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谈东北亚史二十

前195年－108年的东北亚人群和族群（续十）

第二次改变，即由"辰"变为"韩"，毫无疑问发生在卫氏代箕氏后，箕准逃亡海上，进入半岛西南部，建立箕氏韩政权之时。应该在前195年以后不久，但更准确具体的时点已不可考。前195年是燕王卢绾叛汉，卫满亡入箕氏朝鲜的时间。关于第三次改变，即由"韩"再变回"辰"，后汉书中只提到了“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但在三国志中，有一些记载，值得研究，原文是这样的：

“侯准既僭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汉时属乐浪郡，四时朝谒。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其俗好衣帻，下户诣郡朝谒，皆假衣帻，自服印绶衣帻千有馀人。部从事吴林以乐浪本统韩国，分割辰韩八国以与乐浪，吏译转有异同，臣智激韩忿，攻带方郡崎离营。时太守弓遵、乐浪太守刘茂兴兵伐之，遵战死，二郡遂灭韩。”

文献中，“臣智”是半岛南部较大部落首领的称号。文中，“韩，濊，倭”交替出现或连用，暂且不要受干扰，紧抓住韩就好。“辰韩”出现一次，也是暂时笼统理解为半岛南部的某个地区即可。其它文字上的东西都还好理解。

文献中，由于“汉时属乐浪郡，四时朝谒”这句话，紧接着对箕准事件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陈寿在继续描述箕氏的韩政权。如是，则大致可以认为该政权在两汉时代，都属于乐浪郡羁縻。从原文看，尽管箕准对汉天子敬意有加，但可能最终都没有获得正式承认其“韩王”的地位。东汉末年，中原战乱，但公孙氏割据辽东，统治似乎很稳固。东汉献帝（189年-220年在位）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公孙氏还新设立带方郡，扩大了“改土归流”的范围，此时“韩”政权又属带方郡羁縻。但曹操灭公孙氏后，辽东和朝鲜半岛上的秩序似乎出了问题，导致曹魏和当地力量不断摩擦，一度还失去了对乐浪和带方郡的控制。

从文献中，我们看到，即便箕氏在贯穿两汉的时间内，还尊为“韩王”，但自东汉桓帝（146年-167年在位）和灵帝（168年-189年在位）之后，箕氏还能不能保持韩王的威信，颇值得怀疑。我们可以看到曹魏明帝（226年-239年在位）时期，带方和乐浪已经在直接册封“诸韩国”君长了。上段文字的最后，还明确提到了乐浪带方二郡曾经有一次针对“韩”的重大军事行动，虽然付出了带方太守弓遵战死的代价，但灭“韩”。这可是个不小的事件。在历史记载中，自从看到箕氏称韩王，建立韩政权后，还是首次看到“灭韩”的纪录。这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研究。

先看看时间。灭韩和弓遵战死的年代，肯定在曹魏齐王（被司马氏废帝号）正始六年（公元245年）之后，因为该年弓太守还健在，还曾对前面提到过的不耐濊侯用过兵。公元245年，距离发生西晋八王之乱的公元291年，只有不到46年，距离匈奴刘渊攻陷洛阳而导致西晋覆灭和衣冠南渡的公元311年，只有不到70年了。

灭“韩”这个事件，无论是指颠覆了箕氏的韩王地位，还是指对众多已经眼中无王的“韩”部落进行了“残酷”性的打击，都意味着“韩”势力在半岛南部地区相当程度上的衰落，这是当地的小气候。进一步从国际上讲，秦汉帝国所创造的政权，精神和文化上的无限光辉，终于也要夕阳西下了。大陆中原地区对周边地区强有力的羁縻，不可避免的因为长达百余年的内耗，开始分崩离析了，这是国际大气候。在国际和地区大小气候的作用下，如果半岛南部部分人群，选择在这个时间窗口“复自立为辰王”，在时机和政治环境的拿捏上，无疑都是极其聪明的。我推测，第三次改变，即由"韩"再变回"辰"，很有可能就发生在这个时间窗口里。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推理和历史演进的规律，其它记载，以及后来的政治事件是否能衔接得上。

1，以西晋为代表的，位处中原的老迈政治势力的灭亡，是当时中国北部周边地区其它新生政治势力崛起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毋需赘述，从国人耳熟能祥的所谓“五胡”的成长经历就可以总结出来。所以从历史演进讲，上述推理符合规律。

2，五胡中，鲜卑属于东北亚系统。同属东北亚地区的勾骊，伯济，新罗和伽耶等国家，真正成气候的时间，是在四世纪下半叶或五世纪初以后。所以刚才提到的时间窗口，为后来崛起的政治势力，留下了足够充分的成长期。在这个成长期内，半岛南部存在一个“辰”联盟，和后来伯济，新罗和伽耶的崛起，法理和时间上都不冲突。法理上，我们可以把这段成长期大致理解为类似西周东周时代。初期，联盟的领袖还是有一定权威和实力的，好比西周。中期，联盟的领袖可能只有名义上的威望了，好比春秋，但诸侯们好歹要“尊王”。末期，就进入战国时代了，“辰王”被仍进历史垃圾桶里，台面上只剩下了伯济，新罗和伽耶等撕破脸的好斗强权。

3，“复自立为辰王”这件事，由于王和都城，都产生于半岛西南部，这和后来的百济国在地理上重叠。所以“复自立为辰王”在时间上，主要是要避开百济崛起并称霸半岛西南的时间。当代的史学家，已经将百济建国的历史推进到公元前，而且经常吹捧该国在公元初，就已经有了惊天动地，一统江湖的势头。这些臆测，如果不幸正确的话，无疑大大削弱了“复自立为辰王”发生在公元三世纪的可能性。想想，百济既然如此强盛，怎会让“辰王”这个头衔旁落？如果“辰王”这个帽子戴不到自己头上，又怎会让这个“王”顺利产生？所以百济风光起来的时间，需要考证一下。百济通常被认为是后汉书和三国志中提到的“伯济”国，再bias的学者，对这一点也不会有异议。毕竟能在东亚最早和最系统的信史上留下纪录，是一件荣光的事情，总比传说拿得出台面。三国志作者陈寿，魏略作者鱼豢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所生活的年代不同。鱼豢是曹魏人，陈寿是蜀汉和西晋人，范晔是南朝宋人。鱼豢陈寿早于范晔。我们从几位大家在描述伯济时的细微差别上，也许可以看出点眉目来。陈寿在《三国志魏书》的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中，列举了马韩（理解为地名，指半岛西南部）五十四国，其中之一为“伯济”，并没有对其青眼有加。而范晔在《后汉书》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没有列举诸国，但单列了“伯济是其一国焉”。呵呵，这点细微差别，其实已经说明问题。从陈寿（三国西晋）到范晔（南朝宋）的时代，是伯济逐步壮大的时期，而不是其鼎盛时期，所以“复自立为辰王”和伯济的崛起，在时间上是相容的。

4，统一的新辰国，王治据后汉书记载，“都目支国”。根据三国志，“辰王治月支国”。孰对？由于在三国志中，陈寿详细纪录了马韩54国的名字，其中一国恰好名“月支国”，所以陈寿可能是对的，而范晔的“目支”可能是“月支”的讹写。这一点，还有其它论证方法，以后会提到。值得注意的是，陈寿在纪录中，将“月支”和“伯济”作为国是并列的，而“月支”却又是王治，这说明再次恢复“辰”国传统的部落，不是后来鼎鼎有名的“伯济”，而是“月支”。也说明此时“月支”的实力应该在“伯济”之上。伯济国的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伯济称霸半岛西南部和“尽王三韩之地”的“辰王”在时间上有后有先，并不矛盾。

5，读陈寿的记载，尽管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如“辰王治月支国”，表明当代半岛南部可能存在一个“辰”联盟，但他通篇都没有明确的说法。反观范晔，“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和“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等论断掷地有声，言之凿凿，不容怀疑。所以，陈寿所处的年代，可能属于“辰”联盟的早期阶段，中原学者对这个新生的事物还很朦胧，虽然窥得一鳞半爪，但无法知道来龙去脉。而范晔时代，对“辰”这件事就已经耳熟能祥了。这从侧面也佐证了上述时间窗口的合理性。

6，无论如何，不能排除“复自立为辰王”发生的时间早于上述时间窗口的可能性。例如，后汉书记载“建武二十年，韩人廉斯人苏马諟等，诣乐浪贡献。光武封苏马諟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建武是东汉光武帝的年号，建武二十年是公元44年。我们知道，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发生了众多东夷前来朝贺的事情，以前谈过的有夫余和勾骊都曾到洛阳朝贺。史书上有廉斯人朝贺的纪录，却没有明确提到箕氏朝贺的事情，也颇为蹊跷，可能表明，此时半岛南部的韩政权的控制能力已经下降。建武20年，距离前195年，已经200余年，箕氏的控制力下降，或被真正“韩人”取代韩王的名头，或“辰王”已经复立，也都是有可能的。好在魏略中纪录，新莽（地皇，公元20年－23年）年间，廉斯是辰韩的一个部落（这也是辰韩12部落唯一留下名号的），考虑到辰韩实际上是“辰”，作为“韩王”的对头，辰人积极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以求提高地位，也是情有可原的。以上所有这些可能都无伤大雅，无法改变“韩”又变成“辰”的事实，差的只是时间上的精确程度。

7，考虑到“韩”这个名字，比“辰”要响亮得多。以至于魏晋以降的史家，皆用“韩”来称呼半岛南部。所以，以箕氏为代表的“韩”政权，即便箕氏失去王位，也应该有其它可以代表“韩”的势力来充当领袖，存在的时间应该长一点。而新的“辰”国，时间则应该短一点，尽可能的接近百济崛起的时间，以便人们逐渐遗忘曾经有这么个无比重要的“辰”匆匆走过。

综上所述，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在半岛南部，以箕氏为代表的“韩”政权，可能是在公元245年之后不久，由于受到带方和乐浪郡的严厉打击，开始向以“马，辰，弁”等辰人为代表的新“辰”政权转变的。这种转变，如果伴随着“韩人”远走他乡的话，那日本列岛在公元三世纪结束弥生时代，开启古坟时代，可能就是“韩人”远徙海外最直接的结果。