堂关闭，师生流离，部分未及逃脱的中国教习，被当作“二毛子”遭到义和拳民杀害。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又被视为义和团的据点，受到外国征服者的占领和摧残。经此两度浩劫，以至于建筑残破，图书、仪器设备荡然无存。
八国联军入侵，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人愤慨至极。因而1901年冬“迫于时变，维新之论复起”。
1902年10月和11月，京师大学堂恢复教学，从全国各省选送学生，分两批招生。先招速成科——仕学馆和师范馆，共录取新生182名。凡被选送的考生，由所在省府发给去北京的川资和治装费。例如，湖北省选送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考生4人，共发给川资白银400两，每人另发给治装费白银50两。
1902年12月17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
京师大学堂的教员薪俸
京师大学堂基本上沿袭了同文馆的规矩，洋人教职员的待遇明显高于华人。但华人教员的薪水比同文馆时期有所提高。我在中国历史档案馆查到有关资料，举例如下——
20世纪初年，洋总办兼洋教习邓罗，月薪1013两5钱4分；税科专门洋教员阿得利，月薪285两8钱8分；白浦月薪258两5钱；税科华员助教黄厚诚，月薪147两9钱4分。
又，华人总办（教务长）陈銮，月薪180两；提调（管理员）关景忠，月薪13两5钱；国文正教员高超，月薪80两；国文副教员蒋用嘉，月薪60两。（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学部·财经·卷216·大学堂全堂员司薪水》等清册）
当时白银1两折合1．4银圆，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
京师大学堂学生的优惠待遇
京师大学堂待遇很高。据师范馆大学生俞同奎、王道元等回忆：清朝廷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是当作候补官员培养的，所以养尊处优。学生一概公费，供给食宿。标准是：每人一间房，自修室二人共用一间。伙食丰盛，早餐是面食和粥；中晚两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汤；冬季四菜一火锅，荤腥俱全。冬夏二季，各有公家发给的一套操衣；其他服装可自备。每月有月考，前几名给以10银圆左右的奖金。学生中不少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初入学堂时，据传毕业后分别等级，给以“进士”和“举人”出身，并以六、七品官阶。到张之洞继任管学大臣，乃确定毕业生一律给予举人出身；其考列“最优等”者，以内阁中书尽先补用，并加五品衔；“优等”者以中书科、中书郎补用。但毕业生必须在教育界服务五年，方能回原衙门候补。于是，“学问”成了“仕途”的敲门砖，学堂成了官府的附庸。
1903年5月京师大学堂又把同文馆归并进来，成为译学馆。据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毕业生陈诒先回忆：京师译学馆仅办五级，每级分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系，于宣统三年（1911）结束，归并北京大学。译学馆授课情形，为每晨6点兵式体操，一小时操毕。吃粥以后，为外国语言三小时，午前授毕。12点午饭，下午为普通课程，5点钟完毕。晚饭后自修二小时，9时后入寝。寝室分为五斋。甲、乙两级学生住校，为免费生。丙级半住校半走读，入学时交费一学期；第二学期丙级同学100人，学期考试在前25名者免费。
学校伙食颇为丰盛，每桌坐七人，四盘四碗，有鸡有鸭，也有鱼肉。饭厅之中间，置数方桌，上为酱萝卜一大盆，红大椒一大盆，小磨香油一大盆，多数同学自取酱菜大椒食之。
在译学馆读书五年中，为皮黄戏全盛时代。前门外粮食店之中和园，有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诸名角，戏资1600文，合1角6分钱。怀有2角钱即可听最好之戏，以4分钱赏看座（即上海之案目），即为大出手了。同学每于星期六下课看戏，散场后数人吃小馆子，也仅仅两圆就够了。（引自《宇宙风乙刊》27期，1940年8月。）
京师大学堂的腐败风气
对于清末遗留到民国初年的大学堂腐败的状况，顾颉刚回忆说：那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允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
1909年，预备科第一批132名学生毕业，之后预备科改为高等学堂，仍属大学堂管辖。同年师范馆206名学生毕业后，师范馆与大学堂脱离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此为后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这是我国近代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置的开始。大学堂的第一批本科生到1913年底才毕业。
1905年科举虽废，但这时期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仍多为举、贡、生、监等旧式学生或官员，科举出身在他们心目中仍有很大影响，加上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毕业生可以授予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职，因此，大学堂便在当时成了各种失意官员、举贡生监等寻求出身的好地方。于是便生出许多趣事来。如仕学馆、进士馆的学生，均带有听差。每到上课时间，各房中便响起一片听差“请大人上课”的声音，然后由听差把纸墨笔碗及茶水、烟具送到讲堂。下课了，听差又来“请大人回寓”，“学生大人”拍拍屁股便走，听差收拾杂物在后。上起体育课来就更热闹了，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学堂如官场，教师可一点不能嫌累。
大学堂的课程多陈腐无聊之论，引起学生不满。清末进入大学堂的孙炳文就曾站出来抵制过。当时，有个姓叶的教习给预科学生讲“人伦道德”课，学生对他的空谈不满，他仍赖着不走。当此课考试时，孙炳文就在考卷上大书“叶公好龙，尸位素餐”八字，结果孙炳文被学校挂牌开除。孙炳文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回到北京大学，1912年毕业于预科第一类。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臭名昭彰
清朝覆灭前夕（1911年），三所国立大学共有学生不到500名。
（1） 京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1910年才正式招生上课，但没有大学毕业生；
（2） 北洋大学堂大学部仅有工科毕业生35名，法科毕业生9名；
（3） 上海南洋公学上院（即本科大学）到1909年才粗具规模，没有大学毕业生。
可见清末我国大学教育尚在幼稚阶段，而且发展缓慢，举步维艰。
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但离现代化的大学标准，差得很远。据蔡元培先生晚年回顾：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学生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里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有阔教师作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学习上很有妨碍的。辛亥革命前，京师大学堂办了十余年，几经周折，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外国人视之为“蒙养学堂”，连清朝廷都自认其水平太低。辛亥革命后，学校的名称改了，但本质尚未变化，再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良风气的影响，北京大学的名声臭到了极点，几乎不可救药。
首先是封建衙门习气仍重。京师大学堂时期，北大主旨就是为了培养封建官僚，因而官场习气在学生和教师中漫延，学堂像衙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仍然是衙门气十足，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进大学教书只不过为做官而准备；有的教师干脆就是清末旧官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派头却不小。如沈尹默记述的，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预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照送如仪。这位老先生还经常在上课时对学生留一手，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丝毫不允许被借阅。课堂教学内容陈旧，因循守旧，沿袭了清末大学堂的风气。
学生也以读书求功名利禄为目的，仍然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想。虽然取消了科举，但一般学生认为从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资格，仍以毕业后做官为目标。由于学生有做官发财思想，学生从预科毕业后，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更少。因为最终目的总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学一点政治、法律，比较吃香。据统计，1917年底，北大法科的本科和预科在校学生841人，文科学生418人，理科学生422人，工科学生只有80人。读法科的学生是文、理科的总和，是工科的十倍半。以至于北京大学为招收文科学生，不得不降格以求，报考文科可以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历即可。
其次，学风不正。师生满脑子当官发财思想。学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学生花钱一年在上千银圆，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000银圆。一些有钱的学生，在学校里带听差、吃花酒、打麻将、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当时北京大学还流行一种坏风气：无聊师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妓院集中的地方。当时民间曾流传说：“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当时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北大此时虽已改名，社会上仍有许多人习惯称之为“大学堂”。此语指去逛八大胡同的，以国会议员和北大师生为多。
为毕业以后做官，许多学生在校期间拉帮结伙，往来应酬。当时在北大还流行“结十兄弟”，即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买官，那么花的钻营费由十人分摊。如此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在北京成立前一年，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它的创办者本是几个印刷工人，戊戌维新后由于张元济、蔡元培等文化人的加入，在清末民初迅速发展为我国文化人的出版阵地，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