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彝族之鹰”美誉的杨国祥
前言：当你的任务是去投掷一枚核炸弹时，你返回基地时最好不要把核炸弹也一起带回来。但是将核但弹带回基地这件事就在1971年发生在杨国祥身上。杨国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一位飞行员。他把他那令人惊悚的往事讲述给Bob Bergin。Bob Bergin是前美国驻外使领馆职员，他写了很多中国和东南亚的航空历史故事。在2009年初他在云南昆明采访了杨国祥先生。
《航天》：您出生于云南一个偏远山区，您是怎么成为一名飞行员的？
杨：我小时候和读书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和地下党有联系，并且加入了共青团。到1949年我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中国空军成立。那时侯我们飞行员很少，空军建立了航校来培养飞行员。当时我所在部队有1000人报名参加空军，我就是其中之一，一共选了包括我再内6人去昆明体检。体检之后我们6个人只有我过关了。
1950年2月我被送到北京，从那里又到了牡丹江航校。那时我们的教员大部分是志愿帮助我们的日本战俘和国民党起义人员。飞机都是经历国战火存留下来的美式和日式飞机。我们一共就训练了3个月就去了战斗部队。我一共有70个小时的飞行经验，就派去飞俄制强击机伊尔10，二战中著名的“飞行坦克”伊尔2的改进型号。先开始我分在22师，后来去了11师。11师参加了抗美援朝。
我们当时被派驻东北，准备到朝鲜的机场去部署。但我们准备要去的机场被美军F-84战斗机摧毁了，所以就没去成。我们亲眼目睹了战争。在国内的空军基地，我们可以看到天上飞的美国F-86战斗机。我们知道大部分美国飞行员有上千个小时的飞行经验，而我们飞行员则只有一点飞行经验。在经验上，我们是小孩和大人相比。我们唯一的长处就是勇气。
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决定自主研发强击机。
我们那时缺飞机，缺燃油。因为缺乏燃油和备件，大部分飞机都停在水泥跑道上面。一年我们只能飞40个小时。招新飞行员也停了几年。
《航天》：请您谈谈在强-5研发过程中您的经历。
杨：研制强-5经历了长年的艰苦工作。但是中国还是能自主研制其第一款军用飞机，强-5超音速强击机。总设计师是以前国民党的军工人员陆孝彭。他在美国学了飞机设计，国民党撤到台湾去的时候，他留在大陆。他以米格-19作为样板，来设计一种加大了航程的对地攻击机。陆孝彭对米格-19进行了很多修改，因此强-5和美国F-4“鬼怪”有些像。
1965年，作为被选中的四名飞行员之一，我参加了强-5的试飞。我从来没飞过超音速飞机，所以为了过渡，我被派去飞米格-19，后来又去飞改装了的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米格-19。最后我去了唐山去飞强-5。1966-1967年我飞了200多个架次的强-5。最后我准备了一份关于强-5优点和缺点的报告。1967年一个讨论生产强-5可行性的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是强-5研制计划的一个关键点。在会上，我被要求发言。我引述了我在报告中提到的一些材料，包括它的问题，比如控制问题。强-5是液压操纵的，其对操作的响应比较迟钝。其液压过低。这也使其在达到时速330公里（205英里）收起起落架出现困难。
这次会议决定了强-5的生产。尽管当时文革干扰，党中央决定生产250架强-5。我被任命为强-5试飞小组的负责人，职务是空军科研订货部部长。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强-5的研发进度还是落后于我们先前的预想。1969年强-5才通过所有的测试。这一年12月我进行了最后一次飞行后，强-5宣布定型。
当我们还在试飞的时候，核武器研究所的负责人和我谈过话，我开始意识到强-5可能被包含在某个战略计划中。他问道是否有飞机能携带“大炸弹”，比如说氢弹。这种炸弹要比我们所有的其它炸弹都要大。我说强-5也许可以。
之后，周恩来总理问适合携带氢弹的飞机，空军军械部负责人推荐了强-5。这就涉及到一个由谁来执行空投任务的问题。类似任务的飞机如-22有6名机组人员，而强-5只有一名飞行员。飞行员必须技术高超，对于强-5非常熟悉，并且政治上合格可靠。核武器研究所请示能否由我担任此次任务的飞行员。1970年4月底，我接到通知，我将执行空投氢弹的任务。
《航天》：您能参加这次任务组织准备工作的讨论吗？
杨：我和核武器研究所负责人一起讨论强-5的性能。强-5机腹炸弹仓的空间有限。氢弹有两米（6.5英尺）长，重量为一吨。我们一共讨论了三天，最后决定氢弹可以采取外挂方式，挂在机腹下一个半凹的空间里，采取两个挂钩的悬挂方式。之后我们加了一个装置将炸弹弹出去，这样投放炸弹时炸弹不会和飞机碰撞。这种改装携带氢弹的强-5型号被命名为强-5甲。我们相信在1970年底我们能投掷氢弹。
炸弹不能采用常规的投弹方式，而要用向上甩投的方法投向目标。我们采用的战术是以300米（984英尺）的高度时速900公里（560英里）接近目标。当时大部分雷达对这个高度以下的目标探测能力比较差。当飞机离目标12公里（7.5英里）时，飞机以45度角爬升，到了1200米（3936英尺）的高度，我将会投弹。
炸弹与飞机分离后，将继续爬升到3000米（9840英尺）高度，而后下坠。炸弹到达目标正上空要60秒。在飞机和炸弹分离后到炸弹到达目标上空，飞机往回飞脱离爆炸区域。
我们的靶标是直径200米（656英尺）的圆，这个靶标我通常能击中。我大约每投十次就能有一次将弹投到离圆心距离50米（164英尺）的范围内。我们使用和氢弹重量尺寸一样的模型弹，只不过是用水泥和钢铁做的。我练习了200次投弹。
接下来，在1970年底，氢弹出了问题，在罗布泊实验点，炸弹爆炸了，但预期的热核反应没有发生。氢弹爆炸失败了，问题必须要调查。我的强-5甲投弹任务中断了。我回到了山东的单位。
1971年9月，毛泽东主席决定这一年投掷一枚氢弹。投弹任务的日期是保密的；一旦日期选定，并由毛主席批准，核试验基地所有人员必须全部留在基地，不得外出。核武器研究所的负责人把我拉到一边，私下简要地跟我提了在核爆炸中我会碰到的情况。他保证我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我练习过多次，所以当我带实弹飞行时，我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同。
《航天》：实际飞行任务那天出了什么事？
杨：天气情况良好，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从基地起飞，飞向目标所在地，离基地300千米（186英里）的罗布泊零号地点。按照预定计划，我以时速900公里飞行，飞行高度300米。离目标12千米时，我开始45度角爬升，到达高度1200米，开始投弹。
没有反应，氢弹没有和飞机分离！仪表显示氢弹还悬挂在机上。我再次向目标飞去，准备第二次投弹。
我们事先有应急方案。有三个独立的机械装置用于投弹，它们分别与挂钩连接。其中有两个机械装置是用来备份的，以防第一个装置失灵。我三个装置都试过了，全部失效。
我第二次接近目标时，我采用了同样的投弹方式，炸弹没有投下。我调整方向，第三次飞向目标，炸弹同样没有投下。情况紧急，此刻飞机燃油开始告急。
在起飞前，我温习了应急程序。我有三种选择：我可以跳伞弃机，使飞机坠毁在罗布泊实验场周边的沙漠里。我可以将飞机迫降在戈壁，这样就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我也可以努力将飞机开回基地。我想到人们在氢弹计划上花费的时间和努力，以及中国人民为之花费的巨大物质财富。我做出了决定，我将把飞机和氢弹一起带回基地。
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基地有一万人，但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所执行的任务。如果出了问题，成千上万人将要送命。在着陆时，悬挂在机腹下的氢弹离地面仅仅十厘米高。
在我飞行时，西北所有的无线电站全部关闭，区域内所有航班全部取消。我通过无线电告诉塔台我决定返航。我请求基地所有人撤到基地的地下坑道里去。周恩来总理发布了人员撤离的命令。
《航天》：如果在着陆时氢弹碰到跑道，它有可能爆炸吗？
杨：氢弹爆炸要解锁五道保险。当氢弹挂到飞机上的时候，第一道保险解锁。飞机起飞15分钟后，第二道保险解锁。当飞机到达目标区域时，第三道保险解锁。当飞行员决定投弹时，第四道保险解锁。第五道保险也就是最后一道保险在弹投下后60秒自动解锁，然后氢弹立即爆炸。
没有人能确信当氢弹碰到地面是否会爆炸。但是我有信心让飞机“柔和”着陆。那么我就带着氢弹着陆了。这是个完美的着陆。当我关闭发动机时，机场一片寂静。我完完全全是独自一个人了。机场被遗弃了，全部的一万人都在地下坑道里。我没办法离开座舱，没有梯子让我从机身爬到地面。我呼叫塔台要求帮助。塔台告诉我自己想办法爬到机尾，然后跳下来。指挥塔的人非常生气，在他们眼中我使一万人面临生命危险。
我造成了一个大麻烦。当我报告我要带氢弹返航，基地拉响了撤离的警报。此时正是基地午饭时间。所有人都在吃饭。他们必须跑出去，戴上防毒面具，并挤进坑道。因为没人留在厨房，一个煮饭的大炉子着火了。从此之后基地所有人都记得我的名字。因为我差一点就给他们带来了末日。
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人靠近我的飞机。处理氢弹的程序规定必须穿胶鞋和不产生静电的衣服。金属不允许在周围出现。在储藏核武器的地堡，所有的钢铁柱都要包上铜。没人会预料我带着氢弹返航，没有装备着防护设备的特种勤务车辆。我在地上坐了好久。
《航天》：出现无法投弹的原因是什么？
杨：我们把投放装置送到北京去分析。经确定挂钩失灵的一个原因是机械装置在装上挂架前被细心保存在一个温室里。这并不是正常流程的一部分。但是这是第一次投放氢弹实弹，所有人都格外小心。当飞机和冷空气接触，突然的温差导致机械装置部件变形超差，以至于投放氢弹失败。挂钩和投放的机械装置做了改进，因此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1967年6月17日，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氢弹的爆炸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又一个飞跃。这是氢弹爆炸的资料照片。
《航天》：那么您第二次投弹实验时就不担心吗？
杨：中央决定于1972年1月7日进行第二次投弹。当时风向良好，罗布泊试验点天气情况良好，但前方有冷空气进入。当我起飞时，基地已经开始飘雪。这一次没有出现问题。我按照程序飞行。当我投放氢弹时，氢弹按照预定设想和飞机分离。当氢弹离机时，我调整方向，脱离爆炸区域。特殊的防护材料能保护我在座舱里的安全。接着我看到大火光，非常大的火光。氢弹在离地面的预定高度爆炸。我感受到了冲击波，感觉就像一条小船在大海里颠簸。之后我看到空中升起的蘑菇云，此时我已离零号爆炸点20公里了。
看蘑菇云的时候，我能看到蘑菇云里一层一层的不同的连在一起的烟云。就象烟从烟囱里出来一样。那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试验成功了！此时我有了新的忧虑，怎样在冰雪覆盖的跑道上着陆？、
着陆后，在基地，我没有发现什么兴奋的气氛。因为雪，人们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没有看到零号试验场周围人们所看到的大火光和蘑菇云。在庆祝改装强-5甲工程的庆典上，我被表扬为中国核计划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总理说在第一次试验中将氢弹安全带回是个奇迹。在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些都是高级机密。在接下来的20年里我的名字一直都保密。直到1999年才被正式确认。那是在在建国50周年成就庆祝“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的会议里。
后记：杨后来一直飞强-5，直到他50岁停飞。后来他回到了云南省，现在住在省会昆明。很多强-5飞机在其定型40年后，仍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服役。
（本文是美国《航天》杂志2010年1月号上对杨国祥的专访 作者Bob Bergin 翻译：woshima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