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还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在这样一个科学依据薄弱的药物上呢？最简洁的答案就是政府官员们觉得，尽管如此，特敏服还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且在大流感逼近的时候，他们有急迫感要端出一个解决方案出来。
政府官员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一开始的时候，官员声称疫苗和特敏服都是有效的。但是当不利的证据浮现出来的时候，官员们开始承认科学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么清晰和黑白分明。最后，当面对随机安慰剂比较测试的时候，官员们说，这不行，这种测试会导致人们被剥夺了被保护的机会，我们不可就这样看着人们死去（用无效的药物而死去就可以？）。
如果你研究一下现代医学的历史，你就发现这些荒谬的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出现。1925年，面对黑死病疫情的危胁，微生物学家发明了一种疫苗，但是当他想进一步做有效性测试的时候，愤怒的人们和追逐利润的药厂商却强烈要求他马上把这仍未被证实有效的疫苗投入使用，而这疫苗也从来没有机会做过真正有效性的测试。
太多的医学治疗和检测都只是建立在脆弱的证据上，却都成为医学教条而被宣称为神圣不可侵犯，从而被免除严格的科学论证和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癌症学者都深信大剂量的化疗再配合骨髓移植是晚期乳癌病人的最佳疗法，许多医生都拒绝让自己的病人加入随机临床测试来测试这种疗效的有效性。这些医生说，这些随机测试都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知道”这种疗法是有效的。然而，在1999年和2000年最终完成的随机临床测试却表明，骨髓移植其实是在杀人而不是救人。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70年代时，医生们都相信利多卡因能够恢复心脏不规则跳动的病人的健康，减少死亡率。医生们都拒绝做随机安慰剂对比测试，更好笑的是，医生竟认为做这样的测试是等同于误诊误医的事故。利卡多因一直被广泛使用了20多年，直到1989年政府资助的一项研究才发现，对比起安慰剂，利卡多因造成了高出三倍半的死亡率。
在未经过充分的有效性测试的基础上，注射疫苗其实给了人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墨西哥和英国证明了自我隔离能够有效的降低流感的传播的时候，疫苗注射却让美国人暴露于更大的流感传播威胁中，因为他们以为注射了疫苗就是安全的。当疫情爆发的时候，没有比医院的急诊室更容易让人们染上流感了，人们应该尽量呆在自己的家里。但我们却没有如此告诉人们。
在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疫苗和特敏服的有效性之前，这两种疗法都只能被认为是部分有效和不确定的疗法，他们甚至只是一个普通的避身符。原文请看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